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鄉隆盛

1827年1月23日生於薩摩藩(今鹿兒島縣)。自幼受嚴格武士訓練。

1828年1月23日（文政十年十二月七日）西鄉隆盛生於日本薩摩藩鹿兒島城下下加治屋町山，是御勘定方小頭西郷九郎隆盛（后改名吉兵衛隆盛）的第一個孩子。幼名小吉，通稱從吉之介，善兵衛，吉之助順次變化。成人式時名隆永，後來改為武雄隆盛。號南洲。

天保12年（1841年），行成人式，改名吉之介隆永。在這個時候加入下加治屋郷中的青年組織“二才組”。他自幼受到嚴格的武士訓練，這使他養成尚武的習性，具有濃厚的忠孝仁義等封建道德觀念。

徠弘化元年(1844年)擔任《郡方書役助》。後為郡書記官先後共10年。和維新三傑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衛門學習陽明學及朱子的《近思錄》，向福昌寺(現鹿兒島市立玉石龍高級中學所在地的島津家菩提寺)的無參和尚門學禪。他跟隨郡長巡視農村，接觸農民，通曉農政。其間，郡長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減免年貢不準而憤然辭職，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他出身於瀕臨破產的下級武士階層，長期擔任低級官吏，使他對下層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對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認識，從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島津齊彬繼承薩摩藩藩主之後，西鄉隆盛為首的“誠忠組”上書闡述減輕農民負擔問題。其政治主張得到島津齊彬的賞識。

1844年起任下級官吏。

1854年成為開明派藩主島津齊彬(1809～1858)的親信扈從，隨其住江戶（今東京），參與藩政，並為尊王攘夷運動奔走。

1858年幕府興安政大獄，兩次被流放。

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陸海軍實權。同年參與鎮壓尊王攘夷派長州危機，並成功化解敵對派（第一次長州戰爭並未交戰，因此稱長州危機更合適），后預料幕府將亡，遂積極投身倒幕運動。

1866年3月在京都同長州藩倒幕派領導人木戶孝允等人締結薩長倒幕聯盟密約。

1868年1月3日，與岩倉具視(1825～1883)、大久保利通等人發動王政復古政變，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戰爭中任大總督參謀，指揮討幕聯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因他在倒幕維新運動和戊辰戰爭中的功勛，在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

1870年初，由於與大久保等人在內政方面的分歧，辭職回鹿兒島任薩摩藩藩政顧問，後任藩大參事，參與藩政改革。

1871年到東京就任明治政府參議。

1872年任陸軍元帥兼近衛軍都督。跟隨島津齊彬期間，西鄉隆盛受到齊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國強兵的思想影響，並受到勤王家藤田東湖和橋本左內等人的影響，使他立志勤王和改革幕府政治。

1854年（安政元年）隨島津齊彬至江戶居住3年，為齊彬等人倡導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將軍合作的“公武合體”運動四處奔走聯絡，十分活躍逐漸成為曉有名聲的改革派志士。在“將軍繼嗣問題”上，與齊彬一起擁戴一橋慶喜。

1858年，由於島津齊彬暴病而疫，由島津忠義任藩主，實權掌握在其父島津久光手中。西鄉聞訊，曾打算為齊彬殉死。經僧侶月照的勸導，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繼承齊彬的遺志，進行幕政改革。此後，他依舊往來於京都與江戶之間，進行勤王活動，策劃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製造“安政大獄”，殘酷鎮壓勤王志士。西鄉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倖免遭難。二人先後回到鹿兒島，不料卻被勒令離開薩摩藩。他們感到勤王大勢已去，絕望之下，當船行至錦江灣，相抱投海自盡。被救起時，月照已溘然長逝，西鄉亦奄奄一息。島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島。

1862年（文久2年）西鄉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權的大久保利通幫助下返回薩摩藩。解除處分後作為尊攘派開始活動。久光本想藉助西鄉的聲望，以便實現自己入京勤王，繼續搞“公武合體”的計劃。不料，西鄉反對，表面上是認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夠。實際上其新的政治主張“尊王攘夷”與藩主的“公武合體”有矛盾，而且西鄉又與激進的藩士們聯絡。久光一怒之下，將他流放到德之島，兩個月後再轉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沖永良部島的牢獄中。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島。在獄中兩年，西鄉受盡磨難，卻閱讀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時吟詩抒懷。他的一首詩寫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縱不回光葵向日，若無開運意推誠。洛陽知己皆為鬼，南嶼俘囚獨竊生。生死何疑天賦與，願留魂魄護皇城。”這表達了他對死於安政大獄的志士們的追念之情，也闡明了他的生死觀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勢力增大和藩士們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鄉，並委以掌握薩摩藩陸海軍實權的重任。此後五、六年間，是西鄉思想趨於成熟的時期。他開始還是作為久光的謀將，後來則成為尊王倒幕派的領導人。他與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薩摩藩內進行政治改革，並為完成日本歷史上轟轟烈烈的倒幕維新大業，立下了功勛。

1864年7月，幕府對長州藩志士們發動的禁門之變進行鎮壓。在京都的西鄉遵從久光之命，參與鎮壓活動，在戰鬥中負傷，因而受到褒獎。9月，西鄉在大阪會見了勝海舟。勝對西方十分了解，對幕府內情也有很深的認識。這次會見使西鄉開闊了眼界，認識了幕府的腐朽和沒落，思想發生轉變。但這時的西鄉仍有“薩藩主體”的地方意識，所以在行動上表現得十分動搖。當幕府於9月組織軍隊討伐長州藩時，西鄉仍從本藩利益出發，參加並指揮了征長討伐軍。但在翌年4月幕府組織第二次討伐長州行動時，西鄉已在行動上貫徹其強藩聯合對抗幕府的主張，不顧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堅決拒絕出兵。12月他派人與長州藩聯絡，並在1866年正月，於京都同長州藩倒幕派領導人木戶孝允締結了“薩長倒幕聯盟”的密約。從此他作為一位倒幕派領導人在全國進行了廣泛的倒幕活動。

1866年7月，幕府將軍德川家茂死，德川慶喜繼任。12月，一貫壓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多數認為被公卿岩倉具視等毒死），由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繼位。倒幕派利用宮廷的形勢，開始準備武裝倒幕。在土佐奇人坂本龍馬的斡旋之下薩摩藩與長州藩結成“薩長同盟”。之後薩摩與土佐藩也結盟。這幾個“西南強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權，共同討伐幕府。西鄉等人還與英國結成了“薩英同盟”，想從英國那裡購買武器和取得財政援助，但他們對英國的侵略企圖有所警惕。

1867年9月，西鄉、大久保通過岩倉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義發布《討幕密旨》的準備。10月14日，薩長兩藩得到了《討幕密旨》。在部署就緒后，12月9日，西鄉、大久保等倒幕派發動政變，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將軍制度等，要德川慶喜立即“辭官納地”。倒幕派於當天組織了新政府，西鄉、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實權。

以德川慶喜為代表的舊幕府勢力，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因此發生國內戰爭，因是戊辰年間，史稱戊辰戰爭。

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鳥羽、伏見地區，幕府軍與政府軍發生了大規模軍事衝突。西鄉指揮了這次決戰。由於兵士的奮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軍打敗了3倍於己的幕府軍隊，取得了勝利。西鄉被新政府任命為陸海軍負責人。2月，討幕軍從京都出發東征，包圍了江戶。這時，防守江戶城的勝海舟，向慶喜說明了國內外形勢，促使慶喜下決心投降。3月，西鄉向幕府提出了7項投降條件，並去江戶會見了勝海舟。最後簽訂了幕府投降協定，史稱“江戶無血開城”。8月，西鄉又率討幕軍轉戰於關東和東北地方，征討幕藩殘餘勢力，取得節節勝利。凱旋迴師后，西鄉由於軍功卓著受到了獎賞。9月，他以在倒幕維新運動和戊辰國內戰爭中的功勛，授正三位官職，賞典祿為兩千石，成為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功成名就的西鄉，出於封建思想，認為自己功名地位高於薩摩藩主島津家，有損“忠臣”的聲譽，遂於1870年1月辭職，回鹿兒島做了藩政顧問，後任藩大參事。

1872年7月，西鄉任陸軍元帥兼近衛軍都督。

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稅改革條例》等5個文件，實行變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稅改革。在此前後，政府還進行了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多項資產階級改革。西鄉主持和參與了這些改革，雖在改革內容上沒有特別的建樹，但他統帥軍事力量，以武力為後盾，保證改革順利進行，應該說是他的特有貢獻。西鄉、大久保、木戶三人以在倒幕維新活動中的作用和貢獻，被人們譽為“維新三傑”。在此前後，參與廢藩置縣、地稅改革等資產階級改革。1

873年10月，因“朝鮮派遣使節問題”與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對，辭職回到鹿兒島，興辦名為私學校的軍事政治學校。1877年1月—1877年9月，被舊薩摩藩士族推為首領，發動反政府的武裝叛亂，史稱西南戰爭。9月24日兵敗，死於鹿兒島城山。

明治維新是一次資源與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舊權擁有者必然會失去原本擁有的資源和權力；維新，用句時髦的話講，也是一個管理扁平化的過程，一部分中間階層，必然會被淘汰。這就是一個從最上和最下兩個階層向中間階層擠壓的過程，而這中間最終被剝奪出的權力和省出的資源，就會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從而使管理和生產都達到新的平衡。好比“攘夷”，實質是剝奪西洋殖民者的資源和特權為本國所用，然而相對當時的日本，西洋殖民者是十分強大的，即便薩摩長州這樣的強藩在與他們對敵後也深深意識到無法與他們抗衡，如果硬要剝奪他們在日本的資源，很有可能反倒被這些船堅炮利的傢伙徹底打倒，連主權（本國政府分配自國資源的權力）都丟個乾淨。因而不如承認他們在日本的存在，甚至與之結盟，換取他們的支持，和必要的軍事技術援助，以獲得更高的發展資源(所謂“發展生產力”)的能力和擠壓其它階層的能力（在他們的支持下倒幕）；“倒幕”實質是把矛頭指向天皇之下，各諸侯之上的幕府將軍這一階層，剝奪他的特權，領地，剝奪他所擁有的資源和分配資源的權力，所謂“解放生產力”；“倒幕”成功之後的“廢藩置縣”則等於把這把刀又砍向了諸侯，剝奪他們的資源和權力。然而進一步呢，進一步的軍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擁有當兵的權利和義務，讓更多的人有為國盡忠的榮譽感和升遷的機會，於是，這把刀又砍向了下級武士。如果要說到背叛，倒幕過程中出過力的諸侯和下級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而最終得益的，有最高層的人，也有更大多數的日本平民。為了日本能真正實現軍事上的近代化，對下級武士這一階層，是必須背叛的。西鄉是贊成新的軍制的，他知道從公而言，新的制度能夠讓日本更加強大。可是從私而言卻不好說了。諸侯在倒幕過程中出過力，他們的資源和權力被剝奪以後還可以成為新的財閥、地主，就算不過奢侈糜爛的生活吧，至少生計不愁，而下級武士，數目龐大，作為個體而言，原就擁有不多的資源，再被剝奪從軍特權，往往就衣食無著了。西鄉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時根本就不曾猶豫過，可要砍向一貫支持維護自己的群體——下級武士時，他就猶豫了。西鄉不能忘記這些與他並肩的戰友，因而在初始階段，他進行以下級武士為主體的近衛軍的編製，就是為了給這些並肩的戰友一個容身之處，可近衛軍的編製也是有限的。雖然西鄉本人非常豪爽大度，每當有薩摩武士來找他的時候，假如他不能解決他們的私人問題，就任其在門口的錢櫃那裡取用。然而這點畢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也很易遭忌，容易給政治上的對手製造類似“西鄉又要收買人心造反啦”的謠言的機會。

於是西鄉想出的辦法就是對外擴張，“堤內不足堤外補”，讓下級武士們去侵略別的國家，從新的領地內和其它國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權和新的資源。為日本這樣一個彈丸小國本身計，其時這也確是一條出路。可是說說容易世界列強環伺，好地兒早就被搶佔一空。大清也還處於“同治中興”階段，看不出是條龍還是條蟲，咋辦？那就只有台灣、朝鮮兩處可打，此二地遠離大清統治中央，列強還未染指，也許不會造成清的強烈反彈。其實當時日本朝野都有徵韓征台之念，就連後來反對西鄉最力的大久保、山縣等人也一概贊成擴張，無非是“急征”還是“緩徵”的區別。而西鄉恰恰是站在多數朝臣的對立面上，強烈呼籲“急征”的。他急於在以平民為主的政府軍還不具備強大戰鬥力時，用世世代代以戰鬥為專業的軍人——下級武士們來進行這些對外侵略，也使他們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們在本國喪失的特權和利益。西鄉主張對台灣、朝鮮要“奪取此等之地，歸為我有，以永鎮皇國之南門”。具體方案是由他自任使節使韓，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鮮(“無一事不可為外人道”的西鄉，對外還是想用激幕府先行進攻的那一套謀略啊)，假如朝鮮中計，殺了他，日本就可名正言順派兵征伐，此時的西鄉，於日本人觀之，不可謂不勇，謀國亦不可謂不忠。然而倘於韓人觀之，則他也要被列入詭詐奸徒的行列了吧？一個人的歷史定位，原本就是只定義在他所維護和維護他的人群的基礎上的啊。與西鄉對立的大久保等人，認為應以內治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國家體系和後勤制度，才能展開對外征伐，貿然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後勤、補給不足，又因大清的強烈反彈和西方強權的干涉而失敗。因而極力反對“急征”，先前倒幕時期的好友，如今倒成為政治上的死敵。大久保等人採用多種政治手段到處遊說。站在大久保一邊的山縣有朋也運用謀略於台前幕後多方奔走。因為，他要維護新的政府軍的利益，同時也維護自己在政軍界的利益。另外還有不少長州武士出身，已經成為政府高官的人，也準備充分利用西鄉和大久保之間的這一矛盾，搞倒西鄉，從中漁利，以抬高長州派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與他們相對的西鄉，此時卻似乎真的僅以一個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現，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希望僅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動公卿大臣和參議們，希望他們不要背叛曾一起戰鬥過的下級武士們。他似乎真的想作那個心目中“無一事不可為外人道”的司馬溫公了。然而，政治鬥爭是一場特別的戰爭，需要特別的技術手段，需要特別的謀略機巧，僅僅靠“光明正大”四個字是無法在這場關乎公私兩種利益和理念的戰爭中勝出的。朝議之中，西鄉派終於落敗。他要求出使朝鮮，要求由武士征伐四方的願望徹底破滅。憤怒的西鄉隨即向天皇提出辭呈。第二日，天皇便批准西鄉辭去參議和近衛軍都督之職，保留了陸軍大將軍銜。而西鄉所代表的那些傳統意義上的武士們，也即永遠失去了他們所能獨享的榮譽。如果說，武士們的生命，如那櫻花，那麼，西鄉一定已經清楚地看到，那比櫻花更為令他們珍視的榮譽，此時已經輕輕地落去了。

士族問題越演越烈，日本各地不平士族陸續叛亂。

明治七年（1874年）江藤新平在九州佐賀縣發動的佐賀之亂。該事變平定后，日本政府為安撫士族，尤其是反抗意識最強的薩摩士族，於同年（清同治十三年）藉口琉球難民在台灣被原住民殺害，出兵台灣（中方稱為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特意將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升為中將，並任命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領兵三千餘名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然而士族問題並未因此獲得解決。

明治十年（1877年），薩摩不平士族攻擊鹿兒島的政府軍火藥庫，揭開西南戰爭序幕。當時西鄉隆盛並不在鹿兒島，聞訊之後慨然長嘆，但依然回到鹿兒島統率士族們，以“質問政府”為名揮軍北上，並在熊本城與政府軍爆發激戰。最後政府軍擊敗薩摩軍，西鄉隆盛撤退回到鹿兒島，在負傷的情況下由部下介錯砍下頭顱（按：西鄉隆盛並未切腹），結束日本最後一場內戰。

傳說詩句

傳說西鄉青年時立志的詩：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其實原詩為幕末尊王攘夷運動僧人月性所作，原題“鏘東遊題壁二首”，西鄉隆盛可能引用修改過，而數十年後毛澤東又作《七絕·改詩贈父親》，在中國廣為人知。

月性原詩

男児立志出郷関，學若無成不復還。

埋骨何期墳墓地，人間到処有靑山。

備註

在日本山口縣的月性遺品展示館外有此詩的刻碑，為後人紀念月性而立。

獄中詩句

西鄉安政大獄后被囚時詩句：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

縱不回光葵向日，若無開運意推誠。

洛陽知己皆為鬼，南嶼俘囚獨竊生。

生死何疑天賦與，願留魂魄護皇城。

西鄉離開中央回到地方，還因為他對明治政府實施有損於下級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滿。他很同情下級武士們在明治維新后的悲慘遭遇。他在請求薩摩藩政府救濟一個參加內戰的士兵的信中寫道：“臨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後，即行拋棄，影響德義。”他的一首廣為流傳的言志詩寫道：“幾經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恥瓦全。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他看不慣許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窮奢極侈，指責他們為“利”忘“義”。西鄉的個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們推崇。正是在這些內政問題上，西鄉與大久保等人產生了矛盾。西鄉、大久保等人儘管有矛盾，但他們都認識到要建立近代國家，使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必須消除封建割據局面，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從1871年起，他們又在這個目標下聯合起來，全力進行廢藩置縣的改革。

《最後的武士》：西鄉隆盛在薩摩推行的是把土地分給下級士族的政策，他對侵略戰爭的態度從他學生死諫反對戰爭可以看出，他也離開了主張對外侵略的政府，他的弟弟西鄉從道支持對外侵略，一直在政府中。西鄉從道率軍入侵中國台灣，西鄉隆盛對百姓仁義，因此在日本人民中有巨大威望，儘管領導小資產階級革命的西南戰爭失敗，被定為叛逆，但是後來為了籠絡百姓，而且很多“叛軍”都是日本主要派閥薩摩派的親戚，東鄉平八郎的弟弟也參加了起義，西鄉從道和東鄉平八郎在日本影響廣泛，西鄉隆盛最終被平反。

倒幕成功以前西鄉隆盛先是支持藩主的“公武合體”，之後主張“尊王攘夷”，但事實上也同英國合作，努力引進西方的技術。他在倒幕運動中縱橫捭闔，運用權謀。新政府成立之後他以宋代陳龍川的話“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作為座右銘。他曾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為人當學司馬溫公(司馬光)，無一事不可與他人道，努力要求自己向完全大公無私的方向發展。西鄉隆盛曾對坂本龍馬說：“你前天所說的和今天所說的不一樣，這樣你怎麼能取信於我呢。你作為天下名士必須有堅定的信念！”坂本說：“不是這樣的。孔子說過，君子從時。時間在推移，社會形勢在天天變化。因此，順應時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鄉，你一旦決定一件事之後，就想貫徹始終。但這麼做，將來你會落後於時代的。”西鄉隆盛從始至終都代表下層武士的利益。

西鄉好惡分明、熱情洋溢、時而採取不合理的行動。在維新三傑中，西鄉隆盛最受日本人喜愛，卻以悲劇收場。

當時日本除了地位高貴的華族，士農工商是屬於四民。士族有42萬戶，占人口總數十分之一，上級士族俸祿三百石，最低的只有五石，是小生產者。西鄉隆盛代表這些小資產階級階層，儘管比貧困農民和百姓稍微強，但是與華族成千上萬的俸祿沒法比，德川氏兵敗投降還依然保留七十萬石俸祿，皇族也成為擁有數百萬石的大封建主，他們和大資產階級建立了封建軍國主義政體，本質是帝國主義侵略性質的，是亞洲戰爭災難的根源。

當時的士農工商四民階層，比起華族那些世襲大名、藩主、高級武士地位低，與那些大地主、大商人比地位也是低下的。士族地位與農工商相近，他們主要是在倒幕運動中建立的民兵組織。在整編中被遣散的，解除俸祿的，都是戰功卓著的人。他們被解散失業，生活無著，因此在各地起義。西鄉隆盛領導西南戰爭時已經是日本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後階段，1869年西鄉隆盛離開中央回到薩摩，進行了有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土地改革，是日本當時唯一動搖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資產階級進步意義的土地改革，也使薩摩成為唯一沒有發生士族百姓叛亂的地方。他的弟子甚至因反對侵略朝鮮等弊政死諫，西鄉隆盛是個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進步政治家，反封建立場堅決，1871年才回到中央政府，為加強中央集權和資本主義改良運動作出貢獻。

芥川龍之介曾寫一篇短篇小說。借西鄉隆盛死時刎去頭顱而不得其屍，鄉人間流傳其仍存活的故事，來說明史學考據的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