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弘毅
日本第32任首相
廣田弘毅（広田弘毅 ひろた こうき），男，1878年2月14日出生於福岡縣，日本第32任首相，二戰甲級戰犯。
190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1929年作為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1933年任齋藤實內閣外相。1934年任岡田內閣外相。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1937年2月總辭職；6月任第一次近衛內閣外相。1940年任米內光政內閣參議。1946年作為侵華戰犯接受遠東軍事法庭審判。
1878年生於九州福岡，早年結識有“右翼運動大祖師”之稱的頭山滿和前外相副島種臣等人，深受其擴張主義思想的影響。
1901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步步高升
廣田弘毅照片
1906年被外務省錄用為候補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駐華使館工作，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開始。
1909年轉赴日本駐英國使館工作。在此期間，日英雙方調整了同盟條約，並簽署了《日英通商條約》。
1913年奉調回國，任農商務省書記官兼通商局第一課課長。
1919年再度出國，赴日本駐美國使館工作。先後擔任外務省情報部次長，歐美局局長，日本駐荷蘭大使。
1929年作為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
1930年任駐蘇聯大使。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的巨大衝擊使非常依賴世界市場的日本經濟遭受到巨大打擊，經濟的崩潰激發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危機。1932年犬養毅的政黨聯盟內閣因法西斯軍人發動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養毅本人在政變中被暗殺。海軍大將齋藤實組成了新內閣，這界內閣對軍部的囂張採取妥協的態度，希望軍部能“尊重”內閣，形成“舉國一致”的局面。此時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法西斯道路，軍部力量不斷膨脹。廣田弘毅此時取代內田康哉出任新內閣的外相。
協調外交
中國東北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儀建立所謂的“滿洲國”后，開始向華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反抗，廣田弘毅在種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廣田弘毅實際上是積極主張對華侵略的，但同時，他又是一個深諳外交之道的資深外交官。因而，廣田弘毅盡心儘力為法西斯侵略者出謀劃策，採用對中國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來實現最終的侵略目的。廣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承諾，“在我充任外相期內，是不會發生戰爭的”，並且宣布實行“協和外交”。他這樣做實質並不是出於維護和平的好心，而是維護在華既得侵略權益，鞏固“戰果”，同時，獲得國際社會的諒解，改變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況。
1933年出任外務大臣，雖然高唱“和平外交”，卻支持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中國的侵略，加緊從外交上擠壓中國。這一時期，日方先後迫使中方訂立“何梅協議”和《秦土協定》，並積極推動“華北自治運動”，圖謀將華北從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下分離出去。
1933年10月召開的“五相會議”，推出“協和外交”的主要舉措，力主加強與“滿洲國”政權的關係，同時對外表示日本將致力於改善與各主要國家的友好關係，尤其是因九一八事變而交惡的對華、對蘇以及對美等國關係。廣田弘毅宣稱“在國際關係中，以世界和平為宗旨，並以外交手段貫徹中國之方針”。他的主張被採納，並形成了指導外交策略的文件。廣田弘毅在“協和外交”的幌子下，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實現了中國與“滿洲國”的通車，中日兩國公使館也升格為大使館。更但是，這並不能改變日本侵略外交的實質，只是使侵略得隱蔽而已。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關於中國問題的聲明，即《天羽聲明》。在這個聲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囂日本是亞洲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並警告英、美等國，如果再干涉日本對中國的壟斷權，那麼“日本對此不能置之不理”。這種赤裸裸的囂張氣焰，引起英、美的強烈不滿和巨大的國際風波。
1934年外務大臣廣田弘毅
1934年7月齋藤內閣因“帝人事件”的貪污醜聞而倒台，海軍大將岡田啟介出任首相，重新組閣，廣田弘毅留任新內閣外相。此時，他繼續以“日中親善”為幌子，對中國進行侵略與滲透。不僅如此，為了放手擴軍備戰，廣田弘毅還積極活動，最終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布廢除《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
1935年日本天津駐屯軍陰謀策劃了“白鬍事件”，並以此為借口，武力相威脅，採取極為強硬的態度，迫使中國國民政府簽訂停止排日，從河北撤軍的協定，進行所謂“華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惡行就在“日中親善”下步步展開。起初，中國國民政府還希望日本真能因為“日中親善”而放棄“華北自治”的種種苛刻條件。6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唐有壬向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國方面不因華北事件而改變以往中日親善之方針，願意商定實現中日合作的具體步驟”。其方法為：“將合作對象分為華北與整個中國兩個方面，對華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項為重點；對整個中國主要以經濟方面之合作為基礎；對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協調。”
1935年10月提出了關於中日關係的三原則：1、中國應徹底取締排日活動，拋棄依賴歐美政策，採取親日政策；2、中國應正式承認“滿洲國”，實現中日滿在華北的經濟合作；3、中日滿應在防共問題上合作。“廣田三原則”實際上是要將中國置於日本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控制之下。
而廣田弘毅的態度則是對既得利益極力維護的同時，盡量擴大侵華利益，這從他會見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時的談話中有明顯的體現。除公開的表述這種維護侵略利益的論調外，還令外務省東亞局專門制定新的對華政策，此即東亞局1935年7月2日草擬的《對華新政策草案》。
中國國民政府對廣田弘毅的態度，仍是妥協中保留一線希望。駐日大使蔣作賓回國述職完畢後於1935年8月30日返赴日本。蔣作賓向廣田弘毅傳遞了中方當時的態度——仍以2月26日王寵惠向廣田提出的三條為基本原則，即（1）中日兩國應相互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2）兩國要維持真正友誼；（3）今後在兩國間發生之一切事件，應以和平外交手段解決之。同時，對這三個原則又進行了補充說明：“蔣介石委員長認為，如實現上述三原則，中日兩國即成為真正朋友，上海與塘沽停戰協定以及華北事件協定已無必要，因此希望予以取消。其次關於滿洲國問題，蔣意雖不能承認該國之獨立，但在目前可暫時擱置不問。如日本實現上述三原則，並且同意取消上海協定等項，中國亦將使經濟合作之洽談易於進行，蔣委員長在不損害中國主權之前提下，不僅準備答應上述洽談，並根據中日親善工作之進展情況如何，為‘共同之目的’亦準備進行軍事上之商談。”可見，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如果日本能放棄對華北的侵略，那麼，國民政府則可以默認“滿洲國”的存在，並且可以與日本進行經濟乃至軍事上的“合作”。這種有損主權的退讓卻仍不能讓廣田弘毅滿足。
廣田弘毅在與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合議后，最終提出了一個“對華三原則”，內容是：（1）“使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言行，擺脫依賴歐美的政策。同時採取對日親善政策，並付諸實行，進而就具體問題，使其與帝國合作。”（2）“雖必須使中國最終正式承認滿洲國，當前則應使中國在事實上默認滿洲國之獨立，停止其反滿政策，至少在與滿洲國毗連之華北地區須與滿洲國之間進行經濟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3）“鑒於來自外蒙等地赤化勢力已構成對日滿華三國共同之威脅，應使中國方面為排除上述威脅，在與外蒙接壤地區，對我方所希望之各種措施給予合作。”這個“對華三原則”就是臭名昭著的“廣田三原則”。為了保證“廣田三原則”的實施，廣田弘毅還下令制定了一個《附屬文書》，要求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應保持密切聯繫”，最終達到“操縱華北地方政府，使它升華”之目的。
“廣田三原則”實質就是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活動，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攜”，承認日本對華北的權益，並要最終承認“滿洲國”存在的“合法性”。1935年10月21日蔣作賓將中國方面的意見交給廣田外相，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向無以夷制夷之意。今後，為實現兩國親善關係，中國在與各國關係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2）對滿洲不能進行政府間交涉，但對該地方現狀，絕不通過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並將考慮保持關內外人民經濟聯繫的方法。（3）中國關於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禍已處於無須憂慮之現狀，關於在北部一帶邊界地區如何防範赤化問題，如日本完全實行以前中國方面提出之三原則，中國將在不損害中國主權與獨立原則下，協商與此有關之有效方法。
從1935年9月初至11月底，廣田弘毅多次與中方大使交涉施壓。另一方面，日軍在華北地區不斷挑起事端，製造緊張氣氛。10月20日日本特務策動了香河縣漢奸暴動；11月25日日軍又扶植成立了以漢奸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關東軍也不斷地向平津地區增兵。
在日本的軍事、外交雙重威逼下，蔣介石從“攘外必先安內”的“大局”出發，採取了妥協、投降的政策。11月底蔣介石向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表示：“對前述三原則，本人完全同意。”並於1935年12月18日組織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回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該委員會可以獨立處理河北、山西、察哈爾以及平津的一切政務，實質上是一個半傀儡式的政府機構，通過它，日本政府達到了入侵華北的目的。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后，廣田弘毅得寸進尺地要求國民黨政府承認日本在華北的既得利益。
1936年1月21日廣田弘毅要求駐華大使有吉明按《處理華北計劃綱要》的要求，配合軍部在華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的活動。雖然對於“廣田三原則”的正式承認問題由於11月1日汪精衛被刺事件暫被擱置，但從蔣個人的表態以及國民政府的實際行為上可見，廣田弘毅的侵略目標實際上已基本達到。
1936年2月26日軍部“少壯派”中下級青年軍官舉行武裝政變，佔領了政府重要機關，並且襲擊高級官吏府邸，殺死內務大臣齋藤實子爵、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人，向陸軍大臣提出“兵諫”，要求成立“軍人政府”，建立軍事獨裁，這就是二·二六事件。事變發生后不久，陸軍省在昭和天皇的暴怒下採取了鎮壓手段，使政變未能得逞，不過經過此次事變，軍部中的法西斯勢力得到極大加強，其侵略野心亦日益膨脹。
事變后，就繼任首相人選，有兩個考慮，其一是近衛文麿，另一即是廣田弘毅。近衛文麿是公爵出身，與軍部和右翼勢力聯繫密切，並且在國內聲譽較高，頗受重臣西園寺的賞識。但近衛文麿考慮到當時軍部內鬥劇烈，又得處理棘手的“二二六”事變的善後，他不想在情況不明的時候去趟渾水，因而就以生病為由，堅辭不就。元老西園寺公望轉而考慮到廣田弘毅，一方面廣田任外相時，極力配合軍部的對外政策，應能為軍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豐富的外交經驗，應能處理好對英、美等國的關係問題。因而，西園寺就委託近衛徵求廣田的意見。若在平日，能當上大權在握的首相，自然是一件風光的事，但這時情況錯綜複雜，尤其是前邊四個首相都被政敵暗殺，廣田當然也不會甘冒此風險，因而他以“難以勝任”為由而拒絕。但在西園寺的堅持下，最後廣田不得不接受組閣重任。
1936年3月5日下午廣田弘毅拜謁天皇，接受了組閣大命。廣田弘毅的組閣工作開展得很不順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斷擴張的陸軍以推薦主張對華強硬的寺內壽一大將入閣任陸相為條件，並且提出加強國防、明確國體、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項要求。吉田茂等“帶有自由主義色彩”人員的入閣，則受到軍部勢力的極力抵制，廣
田弘毅最後不得不屈從於軍部的壓力，將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內閣人選之外。3月9日所有閣僚人選才最終確定。
広田內閣
軍部現役
“二·二六事件”被鎮壓之後，青年軍官們的動靜與事件前並沒有什麼變化，隨處可見更加滿懷激憤的青年軍官們在一起商談。軍事課為了平息他們的衝動情緒以防生變而奔忙。當時軍事課對這些青年軍官們明確表示，無論有什麼理由、在什麼場合，都不允許採取武力的直接行動，除陸軍大臣以外，軍部不能干涉政治。同時也表示陸軍大臣在內閣中將努力消除那些引起青年軍官們起義的各種惡劣事態。軍方中樞部門為了說服青年軍官，與理論相比必須讓他們看到實際證據，所以在閣僚人事、政府政策以及預算案方面都必須積極發言，進行干預，而且還要取得實際效果。軍部為達到這個目的，要求實行“陸海軍大臣、次官現役武官擔任制”。
5月18日根據敕令，陸軍省、海軍省修改官制，從“陸海軍大臣官制附表備註欄”中消除了“預、後備役”的文字，恢復了陸海軍大臣、次官必須由現役武官擔任的制度。這件事的經緯是，4月17日陸相提出關於陸海軍大臣現役專任制的規定草案，24日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之後經過樞密院審議對外公布了《陸海軍大臣現役將軍（大、中將）專任制》。陸軍主張修改官制的理由有兩個，一是要對軍隊進行徹底整頓，消除內部派系間對抗，預、後備役軍官容易與政黨政治和世俗階層發生利益關係，難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場上。而且好不容易才把皇道派從軍隊中清除掉，如果仍允許予后役將軍擔任大臣，他們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如果不把復活皇道派消滅在萌芽狀態，就很難期待軍隊整頓能夠徹底。不能說寺內等統制派的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事實上，對行動派抱有親近感並保持緊密接觸的近衛文麿在第一次組閣時任命荒木貞夫為文相、與皇道派氣脈相通的“艦隊派”末次信正為內相；第二次組閣時任命柳川平助為法相。打擊皇道派確實是寺內和陸軍內統制派們的真實想法，但還有更重要的、被他們隱藏起來的目的，那就是陸軍想要通過這個制度實現陸軍大臣全面干預政治，同時把這個制度作為囊中之物，隨心所欲地操縱內閣。現役武官的人事權分別由陸、海軍兩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過兩省直接選拔擔任大臣的人選。陸海軍兩省可以要求現任陸海軍大臣辭職，並拒絕選派繼任人選。軍部用這種手法掌握了內閣的生殺大權。此外，陸軍還就推薦後任大臣人選問題在大正十三年制定過“三位長官一致推薦”的內部規定。根據“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有關業務擔當規定”和三長官會議形成的慣例，在推薦下一任陸相時，除了三位長官協商外還要聽取次官、人事局長的建議，必須照顧到軍方元老（皇族、元帥、軍事參議官等）、骨幹軍官和幕僚們的希望和要求。
戰後不久的東久邇稔彥內閣時，陸軍推薦教育總監土肥原賢二為陸軍大臣，首相卻起用了北支方面軍司令下村定。在廣田的後任宇垣一成組閣時，陸軍三長官以沒有可推薦的合適人選為由阻撓宇垣內閣成立。米內光政內閣時，陸相畑俊六與米內發生對立而辭職，陸軍省以同樣理由拒絕選派後繼人選，迫使內閣總辭職。以上兩例子反映出，把廣田和陸軍間的交易約定說成是一紙空文也不為過。被陸搶得先手分的廣田在其後半生中一直陷於困境，絲毫沒有作為首相的氣概。
之所說是“恢復”了現役武官擔任陸海軍大臣制度是因為之前有過先例。在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時期的1900年，政府對陸海軍省官制進行修改，企圖實現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軍部大臣的制度。這次修改官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參加了政黨或某個結社的人物擔任陸海軍大臣。有一種說法，上屆內閣（憲政黨大隈重信內閣）在組閣之初想從政黨人士中挑選陸海軍大臣人選，計劃由頭山滿擔任陸相，由平岡浩太郎擔任海相（兩人都是玄洋社最高領導人），因此山縣有朋抱有危機感。聯想到西鄉叛亂時板垣退助等對西鄉的幫助和當時頭山滿和平岡兩人在福岡進行的活動以及與板垣退助等人之間的來往，還有組閣時除了留任的陸海相（桂太郎和西鄉從道）外大半閣員都是政黨人士這一點，隈板內閣想起用頭山滿和平岡分別擔任陸海相的說法有一定可信度。和陸軍不同，海軍中推薦繼任人選屬於海相的專權，但自1932年伏見宮博恭王擔任軍令部長后，人選問題就必須徵得他的同意。
軍國體制
除此以外，為了壓制國內的民主運動、加強對國民的思想控制，廣田內閣還制定實施了《不穩文書取締法》《總動員秘密保護法》和《思想犯保護觀察法》等為法西斯專政服務的法律法規。
1936年8月7日主持召開了“五相會議”，制定了《基該國策綱要》，該《綱要》的目標是，“內求國之鞏固，外謀國運之發展”，而達到此目標的具體方針則是，“外交與國防互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也向南海擴展”。這一“國策基準”實際上即主張“南進”又不放棄“北進”，企圖二者兼顧以期消除長期以來日本陸海軍在此問題上的爭議。以此為指導，日本政府開始積極進行擴軍備戰活動。
陸軍專門制定了擴軍的五年計劃，準備充實空軍的裝備技術和增加關東軍的兵力，海軍則制定了一個龐大的造艦計劃，以加強海戰能力。廣田弘毅提出了“廣義國防”的口號，將擴充軍需工業、發展軍國主義教育甚至發展對外貿易等各方面都納入“國防”體系——實際上的戰爭體系——進行備戰工作。
除了進行備戰外，廣田內閣還進行了中央機構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陸相寺內壽一夥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廣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設立掌管有關重要國務的調查，統轄預算的控制調整等事務的機關，改組、強化內閣首相管理下的情報委員會，並將其統一合併於該機關。該機關的長官，可列為閣僚”；“設立掌管有關統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務的機關，由內閣首相管理”；“合併外務、拓務兩省，強化與統制對外政策”；以及將議會完全變為輔助機關，削弱政黨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實質就是改革中央行政機構，否定政黨政治，強化無制約的首相的權力，為實現獨裁奠定基礎。
反共協定
在調整國內機構，加強專制獨裁機制建設的同時。廣田內閣也不忘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尋找“國際支持”。為此，廣田弘毅努力倡導加強與法西斯德國的關係。
1936年11月25日日本為了不刺激採取綏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蘇反共”為掩護，與德國正式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這是日本走向國際法西斯聯盟罪惡軸心的重要一步。這也是廣田內閣期間唯一由內閣主導制定的外交政策。
日德簽署防共協定的背景是，當時日本面臨來自北方（蘇聯）的威脅，並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德國在西歐同樣陷於孤立境地，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少將注意到這種情況，於1935年向納粹黨政權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提出簽署日德雙邊協定的意向，兩國開始秘密交涉。廣田把由駐比利時大使轉任駐華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國擔任外相，正是因為有田的想法和大島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后馬上通過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島試探納粹方面想法，在得到里賓特洛夫確實希望實現日德合作的答覆后，便要求德國方面提出草案。7月，德國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協定及附屬議定書草案，內容是前一年大島和里賓特洛夫之間商定的。外務省對草案進行研究后，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內以下陸軍首腦們參加的聯席會議，對外務省案進行商討並達成一致。但是在討論過程中外務省認為有必要就防共問題與英國進行協商，陸軍對此強烈反對。外務省也強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國進行協商而單獨和德國合作是不可能實現的。陸軍最終作出讓步。外務省和陸軍一致認為應盡最大限度的注意，不過分刺激蘇聯，並不使英國因此感到不安。
協定草案被送到樞密院進行審議，廣田在第一次審查委員會上就此事作了說明，稱蘇聯的軍事力量在東亞對日本形成壓力，並通過共產國際進行攪亂工作，對日本的國防造成直接威脅，同時阻礙日本落實“東亞安定政策”，締結該協定是以和德國合作、共同防衛和牽制蘇聯為主要目的。同時，要儘可能地邀請第三國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擴大的防衛態勢。但是該協定會盡量避免使正在向前發展的日蘇關係惡化，將繼續進行日滿蘇邊境劃定，處理國界糾紛，繼續改善日蘇關係。有田外相在說明中提到蘇聯在歐洲造成的威脅，指出蘇聯和其鄰國間逐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加入了國際聯盟，和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簽署了相互援助條約，正在歐洲紮實地強化其國際地位。廣田和有田都強調，日本和德國在挫敗蘇聯在東亞和歐洲擴大侵略的意圖和阻止共產國際在這兩地區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關係。這個協定在表面上是日德兩國針對共產國際制定的，而真實意圖是以蘇聯的進攻或進攻威脅為前提的。
日德防共協定在國際上引起的反應反過來形成更大的波浪衝擊著日本。日本和納粹政權締結協定，與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國家都產生隔閡。7月前後，外務省電示駐英國大使吉田茂（吉田從一開始就反對與納粹德國締結協定），讓他為就兩國間各種問題調整關係作準備。但在10月7、8兩日發生了基隆事件（在台灣基隆幾名英國東洋艦隊水兵和當地司機為價格發生糾紛而驚動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協定對外發表，使得日本與英國改善關係的計劃無限期拖延下去。對蘇關係也受此影響，原本已經樞密院審議通過並在11月10日草簽的日蘇漁業協定，由於蘇聯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絕簽字而化為泡影。日德協定雖然表示非常歡迎有志於防共的國家加入該協定，但對此表示共鳴的僅有義大利。南京的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反駁稱，防共工作是內政問題，不認為有求助於第三國的必要。歐美各國也對此冷眼旁觀，他們擔心建立反共網將導致世界的分裂。
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C·格魯表示擔心該協定不僅對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就連對英美等民主國家改善關係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園寺也嚴厲批判簽訂該協定是為德國所利用，指出日本沒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國之外的國家簽訂協議，廣田和有田對各國的反應毫無知覺，這個決定完全是為了迎合軍方，廣田是個投降分子。宇垣一成也尖銳地批判道，即使作為防共對策也應該呼籲英、美、法三國共同結成防共大包圍網，與法西斯德國相呼應是沒有原則立場，表示與廣田一刀兩斷。重臣若槻禮次郎稱，廣田內閣的存在對國家不利，內閣對軍部的蠻橫和戰爭主張沒有能力制止。
推行侵華政策是日本歷屆內閣的重點，廣田內閣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廣田內閣通過了《日本政府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規定日本對華政策的目的在於保證華北的行政“獨立”，建立反共親日地區，取得必要的軍需物資，還提出了具體實施步驟。
割腹問答的寺內陸相
在“國策基準”確定后，寺內壽一等人又於9月21日向廣田提出所謂的“庶政一新”改革方案，其中重點是“改革中央行政機構”，提出設立掌管有關統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務的機關，並由內閣首相親自管理，同時合併外務、拓務兩省，以強化與統制對外政策等。軍部的企圖是通過加強首相的許可權，變相為其謀求獨裁開路，並且還可以從長計議，為未來軍人取得首相職位后做好預先的準備工作。因此，可以說，軍部所提出的這一所謂的改革方廣田內閣陸軍大臣寺內壽一案，實質上是邁向軍部獨裁的一個鋪墊。
在軍部提出的“庶政一新”方案中，另有一項內容也十分重要，即“議會制度改革”。此舉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議會的權力，徹底否定政黨政治，並以天皇制的法西斯獨裁專治體製取而代之。政黨方面對軍部橫行內閣的現狀理所當然地感到強烈的不滿。為此，一些政黨人士便伺機進行抵抗和反擊。
1937年1月20日在日本第70屆議會復會的前一天，政友會的議員便公開指責內閣“官僚自以為是，軍部充滿優越感，排斥異己，企圖干預國家機能的一切事務”，長此以往，日本必將陷入“名為立憲政治，實為寡頭專制的狀態”。1月21日第70屆議會正式復會。在會上，由於大藏大臣馬場瑛一提出要擴大軍費開支，激起了一些本已對軍部不滿的政黨人士的敏感神經。政友會年逾70的元老級議員濱田國松當即在議會上發表演說，矛頭直指軍部，認為軍部干預政治將成為獨裁政治的溫床，指出：“強化獨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軍內泛濫，它時刻有破壞文武恪守其準則的危險。這正是國民所共同憂慮之處。”
濱田的演說猶如導火索，迅速點燃了議員們對軍部獨斷專行的憤怒，他們對濱田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支持。坐在閣僚席上的寺內壽一如坐針氈。待濱田的演說剛一結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講台，態度極其傲慢地說道：“剛才濱田君的演說中有些侮辱軍人的言辭，很遺憾。”得到議員們支持的濱田自然是毫不退讓，他復又登上講台：“本人忝為國民的代表，如有人尋釁說我侮辱了國家榮譽所歸的軍隊，我將寸步不讓。”寺內聽罷，聲色俱厲地威脅說：“由於濱田君的發言有損於國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
濱田豈肯服輸，他大步跨上講台，寸步不讓地沖著寺內喊道：“我究竟是否說過侮辱軍部的話，請查一下速記記錄。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謝罪；如果沒有，你要剖腹！”在會後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怒氣衝天的寺內堅決主張解散眾議院。然而，對於這一建議，即使是平日里素來支持軍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樣一來，可能會導致政黨與軍部之間的強烈對抗，甚至可能會造成國內局勢的不穩。但剛愎自用的寺內決意堅持到底，在1937年1月23日的內閣會議上，他的態度已經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事實上，寺內的態度並不僅僅是出於對濱田演說的反彈。在軍部看來，廣田弘毅儘管已經成為其十足的傀儡，但畢竟大權仍握在廣田手中，而廣田及其閣僚中的部分成員從根子上來講，對軍部是持批判態度的。這一點從寺內要求解散議會而應者寥寥這一事實上也可以看出。軍部的態度至此已經十分明確了，廣田內閣已再無可利用之價值。廣田於1937年1月辭職，同年6月出任第一次近衛文內閣的外相。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廣田參與了所有對華戰爭擴大化的決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華戰爭的主謀之一。
初入泥潭
作為廣田內閣的後任，林銑十郎內閣僅僅維持了四個月便再次在政黨的強烈反對聲中灰溜溜地垮了台。1937年6月，“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近衛文麿終於“出山”。被軍部掃地出門的廣田弘毅在老朋友近衛的力邀下，再度出任外務大臣。廣田第一次入閣是在1933年齋藤實內閣期間，在他的任命儀式上天皇特別對他說道：“陸軍總和別國發生事端，令人非常為難。好像海軍方面在努力防止這種情況，廣田那邊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當時廣田誠惶誠恐，之後馬上找來美國駐日大使格爾，表示改善日美關係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礎。他還對原田熊雄表明他的決心：“在這五、六年間不能對外釀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對華關係，哪怕只有一點也好。”在之後的岡田內閣，廣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開的第六十七屆通常國會上，政友會的蘆田均在質詢中問道：“政府對目前的國際形勢過於樂觀，廣田外相主張的‘協和’外交的實質是什麼？有什麼具體政策？”廣田回答說：“雖然說未來會有戰爭，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內決不會發動戰爭。”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這次擔任外相期間，日中間爆發了全面戰爭（從“盧溝橋事變”發展為“華北事變”，進而發展為“支那事變”），發生了南京大屠殺事件。廣田在他從盧溝橋和南京經過巢鴨（位於東京的戰犯監獄）走向墳墓的泥濘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腳印。
廣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衛內閣改組時將外相之職讓給了宇垣一成，但實際上他作為外相的氣數在這一年1月16日發表“日華聲明”（第一次近衛聲明）時就已經到了盡頭。這個聲明提出“兩個放棄”，即放棄不擴大日中戰爭的方針和放棄通過外交手段解決日中間問題的方針，廣田選擇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廣田作為政治家對此應負的責任是無法估量的，“兩個放棄”的提出使得日中戰爭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國際孤立。而且作為這個時期的特徵，只要中國與主要國家沒有一起反擊日本，日本沒有必要選擇這種不計後果的政策。可見日本對中國是端著肩膀，趾高氣揚，要求對方採取低姿態，而自己毫不讓步。現地的軍隊更是這種心理。國際社會原本對日中戰爭持觀望態度，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軍攻陷南京，在南京進行進行大屠殺，而且宣布放棄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國際社會改變了對日本態度。
盧溝橋事變
廣田弘毅晚年照片
日本最終選擇了放棄不擴大方針，使戰爭長期化，因此必須通過處理這次事件來制定出根該國策。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場“事變”，而實際上是日中間全面戰爭。以此為轉折點，日本開始制定戰時體制，而另一方的中國沒有利用“盧溝橋事變”強調“保衛祖國，全面戰爭”。
在戰局方面，近衛內閣將戰爭由華北擴大到華中。日本在國際上找不到一個友好國家，成為亞洲中的孤島。不祥的前兆開始出現。根據國際環境和戰局的發展趨勢，政府制定了“支那事變處理綱要”，提出希望通過第三國從中斡旋，與中國進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軍攻陷南京后，這一綱要即被束之高閣。同時發生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成為日本陸軍歷史上最大的污點，日本因此成為國際社會指責批判的對象，這個孤島開始被潛在的敵國包圍起來。1938年1月16日廣田會見德國駐日大使迪爾庫森，感謝德國長期以來在日中間斡旋，同時通告了今後日本對華不再進行外交交涉的決定。正午時候，政府根據內閣秘密起草提出的對華聲明案，發表了與中國斷交的聲明（即“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第一次聲明）。這個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敗。
對華聲明
這份對華聲明中稱：“帝國政府在攻陷南京后尚給中國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後機會。然而國民政府不理解帝國政府之真誠心意，大肆策劃抗戰，內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不顧東亞地區和平之大局。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待真心與帝國進行合作的中國政府的產生，改善兩國關係，屆時帝國政府將對新支那的建設提供合作。帝國政府從來的尊重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以及各國在支那權益的方針沒有絲毫改變。如今，帝國政府愈發深感對東亞和平責任重大，希望國民為實現這一任務更加發憤圖強。”
1938年1月22日第七十三屆通常國會召開，近衛首相和廣田外相在演說中都提到了這個帝國聲明。近衛聲稱“不用說，以日滿支三國牢固的合作關係為基礎，確立東亞地區的永久和平，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是帝國不變的國策。不久前，政府針對不思反省的支那國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為對手的方針，也是為了實現不斷增強與各國友好關係的國策。”
廣田外相則稱：“德國曾向帝國政府提出過作為日中兩國間的橋樑進行斡旋的好意。依此，為給國民政府以最後的反省機會，帝國政府為解決事變特提出以下四項條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須放棄容共、抗日、抗滿政策，與日滿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區設立非武裝地帶，且在該地區建立特殊機構；其三，日滿支三國間締結緊密的經濟合作協定；其四，支那對帝國作出賠償。這四項要求是帝國政府認為絕對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國民政府儘快依此條件求和。但是該政府對東亞局勢視而不見，無視中國政府的寬容和德國政府的好意，沒有拿出虛心坦懷、誠懇乞和的態度，事態發展至今也沒有作出什麼誠懇的回答。國民政府這樣的態度等於是置帝國政府給他們的最後機會而不顧，使帝國政府感到等他們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國政府才在16日發表了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這樣的聲明是在國際聯盟已經就日軍空襲作出指責決議，認定日本的戰爭行為違反九國公約和巴黎不戰條約、並且日軍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際社會所知的情況下作出的。的行為為國18日帝國政府作出補充聲明，言語之中毫無寬容、博愛以及文化上的精練與睿智，真可稱得上是“語言屠殺”。日本政府把語言都作為武裝，並用語言的刀刃砍向中國。聲明宣稱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這比不承認國民政府還要惡毒，是想徹底抹殺國民政府。雖然如此，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也不是宣戰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戰的情況下抹殺代表一國國民的政府。這種作法完全是對他國殘酷無禮的行為。1938年5月29日近衛以廣田在“近衛宣言”中所犯的失誤為由將其解職。廣田弘毅就此結束了其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奔波賣命的政治命運。
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自東京發給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的一份密電：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
1940年參加了決定第二次近衛文組閣的重臣會議，由此進入國家“重臣”之列。對於日本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挑選東條英機擔任首相和發動太平洋戰爭，廣田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45年12月被駐日盟軍逮捕。
1948年12月23日去世。
廣田弘毅從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兩度擔任外相，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擔任日本首相。在其擔任外相和首相期間，先後發生了華北事變、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對中國人民、對人類的和平和安全犯下了滔天罪行。
福岡市的広田弘毅銅像
新浪網：廣田弘毅：侵華主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