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園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生於1849年12月8日的日本，是德大寺公純家的次子，幼時過繼給西園寺家。他們兩家都是僅次於“五攝政”家（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的“九清華”家（久我、三條、西園寺、德大寺、花山院、大炊御門、今出川、廣幡、醍醐）之一。“五攝政”是鎌倉時代以來專門出任攝政、關白的家族，“九清華”是自近衛大將軍以來能夠官至太政大臣的家族。雖然貴族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保守，但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領導者們大都出身於富裕的貴族家庭，不用過靠勞作糊口的生活。他們學習本國和外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有增長見識的機會和條件，其中強烈感到本國社會存在矛盾和腐敗的覺醒者們，把對統治階層的不滿者和批判者組織在一起，取得革命領導權。這種現象非常普遍。西園寺公望幼年就成為西園寺家的族主。4歲起被敕任孝明天皇“侍從”，8歲時被封為右近衛少將，13歲加封為右近衛中將。到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時，18歲的西園寺已經是朝廷的老臣了。青年時代的西園寺，不滿於幕府的腐敗統治，深為開國后的日本民族前途擔憂。1867年底，他作為天皇的近臣，參加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小御所會議”和倒幕派首領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起制定“王政復古”方針，擁舉天皇親理國政。明治政府成立后，擔任“參議”要職。在幕府以清君側之名兵臨城下，新政府岌岌可危的緊要關頭，西園寺堅決反對朝廷中的妥協觀點，主張應與薩、長藩尊王力量團結一致，共擋大敵。西園寺這番高論，使朝廷重臣大為吃驚，岩倉具視脫口讚歎說：“此君大有見識。”戊辰戰爭時期，年僅19歲的西園寺公望擔任山陰道鎮撫總督，東山道第二軍總督，後任北國鎮撫使，率軍參加過鳥羽伏見之戰等無數戰鬥，後來又歷任越后府，新瀉府知事，為建立和鞏固地方政權立下功勛。

明治政權基本穩定后，西園寺本可居功作官，享受榮華富貴，但他從建設近代國家的長遠目標考慮，毅然解甲辭官，到法國留學深造。1871年，西園寺前往巴黎，正碰上普法戰爭，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義的悲壯情景，對人民群眾的強大力量有了更深的認識。在法國期間，他著重考察了法國的政治制度，風土人情，師從馬克思的友人埃米爾·阿格拉斯，和喬治·克列孟梭、貢格爾以及從日本來的中江兆民等許多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和憲法學者結識。他在法國學習了十年，生活非常愉快。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完成了向貴族資產階級轉變，這對他後來所走的道路及其政治主張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1880年正當日本國內掀起自由民權運動高潮時，西園寺從法國歸來，立即被捲入這場運動的激流。他於1881年和自由民權運動中最優秀的理論家中江兆民共同創立《東洋自由新聞》。他親自擔任社長兼主筆，並在發刊詞中宣揚人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西園寺的判經離道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和恐懼，他的胞兄、天皇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和右大臣岩倉具視先後找他，規勸他脫離新聞職業，但被他一一拒絕。最後天皇親自發出赦令，迫使他離開新聞社重返仕途。西園寺公望對此深感不滿。

1882年，西園寺隨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法，回國后協助伊藤從事立憲準備。憲法公布后，他歷任日本駐奧地利、匈牙利、德國特命全權公使，第二、第三次伊藤博內閣的文相。由於政見相近，他與伊藤的關係日見密切。西園寺公望在出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文相時曾表示：“必須使國民性情活潑開朗、正大有為，不要使之陷於慷慨悲壯、偏頗奇癖。現在社會上往往以衰世逆境中人為楷模，讓年青人效仿。這種作法會留下弊害，與國家今天的繁榮昌盛不相配。致力發展教育是世界大勢所趨，應加強思考文明盛衰道理的教育。”他主張排除過激主義，要心懷世界，以求進步。這是西園寺公望的一貫主張，一生也沒有放棄。西園寺經常對他的孫子西園寺公一說：“把天皇當作神來對待是不對的，應把他當人來看。”這不同於山縣有朋的對皇室抱有絕對忠心，表現出西園寺公望是一名自由主義者，對日本國粹主義化有抵抗情緒。伊藤博文在第三次內閣時期曾想自己組建政黨，由於山縣有朋的反對未獲成功，於是伊藤博文提出辭呈，推薦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接任。1898年6月，大隈重信內閣成立。大隈重信內閣因執政黨憲政黨分裂而倒台，11月成立了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伊藤博文終於實現了夙願，於1900年9月成立了立憲政友會。這時西園寺已經是伊藤的最得力助手，並經伊藤推薦擔任樞密院議長。1903年7月，伊藤博文乾脆把他的政友會總裁職務讓給於他異體同心的西園寺，從而把西園寺推到了政治鬥爭的第一線。

西園寺內閣的建立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五月十日，成立不到七個月的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倒台，這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個政黨內閣，閣員大部分也是立憲政友會的黨員。在伊藤堅持及多次進奏下，第一次桂太郎內閣誕生。第一次桂太郎內閣是長命內閣，歷時四年零七個多月。長命的原因，是因為日本需要應付日益惡化的日俄關係，更弄出日俄戰爭。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桂太郎總辭，推薦西園寺組閣。結果第一次西園寺內閣誕生。桂園時代第一次政權交替也出現。這是因為桂太郎內閣雖然取得日俄戰爭勝利，但也預料到國民會批判普策茅斯媾和條約是屈辱條約，屆時可能會掀起抗議運動。可在當時的情況下，不管面對怎麼樣的反對，日本都不得不簽署條約。政友會表示支持簽署條約。作為交換條件，成立了西園寺公望為首相的政友會內閣。桂與西園寺結下的盟約，是貴族院是桂的勢力範圍，眾議院是西園寺的勢力範圍。但事實上，內務大臣原敬，卻在貴族院靜靜地進行活動。西園寺公望內閣成立於1906年1月，政友會和大同俱樂部成為執政黨（在議會379個席位中政友會佔142席，大同俱樂部佔80席）。但政友會入閣的只有內務大臣原敬、司法大臣松田正久兩人，其他閣僚除去屬於大隈重信派的加藤高明外，多為前內閣官僚，其中還有的人屬於山縣有朋派。所以，雖然西園寺公望有組織政黨內閣的意識，但這屆內閣不過是政友會和官僚的聯合內閣而已，政界也進入了藩閥勢力和政黨都無法忽視對方存在的時期。

鐵路國有化政策

西園寺公望內閣面臨的課題是財政問題。日本政府為了進行日俄戰爭在國內外募集了12億8千萬日元公債，此外為經營樺太和朝鮮等殖民地，維持並發展在滿洲勢力、軍部提出對抗俄國，確保在樺太、朝鮮、滿洲的勢力而擴張軍備，這些都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明治39年度預算的支出和收入都是49289多萬日元，還有臨時軍費45045萬億日元，規模龐大。為此政府制定了整理國債基金特別會計法案和撤消非常特別稅期限法案，並從經濟、國防兩個方面考慮，制定了鐵路國有法案。

鐵路國有化問題在政府和民間早有爭論。軍部從戰時需要出發，歷來強調鐵路國有。鑒於日俄戰爭后私人鐵路普遍經營不振，私人鐵路經營者中也發出了鐵路國有的呼聲。只有三菱財閥因收益尚好，反對國有政策。三菱的代表外相加藤高明甚至以辭職相要挾，阻止政策實施。但是西園寺不為所動，斷然推行了國有政策，以相當於原投資兩倍的優惠價格，收買了占私營鐵路總長90%的17家私人鐵路公司資產。鐵路國有化維護了處於虧損狀態的資本家的利益，避免了公私鐵路之間的競爭，消除了鐵路的地方割據狀態，具有重大的經濟和軍事意義。

與山徠縣派的矛盾

原敬內相為了排擠山縣有朋派的官僚，把原來接受首相和內相雙重指揮的警察總監改為由內相直接管轄，他起用了一些非藩閥的帝大官僚，例如後來當上首相的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等，也有床次竹二郎等人。並且對人事進行了大幅調整，相繼罷免了6名地方知事和30多名事務官，進而提出廢除郡制的提案。和上屆議會一樣，法案在眾議院得到通過，但在貴族院被否決。西園寺這樣做，引來山縣系的人對山縣有朋表達不滿。引來山縣有朋串連貴族院、軍部等聯合倒閣。在1908年5月舉行的第十次總選舉中，政友會獲得187個議席，佔總議席的49%，再加上無所屬中准政友會的派系，席位超過了半數。但是經濟不景氣，加上山縣有朋上奏天皇稱內相原敬取締社會主義運動動作遲緩，結果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七月十四日總辭。而元老們也推舉了桂太郎組閣，結果組成了第二次桂太郎內閣。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

這次桂太郎執政三年之久，後來因為製造大逆事件而惡名昭著。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八月三十日總辭。西園寺又在元老們“意見一致、情投意合”下被推舉組閣，成立了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不久，中國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針對中國情況，制定了“遇有良機則努力漸進擴大我國的權利，至於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須等待對我最有利時機的到來”的穩健政策。根據這一方針，日本政府通過駐華陸軍、駐外機構、黑龍會等多種渠道，分別與清政府和革命軍接觸，同時給予雙方軍火和經濟援助，以便不管哪方勝利，都能使日本擴大在華權利。當時山縣控制的軍部曾強烈主張派兵一舉佔領滿蒙，因西園寺顧慮重重而被擱置。對此山縣滿腹牢騷，指責西園寺採取坐視旁觀政策，以致失掉千載難逢機會，實為國家不勝哀痛。

又當上內務大臣的原敬，提出眾議院選舉方式為小選區制，原敬的意思，小選區制有利大黨，以防社會主義者借大選區制進入議會。但這又引來以山縣有朋為首的官僚派的強烈質疑。當初山縣有朋支持大選區制，是希望眾議院設立當初（山縣有朋第一次內閣任內）有讓像政府期待一樣的政府黨躍進（實際上，自由黨系與改進黨系佔大多數）。小選區制在眾議院通過，但被貴族院否決，果然應驗了是山縣等官僚派的勢力範圍。結果要等七年後原敬當上首相后，與選舉權擴張一起施行。其間，明治天皇因糖尿病駕崩，西園寺內閣需要應付大喪之禮。

大正改元后，需要制定大正二年（1913年）的預算，面對著陸海軍的增設預算問題。而在眾議院占絕對多數的西園寺內閣，則準備行政及財政改革，預定以削減支出一成為目標。陸軍要求增設兩個師團，海軍要求建造三戰艦。陸軍以俄國在東三省的軍力膨脹為理由，用十年計劃增設六個師，陸軍常備兵力二十五個師的計劃，由石本新六陸軍大臣，提出內閣會議討論，而值得令人注意的是，這個計劃起草者是未來當上首相的田中義一，當時他是軍務局長、中佐。當時內閣會議不承認這議案，田中憤慨地說：“不明白政府對這個重大國防問題不感興趣的理由！”田中接近新陸軍大臣薩派的上原勇作大將。上原陸軍大臣與田中軍務局長聯合，向內閣會議要求增設二個師。結果在內閣會議激辯，陸軍大臣上原勇作接受軍方勸告，向利用帷幄上奏權向天皇奏上辭呈。西園寺為此事與山縣有朋面談，由於山縣拒絕推舉新的陸軍大臣。結果受制于軍部大臣現役制（即陸、海軍大臣需要為現役軍人，職級為大將、中將，需要所屬軍部的推薦），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於大正元年（1912年）12月21日倒台。

在這個時候，口中聲稱退出政壇的前首相、現內大臣桂太郎，與心腹若槻禮次郎一起到歐洲視察政黨政治，打算成立新黨，結果被山縣看在眼裡。桂回國后，被山縣推上台，第三次桂太郎內閣成立。桂園時代至此結束。此後，西園寺公望長期隱居“西風庄”，在幕後操縱日本政治。

1919年，西園寺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身份，率團參加了巴黎和會，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回國後晉升公爵。1922年山縣有朋死去、1924年松方正義病逝后，西園寺便成為政府中唯一的元老，故他的政治影響力上升。1924年至1931年八年間，是日本史上政黨內閣時代，這一時期協助天皇理政的最重要人物就是西園寺。借著宮中與財界的姻親關係，以元老身分調整宮中、國務、軍部，持續領導著日本的政治，此後直至他去世的1940年，歷屆首相多經過他個人推薦，或由他主持重臣會議議定認可。在軍部推翻最後一屆政黨內閣，推進法西斯專政時期，他曾挑選較為溫和的海軍元老齋藤實和岡田啟介執政，建立中間內閣，力圖延緩日本法西斯化的進程。

儘管西園寺不希望日本出現法西斯專政，但他沒有力量阻止法西斯運動的狂潮。軍部和民間右翼勢力相結合，從1930年代起，急速的把日本推向戰爭的軌道。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軍官發動政變，殺害了前首相高橋是清、齋藤實等重臣。西園寺本來被列為首要殺害對象，只因執行任務的軍官臨陣產生惻隱之心，他才倖免於難。西園寺公望雖然在心底有自由主義思想，但他無力對抗時代風潮，即便在心中進行著抵抗，但在現實當中也不得不隨波逐流。西園寺公望在日本自稱為“大東亞戰爭”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的1940年11月去世，時年91歲。國葬。

在任期間積極制定殖民地經營政策，1907年締結了第三次日韓協約，完全剝奪韓國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等權力，全部由日本人統監支配。在中國，設立關東都督府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加強對“滿洲”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統治。在對英關係上，簽署了第三次日英國同盟。此時的西園寺公望已經為排外的愛國主義激情所控制，認為這些作法是懲罰俄國之橫暴，廓清滿韓之天地。

西園寺公望歷仕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代天皇，一直活躍於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人生經歷與近代日本政治歷史相始終。西園寺公望個人的政治行為，亦是日本政治的重要內容。出身名門的西園寺積極實踐尊王攘夷，積極參與明治國家的草創活動，皇室中心主義思想是其思想的基本色調。然而十年的法國留學及以後的在外體驗，使其思想體系的基調上刻印了自由主義理念的痕迹，皇家中心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思想的矛盾結合，促使西園寺公望力圖實現其立憲君主構想。

西園寺公望政治實踐中，立憲政治與“世界的日本”成為西園寺公望一生追求的兩大夢想。他身為元老會議的一員，掌握推薦後繼首相的大權，成為政黨政治的監護人；外交上始終堅持國際協調主義，強調“世界的日本”。然而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勢力抬頭，否定立憲政治，否定協調主義，使西園寺公望的兩大夢想以悲劇而告終。在近代日本的九名元老中只有西園寺公望出身貴族，其思想中國體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並存，決定了其元老政治的特點，即平衡政治的傾向性與元老政治的進步性。近代日本歷史的悲劇決定了其人生的悲劇，然而在推動日本政治由絕對主義天皇制向立憲君主制發展過程中其作用不可忽視。

由於年少時親近皇室、故有“皇室之藩屏”的意識，那一種理念，但因為絕對的權力發生一點錯誤不被寬恕，故他反對天皇親政。當田中義一因為張作霖事件被昭和天皇斥責而引至內閣總辭，他持反對態度。所以從“作為立憲君主，不反對臣下的決定”這一句昭和天皇的信念，可看出西園寺的影響，同時，亦招致皇道派將領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