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屋興宣

賀屋興宣（1889—1977）日本大藏大臣（1937—1938，1941—1944），甲級戰犯。日本廣島縣人。本姓藤井，出嗣賀屋家。1917 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入外務省。歷任大藏省主計局局長、事務次官。1937 年6 月任第一屆近衛內閣大藏大臣，提出擴充生產力、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和調整物資供求的財政經濟三原則，並據此制定《日本臨時資金調整法》和《日本進出口臨時措施法》，將日本經濟引上戰爭軌道。1939 年任華北開發株式會社總裁，參與掠奪中國資源。1941 年又出任東條內閣大藏大臣，任內極力推行戰時經濟，支持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戰後，於1948 年作為甲級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55 年被假釋，1958 年披赦免。后多次當選為眾議員。1963年還成為池田內閣的法務大臣。

和絕大多數高等文官一樣，賀屋興宣的經歷也很簡單，從一高到東京帝大經過高文之後成為了大藏省的帝國高等文官。他天生就有一副弄錢的本領。1923年9月關東大震災，救災需要錢，那時賀屋興宣還只是個剛從帝大畢業，在大藏省根本就沒有說話的資格的菜鳥，但他找出來了一條弄錢的路子。

那時候的電話是奢侈品，考過了高文的高等官的初任年薪也就600日元左右，而一台電話機的安裝權在黑市上要賣到3，000日元。賀屋經過計算之後，發現即使在東京增加一台電話也用不了1，800日元，就提出把裝電話的方法改為交現錢就給裝電話，正好當時就在搞救災重建，大興土木，捎帶著就能把工程搞了，收來的錢又可以拿去進口電話交換機，有多餘的還能用到救災上，一舉多得。

“下 克上”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社會或者組織下層的日本人在相信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時候，絕不肯輕易妥協。軍隊的少壯派軍官是這樣，衙門裡的少壯派官僚還是這 樣。只不過官僚們手中沒有武器，不會搞政變罷了。賀屋興宣知道在自己在大藏省人微言輕，就去找了管電訊的遞信省，得到了遞信省的大力贊同。

等 到遞信省的報告送到大藏省后，暴怒的大藏大臣把出主意的賀屋叫去大罵一頓，說歐美各國的電話都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你怎麼想出來收巨款裝電話，這不是讓別 人笑話嗎？賀屋據理力爭：實際上地震之前黑市上就已經是三千了，我的方案只是一千八，本身就對用戶有利，你如果不採用這種方法就抽不出錢裝電話，黑市價很 可能一直會漲到一萬，這筆錢到底是該進國庫還是給黃牛？到底哪種方法給人笑話？吵到最後結果到底還是採取了賀屋的構想，而這就日本普及電話的開端。

賀屋剛開始搞預算時候的負責的是海軍預算，1927年的日內瓦海軍裁軍會議和1929年的倫敦海軍裁軍會議他都作為大藏省的隨員參加了。知道弄錢困難的賀屋 興宣當然希望日本能夠接受英美提出的裁軍方案，但被作為海軍省次席隨員的山本五十六少將狠揍了一頓，被揍出了鼻血的賀屋興宣聽著山本五十六的“再不住嘴把 海軍軍官全部叫來揍你”的威脅，只能住嘴，好在最後海相財部彪還是在協定上籤了字，才讓日本過了幾年安定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部勢力肆虐日本政壇，其向外擴張的野心與日俱增、不斷膨脹，以致在日本掀起了異乎尋常的軍備擴張熱，貪得無厭地不斷要求擴大軍費預算。由於大藏省掌握著年度財政預算的大權，軍部再狂妄，在大藏相面前也要忍讓三分，在這種情況下，賀屋認為，利用大藏省並通過大藏大臣控制軍部的時機已經到來。

1935年，賀屋興宣任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手下的主計局長。在高橋心目中，賀屋一直是個不可多得的理財能手，因此對他格外器重和信任，每每遇到棘手的難題，都免不了要與賀屋商量，請他幫忙出謀劃策。1935年秋，在岡田內閣為編製1936年度預算舉行內閣會議前夕，高橋召見了賀屋，就軍費預算問題徵求了他的意見。：“軍部那幫傢伙，盡提些輕率、愚蠢的要求，對這些要求當然不能理睬，不過，現在的軍部是以下克上，在這種情況下，對狂妄的年輕中佐、少佐們，是給他們一點兒甜頭好，還是給他們一點兒顏色看呢？從政治、財政方面考慮，你認為如何掌握適當？”

賀屋回答道：“對這個問題不宜採取過於緩和的態度。如果給他們一點甜頭，反而會慫恿他們想要更多的甜頭。因此，需要把真實情況講明，要所有閣僚和軍部的人認真嚴肅地來考慮這個問題，除了高橋先生，沒人能做到。”

賀屋的一席話說得高橋心裡感到十分熨帖，於是採納了他的建議，在內閣會議上，高橋從和平、國力、財政的角度，闡述了其試圖調和軍需與經濟之間關係的主張，並得到了多數閣僚的支持。由於他的這一做法明顯不適合軍部的口味，使得他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排擠與壓制，並最終導致他在1936年爆發的二·二六事件中，被皇道派青年軍官殺害。

高橋遇害后，賀屋興宣感到很內疚，並在心裡為高橋鳴不平，但他在表面上，他依舊在大藏省“任勞任怨”地工作，並逐步得到新內閣的信任。倡導統制經濟岡田啟介內閣由於“二二六”事件的發生而倒台，其後的廣田弘毅內閣是在軍部的強力干預下產生的。大藏大臣由馬場瑛一擔任，他上任后立即作了重大的人事調整，換上了一批迎合軍部的人物，原來的抑制軍部派基本全被撤掉，只有賀屋興宣保住了自己的烏紗帽。 1936年5月，賀屋興宣出任大藏省理財局長，掌管金融政策。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組建了金融室，調查發行公債的限度與編製新計劃。當時日本的財政預算，每年都要依賴發行巨額公債來維持。有一種說法，“公債不管發行多少，只要能用儲蓄吸收回來就可以。”賀屋對此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公債的發行限度是受其所需物資的供給限度制約的，如何確定發行的限度至關重要。”因此，他著手調查研究公債的限度問題。賀屋興宣擔任理財局長前後共計八個月，在此期間，日本軍部的勢力日益膨脹。為使日本經濟能夠適應軍部的需求，賀屋開始倡導推行統制經濟。

1936年秋編製的預算方案，似乎稱之為軍費預算更為貼切，因為它成了以軍費為主的大幅膨脹的預算。在預算方案明顯向軍費一邊傾斜而有可能遭到閣議反對的情況下，賀屋興宣不失時機地提醒陸海軍財務負責人說：“你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錢，而是武器、彈藥及其製造設備。但是，鐵、銅、鎳等金屬和石油、皮革、木材等必需的原材料在日本少得可憐，這些東西需要大量進口。光靠大藏省納入預算，並不能保證獲得必要的資財。”賀屋又進一步地獻策，“必須把重要物資需求量的增加額計算出來，才可供編製國際收支時參考。”賀屋的這套理論，後來被稱為“物資預算”，並博得軍部的讚賞。

1937年2月，林銑十郎內閣取代了廣田內閣，結城豐太郎出任藏相，賀屋被提升為次官。當時的形勢是，人們非常擔心由於軍部對財政的統制而導致通貨膨脹。賀屋根據其長年的經驗，認為，儘管在當時的日本，官僚既沒有搞統制經濟的能力，民間也缺乏統制經濟的承受力。然而，只要軍部想繼續堅持龐大的軍費預算，就只有走統制經濟的這一條道路，以保障日本的經濟不受衝擊。為此，他首先制定了實行統制經濟計劃的三項原則：一是與物資供需相適合；二是與國際收支相適合；三是與擴充生產相適應。這三項原則後來被稱為“賀屋財政經濟三原則”。

我們來仔細解讀一下賀屋的財政經濟三原則，就可以理解賀屋興宣之所以能夠在大藏省不斷受到提拔和重用的箇中奧秘了。賀屋提出“物資供需關係相適合”原則的理由是：日本的物資結構包括自產物資和進口物資兩種，這二者既要維持最低限度的國民生活，又要最大限度地充實軍備，其物資需求十分龐大，其中尤其是對日本匱乏的生產原料和礦產等物資的需求更為緊張。有鑒於此，就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明確需求限度並加以儘力限制，這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採取這一措施，努力實現物資分配在最大限度上的比例適當。就最重要的分配結果而言，其目標是要使其總和不超過進口及國內生產的最大限度。這一原則較之作為通貨膨脹對策的單純抑制總需求的做法無疑是前進了一步。關於“與國際收支相適合”原則，賀屋認為，首先應規定進口能力的限度，在限度許可的範圍內再考慮進口能力，根據各種物資需求的重要程度來確定其進口限度的分配比例方案，並據此掌握進口許可制。至於擴充生產力的具體方法，賀屋認為，這方面存在著兩大問題，一是擴充什麼樣的生產力，二是擴充生產力所需要的技術、勞力和資材。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一國的經濟能力，並能夠防止其出現破綻，是經濟政策的根本目標。

然而，畢竟“財政經濟三原則”在日本還是首次嘗試，加之日本國內存在的諸多因素很有可能妨礙這一計劃的實施，因此賀屋心裡並無底數。在他看來，在當時日本國內存在著兩大致命弱點，一是日本尚不具備足夠的制定綜合性具體方案的能力；二是國家各部門的本位主義現象十分嚴重。特別是陸、海軍都希望能分得一塊更大的蛋糕，因此內部爭鬥十分激烈。由於這種本位主義的作祟，僅在方案制定階段就可能面臨重重困難；退一步說，即使是勉強制定了也不可能得到很好地落實。所以，“三原則”只是制定出來了，但能否落到實處和貫徹到底，還要拭目以待。

1937年6月，近衛文麿受命組閣。在大藏大臣的人選問題上，近衛曾有意安排正金銀行的總經理兒玉謙次擔任，但遭到兒玉的拒絕。於是近衛想到了賀屋興宣。賀屋便向近衛提出了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如果他出任大藏大臣，內閣必須保證實施他所提出的“財政經濟三原則”。賀屋自信地說：“既然軍部不願將預算後退到高橋藏相時期的水平上，要維持日本的經濟，只有實行我所擬定的‘財政經濟三原則’，否則財政經濟必將崩潰。”賀屋提出的第二個條件是，把全體閣僚候選人召集起來，由他親自宣講“財政經濟三原則”，如果能夠得到他們的理解與合作，他便同意出馬就任大藏大臣。儘管近衛對賀屋信任有加，並充分相信賀屋有這個能力挽日本經濟於既倒，但仍覺得賀屋提出的第二個條件未免有違組閣程序，所以面露難色。老謀深算的賀屋對此自然是早有心理準備，向近衛文麿提出變通辦法，至少有必要先把商工大臣候選人的思想做通，因為在實行“三原則”的問題上，商工大臣較之大藏大臣更具有核心作用。

近衛覺得賀屋言之有理，於是立即與賀屋商量，是否可以選時任東北振興總裁的吉野信次為商工大臣候選人。二人一拍即合。確定人選之後，近衛決定在東京緊急召見吉野，吉野匆匆從中國東北趕來，由賀屋向他說明了此次計劃的核心內容。在吉野表示贊同后，近衛遂確定由吉野信次出任商工大臣。重要職務人選內定之後，近衛內閣開始組閣，並在組閣后不久的一次內閣會議上，做出了實行“財政經濟三原則”的決定。儘管對此無人提出異議，但從廣田內閣時起就高喊要搞統制，而到底為什麼要搞統制，統制之前需要做哪些計劃，人們卻毫無準備，也一無所知。

面對這種被動的局面，賀屋不遺餘力地四處演講，解釋他的統制經濟：“我是想實行一種‘自由經濟’，運用民間創造性的方法，經過多方綜合考慮，最後既要使經濟力得到發展，又可適應國民的福利。但是，對放任自流的自由經濟的許多弊病，必須加以各種制約，我的主張可以說是修正了的‘自由經濟’。但最大的問題是，要預計到用相當長的時間來制訂計劃。究竟計劃期限以多少年為適當，要根據時勢的變化而異，至少依據對數年、乃至十幾年的展望，設想出弊害少、效果大的計劃，並且儘可能在不施加政府、權力、行政干涉的情況下實現計劃。這就是有計劃有統制方法的經濟政策。”在賀屋的大力宣傳下，人們逐漸接受了“財政經濟三原則”。

戰後，《日本經濟新聞》的記者一次在採訪賀屋興宣的時候問了一個問題：“日本的國家預算從1941年的86億日元到1945年飛漲到了235億日元，這個預算是怎麼做出來的，從哪來的錢？”賀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淡然：“哪來的錢？印唄，只要印刷機沒問題，你要多少錢都有。”“那不會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嗎？”

古 怪的是在賀屋興宣任上還真沒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因為“通貨膨脹”在字面上的表現是物價飛漲。從理論上來說在濫發通貨而同時物資嚴重匱乏的時候不可避免地 會出現通貨膨脹，但在統制經濟的條件下做到不使物價上漲也非常簡單：只要不讓消費者手中有錢就行了，沒有了通貨，也就沒有了膨脹，只要能夠把濫發下去的那 么多紙幣吸收回來就行。一開始有人提出來的方案是加強租稅徵收，把發下去的紙幣再強行收回來，但賀屋從心理學的角度不同意這種做法，這種做法無異於搶劫，會傷害士氣。

賀屋的方法是開展一個“愛國儲蓄運動”，讓所有人把剩餘的錢都存到銀行里去支援“大東亞聖戰”，這樣讓大家既有了擁有金錢的滿足感，還能為支援了國家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這筆錢已經從市場上消失，不用再擔心通貨膨脹了。問題是，這種只是通過搞國民儲蓄而減少市場上的通貨總量的方法有一個根本的問題：通貨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減少，只是暫時從市場上消失，有朝一日還會回到市場上來，到那時候怎麼辦？

賀 屋在回憶錄里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讓人吃驚的：“我在1942年左右做過一個試算，日本在戰爭結束時候國債總額會達到一個無法想象的數字，這筆國債是無法償 還的。但是戰爭總會有一個結果，如果日本勝利的話，日本能請求戰爭賠償，如果日本失敗了的話，那麼全體國民夠應該均等地負擔所應該承擔的” 。

賀屋興宣辭去大藏大臣一職后，轉任大藏省顧問，併當選貴族院議員。1939年，賀屋就任華北開發株式會社總裁。他對中國華北地區豐富的物產資源垂涎三尺，認為大有開發前途。但由於已經進入全面侵華戰爭階段，通貨膨脹逐漸發展，巨額資金難以籌措，他自認為連他這位能人似乎也已回天乏力了，所以儘管近衛又兩次邀他入閣，均被他拒絕。然而，華北豐富的資源對他太具誘惑力了，儘管辭去了大藏大臣職務，但仍馬不停蹄地奔波於華北與東京之間，為日本開發中國華北籌集資金。1938年6月，他親自策劃成立“華北開發會社”，打著和中國資本家合股的招牌，將華北的礦山、煤炭、發電等重要經濟行業控制在手中。以此為樣板，賀屋興宣又在上海成立了“華中振興會社”，完成了對華中地區鐵路、水電、航運、電報電話等經濟部門的壟斷。直到1941年10月，當他再次為籌集開發華北資金回到東京時，恰值東條英機受命組閣。17日夜，東條通過電話力邀賀屋再度出山。這一次，賀屋仍未馬上答應，原因倒不是因為對他避免日本出現經濟危機失去信心，更主要的是擔心日本一旦對美國開戰，日本經濟則有可能被拖進崩潰的深淵。此時出任大藏大臣，無疑是充滿了風險。於是，他當即要求與東條英機見面，並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兩個問題：“你是否打算對美開戰？政府經常以不擴大戰爭為方針，但軍部總是一意孤行，不斷擴大戰爭。如何控制軍部我行我素的做法？”老奸巨猾的東條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將竭盡全力進行日美談判，避免開戰。另外，只要我兼任陸軍大臣，就能控制住軍部。”

得到東條肯定而明確的答覆后，賀屋接受了東條的邀請。儘管賀屋在思想上似乎不願意日本發動戰爭，但他在行動上，即他“獨創”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太平洋戰爭打開了方便之門，提供了可靠的財政支持與物資保障，因此，他罪責難逃。

日本戰敗投降后，賀屋興宣作為第一批被逮捕的甲級戰犯接受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的正義審判。在審判過程中，賀屋興宣的認罪態度相對其他死硬分子而言算是比較好的，承認正是由於他推行的財政金融政策，才使得日本的戰時經濟得以維持下來，從而在客觀上為法西斯軍部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戰爭直至發動太平洋戰爭提供了財政與物資保障。

賀屋興宣在審判中供認：“我雖曾經努力迴避戰爭，但最後仍參加了開戰的決定。我決不能逃避政治責任。”然而，這一認識與反省顯然來得太遲了。1948年11月12日，賀屋興宣被最終判處無期徒刑。這一天，賀屋興宣由於病重正在住院接受治療，因此其本人未能到庭，由其美國辯護律師列克里代為接受了判決。

在 押的日本戰爭犯罪嫌疑犯在被美軍交還給日本政府之後，伙食一下子差了下來。戰犯們提抗議，可回答卻是“沒有錢，大藏省不給預算”。賀屋興宣親自找大藏省交 涉，得到的回答還是“真沒錢，做不出來預算”。賀屋興宣大怒：“把預算案拿來，看本官做給你看”，結果大藏省還真把預算草案拿到巢鴨讓老長官過目，這位也 真就在巢鴨里以罪犯之身幫大藏省做起了預算來。

東京審判結束后，美國佔領軍很快改變了其對日政策：1949年10月19日，麥克阿瑟宣布對乙、丙級戰犯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戰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又頒布了“第五號指令”，規定所有根據判決書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在刑滿前按所謂“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這實際上已經完全破壞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同時更是為戰後日本扭曲的歷史觀的形成留下了巨大的隱患。1958年4月7日，包括賀屋興宣在內的最後在押的10名甲級戰犯被赦免出獄。

出獄后的賀屋興宣再度活躍在了戰後日本的政治舞台。1962年，作為自民黨鷹派人物，時任眾議院議員的賀屋興宣出任日本遺族會第四代會長。“日本遺族會”是一個積極為戰爭翻案的日本戰爭陣亡者家屬組織，成立於1953年，其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日本遺族厚生聯盟”，其初衷是救助生活貧困的陣亡者家屬，在成立之初的機關雜誌上，曾表明其成立的目的是“在建設和平日本的同時，防止戰爭，保衛世界永久和平，為全人類福利做貢獻”。但後來逐步演變成為一支具有濃厚政治背景、積極為戰爭翻案的右翼團。

賀屋興宣上任會長后，這一組織的右翼傾向更趨明顯，他不遺餘力地利用各種機會，組織遍布日本各地的萬餘個支部大搞簽名活動，向政府施壓，並積極掀起政治活動。日本遺族會的兩大支柱活動為“加強援助遺屬對策事業”和“表彰英靈事業”。前者是要求提高補助金，後者是實現政府閣僚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從而達到以國家的名義保護靖國神社的目的。為使這些要求得到滿足，他們動員組織龐大的遺族力量，積極為其所支持的政治家拉選票。自50年代初期開始，凡是與遺族會出身或與之關係密切的議員始終都能夠以高票當選國會議員。在遺族會的背景之下，賀屋興宣的政治生命再度“煥發青春”。1963年12月9日，賀屋興宣出任了第三屆池田內閣的法務大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的甲級戰犯中，能夠在戰前和戰後分別出任內閣大臣的，除重光葵之外，也就只有這位賀屋興宣了。

重出江湖的賀屋興宣不僅頑固地堅持其右翼立場，大肆為日本侵略歷史翻案，同時還是一個堅定的反共分子。作為日本國會中的“台灣幫”元老級人物，賀屋在台灣問題上也始終興風作浪。1967年9月25日，在偏安一隅的蔣介石之流的籌劃和安排下，“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大會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舉行。在這次被台灣當局稱之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反共會議”上，日本“前大藏和法務靖國神社“社務所”大臣”賀屋興宣赫然在列。

1972年8月3日，在日本田中內閣發表了關於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見解”后，大平正芳外相在自民黨“協議會”常任幹事會上，就日本政府處理台灣問題的基本態度作出說明，指出，如若日本繼續同台灣原封不動地保持“外交關係”，則日中雙方就不可能達成協議。聞聽此言，以賀屋興宣、藤尾正行、渡邊美智雄等為首的“台灣幫”便抓住大平的這一講話，群起而攻之，攪得幹事會一片混亂。時任會長的小坂善太郎只好出面聲稱“大平外相的發言不是政府的見解”，才使得會議草草收場。為了挫敗賀屋等人的陰謀破壞，首相田中角榮在此次幹事會後，加緊了對鷹派年輕議員的說服工作，以為在其後的“協議會”幹事會上能夠順利通過“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針”預做準備。

9月5日，在第二次召開的“協議會”幹事會上，作為解決方案的“小坂會長方案”剛一提出，賀屋興宣等人果然便再度發難，他們節外生枝地提出了所謂的“賀屋興宣方案”，企圖繼續保持日本與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從而干擾和阻撓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進程。在此關鍵時刻，中川一郎和浜田幸一等年輕鷹派議員明確支持“小坂會長方案”。面對年輕鷹派議員態度的突然軟化，一直猖狂攻擊外務省的賀屋興宣集團也就變得勢單力孤、難成氣候了。

在其後的幾年裡，賀屋興宣仍舊堅持著其始終一貫的反共立場，對日中關係的改善極盡破壞之能事。但是，日中和平友好已成大勢，賀屋之流的破壞活動只能是螳臂擋車，顯得是那麼的不自量力！1977年4月，甲級戰犯賀屋興宣終於走完了他90年的並不光彩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