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戰爭

明治初年，日本雖然成立了以天皇為最高權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權體制，從舊代延續下來的274個藩仍然保持著獨立的軍隊、財政和領國內的統治權，明治政府對國內的控制力極為薄弱。當時的明治政府面臨著三方面的壓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並無直轄武裝力量，僅僅靠薩摩藩、長州藩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薩、長聯盟與明治政府的利益點不合，政府將無兵可依，勢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僅能徵收和調配全國資源的30-40%，卻要負擔作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見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時日本仍在歐美列強的干涉和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和各項賠款，無疑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

第三，維新之後，日本整體政治氣氛仍然停留於幕府時期，只不過效忠對象由幕府轉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爭權奪利。

政府中以木戶孝允為首的開明派認識到：欲在內消除割據分裂的隱患，對外擺脫列強壓迫的危機，必須構建與幕府時代不同，能“與萬國相對峙”的新日本，對於這個新日本的構架，伊藤博文明確指出：必須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體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關鍵在於廢除各藩，清除構成“小權”的基礎。在具體實施上，採取先改革藩政，再“奉還版籍”（即各藩將土地和人民獻給朝廷，不再為自己所私有），最終廢除各藩的漸進式政策。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達“藩治職令”（統一各藩官制，強化政府對藩的監督控制；不受門第和舊習限制，提拔人才；藩政與藩主的家政分離），接著又在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還版籍”；同時要求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貢獻兵力，設立御親兵；后又實施“廢藩置縣”。在這一系列處理過程中，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從總體上看，主要矛盾有：

1、開國政策與“攘夷”派之間的矛盾。在倒幕運動時期，維新派以“尊王攘夷”為綱領，斥責幕府的開國行為是違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維新政策中，第三條明文規定：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來，開國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討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責任。他們採取暗殺來清除政府內的開國派。與此同時，開國與對外貿易，不平等交換造成了貴金屬短缺，而貴金屬短缺又引起物價上漲，使得民眾生活水平下降。這使得從武士、農民到市民，整個社會都蔓延著仇視外國人和開國政策的不滿情緒。在後來的叛亂過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參與。

2、徵兵制、秩祿處分與士族生存危機。如果說開國只是在精神層面上刺激了士族，那麼徵兵制和秩祿處分則從物質方面使士族的生存發生了嚴重危機。這也是西南戰爭的主因之一。在廢藩置縣后，明治政府即開始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組建鎮台，重新編製政府常備軍，解散各藩藩兵，完成軍隊國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過程中被迫退伍回家，從軍士族大大減少，士族的出路越來越窄。以鹿兒島縣（原薩摩藩）為例，原藩常備軍共計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輜重、騎兵）1190人。而取代舊藩兵的熊本鎮台鹿兒島分營，共計常備軍四個大隊，兵員不超過4620人，規模大大縮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達的《徵兵詔書》和《徵兵諭告》剝奪了士族引以為榮的當兵特權，雖然退伍回鄉軍士可拿到一筆遣散費，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滿，明治六年的福岡士族暴動就是一例。

世代繼承的家祿是士族的根本特權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雖有想法，但由於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計問題不得不謹慎處理。在舊幕府時代，家祿與“奉公”聯繫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對領主的封建義務，承擔一定的工作，而家祿則是領主對此給予的權利，兩者互相依存。家祿世代繼承，工作職務也世代繼承。但在廢藩置縣后，舊的藩政不復存在，士族們自然喪失了奉公的對象，而此時就形成了單方面領取家祿卻不承擔義務的局面。另外，雖然士族的俸祿已被削減，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萬日元，而家祿支出達1804萬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塊，使政府運轉明顯不靈。政府內部對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萬日元的家祿意見極大，從四民平等和改善財政的角度要求處分家祿。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斷然實行“金祿公債”制度，徹底廢除士族家祿。雖然士族們得到了一筆抵償金，但大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士族，都因不善經營而破產，最終淪為勞動力市場上待價而沽的赤貧者。士族們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特權，他們急需維持生計的出路，而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與平民為伍出賣勞動力，那麼剩下的途徑只有將危機向海外轉移，加強軍備，進行軍事擴張，將士族們的憤懣和不滿引向海外。

“征韓論”在日本由來已久，早在江戶時期，部分日本學者就開始歪曲歷史，聲稱朝鮮歷來是臣服於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奪。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獲得與列強對峙的資本，而朝鮮自然而然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而在政府內部，形成了以西鄉隆盛（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為首的征韓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為首的內治派，其實對於征韓問題，兩派並不二致，都認為必須對朝鮮發動戰爭。而不同點在於：西鄉派要求立刻遣使，以獲得開戰的借口；而大久保認為遣使就是立即開戰，而日本實力尚且虛弱，維新成果還未鞏固，當下不是開戰的時機。西鄉派其主要著眼於當前的士族問題，要利用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大久保派則從長遠考慮，謀求漸進式擴張，避免第三國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書形式宣布採納代理太政大臣岩倉具視的意見，推翻了西鄉征韓一事。同日，以西鄉為首的“征韓五參議”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廢除士族特權，本就引發了士族的不滿，而對外戰爭暫時被否決，向海外轉嫁危機的途徑也被堵死，士族宣洩不滿的途徑就剩下反對明治政府一條路了。而西鄉和近衛軍官們的下野，使不滿的士族們有了精神領袖和實戰指揮官，讓不平士族們的基層和高層得以結合，時局發展到這一步，西南戰爭已是不可避免了。

明治六年，西鄉隆盛因為“征韓論”不被接納而且和右大臣岩倉具視等政府要員不和，憤而辭官回鄉。當時出身自薩摩藩的新政府軍官及士兵們也追隨西鄉隆盛相繼辭官返回鹿兒島，例如陸軍少將桐野利秋、篠原國乾等。表面上回到鹿兒島的西鄉隆盛已不理政事，過著耕種、捕魚、打獵的鄉間生活，實際在西鄉隆盛心中仍然記掛著國家，他極為不滿明治政府的種種政策，一直認為政府必須進行改革。

明治七年（1874年）一月，岩倉具視在赤違被一班不滿士族襲擊受傷。二月，第一次大規模不滿士族舉兵發生，舊佐賀藩藩士江藤新平發動反政府叛亂，他也是因為“征韓論”失敗后辭官返回佐賀的。同時，明治政府開始進行“台灣征討”計劃，自西鄉隆盛離開政府後，國內外出現了那麼多重大問題，國家開始走入混亂時期。六月，西鄉隆盛為了追隨他而回鄉的一班青年建立教育機關，於是在薩摩藩的舊居城、鶴丸城設立私立軍校包括炮隊學校，槍隊學校等。一般認為，設立私立軍校的目是為了防範歐美列強的入侵，西鄉隆盛最擔心的就是俄國的野心。其次，西鄉隆盛眼見明治政府日漸腐敗又不肯改革，心想各地的不滿士族必會發起叛亂，到時必須要有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再次進行革命。

明治九年（1876年），因為廢刀令、停止家祿等政策，各地不斷發生不滿士族的叛亂，十月二十四日，熊本縣士族太田黑伴雄發起的“神風連之亂”，二十七日，有福岡縣的“秋月之亂”，二十八日，又有山口縣前原一誠發起的“萩之亂”，反政府運動頻頻發生，西鄉隆盛並沒有因此而乘時舉兵。可是明治政府擔心這支由討幕時最強戰力的舊薩摩藩士族所組成的軍隊，於是大久保利通派遣鹿兒島出身的中原尚雄等二十三名密探到鹿兒島，偵查私立軍校的情況及西鄉隆盛等人的意圖，並計劃暗殺西鄉隆盛。為了削弱薩摩藩士族的軍力，明治政府打算把鹿兒島的陸軍火藥庫里儲存的武器、彈藥運送到大阪，但是這些舉動被一批激進的私立軍校學生知道，明治十年（1877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軍校學生襲擊鹿兒島草牟田陸軍火藥庫，不久磯集成館、上之原等的火藥庫也遭到襲擊，鹿兒島市內亦有多處被放火，騷亂一發不可收拾，當時西鄉隆盛正在大隈半島的小根占打獵，得知此事後，雖然明白不是舉兵的時刻，但是眼見那班年輕學生被捕，政府的行動，西鄉隆盛只好乘勢舉兵反抗政府，當時薩摩軍有一萬二千人，還有來自九州各地的不滿士族合計四萬多人。

明治十年（1877年）2月，舊薩摩藩士族推舉西鄉隆盛為首領，發動反政府的武裝叛亂，薩軍編為七個大隊，共計3萬餘人。

在2月13日正式舉兵以前的2月6日，薩軍就召開了一次作戰會議，會上否決了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小兵衛提出的佔領長崎以保證物資供應、阻止官軍從水路攻擊，並再趁熊本鎮台援救長崎時佔領熊本，以期完全控制九州的提案，直接強攻熊本城。

朝廷方面對叛亂也有所防備，2月6日，陸軍卿山縣有朋就密令熊本鎮台防備鹿兒島暴動，12日又與伊藤博文（政府參議、工部卿）、川村純義（海軍大輔）進一步商議出兵，經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同意後進行了編製討伐部隊的準備。19日天皇頒布敕令，正式組成了由兩個旅團編成的“征討軍團”，任命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征討總督，山縣有朋陸軍中將、黑田清隆陸軍中將、川村純義海軍中將任參軍。后征討軍團增至8個旅團，總計有步兵五十五個大隊，炮兵六個大隊，工兵一個大隊，另有輜重兵、騎兵和其他部隊，合計58858人。海軍出動十九艘軍艦，兵員2280人。

2月21-23日的熊本攻略戰中薩軍受挫，於是決定分兵包圍熊本，在此期間政府軍已逐漸完成出兵準備。在熊本外圍，薩軍警戒部隊與從小倉來援的第十四聯隊（代理聯隊長乃木希典少佐）在植木、木葉一帶爆發遭遇戰，結果政府軍戰敗，聯隊旗被奪。

以三千人包圍熊本后，薩軍開始北上，企圖控制馬關和長崎，然而此時政府軍兩個旅團已經從福岡南下，25-27日，政府軍與薩軍於高瀨展開激戰，薩軍敗績。3月，雙方又進行了吉次、田原坂兩次交戰，在最關鍵的田原坂會戰（3月3日至17日）中，政府軍先後投入了11000人，其中戰死1766人，傷2399人，合計4165人；薩軍投入了9000人，戰死1200人，傷2100人，合計3300人。雙方的損失都接近各自兵力的四成，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同時物資消耗也十分驚人，政府軍平均每天消耗子彈322500發，炮彈1000發以上；而薩軍每日消耗子彈也達數萬發。可以說無論對哪一方，田原坂都是一座鐵與血的煉獄。

早在三月初田原坂戰役仍在進行的時候，政府軍便又編成了“背後衝擊軍”，該部隊在熊本以南的日奈久、八代登陸，薩軍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局面。同日，薩軍全線撤退，政府軍跟蹤追擊，政府軍於是亦解了熊本之圍。政府軍6月占人吉，7月克都城，8月取延岡。

明治十年（1877年）政府軍9月追至西鄉叛軍的巢穴鹿兒島城山，經過23天的圍城戰鬥，島城山被政府軍攻破。明治十年（1877年）九月二十四日，西鄉隆盛向在本營的洞窟前排列的官兵發出“冒死前進”的命令。於是薩摩軍冒著槍林彈雨向前沖，可是一個一個被政府軍的子彈打倒，西鄉隆盛的肩及右膝也中彈，不能步行，西鄉中彈后“徐徐跪坐，儼然正襟，向東遙拜”，最後命令身旁的別府晉介把自己了結，別府晉介只好流著淚大聲叫道：“ごめんやったもんせ。”把西鄉隆盛的首級砍下，終結了西鄉隆盛一生，也終結了這場戰爭。

根據明治十七年民部省統計，政府軍方面戰死5662人，海軍戰死25人，警察戰死843人，熊本縣官吏死24人，民眾死298人，總計6843人，其中即死4653人，傷后死2190人，另有9252人負傷，合計傷亡16095人。薩摩軍方面，戰死6239人，負傷人數不詳，約在10000人左右。陸軍消耗槍彈34893500發，炮彈73700餘發。海軍消耗炮彈7139發，子彈147824發。各類相關費用41567726日元。

西南戰爭后，為徹底清算鹿兒島為首的反政府士族，在九州設立臨時裁判所，被判刑的有原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以下2764人，其中斬首22人，十年徒刑31人，七年徒刑11人，五年徒刑126人，三年徒刑380人，兩年徒刑1183人，一年徒刑614人，拘禁百日130人，七十日拘禁2人，三十日拘禁2人，剝奪士族身份242人，棒鎖1人，交保贖罪20人。此外，宣布無罪449人，免罪40349人，宣判前死亡47人。

西南戰爭是倒幕運動的尾聲，也是日本資產階級革命餘波。隨著倒幕派中大資產階級、貴族與幕府封建地主階級的妥協，天皇遷都幕府勢力的江戶。資本主義勢力最強大的西南諸藩與東遷的中央政權矛盾也開始加劇，圍繞如何建立日該國體，軍事制度的對立使大批薩摩、長州、土佐等西南藩官員辭職，西鄉隆盛領導的下級士族起義代表了小生產者、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與資產階級的民權派、激進派關係密切。也是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西南戰爭失敗后，由天皇操縱、主導政權的封建軍國主義國家建立，標誌著日本資本主義革命的結束。

從軍事角度來說，首先這場戰爭是國民軍隊的勝利，它檢驗了明治軍事改革的成果，證明了建設“四民皆兵”的國民軍隊的正確性和意義。不過薩軍基層由於接受過正規嚴格的近代西方式軍事訓練，而且的確富有勇氣，是相當善戰的。這場戰爭與其說是士族軍隊的失敗，還不如說是士族的失敗。通過這場戰爭證明，士族作為舊的歷史時代產物，已經過時了。

其次，這場戰爭對於日本的軍事近代化也具有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通過這場戰爭，以六大鎮台為核心的政府軍得到了有效鍛煉，其所進行的海上機動，迂迴敵後等行動，體現了較高的戰役指揮能力。而在單兵作戰和小分隊作戰上，薩軍則高出一籌，其勇敢善戰，敢於以小股兵力實行果斷的行動，都給政府軍好好地上了一課。經過此戰，日軍將以上兩點結合起來，並加以侵略擴張的野心，對東亞各國構成了嚴重威脅。另外，日本軍方通過此戰也認識到，舊幕府時代造成了兵器規格雜亂所帶來的種種問題，開始著手統一裝備，簡化後勤，並開始兵器國產化進程，著名的日本步槍之祖——村田式步槍就是此戰催生的。

第三，薩軍的失敗除了最主要的人力、物力不濟外，指揮低劣也有一大重要問題，尤其在開戰之初，指導方針的嚴重錯誤非常致命。其過於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熊本城下浪費了太多時間。若能按西鄉小兵衛所言，在政府軍來到之前佔領長崎、小倉、福岡等港口，就將嚴重地限制政府軍向九州投送兵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