浜口雄幸

1870年4月1日 出生於高知縣長岡郡五台山村

1895年 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進入大藏省

1907年 任專賣局長

1912年 任第三次桂太郎內閣郵遞次官

1915年 當選眾議員

1924年 任第一次、第二次加藤高明內閣藏相

1926年 任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內相

1927年 任立憲民政黨總裁

1929年 任首相

1930年 遇刺負傷

1931年 辭職

1931年8月26日去世 61歲

浜口於1870年出生在高知縣岡郡五台山村，家中世代經營山林業，明治維新后其父胤平被任命為山林官。其母對浜口管教十分嚴格，要求他自己動手做身邊的事，激勵他“必須當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浜口在三個兄弟中排行最末，縣立高中畢業后，21歲給安芸郡豪農浜口家當養子，性格沉默寡言，在養父家裡很少說話，所以經常被誤解，沒給大家留下好印象。他自己的親父母家離養父家大約50千米，他一般是在養父家男僕的陪同下騎馬往返，但途中浜口雄幸竟然一句話也沒有。有人問他：“少爺怎麼不愛說話呀？”浜口雄幸答道：“如果有必要，我才說。”從第三高等中學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1895年大學畢業。他在學生時代成績優秀，但與其說是文彩煥發，不如說他是個勤奮的學生。在同年畢業的學生中，有幣原喜重郎、小野冢喜平次（後來擔任過東大校長）等人，可謂人材輩出，很多人都通過了首次高等文官考試而進入官界。浜口也進入大藏省工作，並於1897年擔任了會計課長。但他與上司發生了衝突，據說還動了手。溫厚老實的浜口被逼得作出這種事情肯定事出有因，有一種說法說衝突原因之一是浜口認為預算中關於大臣的費用不合理而要將其刪除，上司非常吃驚，利用所掌許可權強行寫入有關內容。浜口身體很好，少年時代擅長相撲。

因為這一件事浜口遭到冷落，長期被派到地方工作，即使回到中央也是在稅務監督局這樣的非主流單位工作，之後不久又被發派到地方工作。浜口再次回到本省工作是到大藏省外圍機關的專賣局。他作為公務員的最高官職是專賣局長。浜口辦事認真、公正、有責任感，受到一致好評。1912年12月，在第三次桂太郎內閣郵遞相后藤新平再三邀請下，浜口結束了在大藏省17年的生活，就任郵遞次官。他就任后不久，成立剛剛四十餘天的桂太郎內閣就因所謂“大正政變”而倒台。當時，桂太郎痛感作為首相如果沒有政黨基礎，僅靠超然內閣或官僚內閣是不行的，於是匆忙成立立憲同志會。當時政界已存在伊藤博文創建的政友會，立憲同志會是集合了非政友會派的新保守政黨。浜口在後藤新平的勸說下也加入了該黨，從此開始了政治家的生涯。當時他四十三歲。同志會成立不久，桂太郎突然死去，浜口的靠山後藤新平宣布脫黨。后藤曾勸浜口同他一起行動，但被浜口拒絕了。他開始在加藤高明任總裁的同志會中獨自邁出腳步。

之後，浜口獲得加藤總裁的信任在黨內嶄露頭腳，1914年4月出任第二次大隈內閣大藏次官，之後又任政務調查會會長，參與行政、財政改革及國防政策的制定。後來他在倫敦裁軍會議上的表現反映出他對國防問題的學習成果。作為財政專家，他的國防觀是主張國防與外交、財政保持平衡，政治應該支配軍事。在1915年3月的大選中，浜口作為同志會候選人在其家鄉高知縣參加競選，首次當選議員。選舉后，為了對應大隈內閣執政三黨欲合併成立新黨的動向，同志會在該內閣總辭職后改組為憲政會。在寺內正毅內閣下舉行的大選中，作為在野黨的憲政會議席減少，浜口也落選了。從大隈內閣總辭職到加藤高明護憲三派內閣成立的8年時間裡，憲政會進入了被稱為“苦難的10年”的在野黨時代。所幸的是浜口在隨後的補缺選舉中當選議員。浜口在兩年非議員的生活中，努力練習其不擅長的演講，終於成為一員雄辯家。他還積極投身黨務，參與制定政策。由於他善於聽取黨內意見而獲得支持。

1924年6月浜口首次入閣，在加藤護憲三派內閣中擔任藏相。內閣瓦解后，憲政會、政友本黨等黨派合併成立了立憲民政黨，浜口擔任總裁。最初浜口曾以健康和不擅籌措資金為由推辭，但最終還是答應了。黨內外對浜口擔任總裁都表示歡迎。當時是田中義一的政友會內閣時代，1928年2月20日舉行了普選制下的第一次大選，政友會獲得217個議席，浜口的民政黨獲得216個議席（共有466個議席），雙方不分上下。由於政友會和民政黨在議席上的形成對抗，使得議會運營不穩定，雙方都想挖對方牆角，形成混戰局面。

田中內閣決定出兵山東，進而在濟南事件后再次決定出兵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國內反日排日情緒高漲。田中本人在當初也是慎重派，但在軍部和政友會強硬派的壓力下不得不妥協。

1928年6月3日，浜口接替因處理關東軍炸死張作霖事件不當遭天皇斥責而辭職的田中義一出任首相。是否對外發表事件真相成為浜口內閣首先面對的難題。他經過苦慮，作出不能對外發表真相的政治判斷。陸軍方面認為公布真相對國家不利，因此強烈反對公開真相。元老西園寺公望則要求公布事件真相，明確有關責任，認為“如果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日本陸軍會更加喪失信用，傷及國家體面，有損聖德”。此前他也向田中提出過公布事件真相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浜口內閣繼承了田中內閣的政策，對要求公布真相的在野黨三緘其口，這種作法以及軍方內部曖昧的處罰給以後事態發展留下禍根。曾有人評價浜口說：“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不象現代日本政治那樣有因循守舊的反動思想。”但這次他的作法有些令後人遺憾。

政友會田中義一內閣總辭職后，在野黨民政黨黨首浜口雄幸於1929年7月2日被任命為首相。當時正值長期的經濟不景氣處於日趨嚴重的時期。浜口是第一位出生於明治時期的首相。浜口內閣成立得比較順利，他辦事認真的人品給國民以信賴感，所以內閣獲得好評。本屆內閣最引人注目是的起用日本銀行總裁、倍受財界信賴的井上准之助擔任藏相。浜口本人就是有名的財政專家，又起用了井上擔任藏相，是希望實現國民期待的重振日本經濟。浜口果斷執行了其承諾的整頓財政和金解禁(恢復金本位制)政策，但由於同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暴跌引發的世界性經濟恐慌把日本也被捲入其中，發展為前所未所的經濟大蕭條。浜口採取的措施給處於這種狀況之中的日本造成嚴重打擊，形成所謂“昭和恐慌”。

浜口內閣承諾執行金解禁政策，並於1930年1月11日開始實行。1月21日浜口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這是在普選制下進行的第二次總選舉，結果民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浜口和井上等在選舉中向國民表示，雖然金解禁政策會導致暫時的經濟不景氣，但只要克服了它，貨幣和物價就會穩定，出口和景氣就會恢復，日本經濟將重現生機。大多數國民對此抱有期待，把選票投給了執政的民政黨。經濟學家和大報社都持同樣見解，支持恢復金本位制和財政緊縮政策。當時反對恢復金本位制的只有石橋湛三、高橋龍吉、小汀利得等少數民間經濟學者和一部分財界人士。

井上本人在入閣之前也認為恢復金本位製為時尚早，所以他進入浜口內閣成為當時議論的一個話題。井上擔任藏相后認為只要準備充分，不用擔心金解禁會引起經濟蕭條。他決定人為提高兌換匯率，在此基礎上恢復金本位制（即根據舊平價金解禁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美各國紛紛恢復金本位制，從原敬內閣以來歷代日本政府也都以此作為政策方向，問題在於恢復的時機和方法。石橋和高橋等反對派認為，經濟緊縮時期實行金解禁將使景氣進一步惡化，即使要恢復金本位制，也不應實行由政府操縱的根據舊平價金解禁制，主張根據現在日元比價降低金的日元價值，在此基礎上實施（根據新平價金解禁制）。當時日元匯率下跌，已經失去了國際信譽。政府人為提高匯率，以一美元合兩日元的舊平價恢復了金本位制。

此後日本的經濟果然象石橋和高橋等擔心的那樣，被稱為“昭和恐慌”的經濟大蕭條導致生絲價格暴跌，尤其在農村表現得更為明顯。東北地區由於糧食歉收，出現了賣兒賣女的現象。要擺脫經濟蕭條就必然果斷實行包括降低利率在內的緩和金融政策，但浜口執著於實行根據舊平價金解禁制，反而繼續對財政金融進行大規模緊縮，經濟蕭條對策方面走了後手。直到1931年12月浜口內閣倒台，政友會犬養毅內閣成立后，政府才終止金解禁制，再次禁止金的交易。

浜口內閣金解禁政策的失敗是由於時機不對。在經濟蕭條時期打出經濟緊縮政策有如讓一個病人站到寒風中，可以說是政策失誤。金解禁政策起到相反效果，使國民生活面臨前所未所的經濟蕭條的打擊。當時國民中大多數是農民，農村的窮困狀況使軍部內產生使用武力改造國家的思潮。另一方面，自由派官僚以昭和恐慌為機會，發起產業合理化運動，相繼成立了《重要產業編製法》等產業統制立法，為日後戰爭時期總力戰體制鋪平了道路。浜口內閣的金解禁政策是否有這個意圖另當別論，但它確實對日本以後的發展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浜口內閣另一項重要政策是締結倫敦海軍裁軍條約。原敬內閣已為此做好了準備工作，高橋是清內閣締結的華盛頓裁軍條約規定了日、美、英三國擁有主力戰艦的比率，即英、美比率同為五，日本為三。這個由美國提出的草案與日本一直謀求的對美國保持7對7比率的造艦計劃目標相差很大。如果考慮到當時日本的國力和在國際環境中的地位以及與國際協調的外交政策，這個裁軍條約內容是妥當的。為了交涉達成妥協，高橋首相和加藤友三郎全權代表等海軍穩健派（條約派）作出很大努力。但是海軍和一部分政治家對締結條約表示不滿，指責是屈服於英美壓力。在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之外，還決定解除1902年以來的日英同盟，簽訂太平洋地區九國條約，向中國完全歸還山東半島舊德國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從德國手中攫取）。歸返山東半島招致對中國懷有領土野心和企圖擴大在中國利益的政治家及軍人們的不滿和對英美的同仇敵愾的情緒。

從1930年1月21日開始的日英美法意五國倫敦裁軍會議對輔助戰船作出規定。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若槻禮次郎為首席全權代表和海相財部彪等參加會議。根據海軍的要求，日方提出1、輔助艦比率對美保持7：7；2、確保大型巡洋艦對美7：7的比率；3、維持現有潛艇規模（七萬零五百噸）等三大原則。對此英美兩國均表示難以接受，交涉一度陷於停頓。3月12日，日本方面做出妥協，同意把輔助艦擁有量對美比率降為6·97成，交涉得以成立。日方全權代表團向政府建議以日本不可能再作讓步為條件批准此方案。浜口從建立世界和平秩序、減輕國民負擔立場出發，打出積極推動海軍裁軍的政策方針，對締結此條約表示同意。

但是從華盛頓裁軍會議以來海軍就一直對政府心懷不滿，以作戰部門的軍令部為中心反對締約。特別是加藤寬治軍令部長、末次信正次長等人最為強硬，他們說服日本海海戰中成為英雄的東鄉平八郎元帥和皇族伏見宮博恭等人，頑固地將反對締約運動擴大化。海軍穩健派的海軍次官山梨勝之進、軍務局長堀悌吉、軍事參議官岡田啟介等人對加藤進行說服工作。加藤寬治提出要直接面奏天皇，被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給壓下了。此時天皇身邊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內大臣牧野伸顯等都從與英美兩國協調的立場出發希望簽署條約，天皇也是這個意思。浜口在這次交涉過程中始終發揮了領導作用。天皇也鼓勵他“為了世界之和平努力早日達成協議”，使浜口更加堅定了信心。4月22日條約正式簽署。

簽字的條約進入審議程序。戰前，帝國議會沒有條約批准權，必須經過天皇的諮詢機構樞密院的批准條約才能生效。在野黨政友會把海軍軍令部的反對意見當作攻擊政府的絕好材料，在1930年召開的特別國會上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在議會召開前舉行的普選制下的第二次大選中，民政黨取得壓倒性勝利。政友會大敗，因此對民政黨敵對心理十分強烈，指責浜口違背軍令部意志簽署裁軍條約是“侵犯統帥權”，違反憲法，企圖以此推翻內閣。政友會總裁犬養毅、鳩山一郎、內田信也等成為在議會上對政府發起攻擊的中心人物。

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第十二條），“有關軍隊的用兵、作戰指揮權，即統帥權屬於天皇”，這種權力被解釋為在政務框架之外，俗稱“統帥權獨立”。同時憲法還規定“由天皇確定陸海軍的編成與常備軍員的定額”（第十二條），當然，與裁軍相關的編製和艦艇整編以及與之相關的預算也可以解釋為“國務”或“政務”，而由內閣負責處理。憲法中雖然寫了天皇在各個領域大權在握，但也規定“天皇應依憲法之規定行使”統治權（第四條），“各國務大臣有輔佐天皇之責”（第五十五條），首相以下閣僚有義務進行輔佐。實際上在實行明治憲法時期的日俄、日清兩場戰爭都是在政治主導下進行的，政治對軍事終始佔有優勢，“統帥權獨立”的說法在現實政治中也沒有成為一個問題。日俄戰爭勝利后，軍方勢力開始上升，表現出軍事擺脫政治控制、為所欲為的勢頭。1918年原敬內閣時代，陸軍參謀本部曾打出統帥權獨立的旗號對抗政府提出的從西伯利亞撤兵的要求。原敬對此抱有強烈的警惕感。

在憲法頒布之前，參謀本部已經形成獨掌大權的慣例，即所謂“直屬天皇參與帷幄”，這種慣例是由歌頌天皇親率軍權的“軍人敕諭”的形式實現的。但在海軍內部，相對於軍令部，海軍省和海相的許可權要大得多。政友會和海軍軍令部中的強硬派對於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的立場相同，以“侵犯統帥權”為由製造事端，使這個問題成為政爭的工具，這在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背景下是愚蠢的自殺行為。由於原敬被暗殺而失去頂樑柱的政友會內部產生派系對立和分裂，無法團結一致。在政策方面，以田中義一、鈴木喜三郎、森恪等為代表，與軍部和右翼勢力關係深厚，主張奉行對大陸擴張主義政策和復古主義政治體制，右傾化進一步加強。反對黨民政黨的浜口和外相幣原喜重郎反而繼承了原敬推行的國際協調主義路線，對中國採取不干涉主義。政友會和一部分軍人以及右翼勢力以“侵犯統帥權”為由攻擊政府，削弱了政治對軍部的控制，甚至走上軍事控制政治的道路。

8月18日樞密院審查委員會開始對條約進行審議，政友會從政黨利益和策略出發繼續對浜口內閣展開攻擊。民政黨與樞密院原本就存在反目對抗的關係。這是因為1927年民政黨若槻內閣由於樞密院否決了救濟銀行緊急敕令案而倒台，為此民政黨要改革樞密院，雙方對立更加明顯。樞密院中反政府勢力的急先鋒是與軍令部長加藤關係密切的金子堅太郎、伊東巳代治等，他們指責政府無視軍令部的意見而制定、簽署條約，故意拖延審議條約時間。樞密院對政府進行如此強烈批判的背後是政友會做了工作。在樞密院加強對政府批判的同時，政友會內部倒閣論也日益高漲。當時掌握政友會指導權的是鈴木喜三郎、森恪等與軍部和右翼勢力關係密切的勢力。但是樞密院在10月1日突然改變強硬立場，決定無條件批准條約。

樞密院之所以態度變軟是由於浜口首相採取了強硬姿態，準備如果樞密院不批准條約就直接上奏天皇，請其裁決，並開始討論撤換所有樞密院顧問官。國民和輿論的支持，天皇和元老西園寺的鼓勵，使浜口對裁軍的信念更加堅定不移。他的信念是，如果交涉破裂，將給日本與英美關係帶來負面影響，使日本陷於國際孤立，與英美髮生衝突，重新開始造艦競賽，導致財政負擔加重。正是由於浜口的信念和領導能力，使處於困境的倫敦條約獲得批准成立。

在倫敦裁軍條約問題上公開化的所謂“侵犯統率權問題”對日本今後發展留下很大禍根。1931年發生的導致太平洋戰爭的“滿洲事變”就是由主張“統帥權獨立”的關東軍預謀出動軍隊，無視政府的不擴大事態方針，擴大在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陸軍參謀本部在“統帥權獨立”的旗號下逐漸壟斷國政，政治家們特別是政友會政治家們對此表示認同，出現了政治家與右翼勢力相勾結的動向。幣原外交路線主張國際協調，與英美保持友好關係，對華親善、不干涉內政。簽署倫敦裁軍條約后，這一路線開始被批判為“軟弱外交”。

反對派認為在倫敦裁軍會議上日本是被英美兩國逼迫簽署了條約，華盛頓、倫敦兩個裁軍會議都是英美兩國削弱日本實力的陰謀，因此產生危機感，反英美情緒上升，叫喊國防危機論的聲音漸高。加之當時經濟蕭條、政黨醜聞接連不斷、對華政策擱淺，這些與危機聯繫在一起，使高喊“打破現狀”進行“昭和維新”的青年軍官和右翼勢力的勢頭高漲。1930年，在倫敦裁軍會議風波迭起的時期，陸軍內部激進派成立了以採取軍事政變手段改造國家為目標的秘密組織“櫻會”。11月14日浜口首相在東京站站台上被一名右翼青年襲擊，所幸浜口沒有被刺死。失去強有力領導的內閣急速失去凝聚力，政局陷入一片混亂。浜口遇刺事件不僅成為內閣瓦解的導火索，也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戰爭毀滅道路的轉折點。

浜口住院接受手術治療期間由外相幣原代理首相之職，為此民政黨內閣發生糾紛。幣原不是民政黨員，而在他代理首相之職問題上浜口也沒很好地向黨內做說服工作。浜口長期住院使黨內權力鬥爭表面化。責任感很強的浜口在年末曾決心辭職，但在黨內元老們和天皇的挽留下沒有實現。第二年，即1931年1月，國會復會。政友會的鳩山一郎等攻擊由幣原代理首相是蔑視憲政大義名分。幣原的答辯也成為問題，國會持續混亂，還發生打鬥事件。浜口擔心國會中屢屢出現的醜態會使國民對政黨和議會政治產生不信任，於是出於責任感，在病情尚不穩定的二月出席國會會議。但是由於體力衰弱不支，4月再次住院接受手術。4月13日浜口內閣決定總辭職，經歷了一年十個月的政權拉上了帷幕。之後浜口出院回家休養，8月26日去世。他的死標誌著政黨政治的崩潰和軍國主義時代的開始。“滿洲事變”是在浜口去世后一個月爆發的。浜口的接班人是同為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他對“滿洲事變”本想早期撤兵，不使事態擴大，同時又容忍軍部勢力為所欲為。為此內閣意見不統一，不久便倒台了。至此浜口內閣才算真正結束。

關於那次結束了浜口政治生命、並最終奪去其性命的暗殺事件，浜口在遺稿中是這樣記述的：“在列車一側聚集的人群中有一個人的手在袖子里作著異常的動作，當聽到‘乒’的一聲響的一剎那，下腹部感到異樣的疼痛，象是什麼物體以很大的力量穿進我的下腹，頭腦中隱約閃現‘我被殺了’，‘我死得稍微有點早’的意識。”表現出浜口特有的冷靜、沉著以及觀察能力和思維能力。浜口由於內臟出血而無法出聲，呼吸困難，他告訴自己“就這麼死去吧”。浜口低聲吟頌著他愛讀的《碧岩錄》中“夜深同看千岩雪”的詩句逐漸失去意識。這名話被後人稱作“表現了男子漢胸襟”的名句。

浜口所以能在生死之間表現出如此冷靜沉著，得益於他平時的人格修養與情操陶冶。浜口將自己視為一個平凡的人，非常注重日常的“修養與努力”，並用一生去實踐。有人說“浜口有認真的一面，但毫無情趣”，他則反駁說：“我沒有顧及其它事情的閑心。”

浜口的作風與獅子一樣嚴謹務實而且直率，並有堅定信念，因此被稱獅子首相。他不抽煙，以工作為本，公私分明。有這樣一段佚聞，浜口在熊本縣擔任稅務監督局長時，一天上街買了張桌子，自己把它往家裡扛。從此經過的部下想幫他拿，他拒絕說：“我不能因私事使用你。”他待人寬，律已嚴，經常悄悄地照顧朋友的遺屬，是一個人品敦厚的人。雖然他被人稱為毫無情趣，但在書畫方面造詣頗深。他用“空谷”的筆名寫俳句是從三十多歲在熊本工作時開始的。擔任首相期間他曾寫下“瘦馬、群山、春天已過”的俳句。1931年4月，他在離開政權時寫道“作為盡、志未終、等待春天”。他還留有詩味十足的句子，如“小河在曠野中象蛇一樣蜿蜒流淌”等。

“雄幸”的來歷

一般日本男人的名字都愛叫“某某雄”，不大聽說叫“雄某某”的，難道浜口雄幸的這個名字是父母為了與眾不同而特意起的嗎？原來浜口的親父叫水口胤平，是位酒豪。浜口雄幸出生后，其親父到村公所去報戶口前，在家裡喝喜酒已經喝得爛醉，稀里糊塗之中，便把在家起好的“幸雄”給寫成“雄幸”了。於是，其後也就只好將錯就錯了。

也可能是因為生於土佐，又有父親的遺傳因素，浜口雄幸也是個酒豪。當時神戶的“灘酒”2.5元1升，而成人後的浜口雄幸每晚都要喝5元1升的“松竹梅”高級酒。代表土佐高知的名酒“司牡丹”的名字是維新志士坂本龍馬給起的，而當了首相的浜口雄幸和這名酒也有著不小的淵源。原來他的秘書愛飲“司牡丹”，廠家通過秘書向浜口雄幸贈送，浜口雄幸還禮為其題詞“芳醇無比”四個字，田中光顯伯爵又據此作了首短歌：

豪雄獅，

牡丹名酒益芳醇，

傳世千萬代。

這就是“司牡丹”酒包裝上“芳醇無比之卷”文字的由來。

“工作要豁出命干！”

1929年7月2日發生的炸死張作霖事件，使以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為首的政友會內閣失去了天皇和輿論的信任而倒台，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推舉下，最大在野黨民政黨總裁浜口雄幸當上了繼任首相。

浜口雄幸，性格剛直不阿，加之相貌嚴肅，威風凜凜，還留著小鬍鬚，作風特別雷厲風行，故外號叫“雄獅首相”。那天下午1點他在宮中被任命首相，出來就立馬選人組閣，下午18點又回到宮中遞交閣員名單，晚上21點則率領閣員第3次入宮參加親任式。從被任命到新內閣開張僅用了8個小時，是日本近代史上組閣時間最為神速的高效內閣。這和浜口雄幸在野時期就已經將各項政策準備就緒是分不開的。

他起用在關東大震災后以幹練的手腕恢復經濟的井上准之助當藏相，他們將重建國家經濟財政看做自己的崇高使命。浜口雄幸在拜託井上准之助為藏相時對他說：“不過，這個差事要豁出命來干啊！我已經做好了將這條命獻給國家的精神準備，你也得做好同樣的精神準備呀！”

“豁出命”這句話，真的成了讖語，浜口雄幸在任只有短短650天，不到兩年，他倆真的雙雙死在右翼分子的槍彈之下。

慘遭毒手

1930年11月14日，浜口雄幸為到岡山參觀陸軍演習來到東京站。本來有規定，首相乘車時要戒嚴的，但浜口雄幸取消了這一措施，這就給了右翼分子以可乘之機。右翼分子在距離他3米的地方向他開槍，下腹部中彈的浜口雄幸被送到東大醫院動手術並長期住院治療。犯人立即被捕，他暗殺的理由說是浜口雄幸帶來“不景氣和干擾天皇統帥權”。

在岡山參觀陸軍演習的天皇在安達內相來報告時，忙不迭地問道：“浜口雄幸怎樣了？”安達內相一邊翻看手賬，一邊將浜口雄幸的話念出來：“為國捐軀毋寧說是男子漢的本懷。只是我肩負的責任沒有解除之前，我是對不起上下。”於是，一時間“男子漢的本懷”這句話成了流行語。

原來浜口雄幸從住院第二天起，就每天口述兩三次，講一些重建經濟今後應應採取的政策，叫人寫下來向閣員們傳達，這句流行語大概就是口述后，由安達內相傳達給天皇的。

舉國關注總理大臣的放屁問題

浜口雄幸住院后，因槍彈打穿了小腸，手術取齣子彈，手術很成功，使浜口雄幸撿了一條命。這裡還有一個插曲，那就是，搶救浜口雄幸首開日本輸血之先河。當時，輸血還沒有為人們所普及。為了搶救危在旦夕的浜口雄幸首相，緊急跑來的東京大學教授鹽田廣重火速地驗血型，不失時機而果斷地為浜口雄幸輸血，這才把浜口雄幸從死神手中暫時奪回。當時，新聞記者們在病房前打起了帳篷，日夜守護，密切關注著傷情的發展。

然而，不久，主治醫師的笑臉便“晴轉陰”了。因為腹部手術后表示腸功能恢復的放屁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一日復一日，這個屁就是沒有放出來。

“屁，還沒有放嗎？”記者團和主治醫師間的“屁問答”牽動著千萬人的心，全體國民都提心弔膽地盼望著總理大臣的這個屁。三天後的午夜，躺在床上的浜口雄幸終於放了兩個大屁。這種特殊時間地點的大屁，簡直就引起了萬民歡騰。不過，9個月後的1931年8月26日，這顆子彈還是要了浜口雄幸的命。

“關乎性命，就可以不守信用嗎？”

浜口雄幸有兩句名言：“要將政治搞成最高的國民道德”、“要優先考慮國民生活”。這在軍國思想跋扈的當時，的確難能可貴。這就免不了威脅到某些集團的根本利益，他的改革並因此而遭到死命的抵抗。浜口雄幸在強行推動“金解禁”（金本位）、“裁減軍費”（陸海軍軍費削減近一個億）后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右翼、在野黨以及不明真相的群眾的猛烈反對。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他被右翼分子暗算。重傷入院后的浜口雄幸，為了職務上的使命，確實是置生命於腦後。考慮到代理首相幣原應付不了政局，1931年1月22日出院后，身體根本沒有恢復，他卻硬是答應2月19日上班。但臨近上班身體極度衰弱，閣僚和黨的幹部都勸他再等等，醫師也表示不能保證生命，但浜口雄幸執意要上班，他說：“我對國民答應要出席國會的，言而無信就是欺騙國民！身為宰相卻欺騙國民，何以贏得國民的信賴？關乎生命，就可以不守信用嗎？我萬死不辭，即便死在議會上，由我自己負責！”

就這樣，浜口雄幸拖著虛弱的身體在3月9日穿著正裝出現在官邸，在記者的歡呼聲中他卻倒下了，一直到昏迷到第二天早晨。其後近二十天，他強拖病體以嘶啞的聲音在國會進行答辯，使政府提出的72個議案全部通過。然而，耗盡了體力的浜口雄幸癥狀急劇惡化，4月4日，再入院，不得不辭去首相職務。又經過兩次手術，但都沒有奏效。8月26日，他永遠停止了呼吸。告別遺體送葬時，上至天皇代表、政府政黨要人，下至一般民眾數以萬計，連對立面海軍高官都去了2000多人，成了事實上的國葬。

可見，廉明清正的國家首腦，還是受百姓擁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