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藤新平

為了安定內部，決定轉內訌為外征，把士氣轉向國外——侵略朝鮮，江藤新平與西鄉隆盛、坂垣退助鼓吹“征韓論”。征韓派主張暫緩侵略台灣，先侵略朝鮮。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內治優先派則主張積極改革內政，發展生產，反對立即侵略朝鮮。於是內治優先派和征韓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在大久保利通的排擠下，西鄉、江藤、坂垣、副島、后藤五參議集體辭職，結束了四藩聯合政權，成立了以大久保利通為中心的長達半個世紀的薩長兩藩聯合政權。江藤新平曾提出“支那南北兩分論”，主旨為：中國雖然廣大，但已不可救藥；應乘日韓糾紛之機，聯俄瓜分中國，北部讓與俄國，南部收為日本；以十年為期，在中國內地敷設鐵路；待經營就緒，即驅逐俄國；明治天皇遷都北京；完成第二次維新之大業。該論對日本制定對華政策頗具影響。明治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的資產階級改革，遭到封建保守勢力的反對。1874年，江藤新平先於西鄉隆盛在佐賀起兵叛亂，失敗后被捕並處死，梟首示眾。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第27屆議會給江藤新平反，取消了罪名，追贈正四位。

明治政府為發展資本主義而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使下級武士生活陷於困境，他們對政府強烈不滿。以西鄉隆盛為中心的留守政府，為了安定內部，決定轉內扛為外征，把士氣轉向國外——侵略朝鮮，提出所謂“征韓論”。此時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岩倉具視等從歐美考察回國，在侵略朝鮮問題上意見分歧。以西鄉隆盛為主的征韓派主張暫緩侵略台灣，先侵略朝鮮，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參議支持西鄉的意見。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內治優先派則主張積極改革內政，發展生產，反對立即侵略朝鮮。於是內治優先派和征韓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

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被夾在兩派中間，因此而病倒。接著1873年10月24日明治天皇採納岩倉具視的意見，決定無限期延遲向朝鮮派遣使節，導致內治優先派勝利。25日西鄉隆盛、副島種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五參議集體辭職，結束了四藩聯合政權，成立了以大久保利通為中心的薩長兩藩聯合政權。江藤新平於同年12月28日以養病為理由，提出還鄉(佐賀縣)的報告，1874年1月13日踏上歸途。

明治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的資產階級改革，遭到封建保守勢力的反對。1872年夏，島津久光上書明治天皇，提出14條建議，反對資產階級改革。1874年他又向三條實美等人提出了“質問書”，指責明治政府的各種改革，堅持主張服制、學制、軍隊、租稅等一切復舊，並要求撤消大久保利通的職務，召回西鄉、板垣、江藤等人，恢復他們的職務。因為革新勢力的反擊，島津的反對要求沒有實現。最後，島津久光不得不辭去內閣顧問的職務。

和中央政府內部分裂相適應，地方上的反動土族對明治維新的各項資產階級改革強烈不滿。佐賀的士族建立了征韓黨(1873年12月)和憂國黨(1874年1月)。征韓黨擁戴佐賀出身的明治政府前參議江藤新平為首領，憂國黨則擁戴佐賀出身的前秋田縣令島義勇為首領，1874年1月江藤新平和島義勇先後從東京和秋田縣被迎入佐賀。征韓黨對征韓論派被內治優先派擊敗感到十分氣憤，主張立即侵略朝鮮，擴張國權，建立士族專制的國家。憂國黨則反對政府所進行的各項改革，要求政府重新起用“中興元老”島津久光、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人，主張對內實行封建郡縣制，對外征服朝鮮和中國。

由江藤新平和島義勇領導的征韓、憂國兩黨在武力反抗政府的基礎上結合在一起，結集了3000多名士族，組成一支叛軍。

1874年2月4日，江藤首先搶劫了小野組銀行，搶到20萬日元的經費，然後發動武裝叛亂。18日佔領了佐賀縣城。

東京得到佐賀叛亂的消息，太政官在4日和7日命令陸軍省出動熊本鎮台兵和大阪鎮台兵進行鎮壓。2月10日，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為軍事和審判的全權代表，赴九州鎮壓叛亂。

21日政府軍開始反擊，同時海軍也將軍艦開進長崎、伊萬里助威。由於薩摩的島津久光按兵不動，鹿兒島和熊本沒有發動叛亂，佐賀陷於孤立，很快被政府軍打敗。

明治七年(1874)2月23日起義軍全面潰敗，實在難以防守，江藤新平決定放棄佐賀，投靠西鄉隆盛，準備東山再起。當天夜裡，江藤和山中一郎、香月經五郎、山田平藏、中島鼎藏、生田源八等一起到佐賀的海邊，由九日村乘船，從海上逃往鹿兒島。3月1日夜，島義勇也從住江乘船逃往鹿兒島。

江藤新平和島義勇兩位首領雖然離開了佐賀，但叛軍仍繼續戰鬥，後來政府軍逐漸增多，只得退守佐賀城。2月28日叛軍意識到再也不能抵擋政府軍了，便提出了投降書，但因用詞不遜被退了回來。當大久保利通到達蓮池時，起義軍又提出了投降書，約定3月1日上午10時投降，停止攻擊。政府軍當天和平進入佐賀城。

政府軍本想看到江藤新平和島義勇自殺的屍體，不料他們已經逃跑，便下命令嚴格搜索追捕，並向各地發出通緝江藤的告示：

佐賀縣士族、征韓黨江藤新平，年齡41歲，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臉面長頰骨高，眉濃而長，眼大而長，額寬廣，鼻和嘴一般，皮膚淺黑，左頰有黑痣，舌大而長，其他一般。

江藤新平秘密來到鹿兒島的西鄉隆盛家，恰巧西鄉出門，在揖宿郡山川村的宇奈木溫泉休養。2月28日江藤離開鹿兒島，3月1日傍晚到達宇奈木溫泉的西鄉家。那天佐賀城被政府軍奪回。

當天晚上江藤和西鄉進行了約三小時的密談，次日早晨又繼續密談四個小時，內容不清楚，只知道西鄉最後說：“按照我所說的那樣去做是不會錯的啊！”

叛亂以前征韓黨的幹部山中一郎曾訪問過西鄉，西鄉不同意舉兵，認為時間尚早。這次江藤請求西鄉幫助未成，便於3月2日上午9點左右告別西鄉，離開宇奈木溫泉，經宮崎縣往四國，想請求高知縣的板垣幫助。江藤在敵人緊緊迫捕下潛入高知城，造訪了林有造，請他幫助。但林有造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江藤認為在高知無用，又向東潛行。

江藤離開高知縣到奈半利村，再由山路到甲浦。此時江藤的行蹤已被偵察到了，最後被甲浦的村長發現，將他扣留在副戶長家裡，由副戶長濱谷清澄向縣廳急報。

事到如今，江藤才知道萬事休矣。次日早晨寫信給三條太政大臣、岩倉右大臣、木戶等參議，企圖直接運動中央領導人，但他的命運已經完全掌握在大久保利通手中了。

江藤新平被送到高知縣，由高知縣令交給內務省七等出仕西村亮吉，乘猶龍規經鹿兒島，4月7日(1874年)抵達佐賀的早津江，將他關在監獄里。在獄中他寫下了一首七言詩，為不能實現侵略朝鮮的志向而悲嘆：

“欲掃胡塵盛本邦，一朝後跌卧幽窗。可憐半夜蕭蕭雨，殘夢猶迷鴨綠江。”

4月13日政府對江藤新平宣判：梟首。當晚江藤新平被押到嘉詔川提的刑場。臨刑時從容自若，視死如歸，吟詠絕命詩二首。

其一：

“我今為國死，死不負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吊我魂。”

其二：

“報國舟心天地知，人間苦節獨清夷。如斯世界生無益，可法權山是我師。”

所謂梟首就是斬首以後將首級掛在監獄門口或市街上示眾。這種刑罰至明治十二年(1879)完全廢除。然而當時照相館的商人將示眾的江藤新平和島義勇的首級拍了照片公開出售，《東京日日新聞》5月18日非難此事：

“近來江藤氏、島氏在西國一帶就刑，據說有人將掛在梟木上的兩個首級拍了照片玩弄，為此者究竟居心何在？兩氏因叛亂受誅，當然這是罪有應得。但是他們是國家重臣，不能因起用或失敗而輕易議論，難道要和耶穌釘十字架的像擺在一起看嗎？如果那樣，似乎是為了侮辱國家，這到底是侮辱誰呢？”

佐賀縣律師協會會員安永澤太也說：“我國法曹之前輩和鼻祖(指江藤)受此殘酷的刑罰，這是擁護人權上的大課題。”

江藤的屍體由親友葬於佐賀城外木角村(今佐賀市鍋島盯)的蓮成寺。根據新潟縣士族櫻井虎太郎的明治七年(1874)報告書(《三條家文書》，國立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收藏)，當時廣泛流傳祈求江藤新平的亡靈可以治好百病，瞎眼重見光明。從5月份起，參拜的人最多的一天約有200，有的還是從久留米和柳川方面來的。上午9時至下午5時，“江藤的亡靈到縣廳處理民政，故這個時間內參拜的人要少。商人在寺內開設糕餅店和水果店，寺內立即熱鬧起來。不過縣廳知道此事，便於本年7月30日貼出布告禁止參拜。”此事雖然可笑，但也反映了一般人民對江藤新平的崇敬和愛戴。

明治十四年(1881)4月，副島種臣等將江藤的遺體改葬於佐賀市的本行寺，並建立石碑。此時九州各地民權運動高漲，同月18日在佐賀町妙安寺舉行討論會，題為《政治犯不可殺》。

明治十五年(1882)在願正寺舉行江藤等的“慰靈祭”。明治四十四(1911)第27屆議會給江藤平反，取消了罪名。次年9月將平反證明書交給次子江藤新作之妻春子，昭憲皇太后還授予“下賜金”，新作也成了眾議院議員。自1874年江藤被處死時起，經過38個春秋，春天方始來到了江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