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銑十郎

林銑十郎出生於加賀，金澤藩士林孜々郎長子。第一位出生於石川縣的首相。他是陸軍大將，歷任駐朝鮮軍司令官、教育總監、陸相等職。1876年2月23日出生於石川縣，曾就讀於第四高等學校（舊制）。擔任駐朝鮮軍司令官時發生了“滿洲事變”，他獨斷專行，派遣部分駐朝鮮軍隊增援關東軍。這種作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侵犯統帥權，但由於天皇對他的行動予以事後追認，使他的這種暴行反被譽為“越境將軍”而倍受推崇。

1937年2月林銑十郎內閣成立。本屆內閣的政策綱領是“充實國防軍備，增進生產”，反映出軍部的意志。他最初提出的“敬神尊皇、祭政一致”的提法即使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也是錯誤的。閣僚中只有一人來自眾議院，而且還是脫離昭和會後以無所屬身份入閣的。曆數昭和時代以來的軍人首相內閣，齋藤實內閣閣員中有政友會兩人，民政黨一人；岡田啟介內閣閣員中有民政黨二人，無所屬四人；林銑十郎內閣中只有一名以脫離政黨為條件入閣的閣僚。可以說林銑十郎是公開宣稱要排除政黨的首相。

曾任日本興業銀行總裁、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頭的結城豐太郎藏相成為推進“軍界財界相勾結”的財界代表人物。本屆內閣制定的預算案雖然在形式上比上屆內閣預算減少一成，但對擴充軍備的預算部分沒有做任何改動。林銑十郎內閣被迫處理上屆內閣留下來的法案，幾乎沒有與政黨發生摩擦。議會接近尾聲時林銑十郎突然宣布解散議會進行大選，由於上屆內閣遺留下來的法案已全部審議通過，所以這次解散就象吃過飯不給錢就溜一樣不光彩。林銑十郎首相解散議會的借口是要“刷新議會”，實際上是想藉此排擠政黨，建立政府與軍部相互勾結的內閣。

結果事與願違，在大選中民政黨獲180席（原有204席）、政友會174席（原有171席）、昭和會18席（原有24席）、國民同盟11席（原有11席）、東方會11席（原有9席）、無屬所26席，大的形勢並沒有改變。在這次選舉中社會大眾黨獲37席（原有20席），批判現內閣的政策是取得大勝的原因，引人注目。林銑十郎首相為了繼續擔任首相，企圖再度解散國會。結果政友會和民政黨於5月28日共同提出要求林銑十郎內閣立即辭職的決議案。林銑十郎在擔任首相僅四個月後宣布內閣總辭職。

1894年進入陸軍士官學校。1896年11月26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8期步兵科。翌年6月28日授予步兵少尉軍銜，任步兵第7聯隊附。

1903年11月28日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第17期。

步兵第7聯隊中隊長，日俄戰爭歷任步兵第6旅團副官，鴨綠江軍參謀，留守第3師團參謀。

參謀本部部員，步兵第24聯隊附，韓國駐紮軍司令部附，步兵第3聯隊附，赴德國、英國研究學習軍事，久留米俘虜收容所長。1918年步兵第57聯隊長，技術本部附，1921年7月20日晉陞陸軍少將。

陸軍士官學校預科校長，教育總監部附（法國出差），國際聯盟陸軍代表。1925年步兵第2旅團長。1926年東京灣要塞中將司令官。1927年陸大校長，教育總監部本部長。1929年近衛師團長。1930年朝鮮軍司令官（九一八事變）。1932年4月11日晉陞陸軍大將。

教育總監兼軍事參議官，齋藤實內閣陸軍大臣，岡田啟介內閣陸軍大臣，軍事參議官。1936年3月10日轉入預備役。

1937年2月2日就任第33代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任外務大臣、文部大臣。

1937年6月4日內閣總辭職。后曾任大日本武德會會長、大日本回教協會會長、內閣參議、大日本興亞同盟總裁。

1943年2月4日去世，終年66歲。追授勛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曾獲四級金鵄勳章。

林銑十郎最早是武藤信義提拔上來的，本來是屬於皇道派的。與荒木、真崎是一黨。九一八時林銑十郎正是朝鮮軍司令官，在手下參謀神田正種中佐的攛掇下出兵支持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得了個外號“越境將軍”。後來又支持前輩武藤信義當上了元帥。武藤死後，林銑不知怎的轉了向，轉而傾向統治派。1934年初荒木貞夫因病辭去陸軍大臣，本來他想讓時任軍事參議官的同黨真崎甚三郎接任。可沒想到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元帥反對，讓林銑當上了陸相。但他的地位不穩，又因為當東京市副市長的弟弟白上佑吉因貪污被判刑，他怕牽連到自己，嚇的他馬上向齋藤首相提交提出辭職，結果被休假回來的閑院宮元帥駁回。他有了皇族閑院宮元帥做靠山，立即將統治派中堅永田鐵山調為軍務局長，接著林銑與永田又在閑院宮和渡邊錠太郎的支持下開始在陸軍中清除皇道派。次年更是罷了真崎教育總監的職位。這引起了皇道派青年軍官的極大憤怒，馬上便發生了相澤中佐殺害永田鐵山軍務局長的事件。二·二六事件，叛軍更是提出要求罷林銑十郎的官。叛亂被鎮壓后，林銑十郎與其他許多大將一起被編入預備役。

廣田弘毅內閣倒台後，元老西園寺公望推薦宇垣一成擔任首相。但是陸軍統治派們反對穩健派的宇垣組閣，不出人當陸軍大臣。已退出軍界數年的宇垣也無可奈何，不得不向天皇請辭。這件事主其事者是石原莞爾。結果林銑十郎被推薦為首相，他這個內閣15個位置10個人干。兼職一堆，因此被稱為“兩人三腳內閣”。在與國會的尖銳對立中，林內閣僅維持科四個月便總辭職了，被人稱為“食い逃げ解散”（吃飽就走）。繼任首相的便是近衛文麿公爵。

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以日本軍官河本末守中尉為首的7名駐紮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按照預定的陰謀，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湖村一段。日軍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本軍隊，隨即向瀋陽東北軍精銳第七旅駐地北大營發起進攻。日軍襲擊了北大營火藥庫，守護火藥庫的眾多中國士兵從睡夢中驚醒，來不及著裝，便被射殺、屠戮。駐北大營王以哲旅數逾萬人，裝備齊整，素有東北軍模範旅之稱，由於忍辱執行不抵抗的命令，卻被日軍鐵路守備隊第二大隊500人一舉將營地攻佔，王旅倉惶潰退。

當時，東北軍的總人數有30萬左右。除參加中原大戰隨張學良進關的11萬餘人外，留守東北的尚有20餘萬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隊若干。而日本關東軍此時在東北的兵力只有1萬餘人。由於執行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導致在兵力上佔優勢的東北軍將士對突如其來的進攻毫無戒備，致使日軍偷襲得逞。

石原等人事發后即向吉林出兵，造成兵力不足的奉天方面，則請駐朝鮮日軍出兵增援，從而使事態擴大。在這種局勢下，關東軍司令官和駐朝鮮日軍司令官所作出的判斷，受到了後世的追究。這裡提到的兩個司令官，一個是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另一個是駐朝鮮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

20日，本庄拒絕了幕僚們以吉林的局勢不穩定為理由而提出的單獨派兵要求。關東軍的任務被規定為對以旅順和大連為中心的關東州以及滿鐵沿線附屬地區進行警戒，吉林不屬於關東軍的管轄範圍。然而，本庄最後還是被板垣說服了。在第二師團主力向吉林進發后，21日，林銑十郎接受了神田正種參謀增援關東軍的主張，擅自將軍隊越境派往滿洲。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在《“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中寫道：“如果駐朝鮮日軍不來增援，結局不過是重蹈昭和三年事變（爆炸張作霖事件）的覆轍而已，不設法將其牽扯進來，一片苦心很可能化為泡影。”

林銑十郎被人們贊為“越境將軍”，然而，對其擅自行事的稱讚就是對統帥混亂的容忍。事變當中，訪問奉天的外務省亞細亞局一課的守島伍郎課長曾說：“本庄完全像被關在禁閉室里，三宅（參謀長）又沒有統制部下的能力，致使板垣、石原、花谷佔據了主導地位。”

在事變的善後處理方面，主導權也掌握在板垣、石原等幕僚的手中。九月二十二日，他們向軍隊中樞呈報了擁立清朝廢帝溥儀的建議。暗地裡為擁立積極活動的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曾這樣告訴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滿洲問題的處理能有今天的結果，全是當地駐軍起了作用，今後在收拾局面上如需要擁立宣統廢帝（溥儀），政府出面阻撓才是咄咄怪事……事到如今，政府的方針是不成問題的。”

“滿洲事變”給軍部帶來了什麼呢？

那就是“把無視統制的獨斷專行推崇為憂國之士壯舉的思潮”。（伊藤正德《軍閥興亡史》，光人社文庫）這種思潮直到戰爭結束在各個方面對國家都有影響。

歷史學家秦郁彥曾說：“直至日中戰爭為止的一系列謀略都是效法板垣和石原所為。參謀們雖然實際上負有更大的責任，但在法律上完全沒有責任。”他還說：“石原、板垣、本庄、林銑十郎違反陸軍刑法，理應判處死刑。”然而，等待著他們的並不是軍事法庭，而是飛黃騰達和勳章。

1937年2月林銑十郎內閣成立。本屆內閣的政策綱領是“充實國防軍備，增進生產”，反映出軍部的意志。他最初提出的“敬神尊皇、祭政一致”的提法即使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也是錯誤的。

本屆內閣制定的預算案雖然在形式上比上屆內閣預算減少一成，但對擴充軍備的預算部分沒有做任何改動。林銑十郎內閣被迫處理上屆內閣留下來的法案，幾乎沒有與政黨發生摩擦。議會接近尾聲時林銑十郎突然宣布解散議會進行大選，但由於上屆內閣遺留下來的法案已全部審議通過，所以這次解散就象吃過飯不給錢就溜一樣變得不光彩。林銑十郎首相解散議會的借口是要“刷新議會”，其實實際上是為了藉此排擠政黨，建立政府與軍部相互勾結的內閣。

結果事與願違，在大選中民政黨獲180席（原有204席）、政友會174席（原有171席）、昭和會18席（原有24席）、國民同盟11席（原有11席）、東方會11席（原有9席）、無屬所26席，大的形勢並沒有改變。在這次選舉中社會大眾黨獲37席（原有20席），批判現內閣的政策是取得大勝的原因，引人注目。林銑十郎首相為了繼續擔任首相，企圖再度解散國會，但政友會和民政黨於五月二十八日達成一致，共同提出要求林銑十郎內閣辭職的決議案。林銑十郎在擔任首相僅四個月後宣布內閣總辭職。

從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協約國（英法俄意美等23國）與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等4國）之間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戰爭卻給英法美等國帶來了民主主義政治。日本作為英國的盟國站在了協約國一方，因此民主義思潮也源源不斷湧入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1916年，吉野造作發表了《論以憲政本意成有終之美》，這是一篇民本主義的宣言。此前，在第三次桂太郎內閣時期爆發了護憲運動，從1897年開始的要求實現普選制運動在一戰後的1919年進入衝刺階段，終於在1925年議會通過（男子）普選法。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工農政權國家，給日本統治階級和軍部帶來巨大衝擊。另一方面，知識界、無產階級政黨的支持者們以及工人運動領導人們也受到很大影響，工人運動熾烈發展。軍部和右翼對這種發展潮流感到了“皇國的危機”。歐洲列強幾乎把亞洲、南美洲、非洲全部變成殖民地，中國也成為列強爭奪利益的場所。在這種背景下，經歷了世界大戰慘禍的協約國以維護國際和平為目的於1920年組建了國際聯盟，先後召開了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1921年-1922年）和倫敦海軍裁軍會議（1930年）。

但是軍部和右翼勢力逆國際裁軍潮流而動，主張日本要成為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在世界行使霸權的國家，頑固堅持染指滿蒙和華北，強烈要求增強軍備，並以侵犯統帥權為由批判締結倫敦海軍裁軍條約。在內政上，從1932年開始批判美濃部達吉的憲法學說——“天皇機關說”，進而在1935年為排除天皇機關說展開明證國體運動。

1924年，立憲政友會圍繞是否支持清浦內閣發生分裂，在同年舉行的大選當中跌落為第三黨。為挽回頹勢，他們竟請出長州藩派閥、陸軍大將田中義一擔任黨的總裁。犬養毅率領的革新俱樂部淪為少數在野黨，於1925年與政友會合併。政友本黨的床次二郎進行了推翻政權的努力。在後來的選舉中，政黨間展開賄選大戰，醜態畢現。圍繞1926年松島青樓街拆遷、1929年北海道電鐵、東大阪有軌電車等五家私鐵公司疑案等醜聞層出不窮。

軍部內部的派閥鬥爭日趨白熱化，同樣存在涉及金錢的嫌疑。但是與對待政界腐敗不同，在一般老百姓眼裡軍部是在捨出性命為民著想，他們並不知道統制派與皇道派之間激烈的鬥爭。國民們只是希望日本成為世界上的強國，因此大部分人支持侵略滿蒙。日本在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1934年單方面廢除華盛頓海軍裁軍條約。1936年退出倫敦海軍裁軍會議等一系列行動並沒有招致國民的反對。但是，陸軍內部存在統制派和皇道派之間的嚴重對立是不爭的事實。皇道派軍官寄希望於荒木貞夫和真崎甚太郎兩位大將，他們倡導皇道精神，高呼進行國家革新、昭和維新，從而發動了“二·二六事件”。領導這次事件的青年軍官們打著“清君側”的名義對統制派進行攻擊。事件反而導致皇道派失去原有勢力，主張與新官僚共同制定綜合國家政策，確立總動員體制，並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統治派掌握了軍隊實權。

1937年2月，廣田弘毅內閣辭職，在討論繼任者時首先提出的是宇垣一成大將。但是在1931年時，由於軍部對政界腐敗、幣原的屈辱外交政策、經濟蕭條等充滿憤怒，大川周明、櫻會的橋本欣五郎、重藤千秋等人把軍部核心人物杉山元、二宮治重、小磯國昭等人牽扯進來，利用群眾遊行抗議隊伍包圍了議會，又以保衛議會為名出動軍隊，強迫內閣辭職，計劃推舉宇垣一成為首相，最終以失敗告終。這件事成為軍部首腦反對宇垣當首相的一大原因，名義是“從整肅軍隊和內閣管理上考慮不得不反對”。還有人推薦平沼騏一郎，也被否決。石原莞爾等人私下活動，推薦林銑十郎組閣的計劃便獲得成功。林一接受組閣大命，便將石原莞爾、十河信二、淺原健三等“滿洲幫”作為自己的組閣參謀。可是在陸相人選上，石原與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發生對立，石原想推舉自己的朋友板垣征四郎出任陸相，可梅津不能容忍比他小兩屆的板垣爬到自己頭上，堅持由教育總監中村孝太郎出任，林基於自己的判斷選擇了後者，儘管滿洲幫暴跳如雷，也未動搖林的決定。林是禿頂，平素留著長長的八字鬍，像是個寬厚的大人物。其實性情乖僻，剛愎自用，為貫徹自己的主張，往往不惜撕破臉皮。以前在岡田內閣擔任陸相是，為統一陸軍，斷然撤掉在軍內有很大勢力的真崎甚太郎，如同之前的越境和後來對付議會的做法一樣，他最誇口的可算這種獨斷作風。林就是這樣的人。

不管怎樣，1937年2月林銑十郎內閣成立。徹底排斥政黨成員加入內閣是新內閣的特色，林身兼首相，外相、文相三職也格外引人注目。閣僚中只有一人來自眾議院，而且還是脫離昭和會後以無所屬身份入閣的。曆數昭和時代以來的軍人首相內閣，齋藤實內閣閣員中有政友會兩人，民政黨一人；岡田啟介內閣閣員中有民政黨二人，無所屬四人；林銑十郎內閣中只有一名以脫離政黨為條件入閣的閣僚，可以說林銑十郎是公開宣稱要排除政黨的首相。

內閣成立后的二月十五日，林在兩院發表施政演說，聲稱新內閣施政綱領由敬神尊皇與祭政一致、發展獨特的立憲政治、舉國一致的對外政策、充實國防軍備、綜合發展事業等五個方面組成。為此必須斷然實施適合適宜的改革。對這個字句微妙難懂、缺乏具體內容的綱領，連西園寺公望都感到實在費解。但有一條很清楚，林要徹底踢開現有政黨，建立一個親軍閥的法西斯黨，並依靠這個政黨來實現他的獨特的立憲政治。

新的年度早已開始，前內閣剛剛擬定的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便匆匆離去，林內閣必須首先完成這一工作。曾任日本興業銀行總裁、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頭的結城豐太郎藏相成為推進“軍界財界相勾結”的財界代表人物。對前內閣制定的30億日元的預算案進行了壓縮，消減了2.6億元。本屆內閣制定的預算案雖然在形式上比上屆內閣預算減少一成，但消減的部分主要是社會政策費和地方交付金，對擴充軍備的預算部分沒有做任何改動。林銑十郎對這個方案能否在議會通過非常不安，在第70次議會審議政府預算期間，林對議會大獻殷勤，態度誠懇，使政府方案順利得到通過。但是，就在議會通過政府預算的第三天，林銑十郎突然宣布解散議會進行大選，由於上屆內閣遺留下來的法案已全部審議通過，所以這次解散就象吃過飯不給錢就溜一樣不光彩。林銑十郎首相解散議會的借口是要“刷新議會”，實際上是想藉此排擠政黨，建立政府與軍部相互勾結的內閣。然而他所期待由近衛文麿組建大政黨的計劃尚無頭緒，如此急於動手想入非非，恰好暴露了他政治上的愚昧無知。

第20屆大選的結果，完全事與願違，在眾議院466個席位中，反對黨議員超過400人，其中民政黨獲180席（原有204席）、政友會174席（原有171席）、昭和會18席（原有24席）、國民同盟11席（原有11席）、東方會11席（原有9席）、無屬所26席，而政府與黨不超過30個議席。林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尤其引人注目在這次選舉中社會大眾黨獲37席（原有20席），批判現內閣的政策是取得大勝的原因。按理說林銑十郎應該承認失敗，自動告退，然而，林卻緊抱政權不放，並在地方會議上大言不慚的說：觀察議員有無反省是我的義務。林的這種狂妄態度，終於激怒了一再屈讓的政黨。民政黨和政友會五月二十八日共同召開大會，在要求總理辭職的聲明中，譴責林根據主觀見解，肆意解釋欽定憲法，是對50年憲政的蹂躪，罪不容赦，發起聲勢浩大的倒閣運動，5月31日再也無法賴在首相席位上的林銑十郎在擔任首相僅四個月後宣布內閣總辭職。

“佐藤外交”是1937年初日本林銑十郎內閣倡導的對華所謂“平等”外交。是林銑十郎內閣繼廣田內閣對華強硬外交失敗后，從對蘇戰略出發，為扭轉中國抗日趨勢所採取的一種和緩外交。

1936年是中日關係趨惡化的一年。在這一年，廣田內閣一方面通過大舉增兵華北、大搞冀東走私，策動偽蒙軍進犯綏遠等舉動，企圖使“華北分治”；另一方面又借口成都、北海等事件，派駐華大使川樾與南京政府外長張群進行“政府外交”．並在交涉中以蠻橫的態度逼迫南京政府接受其所謂“合作”條件。然而。廣田內閣上述舉措非但未能達到目的，反而促使南京政府對日態度趨於強硬。綏遠事件發生后．南京政府主動中斷了張群與川越茂關於調整中日邦交的談判。西安事變的發生，又使蔣介石被迫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朝抗戰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南京政府這種不斷增強的抗日趨勢使日本深為不安。

1936年8月，鑒於蘇聯遠東兵力的突然加強及日蘇衝突的驟增（當時蘇遠東兵力達24萬超過日本3倍，日蘇在我國東北的衝突，僅1935年就達176次之多），廣田內閣在制定“南北並進”國策的同時，將“粉碎蘇聯侵犯東亞企圖，特別要消除軍備上的威脅，防止赤化發展”作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心。”為確保對蘇戰略的成功，使與蘇聯接壤的中國投入日本的懷抱，便成為日本對華外交的當務之急。因此，南京政府對日態度的疏遠使日本焦慮不已，廣田內閣因此被迫辭職。為了扭轉廣田對華外交導致的中國不斷增強的抗日趨勢，新上台的林銑十郎內閣便亮出了以“平等”相標榜的對華“佐藤外交”。

林銑內閣組成之時，南京政府已中止了張群川樾的會談，中日政府間的交涉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為打破對華關係的僵局，林銑內閣決定大搞以經濟文化往來為重心的“民間外交”。以所謂“平等”態度待華，誘導南京政府與日“握手言和”。林銑十郎在其組閣后的第4天，即2月15日發表的施政演說中稱：“日華關係除政府外，還將擴大民間接觸、融合兩國國民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期依靠日華合作互助．實現東亞安定。”3月3日。前日本駐法大使、素有“自由主義者”美稱的佐藤受命出任林銑內閣外相。佐藤上任後於8日發表了“自我反省”式的對華外交演說，聲稱：“以前日本對華外交有充分加以檢討之必要。”“在外交上不應該忘卻對方。”“目前中日問題只有吾儕政變方法。另從新起點著手，方可解決。”“完全獨立國家間之交涉應以平等地位為根據，此乃國際關係通常途徑。”

隨著“佐藤外交”的出台，日本對華民間經濟文化交流也如平地風雲。驟然增多，其中尤以3月12日日華貿易協會會長兒玉謙次率領的由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組成的日本經濟訪華團訪華最為引人注目。與此同時，林銑內閣還中止了自1933年以來，為日本歷屆政府所奉行的，引起中日關係惡化的“華北分治”政策。日華北駐屯軍也奉命對華北當局採取“友善”態度。甚至撥給宋哲元29軍一個營三八式野炮．張自忠還應日本之邀，代表宋哲元率團前往日本，參觀日陸海空三軍聯合軍事演習。“佐藤外交”的出籠以及日本對華上述種種親善舉措。使1937年春的華北顯得異常的平靜。

然而，這種平靜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和平的感覺。當時在華的美國著名“中國通”拉摩爾對人說：“這太象1931年，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使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呢!”美駐日大使約瑟夫·C·格魯在日記中寫道：“佐藤外交”“只不過是擴張主義運動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重漲起來的侵略擴張運動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沖得更遠……我得密切注意，要看今後幾個月國家（日本—引者）施政方向究竟朝向何方。按常例，今後幾個月一定有好戲看。在這裡．總覺得有點象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火山將在什麼時候爆發，我確信．爆發的日子決沒有過去。”毛澤東則明確告誡世人：“佐藤外交是大戰準備，大戰就在我們面前。”當時，不論是外國的“中國通”們，還是國內毛澤東等有識之士，幾乎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隨著“佐藤外交”而來的必然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預見的正確。

“佐藤外交”與廣田內閣侵華政策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其以“平等”相標榜的對華“民間外交”活動，只不過是引導南京政府與其恢復“政府外交”以便推行全面亡華政策的誘餌罷了。“佐藤外交”雖然由廣田內閣以武力威脅為後盾的“政府外交”，轉向以經濟文化交流為重心的“民間外交”，並在對華態度上主張“平等”交往。但這隻不過是手段上的變化而已，就其實質來說，“佐藤外交”與廣田內閣對華外交並沒有什麼兩樣。關於這一點，只要我們將1936年8月廣田內閣的《對中國實施的策略》與林銑十郎內閣1937年4月制訂的《對中國實施的策略》加以對照便一目了然了。

其一，從侵略華北的措施來看。雖然林銑十郎內閣放棄了廣田內閣“華北分治”政策，聲稱今後“不進行謀求華北分治，或者可能擾亂中國內政的政治工作”，但其目標仍在於“使該地區實質上成為防共、親日滿的地帶，同時有利於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一方面藉此防備赤化勢力的威脅，一方面藉此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這與廣田內閣對華北政策目的完全一致，只不過是方法上的改變而已。正如日本歷史學家信夫清三郎所說，新的華北政策“在使華北成為防共親日滿這一點上與過去並無區別，但具體方法上有了改變，即過去重於‘分治’，而新政策則主要靠促進經濟工作，不謀求華北分治。”

其二，從對南京政府的態度來看。林銑十郎內閣雖然強調“要特别致力於文化工作和經濟工作。以中國民眾為對象，在實際上體現共存共榮，以有利於日華兩國邦交的調整”。但其目標仍在於“使該政權逐漸拋棄容共和依靠歐美的政策而和帝國接近，特別在華北方面使其自動地對實現日滿華提攜互助的各種措施進行合作”，這與廣田內閣對南京政府的態度如出一轍（廣田內閣對南京政府的態度是“具體設法促使該政權逐步採取反蘇態度而接近帝國，特別應採取措施使該政權不能不自行進一步努力改善關於華北情況”）。

其三．從日方所要解決的中日懸案細目來看。林銑十郎內閣列出了以下六點：取締排日言行、招聘日籍顧問、開始上海到福岡之間的航空聯絡、減低關稅、逮捕引渡不法（反日）朝鮮人、解決上海及其它地方不幸事件。這些與廣田內閣要求中國方面解決的問題也是基本一致的。廣田內閣對華交涉要目：簽訂日華防共軍事協定、日華軍事同盟、促進日華懸案的解決．聘請日本人擔任最高政治顧問、軍事顧問和軍事教官，開始建立日華航空聯繫，簽訂日華互惠關稅協定，促進日華經濟合作。

從上述對照不難看出：“佐滕外交”雖然改變了對南京政府直接施以高壓的政策。而著重從經濟文化著手，展開“民間外交”。但其最終目的在於通過“民間外交”緩和對華關係，尋機誘導南京政府恢復與日本的“政府外交”，進而使南京政府改弦更張，接受廣田內閣亡華條件，全向倒向日本，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對此。林銑十郎內閣在其《對中國實施的策略》中稱，日本對華外交要考慮中國以後政局的動向。利用機會，與南京進行的談判過程，儘快解決中日間的懸案。

而佐滕本人三月十二日在議會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說也為“佐塍外交”的實質做了最好的註腳。佐滕稱：日本現政府對華政策與其前任睹員並無不同：（一）贊成廣剛內閣有田外相所三之基本原則。（二）宣布中日間重開談判，日本不欲以“滿洲國”為交涉條件，因“滿洲國”已成事實。（三）聲明日本遵守華中華南的門戶開放政策，有日本不欲放棄在華北特別利益之意。佐滕這番話不僅說明了林銑內閣對華外交與廣田內閣對華外交是一脈相承的，同時時也是“佐滕外交”侵華本質的一份“自供狀”。

“佐滕外交”是日本軍部對華“和”、“戰”兩手政策中“和”的工具。其命運取決於南京政府對“佐滕外交”的反應。

自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變后，日政府就已成為軍部的奴僕，而林銑十郎內閣更甚於廣田內閣。關於這點。從林銑內閣的產生便可見一斑。廣田辭職后．原定由前朝鮮總督宇坦繼任首相一職。然而陸軍認為宇垣是實行日本大裁軍的始作俑者。且與政府重臣及政黨關係密切，因而拒絕推薦陸相人選。致使宇垣組閣計劃因此胎死腹中（“二·二六”事件后，廣田內閣恢復了陸海軍大臣必須從現役中將級以上軍官中推薦舊制，這就便利了陸海軍通過此舉來決定內閣的組成）。宇垣組閣失敗后。在林銑十郎新內閣中。政友、民友兩黨無一人入閣。政府完全成為軍部的工具，其內外政策的制訂也體現了軍部的意志。“佐滕外交”便是軍部對華“和”、“戰”兩手政策中“和”的一手的體現。1937年1月，日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在其述職報告中稱：“帝國過去對華所具有的威脅最近日漸顯著減弱”，“倘若日本不改變現行的對華態度。蔣汪對日本有了解的人物。其處境將日益不穩．即抗日派的勢力反而增強。”另一派以駐華軍人為代表，他們認為，日本與南京政府凋骼邦交希望渺茫。華北駐軍參謀和知中佐、關東軍參謀大橋熊雄大佐、日駐中國大使館武官喜誠一少將在其述職報告中稱：“蔣介石政權不論在表面上或在實際上正在堅決抗日方針下加強內部，充實軍備，依靠歐美以及積極促進南京和華北一元化”，“日華關係如此惡化。用一般手段就能調整好是不可想象的。”但出於對蘇作戰準備的考慮，此派也主張對華暫取緩和態度，“目前最緊急的是在以敷衍調整關係下，促進充實對蘇中的戰備。”

日本軍部在綜合了上述兩種意見后，決定對華採取“和”、“戰”兩手準備，先著眼於對華關係的調整。一月二十日。參謀本部在《關於對華政策對陸軍省意見》中指出，日本將改變以往對華政策。“以互助互榮為目的，將主要精力投入經濟文化經濟工作中去……以公正態度對付統一運動，不在華北進行分治運動。”“在實行以上工作后，仍不能調整日華關係或日華關係更加惡化，真的到了不得已時，經過最後忍耐后，準備給予致命的痛擊。”二月一日，日本軍令部第五部部長在致第一部部長關於中國綜合情報中稱：“我認為現在應對既定對華政策再作研究。準備和戰兩手。使之萬無一失。”日本軍部“和”、“戰”兩手政策的確定是林銑十郎內閣“佐滕外交”得以出台的主要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確定了對華“和”、“戰”兩手政策，但軍部對中日邦交的調整並沒有抱多大希望。三月十五日，參謀本部在一份報告中稱：“以形勢看，認為兩國關係好轉的觀點是極其不當的，必須認識到今後中國對日本的態度只能越來越走向抗日途徑。且其戰線也將更加擴大，其依賴英美蘇聯政策也將愈益加強，對此應有充分認識。”只是出於對蘇問題的考慮，才確定了上述政策。也正因此，軍部對華調整關係就極其有限，“佐滕外交”也自然沒有多少迴旋餘地（儘管林銑內閣與軍部在對華目標上是一致的，但在對華態度上要比軍部溫和得多）。三月八日，佐藤在對華外交演說中稱，“日本果將瀕於戰爭的危機與否依著日本自身的考慮以為斷”。強調中日關係的調整，關鍵在於日本改變以往對華的強硬態度。”佐藤上述講話立即招來軍部的呵斥。

林銑內閣為此惶恐不安。為平息軍部的憤怒，佐藤遂於次日對“戰爭危機”含義作了補充說明：“所謂危機之事．日本決不挑撥，對方（中國—引者）如果挑撥，日本決不能忍認。故不可不完備國防。所謂中日間之須忍耐以對方不蹂躪國際正義的範圍為限。”

南京政府的抗日態度宣告了“佐藤外交”的破產。在軍部的驅使下，日本踏上全面侵華戰爭的罪惡之路。

日本“佐藤外交”的出籠在南京政府方面並沒有引起多大的關注。其中原因除了“佐藤外交”並沒有改變日本對華侵略政策外，還由於過去幾年日本打著“中日提攜”旗幟對華實施高壓侵略政策使南京政府對所謂調整中日邦交已失去了希望。而全國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也不允許南京政府回到對日妥協的政策上去。因此，“佐藤外交”出台後，南京政府非但沒有作出相應的“回報”，相反卻進一步加強了依靠英美的對日抗戰準備。

1937年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抗戰”一詞，標誌著南京政府抗日政策的正式確立。3月3日，即佐藤出任日本外相同一天，親英美派王寵惠接替親日派張群出掌南京政府外交大權，一些親日派政府要人也紛紛掛職而去。與此同時，華北當局對日態度也隨南京政府抗日政策而趨於強硬，並多次拒絕了日本經濟提攜、共同防共的要求。3月4日，29軍副軍長秦德純還代表宋哲元公開宣布“冀察外交今後將嚴格遵守中央政府政策”。

南京政府對林銑內閣“佐藤外交”的冷落．無疑宣告了日本軍部對華“和”的一手的失敗。自1937年5月開始，日本對華“膺懲論”一時甚囂塵上。名為“經濟考察”實為探詢南京政府對日政府真意的兒玉謙次經濟考察團經過一番摸底，認為“過去對冀察政權所施加壓力。是國民政府5份、日本5份。急轉直下，變成了國民政府8份，日本2份。”中國對既成事實認識不足以解決華北問題作調整一切國交之前提，除使用武力外別無他道。”

5月20日，擔任華北警備的第二艦隊第10戰隊司令官下村正助少將向海軍次長稱：“新的華北政策與現在實際情況不符。在中國全國抗日。侮日的怒潮和抗日戰備的進展情況下，不是全部讓步後退，就是決一死戰．如今進行什麼調整邦交、經濟提攜的方策都是不可能有成功希望的，莫如以開戰來整頓一切戰備和指導適應國際形勢的外交為良策。此次中央指導的方策，看起來即使在二、三年前按中閑的現狀部已經晚了。”6月9日，日本陸軍省軍務課柴山兼四郎在視察華北返回東京后稱：“當地攻擊日軍之宣傳甚；一般情況亦如此”並建議對華行使武力。

林銑內閣“佐藤外交”在一片對華“膺懲”的叫囂聲中已處山窮水盡之境，而軍部在調整中日邦交失敗后也扔掉了“佐藤外交”這面“和平”旗幟。五月三十一日，林銑十郎內閣倒台，“佐藤外交”也隨之消聲匿跡。6月9日，主戰派近衛文膺組成“戰爭內閣”。七月七日，日本發動了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面侵華的罪惡一頁。

總之，“佐藤外交”是日本侵華外交小的一段小插曲。雖然其手法較廣田外交“溫和”，但逼使中國放棄抗日的目的與之一樣。囚此。在中日矛盾已十分尖銳之際，南京政府不可能入彀，“佐藤外交”只得匆匆收場。

評論家高宮太平在評論林銑十郎時說：“沐猴而冠，戴上帽子還是只猴。林銑十郎不論作為軍人還是作為政治家都是不合格的。說得極端些，他是一個作為人類都不能容忍的傢伙。”“輿論只說他解散議會是吃過飯逃賬，實際上他不僅在解散議會上是這樣，他的一生都在逃賬。”輿論認為，選擇林銑十郎這樣一個人擔任首相，可見挑選他的人的能力也值得懷疑。實際上掌握統制派實權的人們就是想把林銑十郎作當成木偶人進行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