近衛文麿

1891年10月12日出生於東京。

1912年3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戰後的東京大學)後攻讀哲學。10月轉到京都帝國大學(戰後的京都大學)攻讀法學系。

1917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法學系。

1933年任貴族院議長。

1937年任首相（第一次內閣）。

1939年總辭職。

徠1940年任首相（第二次內閣）、大政翼贊會總裁。

1941年任首相（第三次內閣），10月總辭職。

1945年任東久邇宮內閣無任所大臣，12月16日服毒自殺，時年54歲。

作為近衛家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自出生之日即被視為掌上明珠，受寵無比，其曾祖父為他的出生高興的連連題詩，其父經常在他身上拴著繩子，生怕摔倒。由於家族和天皇的淵源，近衛文麿自幼深受”天皇家屏藩“的嚴格家教與訓練，三歲起便有祖母帶著參拜皇室，尊皇盡忠的封建倫理在他心中打下深刻烙印。1904年(明治37年)1月，鼓吹對俄開戰的父親突然病逝。當時12歲的近衛文麿就繼承了爵位，昔日門庭若市的近衛家突然變得冷冷清清，那些以前受過篤麿關照過的人全都換了一副面孔，常常到近衛家索要債款，甚至搬走物品作為抵押。家道的中落使少年的近衛文麿倍感世態炎涼。

在華族學習院中等科畢業后，華族子弟多會是繼續學習院高等科。不過，被是當時舊制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大學前身之一)之校長新渡戶稻造感化，投考舊制第一高等學校。由於他的高貴身份，無論同學和老師都對他保持著一種禮貌上的友好，他為沒有朋友而苦惱，這一時期，他是個有很多偏見的憂鬱青年，喜歡西歐傳奇文學。甚至想辭去爵位，當一名普通人。

這一時期他結識了號稱“最後元老”的西園寺公望，當時以護憲為中心的大正民主運動蓬勃展開，每天報紙上新聞連篇，這使得以前視政治為庸俗之物的近衛開始關注政局，西園寺曾向近衛的曾祖父學習過書法，並同其父是好朋友；所以，當某天身穿學生服的近衛去拜訪他時，西園寺感到很親切。雖然兩人輩分為叔侄，但前首相西園寺對學生近衛常以“閣下”相稱，表示尊敬。從此，近衛與西園寺結下了恩恩怨怨的政治聯繫。

1916年(大正5年)，根據貴族院令，到了25歲便進身為公爵議員進入貴族院。1918年(大正7年)，為雜誌《日本及日本人》論文執筆“推開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他在論文中寫道：“英美和平主義實際上是利用維持現狀之便的得過且過主義，與什麼正義人道毫無必然關係。我國的理論家們沉醉在他們宣傳的美麗辭藻之中，認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德、意並無二異。在應打破現狀的日本卻高唱著英美和平主義，對國際聯盟象祈盼福音一樣渴盼仰止，實為卑躬屈膝，與正義人道相比實為蛇蠍而已。”可以看出，近衛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優秀論世界觀的反抗心理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這與活躍於明治時期政壇的其父近衛篤麿的影響分不開。“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義”論比其父的思想更加鮮明，奠定了近衛在組閣后即結成日德意三國同盟、提出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理論基礎。

1919年(大正8年)他跟隨代表日本的西園寺公望參加巴黎和會，增廣了國際見聞。時途經上海，應孫中山請求進行了會談。孫文也是在上海英文報紙上讀到了他的論文才起了和他見面的念頭。在巴黎會議期間，帝國主義列強的激烈爭奪，給近衛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國之後、他在《戰後歐美見聞錄》中認為巴黎和會顯示了大國的橫暴，實力支配是鐵的原則。從基於正義、維持和平的國聯精神來講，“人種平等”的提案理應被採納，但他是由：力量不足的日本：提出的而未被採納；與此相反“不合道理的門羅主義”是力量強大的美國所提出的而被納入國聯的原則中。鼓吹“面積狹小、人口過多的我國向外膨脹，誠為順乎自然之勢”，日本國民“應堂堂正正地為自己生存，要求發展之地”。可以說，從青年時代起，近衛就樹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礎，並用以指導一生的活動。

凡爾賽會議結束他還在歐洲旅行了一陣子，與戰後西歐的民主運動給了年輕的近衛以很大衝擊，越發的感到華族的風俗、禮儀和習慣沒有意義。他原本計劃到美國遊學（因親戚反對而未成行），說明他認識到如果將美國排除在外就不可能談論世界事務。他生活的明治時代，貴族家庭日常生活中瀰漫著歐美氣息。過早的當家立業形成他自負、執拗的性格，他幾乎不崇拜任何歷史人物，甚至對當時名聲顯赫的日俄戰爭英雄乃木希典大將和東鄉平八郎元帥也不以為然。但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曾擔任英國首相的亞瑟·貝爾福勛爵，因為貝爾福早年前默默無聞，後來在愛爾蘭總督位置上卻一鳴驚人，顯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幹。日後更是被溫斯頓·丘吉爾稱為當代的馬基雅維利。他有幾個妻子，常和自己的孩子，包括情婦所生的孩子一起嬉鬧玩耍，沒有多少日式家長的威嚴，倒像個美國式的父親。

高貴的門第，不斷見諸雜誌和報端的政論文章，使從國外歸來的近衛逐漸被人們熟知。1921年年方30歲的近衛被推選為臨時議長。1924年6月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組成護憲三派聯合內閣后，近衛就任貴族院研究會常務委員。在第55屆國會討論普通選舉法時，貴族院許多議員百般反對，法案難產，近衛上下活動，9月法案最終通過。近衛在政壇上的活躍，引起了社會上的關注。

火曜會

1927年(昭和2年)脫離舊態依然的貴族院研究會。與木戶幸一、德川家達等結成了火曜會，對貴族院內集結了新勢力的同時，逐漸偏離西園寺公望成為了貴族院內的革新勢力中心人物。同時，作為五攝家之首的血脈，加上端正的外貌(當時的日本人中屬於高個子)，用反對英美協調外交的現狀破除主義的主張，獲得群眾的歡迎，很早便被期待成為首相。1931年，近衛成為貴族院副議長，1933年就任貴族院議長。進入國家權利中樞。西園寺一方面認為他是個人才，另一方面又擔心他落入革新勢力的漩渦中，最終成為軍部的傀儡，叮囑他要“超脫”，要“慎重。”

進入30年代的日本，正處於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之下，生產和外貿急劇衰退，社會動蕩，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這便為法西斯運動興建建造了溫床。以軍部為核心的法西斯勢力，把擺脫危機的希望寄托在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上。1931年5月，近衛在駒澤高爾夫球場與闊別十年的政友會前幹事長森恪重逢，森恪早已不是政黨主義者，他甚至說：“世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若不改變諸如政黨、貴族院之類的狹隘思想，將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受森恪談話的刺激，近衛轉入所謂的世界新潮流的法西斯運動，客廳里日益出現皇道派少壯軍官和軍部外圍的右翼組織，牽線搭橋的就是森恪。

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事變，敲響對外侵略擴張的戰鼓。近衛對日本軍人的做法極為讚賞，他在《元老重臣與我》中聲稱，少壯軍人在“滿洲事變以來所推進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須走的命運之路”。反對西園寺主張的等軍人冷靜下來的協調外交。1934年他又一次聽取石川縣警察頭面飯田副次的彙報之後，恣意批評政黨政治。當飯田反映由於政黨無能，腐敗和對時局缺乏認識，國民和軍官都忍無可忍時，近衛立即評論說“政黨、議會都起不了作用，：”軍人發怒是難免的。：“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須打倒議會主義。”

1936年2月26日，日本軍閥中的“皇道派”青年官兵發動二·二六事件，導致岡田啟介內閣垮台。西園寺公望為了抑制軍部勢力，向天皇推薦他不聽話的弟子近衛組織新內閣，但近衛傾向於“皇道派”，感到難以處理二二六事件問題，便以健康欠佳為由加以拒絕。近衛之所以堅決拒絕組閣是因為他認為“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陸軍內部沒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接任的廣田弘毅和林銑十郎兩屆內閣，執政僅一年多便因無法控制國內的政治矛盾而相繼垮台。大家一致認為繼任首相人選除了近衛已別無第二個人。西園寺公望再度向天皇推薦近衛組閣，而近衛此時似乎成了眾望所歸的人物。官僚、政黨和各派軍閥都希望在“帝國的不統一”的狀態下，近衛能夠建立對自己有利的強有力的內閣。1937年6月4日，近衛受命組閣，成立第一屆近衛內閣，時年46歲的近衛被稱為“青年宰相”。報紙將他的內閣稱為“青年內閣”、“明朗內閣”，多數國民也都期待著他能成為打破日本社會沉悶狀態的首相。

的確，近衛有高尚的血統。美妙的年華，曾因拒絕就任首相給人留下沒有權力欲的良好印象。近衛最大限度的滿足了統治階級各層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對外擴張。他在組閣的當天就表示，屬於“非持有國”的我國必須確保我民族的生存權利，我國的大陸政策是建立在這個確保生存權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內閣負有實行”國際正義”的使命，而“實行國際正義的較好方法，是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資源的自由，為開發資源所需要勞動力的自由。”這無疑是一紙奪取殖民地的宣言書。

天皇也曾對近衛十分滿意，由於家族關係，兩人親切有加，近衛在天皇接見時，經常談笑風生，有時還邊說話邊搖晃著二郎腿。過分得意的他提出大赦建議，但這不僅引起了陸軍首腦的非議，甚至皇室成員，元老重臣，甚至天皇也搖頭反對。這使的近衛感到有些沮喪，不久，軍部就給他“製造”了個大麻煩。

僅僅一個多月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就發生了。近衛在手記中覺得“我方有點可疑”。由於陸軍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和陸軍省柴山兼四郎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動，近衛內閣也在9日內閣會議上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處理方針。但是在陸相杉山元已經參謀本部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和第三課長武藤章的要求下，內閣於11日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向華北增派關東軍兩個師團，駐朝鮮陸軍一個師團，從日本再派兩個師團。當時對此執慎重論的只有米內光政海相一個人。

當天晚上近衛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財界、評論界人士吹風，將這次事件定名這“北支事件”，表明了處理此事件的強硬姿態，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第二天大藏相賀屋興宣和內相馬場瑛一紛紛在報紙上發表談話，鼓吹對華強硬。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時在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正與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簽訂停戰協定。這種增兵的強硬態度必然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硬政策。國民政府的中央軍迅速北上，大戰一觸即發。這時他也曾經划策過同蔣介石的高峰會談，也試圖向國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擔心可能損害日本的國際形象而作罷。

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對侵華戰爭蓄謀已久，近衛就曾多次提出“華北經濟開發”對日本的意義。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侵華戰爭不斷擴大。7月底，北平，天津淪陷，29軍副軍長佟麟閣戰死。8月7日、近衛內閣召開四相會議，決定“大陸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區應為河北－察哈爾區和上海”。8月13日，中國軍隊開始圍攻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應海軍要求，陸軍向上海增派兩個師團。8月15日近衛在發表事實上拋棄了當初的“不擴大方針”的“膺懲暴（戾的）支（那）”聲明。飛機開始展開越洋轟炸。為確保侵略戰爭的進行，近衛內閣加強了國內的法西斯統治。9月3日，近衛將北支事變改稱支那事變。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向國民灌輸“盡忠報國”，“征服世界”等法西斯思想。10月，設立旨在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企劃院，制定《重要工業統製法》、《軍需工業動員法》等法令，促使整個國民經濟為戰爭服務。10月15日，近衛從工商巨頭、軍人和議會政黨中選出10名最有勢力的人物作為臨時閣員－－參議。11月22日，組成包括首相在內的指導戰爭的大本營。

儘管近衛標榜舉國一致，但實際上他連內閣都難以做到一致，隨著日軍在戰場上的赫赫戰功，軍部勢力越發猖獗，時常使近衛感到有被架空的感覺，他曾對秘書原田熊雄抱怨“陸軍大臣杉山元靠不住，有時向天皇自嘲說：‘我這樣的人完全像時裝模特兒，什麼都不讓我知道，卻被牽著鼻子走，這實在叫人為難，真對不起。’”近衛打算籠絡軍部、財政界的頭面人物，以突出內閣的領導作用，但收效不大。在攻佔南京之前，近衛試圖憑武力壓蔣介石投降，通過德國駐華大使展開陶德曼調停，因為條件並不苛刻，只是擴大了在華北和上海的非武裝區，蔣介石聽取了軍事將領的報告後轉告德國大使，宣布接受日本條件議和。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克南京，製造了南京大屠殺，次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統制派巨頭寺內壽一自主決定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華北臨時政府”。由於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戰果，日本國內主戰派勢力抬頭，12月20日，日本政府與大本營召開聯絡會議，修改了原來的條件，陸相杉山元提出了四項更苛刻的和平條件，蔣介石國民政府無法接受。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1日大本營和政府首腦御前會議上制定了處理支那事件根本方針，決定“如果國民政府不來求和便不再以其為對手，轉而幫助建立新政權”。近衛在16日發表了“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並在此後進一步聲明，“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日本均不與國民政府交涉”，日本“絕對不容許第三者出面調停”。聲明發出后，立即遭到一批尚能進行正常思維的國會議員的質疑，認為這是一個愚蠢的聲明他們說，在頭腦冷靜這一點上，國民對近衛曾寄予信賴和期望，但這個聲明則將其打破了，等等。近衛在聽到上述言論后，氣急敗壞的回答道：”我的力量太弱。“近衛在第二年就此說明辯解稱：“聲明是外務省制定的草案，由廣田弘毅在內閣會議上提出的。”並承認該聲明是失敗的。沒有任何退路的國民政府在1月19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迅速刊出蔣介石對日本近衛文麿聲明的反應，措辭強烈地表明了中國將繼續抗日的立場:“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維護中國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絕非中國所能接受，同時，在日本佔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篡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

單單指責近衛大概有些過於殘酷。在容忍軍部獨斷專行的背後存在著統帥權問題。據曾擔任近衛內閣書記官長的風見章所寫《近衛內閣》披露，內閣為了干預統帥權曾想過各種各樣的方案。如果能夠實現的話，通過修改憲法規定“建立掌管統帥權與國務的內閣制度”是最佳選擇，但“永不磨滅的大典”--明治憲法是不可能有何改動的。第二種方案是將除陸、海相以外的閣僚降格為各省長官，由首相指定幾名在海內外有一定聲望的人來擔任。但由於近衛對是否能找到有能力的人材沒有信心，這個方案也被束之高閣了。第三種方法是設置有首相參加的大本營。由於陸軍的反對做了一些妥協，最後以設立大本營與內閣間的聯絡會議為名得到陸軍認可。1937年11月20日，在宮中設置了大本營。在這個過程中近衛和其周圍的人有意放風說近衛要辭職，陸軍反而提出“現在近衛辭職不好辦”。這也是他為獲得對統帥權的干預權面使出的一個手段。但是近衛認為“政戰一致”的想法有些不合實際。

1938年5月佔領徐州后，近衛對陸軍的壓力作出反彈，將強硬派領導人陸相杉山元和外相廣田趕出內閣，起用對軍部有影響力的板垣征四郎任陸相，宇垣一成任外相，荒木貞夫任文相。企圖恢復對內閣的領導能力，但這三個也不是什麼和平分子。對於日軍而言，戰爭的接連勝利進一步激發了軍隊對中國的蔑視和對武力的狂熱。早在日軍佔領南京后，日本大本營就開始研究所謂“攻佔漢口作戰”。日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對於攻佔武漢的建議是：從歷史看，只要攻佔武漢，就能支配中國，通過武漢會戰，可以做到以武力解決中國事變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漢，即可以把蔣政權逐出中原，“使蔣政權降為地方政權”。1938年3月31日，近衛內閣公布戰時法律“國家總動員法”，動員全國人力物力為法西斯的總體戰效勞。1938年5月徐州會戰一結束，日本方面即決定於當年秋季進行“漢口作戰”:所有在中國大陸作戰的部隊停止回國調動，國內繼續動員增兵40萬人，並拿出32.5億日元的作戰費用預算。

日軍規模龐大的“漢口會戰”的另一個目的，正如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武漢會戰前的御前會議上所說，為了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的一擊，迫使中國投降，不願再見到“帝國雄獅百萬受制於中國”。為此，日本“陸軍為漢口作戰傾注了全力，沒有應變之餘力”。連用以進攻武漢的10個師團都是當年開始擴編的。據戰後發現日軍文件證明，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增援武漢會戰。

“中國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壓迫到最後限度。”蔣介石由此在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話，誓言“中國軍隊為了民族之生存，決心在武漢地區與日軍決一死戰”。國民政府調集全部海空軍以及陸軍120個師總兵力約11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直接指揮。然而與淞滬、南京會戰不同的是，蔣介石在1938年2月發表的《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中稱:“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因興亞院總裁宇垣遭到軍部排擠，九月末突然辭職，近衛想通過改組內閣控制軍部的目的落空。近衛開始認真考慮總辭職問題。同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后，中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日軍的速決戰美夢破產了。為此，近衛在11月3日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把對國民黨政府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以“共同防共”，“建設東亞新秩序”等口號向國民黨誘降。1938年12月，與蔣介石對立的汪精衛逃到日本，12月22日，近衛又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著名的“近衛三原則”，即“親善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近衛以“事態進入新階段”為由，於1939年1月4日提出總辭職。對於他的辭職既可以說是由於他被人嫌棄，也可以說是因為他本人感到領導能力已經到了極限，或者說是不負責任地不幹了。被一般民眾期待打破沉悶政治氣氛的第一次近衛內閣沒有完全燃燒就熄滅了，辭去首相的近衛和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對調了位子，擔任樞密院議長。

近衛辭去首相職務后，旋就任樞密院議長，並在平沼騏一郎內閣任無任所大臣。平沼內閣由於意外遭遇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事態，經過7個多月就下台了，繼任的阿部信行內閣也僅維持了5個月，然後是海軍大將米內光政組閣。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閃擊波蘭，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隨後不到一年時間裡席捲整個西歐。德軍的輝煌戰果極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侵華戰爭的僵持局面極為不滿，急於擴大戰爭規模，他們強烈要求鐵腕人物出馬組閣，調整日本的戰略。為此不惜搞垮了反對與德、意結盟的米內內閣。

第一次內閣時期因受到軍部壓力而心灰意冷的近衛在辭職后致力於新體制運動，政友會等政黨相繼自動解散，之後成立了大政翼贊會，確立了舉國一致體制。在得到廣泛支持的背景下，象是再做一遍夢一樣，第二次近衛內閣於1940年7月22日成立。近衛再次擔任首相。與其說是近衛謀求當首相，不如說是機會等待著他。

近衛的基本政策方針還是在其《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義》論文的延長線上，即通過強化日德意三國樞心和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與英美進行對抗，從這一點上講近衛的政治倒是一以貫之。這次內閣近衛主要靠兩個人物，一個是陸相東條英機，一個是外相松崗洋右，前者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強調閃電效率，素剃刀東條之稱；後者是老牌殖民主義者，能言善辯，被稱為說話機器和五萬言先生，這兩人成為近衛制定和推行軍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近衛在內閣會議上確定《基本國策》，提出要“建設以日本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主幹的大東亞新秩序”。為達此目的，在國內確定“發揮國家總體力量的國防國家體制”，對外推行南進政策並強化與德意的聯盟。近衛建立“大政翼贊會”並自任總裁，聲稱“大政翼贊會”僅作為輔佐天皇的政治組織，而不作為政黨，不論軍閥或官僚均可加入，以此擴大其政治基礎，減少軍人和官僚的對立，實現國內政治的一體化，強製取締日本國內各政黨和團體。要職分別由宮廷貴族、軍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頭目擔任，並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由當地知事任支部長，將居民編入“鄰組”組織，實行嚴密的法西斯主義統治。至此，日本的法西斯化不斷加強，並在日後東條英機的軍部獨裁時期達到頂峰。

近衛內閣還在1940年12月6日設立情報局，以此箝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論。由於希特勒法西斯德國在西部戰線取得勝利，在日本，以陸軍為中心，政策強烈向德國傾斜。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國在柏林簽署三國同盟條約。第二年4月，松岡外相在莫斯科與蘇聯簽定日蘇中立條約。松岡等人一直想把蘇聯拉入三國同盟，發展成為四國同盟。在1941年4月13日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

但是當時的蘇德關係正從“互不侵犯”向“戰爭”發展，松岡和外務省對此竟毫無察覺，可謂責任重大。對於三國同盟，以海軍中的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為首的政界、官界、財界有很多人執反對意見，但都無法改變時代潮流。近衛也開始認真摸索修復日美關係。松岡不在日本的時候，日美曾在私下進行過接觸。松岡從莫斯科回國后得知此事，再次對美奉行強硬政策，近衛內閣的對美交涉無果而終。近衛以總辭職的方式與松岡同歸於盡。1941年7月18日成立了第三次近衛內閣，豐田貞次郎擔任外相。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發動侵蘇戰爭，並在戰爭初期取得巨大勝利。德軍的軍事冒險一再得逞，這使得日本帝國主義十分眼紅，南進的心情空前迫切起來。7月2日。近衛主持的御前會議決定以全力向東南亞擴張，“不惜與英美一戰”。近衛內閣為日本鋪好了通往太平洋戰爭的道路。

為配合“南進”方針的落實，近衛展開外交攻勢，加強了自1941年4月開始的以犧牲中國求得妥協為內容的日美談判，企圖通過談判，一方面斷絕中國的一個最重要後援，迫使中國早日屈服；另一方面為侵略戰爭贏得時間。但在談判過程中，外相松岡洋右過於鋒芒畢露，一味激化同美國的矛盾，導致美國決定全面中止對日本石油出口，凍結日本在美資產。為統一策略，擺脫松崗，近衛決定內閣全體辭職。

1941年7月18日，近衛組成第三屆近衛內閣，原班人馬就換了一個，起用預備役海軍大將豐田貞次郎代替松崗為外相，繼續同美國談判。9月6日的御前會議上決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談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則立即與美英荷開戰。這個決議成了套在近衛內閣脖子上的絞索，決定了日本的命運。到了10月，日美談判仍然陷於僵局。陸相東條英機主張停止談判，立即開戰。近衛認為立即同美英開戰的條件尚不成熟，勝利的把握不大。東條英機作為立即開戰派的代表人物向近衛提出：如果不按御前會議的開戰決定執行國策，那麼參與這項決定的近衛內閣就應該引咎辭職。由於東條的態度十分強硬，近衛內閣被迫於10月16日宣布內閣總辭職。和處理日中戰爭一樣，近衛雖然高喊實現和平，但事實上局勢卻被引向戰爭的方向。近衛的政治完全象原田熊雄提出的“富士山說”所指的那樣，近看粗糙不堪。

東條英機接任近衛上台組閣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襲珍珠港的方式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儘管近衛反對立即開戰，但這絕不是說他反對戰爭，近衛三屆內閣事實上已經將日本推上了通往太平洋戰爭的道路。在東條組閣后，近衛向東條贈送日本軍刀，作為對後者的鼓勵。1942年元旦，日本在珍珠港大勝后，開局不錯，當時的近衛被日本輿論稱為“日本第一蠢人”、“戰敗主義者”。但日本的侵略戰爭很快便走向了失敗。1944年7月美軍佔領塞班島后，考慮到日本即將戰敗，他向內大臣木戶幸一建議，撤換東條，成立停戰內閣。在東條被撤換后，他在討論下屆首相的會議上積極發言：”宣稱打敗仗是可怕的事情，但革命卻更可怕，打了敗仗，過一段時間我們還能恢復，但是左派革命起來，卻會破壞國體。“他甚至指責軍部是赤色分子的大本營。天皇還要重用梅津美治郎等人，故而沒有聽他的，只是把一個退役的大將小磯國昭拉出來當首相堵塞輿論。至1945年初，狂妄的日本法西斯軍隊已經無法扭轉敗局。在這種形勢下，近衛認為只有儘快結束戰爭，才能保存天皇制。1945年2月14日，近衛上奏天皇陳述此點。並考慮到天皇的戰爭責任，在戰後留任天皇已不可想象，主張昭和天皇退位出家，有太子明仁繼位，高松宮宣仁親王攝政，但昭和顧左右而言他，仍想負隅頑抗，堅持“一億玉碎，本土決戰”。天皇甚至準備派近衛去蘇聯交涉，以求得蘇聯繼續保持中立，但因蘇聯拒絕而未成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軍隨即佔領日本。17日，日本組成東久邇宮稔彥王內閣處理投降的善後事宜。近衛在內閣中任國務大臣，後來又在幣原喜重郎內閣中任管理宮廷內務的“內大臣府御用掛”。他兩次跑去和麥克阿瑟套近乎，說是左翼分子挑動軍閥發動對美戰爭，造成日本革命的局勢，忽悠的麥克阿瑟對他大為讚賞。委託近衛修改憲法。外相重光葵毫不客氣的說：“東久邇宮和近衛都想逃避戰爭責任，想把挑起戰爭和虐待俘虜的責任說成與自己無關，壞事都是東條大將等統制派軍閥乾的。當近衛著手進行修改憲法的調查時，輿論嘩然，紛紛指責近衛是戰犯，如果讓近衛公爵在戰後不但沒有受罰還在日本國內擔當什麼角色，無異於讓吉斯林當挪威總統，讓賴法爾當法國總統，讓戈林當歐洲盟軍司令。佔領軍當局迫於輿論壓力而於11月1日聲明“沒有委託近衛修改日本憲法的事實”，並廢除內大臣府，11月19日，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傳訊他，追究盧溝橋事變和謀划對美戰爭的經過，他大驚失色的對人說：“我恐怕也要作為戰犯抓起來”。12月6日發出對近衛的逮捕令。天皇特使連夜趕來希望他能在法庭上洗刷掉天皇的戰爭責任，他苦澀著說：”為天皇效力我什麼都可以做，但在法庭上我不可能說謊，作為戰爭指揮責任是是沒法推脫的，總要歸結到作為大元帥的天皇陛下，我覺得我無力替陛下辯護。接著他露出一個奇怪的笑容，我是不會忍受作為戰犯受審的恥辱的。“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衛文麿在被捕的數小時畏罪服毒自殺。遺書自稱”對華戰爭之後，所犯政治錯誤甚多，對此深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無法忍受在美國人的法庭上受審····“他”期待將來社會輿論恢復正常的時候，神的法庭會作為正義的判決。就這樣，戰犯近衛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了。不過，即使他不服毒自殺的話，作為發動全面侵華和法西斯三國協定的首要罪犯，等待他的極有可能就是法庭的絞刑判決。

近衛在總辭職前曾透露過“從政界引退後想成為一名僧侶”的意思。日本投降后，他自評道：“我是一個被命運擺布的人，戰爭前由於軟弱而遭軍部欺負，戰爭中被別人斥為和平運動家，戰爭結束了，我又成為戰爭罪犯。”

實際上不論是在戰爭前還是在戰爭中，近衛決不是“軟弱的”，也不是“和平運動家”。他一生三次組閣，發動並組織了全面侵華戰爭，準備了太平洋戰爭，在建立和強化國內法西斯體制方面尤其別出心裁，什麼國民精神總動員、持有國，、非持有國、新體制、大政翼贊、臣道實踐、八紘一宇、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等等政治語言，都是他創造並實施的。他完全起到了軍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他親手造就了日本戰爭機器，並使其象烈馬一樣狂奔。他的軟弱就是沒能阻止軍部的獨斷專行，“和平運動”就是對軍部妥協，其所謂的“和平行為”亦是為執行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務。他是一個沒有西園寺那樣的大局觀和世界觀，沒有能力引導日本奉行與英美進行協調、與中國融合的外交政策的總理大臣。

在日本流傳著“近衛文麿是富士山”的說法。這個說法源於元老西園寺公望的秘書原田熊雄，是第二次近衛內閣時原田在其內弟有島生馬家中對近衛的評價。當時他感嘆道：“近衛這個人是個象富士山一樣的傢伙。”有島的女兒曉子問為什麼，他回答道：“從遠處望很漂亮，但到了近處看就全是岩石，粗糙不堪。”原田含著淚說：“西園寺先生看著這樣的人擔任首相，真是很心寒呀。”

對歷經三屆的近衛內閣的評價直今仍存在兩種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他沒能阻止日中戰爭擴大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缺乏領導能力，負有很大責任。一種看法認為在當時軍部的壓力和民眾的情緒支配下，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從受過法國自由主義熏陶、把和英美髮展友好關係作為外交政策基礎的西園寺的角度來看，近衛內閣與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德國、義大利結盟對抗英美的外交政策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