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戶孝允

木戶孝允(木戸孝允きどたかよし；又名きどこういん)（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為幕末到明治時代初期活躍的武士、政治家。贈從一位勛一等。

長州藩藩士，所謂“長州閥”的巨頭。與薩摩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並稱為“維新之三傑”。幕末時期以通稱“桂小五郎”，為尊王攘夷派中心人物。維新後分別擔任總裁局顧問、參與、外國官副知事、待詔院出仕、參議（明治3年6月至7年5月）、特命全權副使、文部卿（明治7年1月至同年5月）、兼內務卿、再度擔任參議（明治8年3月至9年3月）、宮內省出仕、內閣顧問等職務。

吉田松陰的弟子，長州正義派的長州藩士，齊藤道場練兵館的塾頭，志向留學、主張開國、破約攘夷的勤皇志士，長州藩的外交官，歸藩后成為藩政最高負責人。志士時代被幕府追殺，曾不顧性命持續在京都地下活動。

維新后被任命為總裁局顧問專任，持續提出應以“政體書”推動“官吏公選”等諸多政策建議。提倡文明開化，並通過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努力瓦解諸多封建制度，為薩長土肥四巨頭構成的參議內閣制打下基礎。實現海外視察，歸國后，要求政府內部理解對於一個國家，其擁有憲法與三權分立的必要性；務實新的國民教育與天皇教育，進一步推動士族授產（救濟、扶助士族的措施）。長州藩主毛利敬親及明治天皇，皆對其有深厚的信賴。妻子為幕末動亂期的救命恩人，同時也是維新同伴的京都藝妓幾松（木戶松子）。

木戶雖然開明，但置身於從激進派到守舊派不斷權力鬥爭的明治政府中，精神苦惱源源不絕，甚至嚴重妨害其身心。西南戰爭時，木戶在京都出差途中發病，進入病危狀態，在意識不清的狀態下痛斥“西鄉，適可而止吧！”，擔憂著政府與西鄉雙方該何去何從而辭世。

關於“木戶”以前的舊姓，八歲以前為“和田”，八歲以後為“桂”。小五郎、貫治、准一郎為通稱。在性命受到狙殺危險的幕末時期，曾使用“新堀松輔”、“広戶孝助”等變名。“小五郎”是其所出生和田家的祖先之名，並非五男之意。“木戶”姓則為第二次征長戰前（慶應2年），為了使幕府的通緝犯“桂小五郎”能夠參與藩政，藩主毛利敬親賜名“木戶貫治”令其改名。

“孝允”此名，雖是桂家當家歷代繼承而來的諱名，但在戊辰戰爭結束后的明治2年（1868年），小五郎與其心腹大村益次郎共同建立東京招魂社（靖國神社的前身）時，為了再一次追悼與彰顯，奉獻生命於建設近代國家的同伴們，自改諱名“孝允”為正式名稱。

名字大致上的推移如下：和田小五郎（在成為桂家養子之前）、桂小五郎（8歲以後）、木戶貫治（33歲）、木戶准一郎（33歲以後）、木戶孝允（36歲以後，年齡皆以滿歲計算）。雅號有“松菊”、“松菊木戶孝允”、“木戶松菊”或是“松菊木戶公”等。其他尚有“木圭”“貓堂”“鬼怒”“広寒”“老梅書屋”“竿鈴”“干令”等等的稱號。

天保4年六月26日（1833年8月11日），出生在長門國萩城下吳服町（山口縣萩市），為藩醫和田昌景的長男，其父昌景住在萩城吳服町江戶屋衚衕，開業行醫，后成為祿米20石的藩醫。據說和田家是毛利元就的第七男，天野元政的後裔。（小五郎的）母親是（和田昌景的）後妻，上面有二位前妻所生的姐姐。雖然是長男，但被認為病弱而無法成人，長姐招婿文讓繼承家業，長姊死後，續娶了次姐。天保11年（1840年），小五郎8歲時，經洋醫青木周弼說合，過繼給和田家對面的桂家養子（養父：桂九郎兵衛（62歲，家祿150石）），得以武士身分與九十石俸祿。次年，桂家養母過世，回到和田家由生父、生母、二姊共同扶養。

少年時代雖體弱多病，但卻是個非常淘氣的頑劣兒童。經常把萩城下松本川中來去的船隻連人帶船一併撞翻，對此樂此不疲。有一次，潛入水中探出頭把手放在船緣上說“那麼，船就要翻了”時，憤怒的掌船人使用船槳狠狠一擊，旁觀之人不免發出驚叫，而小五郎卻在大家的驚慌中潛回岸邊，即使額頭流血據說也是咯咯直笑，這時候的弓型傷痕留在了額頭，據說日後幕府追捕小五郎時被作為標記識別。

十餘歲時，在藩主毛利敬親駕前二度表演即興漢詩及"孟子"的解說，皆受到褒獎，從此作為長州的青年才俊受到注目。嘉永元年（1848年），因病相繼失去了二姊與生母后，因過於悲傷卧床許久，不斷向周圍訴說希望出家替二姐與生母祈福。嘉永2年（1849年）藩校明倫館，吉田松陰授小五郎兵術課程，松陰其稱有“有成事之才”，並與他人信中描述“桂，為我所重視之人”。

弘化3年（1846年），進入長州藩的劍術師範—內藤作兵衛的新陰流道場修行，並未被傳為有過人的天分。嘉永元年（1848年），成年禮後繼承桂家大組士身分，由和田小五郎成為桂小五郎，生父向其言道“既然原本並非武士，就必須比別人加倍努力，粉骨精進以報君恩”。此後，小五郎比其他人更用心修行劍術，隨後實力精進，逐漸受到周圍認可。

1852年9月，齊藤彌九郎之子新太郎，遊學於諸藩，來到萩城，同久留米浪人宮部藤十郎在明倫館內藤道場進行比試，毫不費力的擊敗所有挑戰者，其技藝震動整個長州藩。小五郎堅持自費留學江戶，在得到藩的正式許可后，與其他五名公費留學生同行。

幕末江戶劍術界公認的三大流派，分別是“位之桃井、技之千葉、力之齋藤”。這三所著名的道場網羅了絕大多數為磨鍊劍技而從各地來到江戶的年輕人。桂小五郎所入的道場，便是以“力之齋藤”著名的練兵館。自此時起小五郎師從神道無念流劍客齋藤彌九郎學習劍術，一年之間突飛猛進，第二年便成為了練兵館的塾頭。

將幕府講武所總裁男谷精一郎的直系弟子擊敗，直到受藩命歸國的五年余，小五郎作為練兵館塾頭，其間以劍豪之名聞名於江戶，被延攬於大村藩等各藩的江戶藩邸，請其對藩士進行劍術指導。然而小五郎的劍豪之名，並非由來於某場比賽中的一劍成名，也非因其擊敗了某個對手，皆因其在道場中顯露的劍術強於他人並頗有人望，之後更因多種因素得到了彌九郎賞識，彌九郎為了挽留他，曾多次向長州藩申請延其留學期限，以至於最終小五郎以留學生的身份，擔任了他藩道場塾頭長達五年之久，在藩國之界明顯的江戶時代純屬罕見。江戶時期的道場等同於現代的大學，除修習劍術外仍需要讀書及交友，在國難時期更成為了有理想的年輕人聚集討論國事之所，小五郎經彌九郎與長州藩主的推薦定期入各藩的江戶藩邸演示及指導劍術，並在此期間結識了跨越各藩的無數好友，為之後的人生儲蓄了深厚人脈。長州藩自桂小五郎擔任練兵館塾頭以來，陸續送藩士入練兵館修習劍術，高杉晉作、吉田稔麿、井上聞多、伊藤博文、品川彌二郎、山尾庸三等，日後的長州尊攘派直系大多出自練兵館。

流傳在安政5年（1858年）10月，小五郎與武市半平太、坂本龍馬曾參賽於桃井道場的擊劍大會，桂小五郎曾與幕末著名的維新活動家坂本龍馬進行過一場堪稱經典的勝負對抗，但事實上武市與坂本9月間已歸土佐藩，並不在江戶。

擔任練兵館塾頭的同時，小五郎即在江戶經歷了馬休·佩里的黑船事件並深受刺激，馬休·佩里再度來航（1854年）時，長州藩主毛利敬親正在江戶參觀，桂小五郎奉命擔任警戒，桂經師傅齋藤彌九郎介紹，認識了擔任品川炮台建設工程的江川英龍（伊豆、甲斐、相模等天領五國之代官）提出申請實際參觀黑船（江戶時代人民無法自由移動），得到許可后以隨從的身分陪同江川英龍親眼目睹了佩里的艦隊。後作為江川的隨從參與了勘查武藏、相模等地海岸地勢，並開始向其學習炮術與，同時在江川英龍的私塾江川塾（別名縄武館）學習的還有佐久間象山、大鳥圭介、大山岩等人。

松陰實行“下田踏海”（松陰打算由靜岡下田港出海密渡海外的計劃）之際，希望隨同協助，卻被為弟子著想的松陰堅決制止，吉田“下田踏海”失敗后不幸陷入獄中，小五郎多方奔走，事件終得平息。

隨後與其內弟來原良藏一同向藩府呈交文書申請海外留學，令忙於應對松陰“下田踏海”后幕府監視的藩政府再度驚愕不止。海外留學相當於觸犯了江戶幕府的鎖國令，尚未有倒幕思想的長州藩政府，此時即使秘密間也不敢許可。小五郎被訓斥並受到禁足處分后，開始求學於當代各名流之間，吸收當代最尖端的技術。向江戶幕府海防掛本多越中守的家臣高崎伝蔵學習西洋式縱型帆船造船術。向長州藩士手冢律藏學習英語，入幕臣江川英龍的江川塾學習西洋兵法及槍炮原理，並與前輩神田孝平研究步兵後勤供應，可說他在從軍事技術上尋求日本的前進方向。其中向浦賀奉行所支配組與力的中島三郎助學習造船術，雖說是短暫的修學期間，小五郎與中島三郎助對彼此相當認同，名為師徒，其間小五郎卻受到了中島夫妻如同對親子般的關愛，寄宿於中島家。中島雖身屬開明派，卻以幕臣之身分，始終貫徹自己的立場對幕府進忠，箱館戰爭之際與二子一同壯烈戰死在五棱郭。明治政府成立后，木戶無法忘記中島之恩，儘力資助保護中島遺族，收養中島之女為義女。明治9年（1866年），木戶隨行視察北海道、奧羽時，回想往事而慟哭。

1858年8月，小五郎被任命為大檢使，主要掌管江戶長州藩邸的銀兩出入。同年至次年，大老井伊直弼為打擊一橋慶喜派掀起“安政的大獄”，吉田松陰因預謀暗殺老中牽連入獄，被處於斬首刑，小五郎含悲為其收屍。自此時起，小五郎與水戶藩過激尊王攘夷派聯繫密切，並逐漸開始涉入長州的外交。其間小五郎職位為有備館館長，負責監督與指導自長州到江戶留學的長州藩士。1860年3月，井伊直弼在遇刺（櫻田門外之變）。同年7月，小五郎與西丸帶刀等人結成水長同盟（別名成破同盟），共同策劃暗殺老中安藤信正（坂下門外之變）。事後被幕府察覺訊問，因當時幕府正採用長州藩長井雅樂所獻的國策“航海遠略策（公武合體與開國貿易）”，而政敵長井即為小五郎求情“只有桂一人能夠抑制水戶的過激派，與其殺之不如加以利用”，幕府將其無罪釋放。

文久2年（1862年），小五郎與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以京都情勢（島津久光帶兵上京被錯以為是要實現攘夷）為基礎，擊敗了長州大目付長井雅樂所主張的，單獨對幕府有利而開國的《航海遠策略》，迫其下台。此後小五郎被任命為行相府右筆兼政務座添役，正式擔任長州與幕府及朝廷的外交工作，長州藩策自此時起轉變為尊王攘夷（奉旨攘夷）。小五郎與久坂獻策並督促三條實美、姊小路公知等公卿，最終達成了江戶幕府200餘年未曾出現的將軍上洛，並迫使幕府約定十年內封港壤夷，小五郎此時仍期待著幕府對外國能夠採取堅毅的態度並改革內政。

但其同時，小五郎並沒有放棄自身的留學志向。文久3年（1863年）5月8日，長州藩派出秘密留學生（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遠藤謹助五人）至英國留學，於橫濱出發。此行的最初計劃者為小五郎與井上馨，最終小五郎因身負重責要職被否決，井上得到了長州尊攘派首領周布政之助的支持與藩主毛利敬親的許可，在小五郎請回長州的著名學者大村益次郎的幫助下獲得藩費4千兩留學。至此長州藩漸漸形成了開明派主政的局面，並達成共識，派遣留學生觀察歐美、吸收歐美文技術，實現真正的攘夷與自主開國。

1863年5月12日，久坂玄瑞不顧小五郎與高杉晉作以往的慎重論，依照江戶幕府受命於朝廷而發出的攘夷宣言，率領長州軍炮擊在下關通過關門海峽的外國船艦。長州藩的政局變動引起幕府及各藩，特別是薩摩藩的強烈不信任感，桂小五郎促成毛利元德（長州世子）與島津久光會談，試圖挽回長州與薩摩的關係，但因寺田屋之變、毛利元德奉旨的內容等種種誤解並無明顯效果。文久2年時以尊王攘夷為藩方針，活躍在京都的為薩摩、長州、土佐三藩。其中薩摩的藩父島津久光並無意攘夷，二藩關係至此已逐漸破裂，土佐藩尊攘派為土佐勤皇黨主要由鄉士組成，與藩父山內容堂對立，而周布政之助酒後責罵山內容堂即與長州產生隔閡，此時，長州已漸漸孤立。

1863年3月4日，將軍德川家茂入京晉見；11日將軍陪同天皇進行攘夷祈禱；14日，幕府被迫宣布5月10日為全國攘夷日。8月13日，朝廷會議發出天皇將親征攘夷的詔敕。可是就在五天後，薩摩、會津兩藩等公武合體派發動宮廷政變，趕走朝廷內的倒幕七卿，並同時把攘夷派二千六百多人趕出京都。之後小五郎與久坂玄瑞、中村九郎一起隱姓埋名，為了長州的名譽回復和七卿的赦免，繼續革命活動。

長州藩雖然仍然由倒幕派掌權，但是其本身也分裂為主張進京的進發派與以桂小五郎為首的慎重派。為了聯合仍存留的親長派公卿與同期長州個各藩，小五郎多次拒絕歸長州主政的藩命，甚至以辭職要挾，堅持留守京都。1864年6月4日，小五郎與長州、土佐、熊本等志士在京都三條河原町池田屋密會，不想消息被古高俊太郎外泄。遭新撰組突襲，宮部鼎藏等或被斬殺，或被拘禁，桂小五郎因遲到而倖免。池田屋事件導致藩內尊攘派群情激憤，儘管小五郎、周布政之助與高杉晉作皆反對，仍無法制止先發部隊三百名藩士上京，久坂玄瑞于山崎天王山、來島又兵衛於嵯峨天龍寺、福原越后則置軍於伏見，希望此舉能夠迫使朝廷平反長州藩主父子及長州派公卿的冤屈。朝廷也為此作出回應，會談已經進行到朝廷準備把京都守護職之職由會津藩改為長州藩，此時，一橋慶喜以半威脅態度表示“如果如此行事，以後幕府對朝廷的一切將置之不管”，並無覺悟要與會津藩、幕府成為敵對關係的孝明天皇和公卿們，因此感到畏懼而反悔。

原本劣勢的中川宮朝彥親王等佐幕派公卿們恢復勢力，強行介入並中斷朝廷、長州派公卿與長州藩間的交涉，依從幕府方面（一橋慶喜、會津、薩摩守舊派）一舉消滅長州軍的意圖，朝廷發出了要求長州軍於期限內撤退的最後警告。長州軍以武家名譽做賭注，無法未達成任何目的即垂喪逃亡般地返回本藩。於是，長州先發部隊在呈交建白書請求尚在瀨戶內海、由毛利定廣率領的二千長州本軍返回本藩后，賭上向天皇直訴和集體死諫的先發部隊，沖向蛤御門，禁門戰爭此時爆發。長州藩被稱為“朝敵”。

來島又兵衛率領的嵯峨天龍寺長州軍遭會津軍擊破，在皇宮中已被逼退一步，又遭薩摩軍側面攻擊，來島戰死後潰不成軍，敗逃四散。福原越后率領的伏見長州軍並未抵達御所，早早往大阪方向撤離。久坂玄瑞率領的天王山長州軍，於渡淀川時遭泥濘所困，抵達時時機已失，戰鬥接近尾聲，本打算以鷹司邸為據點直接向天皇訴願，但也未能實現，久坂等即以大將身份在燃燒中的鷹司邸切腹，殘黨則往天王山方向撤退。

此時的小五郎計劃說服因州藩加入長州陣營，在有栖川宮邸與因州的尊攘派實力者河田景興展開了最後的談判，因州藩任皇宮警衛，如能得到因州藩的協助，長州軍即可直入皇居，但此時河田眼見大勢已去，以時機尚早為由拒絕與長州同盟。違反先前約定而被背叛的小五郎，在孝明天皇出皇居后的避難路途中等待直訴，失敗後背向鷹司邸奮戰脫困，自此之後，在幾松和對馬藩士大島友之允的協助下，開始了真正的潛伏生活。禁門之變後會津藩等幕府勢力對長州人全面追緝捕殺，小五郎在理解到京都已無法繼續潛伏后，出京都，潛伏於但馬出石。他以這些慎重的行動保存力量，因而被稱為“逃跑的小五郎”。

1864年7月，幕府策動天皇下令征長，進行了第一次長州征討，8月四國聯合艦隊進攻下關，這時長州正義派政權下台，由俗論派（保守派）掌權，這次征討結果長州不戰而敗，三位家老自裁，其他幕僚自裁或被處刑以承擔責任。失利也使攘夷派有了更深的認識，開始向倒幕派轉化。之後，長州俗論派開始全面肅清正義派，但1864年12月，高杉晉作所率領的正義派軍隊揭竿而起，發動軍事政變（功山寺舉兵），次年二月，擊敗保守勢力重握長州藩政權，俗論派政權自此告終。其後，得知小五郎潛伏在何處的大村益次郎與高杉晉作等人，將小五郎以長州正義派統帥身分迎回長州。

擔任長州政務座后，為實現武備恭順方針，主要實行以下措施：提拔大村益次郎建設現代軍隊、改革兵制。將以奇兵隊為首的長州諸隊編入正規軍，動用撫育金（長州的秘密金庫）購買現代武器。與各支藩恢復交往（解決長州本家萩藩與岩國藩吉川氏自戰國時期遺留的矛盾等），處斷俗論派，使長州士民可舉藩一致備戰迎敵。

長州藩經由土佐的土楠左右衛門、中岡慎太郎、坂本龍馬等人斡旋，秘密地和薩摩結為同盟。同盟后，桂曾慎重地致信向龍馬確認協談內容無誤，請其背書。

六條約定：

開戰後薩摩派兵上京與駐京之兵合流，穩住京都大阪要害。

若長州看似有勝算時，薩摩負責向朝廷進言。

萬一看似要敗，長州一年半載也不至於毀滅，這之間薩摩也必須儘力。

戰爭結束后，薩摩一定要對朝廷訴說長州冤枉。

若土、橋、會、桑等藩一定要慫恿朝廷、違背正義，再三進言也無用的話，只能決戰。

洗清冤屈后，雙方誠心實意為國家粉身碎骨儘力。

於慶應二年（1866年）1月22日京都結盟以來，桂以長州代表身分，和薩摩的小松帶刀、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人屢次展開會談，使薩長同盟更趨堅定。在同盟之下，長州以薩摩名義向英國購入武器、軍艦。

1865年4月，幕府以長州的武備恭順和大村益次郎等人的秘密貿易為借口，強行發動第二次長州征討（四境戰爭）。

通過薩長同盟而秘密購入武器及船艦，並在大村益次郎之主導下實施近代軍制改革的長州軍，士氣十分高昂。當時正在長州的坂本龍馬對此有強烈感受，甚至在給薩摩的信里寫道“長州軍是日本最強的”。藩政府更印刷長防士民合議書36萬冊伸張長州的正義，發給不分士農工商的長州領內各戶，使長州士民一致團結、士氣高昂。

初戰，由幕府軍向防禦薄弱的大島口發動突襲開始，一向鎮定的小五郎慌忙把小倉口的指揮官高杉調至大島口。在高杉指揮船艦向幕府艦隊展開奇襲炮擊后，形勢開始逆轉，之後世良修藏所率第二奇兵隊的活躍表現決定了長州方的勝利。大村益次郎任指揮官的石州口、藝州口，鄰近的津和野藩採取中立態度，也多虧廣島藩對征長戰役所持之消極態度，長州方在此輕易取勝。特別是當井上馨所率之藝州口長州軍，朝幕府本陣所在地的廣島國泰寺蜂擁而至時，不只是幕府軍、連廣島藩都慌了手腳。由於肥后軍的猛烈攻擊而持續到八月的小倉口戰役，因幕府仍保持著消極姿態而未給以相應支持，認為實無必要損兵折將、招惹長州怨恨的各藩一同撤兵，而告落幕。大島口、藝州口、石州口三地在極短時間內相繼擊敗幕府軍，剩下的小倉口，也因原本打算抗戰到底的肥后軍戰意全失，而確立了長州的勝利，此結果使濱田藩（包含天領、石見銀山）和小倉藩的大部分土地，於明治二年（1869年）版籍奉還之前，均納入長州藩領土。

進入1867年全日本騷亂不斷，木戶等人抓緊時機，一再召開秘密會議，制定武裝倒幕的政治、軍事行動。10月14日，德川慶喜“大政奉還”。但木戶等人並不為其所動，密謀舉兵。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宮廷政變，宣布王政復古，廢除幕府。1868年1月3日，不甘失敗的慶喜率軍進攻京都，在鳥羽伏見之戰激戰三日，幕府軍戰敗。7日天皇下詔討伐幕府。1868年1月25日，木戶孝允應邀從長州來到京都，與大久保一同處理中央政府政務。明治新政府建立后，岩倉具視認為其有很高的政治識見，僅任命小五郎一人擔任總裁局顧問，為所有政策的實質上最終決定責任者。太政官制度改革之後，擔任外國事務掛、參與、參議、文部卿等職務。明治元年（1868年）以來，屢屢提出開明的建言，並持續率先做政策的實行。五條御誓文、新聞媒體的發達推進、封建的風俗習慣之廢止、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人材優先、四民平等、憲法制定、三權分立的確立、兩院制的建立、教育充實、法治主義的確立等建言，使明治政府漸次實施。再者，並於該際即提出將軍人登用為閣僚之禁止（文民統制）、地方警察制度與裁判制度等極為現代化且開明的建言。

關於明治元年（1868年）3月14日發布的五條御誓文，木戶基於福岡孝悌之擬訂版本，將第一條之“興列侯之會議”改為“廣興會議”、新插入第四條“破除舊有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其他尚有以下等修正：將福岡所擬草案的第三條後段以更練達的表現方式修正為“毋使人心倦怠。”，然而前段“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則尊重福岡孝悌獨特的風格未予更動。將“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業。”放置於第五條，“日本人將成為世界之人，必須從國民基礎開始本質性的改變與提高”木戶希望將此作為明治維新的最重要課題，給與全國人民深刻印象。稱為“五條御誓文”—由明治天皇親率文武百官向天地、人民宣誓的儀式，系基於木戶的構想，木戶說服了仍在抵抗的守舊派，並使天皇更加認真對待維新。

海外視察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與留守政府組（三條實美、西鄉隆盛、大隈重信、井上馨、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人）有著如下約定：“至海外視察結束之前，如未以郵送文書進行合意，則不能變更明治政府的主要體制及人事。”以留守政府的執行結果而言，這樣的約定就形同具文，但由於海外視察組亦未遵守約定時程歸國，使原先的短期考察計劃，延長至將近兩年，導致也無法再對留守政府的責任予以追究。但是，由留守政府提出的征韓論，在海外視察組眼中卻只能是絕對無法苟同的無謀之舉。雖然木戶也曾是征韓論倡導者之一，1869年1月，木戶孝允在明治政府伊始便向政府副總裁、大納言岩倉具視建議，將朝鮮首先作為興師問罪的大方向，從而“確定遠大之海外目標”。但到歐美研究西洋政府，從而從中大開眼界，1873年轉而反對征韓，主張內治優先。木戶為海外視察期間出國的唯一參議，歸國后，原因不明的劇烈頭痛等舊病突然再犯，並持續複發、惡化。加之在此次出訪也使得大久保的統率力進一步發揮，許多人走向其周圍，包括木戶的親信伊藤博文等人。木戶的影響力進一步下降。

木戶幕末以來的宿願—開國、破約攘夷—也就是撤銷不平等條約並締結對等條約，為此目的，作為岩倉使節團的全權副使之一，進行條約修正的預備交涉並視察歐美。不單是歐美進步的文化，木戶其亦洞察到民主主義的不完全性與危險性而歸，至今為止，木戶的政治立場由開明急進派轉變為漸進派，畢竟，歐美與日本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實在過多。再者，木戶痛切感到將征韓論撤回與內治優先的必要性，積極倡訴憲法制定與二院制議會的設置，並致力於國民教育與天皇教育的充實。後來親自擔任文部卿，為充實國民教育而儘力。

但隨著士族的進一步瓦解，西鄉主張侵略朝鮮以轉化危機，但是因木戶等反對而作罷，導致西鄉隆盛等五參儀辭職，薩、長、土、肥四藩聯合政權崩潰。木戶在事件后雖然仍留在政府中擔任參儀和文部卿，但作用、影響日益衰落，與大久保的矛盾也越來越深。1874年大隈重信與西鄉從道等人主張出兵台灣，遭到正在為將農民由不公平的稅制與重稅中解放而積極推進地租改正，為廢止武士特權而使其尋找新謀生之途而構想秩祿處分（取消士族的俸祿）等政策的木戶均激烈反對。當政府於明治7年（1874年）5月決定出兵台灣時，木戶為表示對此抗議而辭去參議職務、回山口（舊長州藩）。

【註：地租改正是將稅率依照地價一定比率課徵，不會有從前以農作物課徵因農作物的豐收或欠收而造成稅收變動的情形，政府得以確保穩定的收入。具體來說，也可說是政府將農作物價格變動的風險，由政府轉嫁至農民。再者，基於“不可以比過去的稅收減少”的方針，而訂定3%的高額稅率（身為地租改正推進派的木戶，卻認為如此高稅率會將農民推至比幕藩體制更殘酷的時代，而反對到最後）。地租改正實施后，結果上大多數的農民負擔都增高了，還有一些土地因納稅困難而被政府沒收，伊勢暴動、真壁暴動等一揆（地租改正反對一揆）不斷發生，其中也有著自由民權運動加之的影響。因此，為防止士族反亂與農民一揆的結合，大久保於1877年（明治10年）將稅率調降為2.5%。】

希望木戶回到明治政府里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於明治8年（1875年）2月，設宴招待木戶，眾人展開大阪會議。木戶以讓板垣退助也回歸政府、並確立立憲政體、三權分立與二院制議會為條件而同意復歸后，立憲政體的詔書迅即被發布。關於議會（立法），設置元老院與地方官會議，作為上下兩院之型。關於司法，則設置與日本現在的最高裁判所相當的大審院。

明治元年（1868年）的集議所、明治2年（1869年）的公議所等，都是木戶基於開明的方針而嘗試努力的產物，希望落實相當於國會下議院功能之組織。然而，讓存有江戶時代封建意識的各地不滿武士們充任臨時職務與自由發言，就維新方針也好、現實面的可能性也好，都過於乖離，大久保等人甚至斷言“應廢止之”，認為時期尚早、非現實而無意義。再者，這些會議召開於“廢刀令”、“四民平等”實施之前，只是成為薩長土肥以外，被剝奪特權的武士們不滿的發泄場所。

為此，持續摸索相當於現代國會的眾議院、並對其必要性持續主張的木戶，整備環境、並認時機成熟后，於1875年6月20日～7月17日召開第1回的地方官會議，並親自擔任議長舉行。該時點所訂的5項法案均是地方員警、地方議會等得以促進地方自治的法案，然而，隨著大久保內務省的崛起，這些項目並未能夠以木戶策劃的方式實施。同年發生江華島事件，他又鼓吹對韓強硬論。1876年3月辭去政府職務，改任顧問。

明治10年（1877年）2月西南戰爭爆發，木戶感嘆“與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軀於徵途”，企圖親自勸阻西鄉，大久保同樣請求擔任鎮撫使親自去面對西鄉。伊藤博文對兩者均予以反對，最後依徵兵令出動國軍，木戶則與明治天皇一同前往京都出差。隨著病症惡化進入病危狀態，明治天皇也曾前往探望；意識朦朧中，握著大久保的手言道：“西鄉還不適可而止嗎！”，在憂心著政府與西鄉雙方中，於5月26日辭世。享年45歲。

依照木戶的遺願，和眾多的勤皇志士們一同葬於京都靈山護國神社。再者，長州正義派政權時代于山口的居宅處（山口市糸米）建有木戶神社。晚年，據說木戶在東京都文京區本駒込5丁目、豊島區駒込1丁目的別宅招待友人，當時的庭園現今依舊被維持舊貌。山手線駒込駅到該別邸之間，留存著以“木戶坂”命名的坂道。

他一生態度瀟灑，無話不談。將精力分散於政治、朋友、女人、飲酒等諸多方面，感情易於衝動。他的義子（其妹與來原良藏之子）之子為昭和天皇的內大臣木戶幸一。現今遺留書信上萬封，被編輯為《木戶孝允文書》與《木戸孝允相關文書》。明治后十年不斷一日記錄當日的事件與心情，《木戶孝允日記》中記載了他對國家的理想與內心掙扎。木戶表示，他擔憂他對長州藩的忠誠與國家利益互相衝突，他經常要為自己被指出賣朋友而辯解。在當時的日本，人們不太了解國家的概念。武士比較在乎為他們的藩爭取利益，而並非國家。

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家、作家、記者、評論家德富蘇峰將木戶孝允定義為一位“理念的政治家”，其比較維新三傑之不同：“木戶公最讓人敬佩之處，並不是其行政的手腕，而是其對政治的見識。對國家如何進步的明確洞察力，且此並非高遠的理想、坐而云云之物，而是可以起而實行之物。就維新三傑來說，南洲先生可說是位偉人，甲東先生則為強力的政治家，而西洋所謂的liberal、statesman之典型則為松菊先生。此人實為立憲政治家中，日本之第一模範人物。”（“木戶松菊先生”，民友社。）；

對木戶之性格與特質作以下說明：“木戶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家，也不是乾燥無味、只顧著自身所思量的事物而強行付出實踐――如此狹隘的強辯家。真要說的話，毋寧是個通曉世情、富有人情味的人物。他的頭腦傾向於理智型，思維清晰、條理分明、始終一貫，卻也有著詩人般理想浪漫的一面。因此，雖然他是個對於國家來說不可欠缺的重要人物，然而，作為實行政策的責任者來說，說不合適即不為過。這是因為他時常會堅持主張自己的論點，不能與他人妥協，加上欠缺健康，也使得其執掌急遽繁重的公務變得極為困難，再者，其異常感性的一面爆發時，甚而表現為如女子般歇斯底里。”（“近世日本國民史明治三傑”，講談社學術文庫版。）

江戶後期的大名、越前福井藩主、四賢侯之一，明治時期的政治家松平春岳評論道。“木戶為維新之母，有德、有望，以天下安危為己任，輔佐帝王、統帥內閣參議，其功雖看似沒有大久保顯耀，但實際卻超越大久保許多。所謂天下之棟樑。”，並比較維新三傑：“維新之功，靠眾人之智仁勇協力而成，智勇推大久保，智仁推木戶，勇推西鄉”（“逸事史補”）。

“新政必須要做出實事，以此為最大目的，有卓越識見並能夠貫徹理念的政治家在明治元勛中唯木戶一人。木戶的本質理想主義者，希望實現自己的理想到極致時，即會與周圍發生衝突。這不僅是在堅持自己一人的理想，那些為了勤王而失去生命的無數前輩，那些無法看到黎明而已赴黃泉的，認識與不認識的同伴，他理所當然地把已故之人的理想也當作了自己的責任。認真、熱誠，判斷事物公正、公平，如此人物聖上的信任自然與眾不同。即使果斷剛毅如大久保，這樣與木戶不斷激烈衝突的人物，也能時刻推許木戶，像是真實從心底里推崇。若說缺點，無非感情用事一點。喜怒形於色，特別關於是非的順逆正邪，將會異常喋喋不休。”

（大隈重信，明治時期的政治家、財政改革家、早稻田大學創始人。）

追懷往時感無窮，三十三年夢寢中。

顏色威容今尚記，名聲輿望古誰同？

蕭曹房杜忠何比？獨相楠公義時通。

暮畔影詩新綠樹，山叫儘是血痕紅。

（伊藤博文，出身長州，明治時期的政治家。）

“那日，我和有名的木戶准一郎（桂小五郎）初次見面。桂是把軍事、政治中最大的勇氣與決意隱藏在心中的人，而他的態度不論何時都是穩和、和煦的。”（“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薩道義爵士Sir Ernest Mason Satow，英國外交官。）

“那麼蘊含強烈精神力的面貌，我在這個國家還沒遇過這樣的人。那人說話時，表情有種獨特的生氣。一見就知道是個非凡的人物。”（バロン ド ヒュブネル，奧地利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