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

生於1910年3月12日，卒於1980年6月12日。

從1978年到1980年擔任日本首相。

東京商科大學（今一橋大學）畢業。曾參加基督教青年會和救世軍的活動。1960年任內閣官房長官，1962年在池田內閣中任外務大臣。在田中內閣時期，他為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鋪平了道路。1978年在自民黨支持下當選為首相。任職期間，他克服了日本的第二次能源危機，在外交方面為加深與各國友好親善關係和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時，他正式向鄧小平提出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在1979年以來的27年裡在中國的建設中發生了巨大作用。在任期間，對內提出“福利社會”目標；主張同各在野黨協調與對話，以穩固自民黨政權；外交方面以日美關係為軸心，發展日中友好合作，加強同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合作。主張實行綜合安全保障戰略，計劃建立環太平洋聯盟。積極促進中日恢復邦交。1980年6月12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大平正芳病逝於東京。

1910年3月12日，大平出生在香川縣三豐郡豐濱村一個既不富裕也不算貧窮的普通自耕農家庭。大平在《我的履曆書》中寫道：“從我記事以後，就是穿著袖口擦滿鼻涕、閃光發亮的衣服和稻草編的草鞋，吃一湯一菜就麥飯長大的。”和許多農家孩子一樣，大平從六、七歲起，就會編織麥稈草帽辮，幫助父母搞些副業補充家計，直到小學畢業前都是如此。他放學后就忙於編織，以致常常連家庭作業都沒有充足時間完成。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太平，從小就養成不畏艱苦，堅忍不拔的性格。

從小學到中學，大平都是平凡的少年，中學還沒念完，他的父親便過早去世。依靠育英獎學金，他才完成高松高等商科和東京商科大學（一橋大學）的學業。

1936年4月畢業后，26 歲的大平考入大藏省存款部工作，開始了他的從官之路。大平入大藏省后，經過一年時間的勤奮工作，翌年7 月被提升為高等官七等，調任橫濱稅務署署長。大藏省對這位新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1938 年6 月，經東京稅務監督局直接稅課長池田勇人的推薦，大平升任仙台稅務監督局的間接稅部部長。他與池田的交往就是從這開始的。大學畢業以來的3 年經歷，大大改變了大平的生活。當上高等官以後，他也能同當地的名流平起平坐，常常是高級賓館的座上賓。人們張口就是“大平署長”，閉嘴也是“大平部長”。處於這樣的環境中，大平一方面勤奮讀書，追求學問，一方面也不捨棄這種由尖子官僚而得到的享受。不知不覺，大平的身上已具備了一種堪稱“政治”的素質，即無論社會形勢和格局如何變化，都能處變不驚。

1939 年，大平任興亞院“蒙疆聯絡部”經濟課主任，赴中國張家口就職。不久升任興亞院“蒙疆聯絡部”經濟課長。和大平同時入大藏省的年輕人只能當個課長助理，唯獨大平當上了課長，實在算是幸運。

1940 年10 月，大平回到東京，在興亞院經濟部第二課任職，支持對華投資計劃並監督實施。2 年後，重返大藏省工作，任主計局主管文部省和南洋廳預算主查。此間，在主計局長支持下，為改善文教事業，設立資助貧窮有為學生的大日本育英會。1943 年11 月，大平升任東京財務局間接稅部長，領導開設過戰時條件下的“國民酒店”。1945 年3月成為大藏大臣津島的負責事務工作的秘書官。為了侍奉這位任性的公子哥兒一般的大臣，大平吃了不少鮮為人知的苦頭，但卻獲得了一個從全局觀察事物的機會。

日本戰敗后，他仍然留在大藏省，歷任主計局事務官，薪金局第三課長。1948 年7 月，大平任經濟安定本部建設局公共事業課長。對於此職，他“既有興趣，也有榮譽感，且有眷戀之情……”。早在任津島秘書時代，大平就接觸不少陳情書。在任公共事業課長時代，他本人成了直接負責人，更加廣泛、深入地掌握地方的實際情況，贏得了一個思考治國的根本問題的機會，為渡過戰後的經濟恐慌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議。

1949 年6 月，大平受命任大藏大臣池田勇人的秘書官，他把池田的成功失敗、毀譽褒貶責任繫於自己一身，盡心儘力，埋頭苦幹，成了池田不可缺少的助手。作為大藏大臣的秘書官，他耳聞目睹政界和政治家的運作情況，閱曆日漸豐富，工作起來亦得心應手。據當時池田的一位親信說：“大平最善於在池田和大藏省、池田和政界、池田和財界之間周旋。”

結束三年秘書生涯，大平對自己的前途作了充分的、謹慎的思考。考慮到官僚的前途暗淡，為了“讓自己的生命充分燃燒”，他毅然決定出馬從政。1951 年夏，曾經當過池田秘書的登板重次郎記得有這麼一件事：“在池田大藏大臣時代，有一天池田、大平、宮澤和我四人曾去柳橋飲酒，酒後又泛舟隅田川。那時大平突然說：‘大臣，我也考慮當個政治家，您看怎樣?’池田立即回答說，‘那是好事嘛，你的性格倒頗適合政治家。但是你能搞到多少錢呢?’大平比劃著說，‘有這麼多。’池田就說，‘那樣的話，剩下的由俺包了。’”

池田為擁有自己的嫡系議員，極力支持大平從政，並讓他於1951 年8 月赴美出差3 個月，以增長見識。大平在保留藏相秘書官的情況下，提前參加第一次競選議員活動。在大平家族、家鄉父老鄉親、同學等的支持下，大平競選成功。

第一次當選為議員的大平於1953 年11 月出任農林常任委員。大平從首次當選議員以來，3 年多時間經受到3 次競選的洗禮。其間出任過自由黨幹事、青年部副部長，但畢竟是無足輕重的後生，在黨內只能做些地方上的事。

1955 年12 月，剛組閣的自民黨請大平擔任政務調查會內閣部會長。內閣部會是負責綜合總理府管轄的各種問題的黨務機構。大平有意把自己逐漸構築成“政策通”，成為自民黨內池田派的骨幹成員之一。1959 年6 月，年屆50 的大平當上了眾院文教委員長，暗地裡鞏固了作為池田第一心腹人物的地位。為池田在籌措政治資金，競選，調解派系關係等黨務工作中效盡犬馬之勞，逐漸地，傳播媒介或黨內其他各派都知道了大平的存在，池田也不無得意的讚賞說：“大平為人做事，可用誠實二字概括”。

1960 年，大平為池田競選自民黨總裁立下了汗馬功勞。池田內閣成立后，他當上了內閣官房長官，內政、外交諸事都要管到，成了政府的眼、耳、頭腦和嘴巴。他協助池田處理了許多內政外交問題，特別是他建議池田採取：寬容與忍耐：的政治策略，為池田內閣少受政治風波的衝擊築起了一道防波提，從而成為享有實行經濟高速增長的長期政權。大平的見識與才幹，不僅使得池田滿足，許多不同派系的大人物也深為嘆服，前首相岸信介就發出過這樣一番感慨“我派如有大平那樣的人物，岸內閣一定可用在延續兩三年。”

此後，大平仕途一帆風順，相繼擔任池田內閣的秘書官和外務大臣。但好運不長，大平同池田之間出現了芥蒂。1964年春，池田首相兩屆任期快到之時，他還決心繼續爭取第三次連任總裁，以圖最終完成他的“國民收入倍增”的目標。但池田的親信中許多人卻不以為然，大平正芳也是其中之一，他認為池田能當上首相，離不開佐藤派的支持。佐藤和池田是第五高中同學，也都是吉田茂的得意門生。

吉田原有讓池田干兩屆就讓佐藤接任之意。因此池田周圍不少人對他連選第三任總裁持消極態度，大平也曾對別人流露出這種意思：“首相只想強行幹下去，真叫人為難。”大平的這種消極態度使池田對他產生了猜忌。大平因公務繁忙不常去池田家拜訪，這時有謠言說大平正芳想另立派系，其根據是大平以個人名義向池田派的“宏池會”所屬年輕國會議員提供了活動經費。池田聽到后把大平叫去追問：“你是不是在搞自己的派閥？”大平聽后震驚地申辯：“決無此事！我只不過替你給了本派議員一些錢，以往不是有先例嗎？您不是對我說過，用不著每件事都向您請示嗎？”池田忿怒地說：“不許這樣干！”於是，關係一直很親密的池田與大平之間出現了裂痕。一段時間甚至嚴重到大平不能進入池田住宅。

這時自民黨內佐藤與河野的對立仍在繼續，大平做了許多工作之後，這種對立雖有所緩和，但並未結束。河野為了牽制佐藤，鼓動池田繼續出馬第三次競選總裁。5月18日，佐藤要求與池田會談，但被拒絕。池田己下定決心競選第三任總裁。大平無奈，也只得為池田的競選繼續效力，向財界募集競選經費。

池田當選后立即進行內閣和黨領導的改組，結果池田的幾位最親信的“秘書官”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和宮澤喜一都未人閣。在黨的領導方面，幹事長前尾繁三郎因健康原因辭職。幹事長一職非常關鍵，頗費考慮。大平本希望得到這一職位，但前尾認為大平還須再經鍛煉，於是向池田推薦了政調會長三木武夫擔任幹事長，大平被任命力第一副幹事長，協助幹事長工作。這次任命是大平在一直很順利的宦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這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涯影響很大。一直平步青雲的大平從此在政治上步入了漫長的寒冬時代。大概這次又像中國成語所說：“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內閣改組后不到20天，他心愛的長子大平正樹不幸去世！這一打擊使大平簡直悲痛到了極點。

池田當選首相后不久，發現以前聲音嘶啞的毛病更嚴重了。到醫院檢查后很快診斷出是喉頭癌。大平副幹事長又如當頭挨了一棒，急忙與前尾商量，既不能直接告訴池田本人及其家屬，也不能向外界透露，以免引起政局動蕩和對即將在東京召開的奧運會產生不利影響。在大平的勸告之下，9月9日。池田首相住進了東京築地的治癌中心醫院進行放射治療。大平與前尾反覆商量之後，秘密叮囑 治癌中心醫院負責人，要他們將池田患癌症這一事暫時保密。9月25日發表的公告稱“首相的病情是癌的先兆”，意思是現在不是癌症，但有可能轉化為癌。

這種公布沒有引起局勢動蕩，但大平等人從此便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既要考慮如何勸不明病情真相而又雄心勃勃的首相主動引退，又要考慮首相引退後誰來接班的問題，既要同三木幹事長及各派首領磋商，又得每天安排許多必須一件件完成的急事。

大平決定通過治癌中心醫院的比企大夫向池田委婉地勸告，希望他退下來休息治療。比企在10月10日池田出席了東京奧運會開幕式后的幾天，向池田表達了希望他引退的意見，並說這是大平和前尾的意思。池田這次沒像往常那樣剛愎自用，而是很快接受了勸告，決定辭去總裁和首相職務。10月25日，東京奧運會閉幕那天，池田首相發表談話。宣布辭職。辭職聲明是大平正芳起草的。

據大平後來回憶：“我把每天到治癌中心去看望池田先生，陪他談兩三個小時的話，當作我的日課。關於繼任總裁的事，除了以川島、三木兩位先生為中心所搞的詮選工作經過的報告外，別的從沒交談過。所以我跟池田先生交談的話題，主要是一些有趣的閑雜事。當然每天有許多客人來探望病情，也有人打電話來慰問。而這些人好像也都有意迴避談論有關繼任總裁之事。”

當時，自民黨內外公認的有實力的總裁候選人是佐藤榮作、河野一郎和藤山愛一郎。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最合適的候選人，希望池田首相能指定自己繼任，於是都向川島、三木和池田的親信積極活動。三位候選人中佐藤當選的可能性最大。佐藤與他田既是第五高中同學，又同為“吉田學校”優等生，雖然二人之間己出現裂痕，但個人關係畢竟比與他人密切，池田上台佐藤功不可沒。而且兩人的老師吉田茂也有意讓佐藤繼任，在三個月前的選舉中佐藤也僅次於池田而居第二位，這些條件為社會大多數人看好，財界的大資產者們也支持佐藤上台。

佐藤派在這兩周期間加緊了活動。田中角榮作為佐藤派的骨幹，一方面到池田首相病房直接勸池田推舉佐藤為繼任者。另一方面努力作大平正芳的工作。大平對田中說：“這種問題要好好考慮，不能胡亂行動。政權問題只能因勢利導。我理解佐藤派想擁立佐藤的心情，但應慎重行事。”據大平後來回憶：“真希望11月9日早一點到來。而這兩周卻顯得特別漫長。政權這個難以捉摸的幽靈，在平河町的自民黨總部與築地的治癌中心之間來回徘徊，尋找它的歸宿。”

11月8日是總裁指名繼任人工作結束前的最後一天。當晚，大平為池田草擬廠指名文件，“我推薦□□□□君為後繼總裁”，在應填姓名處空了四格，由池田第二天一早親自填寫。11月9日早晨7時，川島、三木、大平和官房長官鈴木善幸到了池田病房。川島副總裁和三木幹事長向池田詳細彙報了詮選繼任總裁的經過及他們個人的意見，提出黨內的主要趨勢是支持佐藤繼任總裁。最後他們一致請首相池田作出裁決。池田在大平事先準備好的文件空格上填寫了“佐藤榮作”四個字，於是這場長時間的詮選劇就結束了。

現在大平副幹事長最擔心的是河野和藤山兩派在上午的自民黨國會議員大會和下午的眾議院全體會議上會作出如何反應。上午10點召開自民黨議員大會，會前大平在自民黨總部門口遇到河野派幹部森清，他對大平說：“我們敗了，但要進行合作，今天全體都來出席大會並投票支持佐藤。”大平心中如一塊石頭落了地。自民黨議員大會上，佐藤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下午眾議院全體會議時。大平與河野並排坐，中間僅隔一人。大平向河野打招呼：”謝謝您，費心了！”河野高姿態地答道：“大平君，不要客氣，沒問題。今天河野派全體都來出席會議，而且都投佐藤榮作的票，您盡可放心。”說完便愉快地與旁人交談起來。對河野一郎的這種心胸開闊的政治家風度，大平感觸根深，他感到那天的主角好像不是佐藤先生，而是河野先生。這天下午佐藤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順利當選為內閣首相。從池田到佐藤的政權交替總算完成。

照大平的說法：“從10月25日到11月9日這兩周，猶如跳進熱水桶一般，真是非常緊張難熬的歷史時刻啊！”政權交接結束后，當天下午，大平又回到了池田的病房。他對這位卸任首相說：”11月9日這天，無論是對您還是對我來說，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池田點頭表示同意。佐藤內閣掌權后一個多月，池田派的官房長官鈴木善幸和第一副幹事長大平正芳因與首相關係不密切而辭去了自己的職務。

大平正芳辭去副幹事長之職后，直到1967年11月的三年間，沒有擔任黨和內閣的重要職務，僅擔任了一些較次要的閑職。這一時期的大平表面看來是無官一身輕，但他精神上並不輕鬆。他既有宦途失意的鬱悶，也有失去親友的悲傷；既有對時勢的冷靜觀察與思考，也有 為重新崛起而充實自己的行動。

剛辭職不久的1965年1月23日，大平向自己選區的後援會會報《東京通信》寄去一篇短文，題為《禍生得意，福育隱微》。文中介紹了從1964年8月6日長子正樹去世，到11月9日池田交出政權這段時間內自己的遭遇和作為，以及新一屆政權誕生的過程，同時也表述了自己當時抑鬱的心情。大平認為，1964年對他是非常暗淡的一年，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年。長子去世、池田因病入院和辭職、佐藤執掌政權等一系列變故，使他感到暈頭轉向。

大平深深感嘆道：“時運真不可思議，恰如川流，既有清澈緩流之時，亦有激流旋渦狂暴之時。然而，作為在這時的激流中航行的人們，最重要的是具有虔誠之心和周密的注意力、小心謹慎以避免失誤。因為禍多生於得意之時，福幾無例外育於隱微之中。”大平認為自己在為池田政權的建立出謀劃策，又在該政權盛期擔任要職，這種政治家實不多見。政權的結束比政權的建立更為艱難，若政權結束時一出現差錯，其政權一瞬間便會聲名掃地。而自己為了維護池田政權的名聲己盡了最大努力。

最後大平談到：歷史上的時間似乎不變地向前椎移，但有時一瞬間就會改變人民、國家和世界的命運。我們無法判斷這一瞬間何時到來。因此我們應時常靜心、虔誠，準備迎接上帝的考驗。這裡大平隱約表達了自己靜觀待變，終將東山再起的決心。

另一方面，在這三年之間，不少大平熟悉的政治家相繼辭世。河野一郎於1965年去世，大平出席了6月12日的葬禮；池田勇人於同年8月13日去世；1967年2月7日，大平的恩人、同鄉、前大藏大臣津島壽一去世；10月20日，曾親自聲援大平的前首相吉田茂以89歲高齡去世。特別是大平的恩師池田勇人的去世，對大平又是一次打擊。

池田不僅作為大藏省和政界的前輩，將大平引上從政之路，對大平進入日本政治的領導核心起了關鍵作用，而且對整個日本在60年代經濟的高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池田提出10年之內使國民收人倍增的計劃結果在7年之內完成了，使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不久以後躍居世界第二位，直到70年代過著富裕生活的日本國民仍對“池田時代”難以忘懷。因此，池田之死使多情善感的大平正芳彷彿失去了一個親人，感到無限惆悵，生活空虛。他說：“一切都感到厭倦，活著已經沒有意思了”，流露出強烈的失落感。

池田去世后，他的兩名親信前尾繁三郎和大平正芳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不睦。前尾是1957年池田在離開岸內閣時，向岸信介引薦而進入內閣的，並擔任了通產相的要職。池田內閣時又擔任黨內重要職位幹事長，逐漸取代了大平而成為池田最親信之人。在1965年8月4日池田第二次動手術前，曾把前尾、大平和鈴木善幸三人叫到床前，交代了後事。前尾認為池田之意是要自己任池田派領導人，大平卻不認為池田有此意，而主張由活著的人來決定誰作本派領袖。當然，因無人反對。最終還是前尾作了 池田派領導人。但從此以後，前尾和大平之間便產生了齟齬，以前以兄弟相稱的兩人皆心存芥蒂，行動上也不那麼合拍了。這種情況對於佐藤派是非常有利的。

池田派的政治組織“宏池會”於1963年大選結束后，遵從自民黨組織調查會的勸告而宣布解散。但實際上名亡實存。池田去世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組建了一個名為“新財政研究會”的政治團體來取代宏池會。這個新政治團體只是換了一個名稱，其管理機構、活動時間和活動方式完全沒變。大家仍習慣地稱其為“宏池會”，在大平、鈴木等人的支持下，前尾派的力量正在逐漸加強。後來，由於前尾掌握了宏池會政治資金，並籠絡了本派許多議員，大平就另外組織了“周四會”，吸收了一些年輕議員參加，並另外籌措政治資金，原池田派大有分裂的趨勢。

自民黨政務會長

1967年晚期，佐藤榮作為了爭取第二年能第三次連任總裁，決心採取較重大的內政、外交措施。對內他計劃重新調整黨和內閣的成 員構成，外交上則開始著手解決美國歸還衝繩，小笠原的問題，佐藤回國后，立即請三年未擔任要職的大平正芳出山擔任黨的三領導之一政務調查會會長。大平屬於前尾派，該派在左藤上台後是受到壓制的。1965年7月進行黨政人事改組時，田中角榮幹事長擬請大平擔任政務調查會會長，但遭佐藤拒絕。這次佐藤請大平擔任該職，目的是為了在第二年的總裁大選中牽制己決心參加競選的前尾，使大平作為前尾派的骨幹不能充分參與支持前尾競選的活動。所以大平對是否出任該職曾猶豫不決。他不僅徵求了本派首領前尾的意見，也與佐藤派的田中角榮多次協商，最後決定出任該職。

1967年11月25日，佐藤正式宣布大平為政調會會長。這樣，大平在沉寂了三年之後，再次回到政治領導核心之中。大平擔任政調會長的這一年中，內政方面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財政僵化和收購米價問題，這二者又是相互關聯的問題。大平剛任職三天，大藏省的村上次官就到他辦公室來呼籲應採取強有力措施消除一些行業的財政赤字，特別是要找出國營鐵路、大米收購和國民保健等行業赤字嚴重的原因，採取針對性措施消除或減少這些赤字。

大平認為，首先應了解一下真實情況，研究大藏省提出的數字是否準確。其次是弄清下一年度的財政規模。但要根本解決財政問題，還須從長遠發展的眼光正確估計今後日本經濟的發展趨勢，並將財政在這長遠發展的經濟中置於應有的地位。

大平主張在提出解決目前財政問題的方案之前，應該先在執政黨和政府中充分協商，統一看法，否則方案將難以產生，即便產生也無法貫徹實施。因此他希望執政黨應統一認識，結成一體解決財政困難。1968年1月30日，大平在第58次眾議院常會上代表自民黨進行質詢時，談到了有關財政問題。他認為造成財政困難的根源不僅在財政金融系統本身，也應追究現存的制度和習慣，這些制度和習慣使機構雍腫，人員龐大，效能低下，卻又耗資巨萬，使財政很難適應快速多變的時代要求。解決困難的關鍵在於政府的決斷和國民的理解與接受，政府應以坦率態度將實際困難告訴國民。以後日本實行的“行政財政改革”證明了大平的分析是正確的。

與財政赤字相聯繫的是國家收購的大米價格問題。由於政府每年收購大米給予了大量補貼，造成了這一部門赤字累累，無法再提高收購價。圍繞這一問題，1968年7月，農林方面的議員在自民黨總務會上強烈要求提高收購米價。但若提高大米收購價，勢必進一步增加財政負擔，同時帶動其它相關商品的價格上漲。一向穩健的大平政調會長當然不同意立即提高大米收購價格。

因此在一次會議上，自民黨兩任總務田村元和田村良平相繼激動地站起來指責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大平政調會長不了解農業和農民生活，要求大平立即辭職，從會上退席。大平聽了一陣后覺得不對勁，站起來想離開會場。這時坐在大平身旁的米價調查會長田中角榮拉注了他，勸他不要一氣之下就離開，否則不好再回來了。於是大平又留下耐心地聽他們說完，然後從容不迫地發言：“兩位總務先生剛才說我不了解農民生活??我大平只是贊歧一個貧農的兒子。我在少年時代，天剛亮全家就必須起來，去山間的田地里勞動，然後我還要趕去乘清早第一班火車去上學，天天如此，現在競說這樣生活過來的大平正芳不了解農業，真使人感到意外。”大平的話使聞者深受感動，田中角榮後來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大平感人肺腑的發言。”大平發言后，總務會慎重決定將米價問題交由黨的三位領導和米價調查會長解決。

在外交方面，日本當時面臨的最迫切課題是收回沖繩和政府對核問題的基本政策。1968年1月30日，大平政調會長在第58次眾院常會上，就這兩個相互聯繫的問題作了重點闡述。

首先，大平談了政府對核的政策問題，他提到佐藤榮作總理曾說過：“在現今的核時代應如何生存，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課題。”大平指出：對於近期即將形成的防止核擴散條約的早期締結，日本各政黨之間尚無大的分歧。政府常常明確強調不允許核武器進入的方針，這當然是應該受到鼓勵和支持的核政策，與此相反，如果宣傳政府默認核武器的秘密進入，而國民又對此無動於衷，那將是日本的不幸。對有關核的知識的吸收與對反對核武器顯示出同樣的關心和熱情，這是日本核政策的進步。

大平又提到最近因美國“企業”號航空母艦停泊日本而引起的日本人民的反對，說明政府的核政策尚未被國民所接受，需要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來加深國民對日美關係以及日本核政策的理解。大平認為，日本安全保障之根本，在於國家所作的有利於保衛日本的努力，即關鍵在於日本內部的發展，如秩序井然的民主政治，社會秩序的健全維持，經濟文化的經營充滿活力，教育水平的顯著提高，國民生活內容充實等，這些因素才是安全保障的根本。

大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戰後劇烈分化和反覆動蕩的世界中，日本作為和平國家，只保有相對較少的防衛力量，外交上不使用武力。另外，放棄帝國主義野心，在和平共存的觀念指導下，不敵視他國，維持與各國活躍的外交，這樣才保衛了日本的安全與繁榮。“我相信，這才是日本應該採取的正確道路”。當然，大平認為具體的安全保障手段也同樣重要，這就是採用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軸心的地域性集團安全保障方式。在現實中，只有這種方式更安全。日美安保體制在戰後長時期內，遠離世界其它地區的紛爭，保障了日本的安全和復興，它經歷了戰後嚴峻的歷史考驗而行之有效，所以是日本應該選擇的堅實道路。政調會長這一職務大平正芳雖然僅擔任了一年時間，但卻給他提供了一個站在全黨和政府的立場上，全面觀察和深入研究內政外交各方面問題的良機。比起他以前負責的政府某一方面的工作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似乎有了更多的收益。

貿易自由化的促進者

1968年11月27日，新一任自民黨總裁選舉投票，佐藤榮作以絕對優勢戰勝了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第三次當選為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束后，田中角榮與大平、前尾在“榮家”飯莊會晤，達成了大平進入新一屆內閣的協議。11月30日新內閣組建完畢，大平人閣擔任通商產業大臣。這是內閣中的又一個重要職位，通常被認為與外務大臣、大藏大臣一樣，是通往首相職位的重要階梯。

通產省是主管日本工商企業、國內外貿易、外匯匯兌和度量衡管理事務的中央行政機關，其主要任務是加強工業基礎的發展，改進工業技術，促進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大平擔任通產大臣時，正是日本第二次實施貿易和資本的自由化政策時期。日本於1964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后，為了加強與各國貿易往來，適應逐漸擴大的國際貿易規模，在1967年曾實施了第一次貿易和資本自由化的產業政策，將限制進口和生產的商品種類下降到163種。大平任通產大臣后不久，1968年12月19日內閣召開會議時，通過了積極推進產業自由化的方針，將限制輸入的產品降到121類。3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資本自由化，到1969年的4月1日，又將限制進口產品降到120類。到1969年7月18日第七次日美貿易經濟混合委員會會議上，又決定到1971年12月底，把現存的限制進日項目由120項減少到60項以下。

這種貿易和資本自由化政策的實施也在日本國民中引起了不少的議論，認為如果日本敞開自由化大門，外國的商品和資本會像洪水般湧進國內，憑藉其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資金佔領日本市場，這樣就會迅速將日本國內的企業擠垮。

大平卻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實現自由化后，並未造成人們擔心的那種結果。因此他決心繼續推行自由化，並促成大型企業之間的合併。這種合併的典型之一就是新日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的誕生。1970年3月30日，兩公司正式合併為“新日鐵”公司，大平自己認為他實際上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鋼鐵企業的誕生起了一個助產士的作用。

以後，日本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於資本自由化章程的原則，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擴大了自由化的產業種類。如汽車的自由化生產銷售問題，在10月14日的內閣會議上就決定了實施方針，到1971年4月開始施行。日本的汽車行業並未因該方針的實施而被擠垮，反而因此而加緊技術改造和提高生產管理質量，使汽車產量成倍增長並暢銷全球，到1973年就成為世界第二號汽車生產國，到1980年，汽車年產量超過1000萬輛，成為世界頭號汽車生產國。實踐證明自由化的產業政策促進了日本經濟飛速發展。

1970年1月13日，大平正芳與宮澤喜一去打高爾夫球時，曾見到佐藤，佐藤並未言明此次重新組閣將免去大平職務。當天晚上，田中角榮幹事長通知大平，此次組閣他仍留任通產大臣。但次日下午保利茂官房長官宣布內閣名單時，卻沒有了大平的名字。這時大平正在山王大樓事務所里看電視轉播，他心情鬱悶，說：“佐藤到底在想什麼呢?”雖然他被認為是准實力人物，但實際上只不過是最高當權者佐藤首相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人物而已。他將這種委屈的心情托於“進退由天、榮辱從命”，暗地裡下了“六十歲立志”的決心。第二天早晨，大平驅車前往池田勇人墓地，向這位恩師宣洩了自己心中的忿懣。

這是大平又一次離開日本政治的領導核心，使他覺得命運真難捉摸。就像他以前給《芳友》雜誌撰稿時所說的：“人之一生，既有歡樂，也有憂愁；既有得意之時，也有失意之年；既有榮耀之時，也有屈辱之秋。”這件事使大平與佐藤的感情惡化，以後他便對佐藤政權持批評態度。同時，大平也再次痛感政治的無情，深刻意識到要在日本政壇站穩腳跟，絕不能靠他人的“恩賜”，實際上，大平正芳在長期擔任公職和從政的生涯中，已逐漸具備了充當政治領袖的主客觀條件。

大平是自民黨公認的“黨內理論家”。他不僅在學生時代就打下了紮實的學業基礎，而且在擔任公職和從政之後，善於冷靜地觀察，思考工作中和社會上各方面的問題，並擅長對這些問題作深入的理論分析，這些分析往往具有獨到見解。因此在許多場合，他的政論中表現出的遠見卓識常令聽眾感動和折服。他的講演水平也因發言機會較多而迅速提高，往往還可以用英語在國際場合講演，這是不少同時代的政治家所不及的。在性格上，他始終給人一種穩健、深沉、倔強的感覺，使人覺得他可以信賴。

他不僅從事了黨務和內閣各業務部門的具體工作，而且擔任過政策理論水平要求很高的政務調查會長一職，使他在擁有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的同時，也能站在全黨和國家的高度去洞察秋毫，綜覽全局。作為政治領袖的個人素質，大平已基本具備。當然，日本政治是典型的“金權政治”。各政治派別勢力的大小往往與其擁有的財力成正比。如據1967年的調查，這一年自民黨各主要派別公開的政治資金分別為：佐藤派37784萬元，福田派31747萬元，前尾派22900萬元，田中派12059萬元，三木派16180萬元，因此，僅有才能，沒有強勁的財力作後盾，在政治上將一事無成。

大平正芳在這方面也擁有了相當突出的優勢。他不僅本身擁有一定資產，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企業界和財界的鼎力支持，不少企業界與財界擁有雄厚實力者都與大平關係密切。如原委內瑞拉石油貿易公司董事長、日本營業者團體聯盟會長櫻田武、日本精工公司董事長、海外石油開發公司總經理今里廣記。

許多大企業家還組織了各種各樣的支持大平正芳的團體，如關西電力會長蘆原義重、前中部電力會長橫山通夫、東京電力社長平岩外四。東京瓦斯社長村山武雄等組成的“村芳會”；松下幸之助、崛田莊山等關西財界實力人物組成的“吉兆會”；東京商大的校友們如古河電工社長小泉幸久、住友金屬社長藤崎章等人和曾在池田勇人身邊的人物組成的“大平會”；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日立社長駒井健一朗、三菱電機社長大久保謙、日本電氣會長小林宏治和新日鐵會長稻山嘉寬等人組成的“末廣會”。此外還有“大榮會”，“清友會”、“芳明會”、“大雄會”、“官界大平會”、“高松高商大平會”等。東京商大的同年級同學中也不乏支持大平的有產者，如三菱瓦斯化學社長相川泰吉、日本礦業會長庭生正之助、三井鋁業社長川口勛、住友橡膠社長齋滕晉一等人。

這些企業界和財界的實力人物和團體，在不同時期先後與大平保持著不同程度的關係，他們可以為大平的政治活動提供雄厚的資金，這在日本政界是合法的。前述各派的政治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各大企業的“捐贈”。大平完全可以為自己在政治上獨樹一幟而籌集巨額資金，從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此外，有豐富經歷的大平正芳還在官界有著廣泛的關係。如大藏省的同僚橋本龍伍、石原周夫、石野信一、黑金泰美、下村治、原純夫等人後來都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要職。在興亞院的同僚武內龍次後任駐美大使，岡原昌男後任最高法院長官，礬崎睿後任國鐵總裁，還有伊東正義、佐佐木義武之池田派的官僚有不少人也與大平結成了政治同盟，甚至佐藤派的田中角榮與池田有姻親關係，加之自己的政治目的，也與大平結為同盟。

大平出身寒微，沒有什麼有勢力的親戚。但他通過聯姻，與一些有實力的人物發生了密切聯繫。大平的岳父鈴木三樹之助是三木證券公司的創業者，經濟力量不可忽視。大平的次子大平裕是神崎造紙公司董事長遠藤的女婿，三子大平明後來娶的是大正製藥公司的上原正吉參議員的孫女，上原家又聯結了昭和電工公司的安西正夫，日清制粉公司董事長正田英二郎，這一姻親關係，一直延伸到天皇家族（正田的女兒就是明仁天皇的皇后美智子）。

因此，第二次離開政治領導核心的大平正芳，已再不是勢單力薄而任人擺布的普通官吏，為了在政壇能獨樹一幟，他開始著手積蓄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將已處於渙散狀態的原保守政權的主流——池田派重新團結起來，而且要由堅定的大平取代動搖不定的前尾做這一派的領導人。

池田死後，池田派成了前尾派，宏池會改名為新財政研究會，但實際上大家仍習慣稱之為宏池會，會長是前尾繁三郎。前尾身體不太好，性格也優柔寡斷，因而使人很難相信他能勝任一派領袖。1966年競選總裁失敗后，1967年10月底，前尾幾經猶豫，在三木武夫宣布參加1968年總裁競選之後，也宣布再次出馬競選總裁。

但1968年11月投票的結果，前尾在454票中僅獲95票，排在三木之後屈居第三位。這一結果在宏池會內部引起許多派內骨幹和年輕議員的強烈不滿，紛紛要求前尾退下來，將宏池會領導權交給大平。而前尾對這次失敗似不甘心，他對親信說：“事到如今，再干一次，死也甘心了，我們還有許多人馬，解散宏池會還為時過早，我還要傾全力再拼一次。”

1970年9月22日。前尾在與佐藤會談時問到佐藤是否想爭取第四次連任總裁時，佐藤表示若第四次連任須得前尾合作，並故意設下誘餌說：“屆時想請你人閣，身體還好吧？”前尾被佐藤這一小小的權術所左右，他不想通過競爭去獲得勝利，而是想放棄出馬競選以換取新一屆內閣的一個大臣職位。於是輕易地承諾了放棄競選，與佐藤合作。宏池會的年輕議員們對此非常反感，但前尾置大家的意見於不顧。宏池會的議員們無奈，只得支持佐藤。

10月29日自民黨總裁公選，佐藤當然就如探囊取物一般以絕對優勢擊敗三木武夫，第四次登上了總裁和總理的寶座。黨的選舉大會一結束，佐藤立即召見前尾，明確表示“不想進行人事改組”，遭到對手的愚弄前尾只好宣布辭職。

1971 年，大平就任政治實力雄厚的宏池會第三任會長，從厄運中看到了崛起的曙光。翌年6 月17 日，他宣布出馬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雖然敗北，卻當上了田中角榮內閣的外務大臣，日本政壇形成“田中主內、大平主外”的格局。

從1964 年7 月辭去池田內閣的外務大臣以來，時隔8 載，大平再度入主霞光外務省。進入70年代后，中美關係開始出現緩和，鑒於這種情況，大平在佐藤內閣末期提出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張。大平提到因為中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作法，所以日本被迫在大陸和台灣之間選擇一個。我們的前輩選擇了中國台灣，當然就不能選擇中共了。為什麼會選擇中國台灣呢？大平認為當時大概是有如下考慮：蔣介石“以德報怨”，將留在中國的許多日本軍隊放回了日本，對日本有恩誼；中國台灣政權與日本同屬自由陣營；台灣對日本來說是很大的顧客，與日本的貿易數額較大；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與台灣周圍的西南太平洋的和平有關。

大平認為，現在日本尚未下決心與北京談判，目前仍維持著與台灣的“正常關係”。因為日本與中國大陸又是一衣帶水的關係，故雙方雖無政府間接觸，但民間交往卻存在，即實行政治經濟分離的原則。可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行不通，政治和經濟終究是融為一體的。現在別無他法，暫實行這種政治經濟分離的辦法也大致無妨。

然而這種不正常關係是很成問題的。“台灣和北京都不承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畢竟是中國應解決的問題，日本是無能為力的。“世界輿論若能對此問題有一致看法，也許會抓住解決的線索。”

大平又分析道：“最近聯合國大會支持台灣和北京的都是47票，20票棄權，於是又提出了重要事項決定方式，即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問題，也是關於世界和平的重大問題，因此需要大會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取消台北保有的代表權。”他認為假如聯合國用投票方式承認北京一方的中國代表權，也會出現難以想象的麻煩。北京是否會到聯合國來，誰也不能判斷。集合了愛好和平國家的聯合國，現在將以前當作好戰政權譴責的北京迎接人聯合國，聯合國憲章如何解釋。而且至今仍忠實執行憲章規定義務的成員台北的態度如何也很難判斷。當國際輿論決定性地承認北京代表中國時，日本對聯合國和對中國的政策都會有重大轉機，國內輿論也會日益活躍。

擔任田中內閣外相后，他協助田中首相推進日中邦交正常化進程，和田中一起訪問了中國，簽署了“日中聯合聲明”並以外相身份發表講話，日中邦交的恢復意味者日台條約的廢除。1974年1月，大平再次訪問中國，簽訂了“日中貿易協定”和“日中航空協定”。

田中內閣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後，他與福田進行了難分高下的自民黨總裁之爭，結果大權為三木武夫所得，在三木內閣中，大平留任藏相，參與三木內閣時代的倒閣行動，與福田赳夫有政權交接的密約。福田當選以後，大平被委為自民黨幹事長。確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黨的福大體制。”

1978 年10 月，大平正式聲明參加自民黨總裁的選舉。受到田中前首相支持、於1978 年12 月1 日被選為第九任自民黨總裁，根據自民黨的新規則，7 日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被指名為第68 任內閣總理，終於實現了兒時的夢想。在佐藤退位后的自民黨三角大福的激烈對抗中，大平最後一個登台，人們說他是善於忍耐的“待時政治家”

在日本政壇，大平正芳有個古怪的外號，叫做“啊哦首相”。這是因為他講話的時候頗為謹慎，總是帶著“啊”或者“哦”這樣的口頭語。大平在政界的評價是“樸訥”，在北岡伸一《自民黨》一書中被稱為“戰後屈指可數的理智型政治家”。

據日本《時事通信》2009年12月30日報道，英國30日公布了一些解禁的外交文書。在文書中，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被評價為“一個陰冷和不善言辭的人”。1979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以首相身份參拜共三次）。

報道稱，日本大平正芳內閣開始時間是1979年5月，英國當時的外長是歐文。在解禁的英國外交文書上有很多關於大平正芳的“酷評”。當時的英國駐日本大使曾向英國政府報告說：“大平正芳陰冷沒有風範，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還有其他一些英國官員對大平正芳的評價也都很負面。比如，“從西歐的視點來看，他完全沒有‘教主’風範”、“出身地方官僚，個子矮小，頭髮花白”、“嘴角下垂，看起來有些陰冷。眼睛看起來像‘一條分割線’一樣細，給人一種在出席國會會議時睡得很香的印象”。文書甚至還指出大平正芳在演講或者在國會答辯時，講話時常帶有“啊、嗯”等口頭禪，所以評價他“是一個很好的聽眾，但是不善言辭”。另一方面，文書還加以“解釋”地說，“對於日本人來說，大平正芳是宛若父親般存在的人物，所以他不善言辭的一面也是受國民推崇的。”（在日本文化中，人們崇尚有能力但沉默少言的男性，比如高倉健在《追捕》中就是這一形象。）

大平正芳之所以能獨樹一幟地在政治、經濟領域提出一整套理論，得益於他的對東方古典經典的底蘊厚實，也得益於他對西方經濟理論的精深造詣。近年來，中日一些學者在研究大平正芳的政治指導思想。他們認為，大平正芳近40年的政治生涯之所以創下出色的業績並將諸多影響留於後世，和他的一整套“橢圓哲學”為核心的成熟的主導思想密不可分。這個“橢圓哲學”即是大平正芳的為政之道，是他制定一切方針政策的基本指針。據資料所示，“橢圓哲學”的概念是1938年1月，大平正芳在橫濱稅務署署長任上，在訓辭中首次提出的。他說：“行政猶如橢圓，有兩個中心，使兩個中心保持平衡而緊張的狀態，便可說是高明的行政……稅務工作也是如此。一個中心是課稅權，另一個中心是納稅人。在課稅問題上，既不能搞權力萬能，也不能動輒就向納稅人妥協，而應貫徹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正立場，這才是符合情理的課稅方法。”

詮釋大平正芳的這個思想，那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兩個中心，只有使兩者處於緊張的平衡狀態時，事情才能圓滑進行。要想在政策上掌握事物的動向，就應該時刻注意留心保持兩者平衡，而不能過於傾向某一方。一句話，“橢圓哲學”的要害就是：任何時候都要使事物的兩個處於緊張狀態的中心保持平衡。

大平正芳就是用這套哲學處理一系列問題的——在派系問題上，大平正芳認為黨與派就像橢圓形的兩個焦點，派系作為政黨政治生活中的產物，有積極和消極兩面作用，其積極作用是可以防止獨裁的產生，消極作用是有損害政黨整體性的危險。因此，“黨和派要保持一定的距離，經常保持一種緊張的關係”。這種緊張的關係一旦中斷……就會出問題。故而，以“寬容與忍耐”出現的大平正芳成了自民黨內的“關係協調專家”。

在民主政治問題上，大平正芳將為政者和國民視作民主政治這個橢圓的兩個中心。他認為，政治家的使命是為投自己贊成票的國民服務，但大平正芳同時又堅持相信國民的良知而決不無原則取悅於國民。還值得提出的是大平正芳的“戰後總決算”理論。他說：“我國現在正迎來可謂戰後總決算的轉折點。迄今為止，我國一直為追求物質豐富而努力，然而，在我們獲得富裕生活后，卻未發現真正的幸福和人生樂趣。過去，我們一直毫不遲疑地奔走在經濟發展的軌道上，正是由於經濟增長過快，才不得不再次追求穩定，其間，我們還不顧一切地試圖把經濟推向海外，但由於對外擴展過猛，以致遭到外國的嫉妒和抵制。儘管我們一直以對美國協調為基軸，避免參與國際政治，但由於美元體制的削弱，日本又不得不走向艱險的自主外交。我國舉國一致專心從事經濟復興，可是由於我國經濟的增長和躍進，又不能不作為國際成員之一承擔起經濟國際化的重任。”

由此可以看出，這裡有大平正芳對後來被稱為“一國繁榮主義”的戰後日本國家經營理念的反省。從大平正芳的目光來看，戰後的日本，無論是對內單一發展經濟，還是對外依賴美國，都是偏頗的，都是橢圓的一個中心。大平正芳認為，戰後的日本由於忘記了橢圓的另一個中心而過分冒進，失去了平衡，因此應自我反省。他認為，要通過明確認識豐富的物質生活與真正的幸福和人生的意義、經濟增長與穩定、向外擴展與擴大內需、對美國協調與自主外交、國際社會的局外人和國際社會成員的關係來恢復平衡，便是“戰後總決算”的內容。大平正芳就是根據上述認識和反省提出旨在經受轉折期考驗的具體方針政策的。在外交方面，大平正芳運用他的“橢圓哲學”，積極開展首腦外交，為實現日本國際化而奔走呼號。他反對對美國亦步亦趨，主張日本要在維護日美結盟的基礎上，擁有自己的聲音。表現在日中關係上，大平正芳認為這也是相互制衡的兩個中心，處理好日中關係會對亞洲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將對日本與二戰中受害的東南亞國家關係起到示範作用。而表現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問題上，當時任外相的大平正芳不顧內外壓力，毅然決然與田中角榮首相一起為恢復中日邦交做出了努力。

1979年6月，發達國家七國首腦會議在東京召開，就第二次石油危機以來各國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進行討論和協商，達成了有關限制石油進口和消費等協議。大平以東道主身份擔任主席，在處理國際事務上表現了政治家的才能，提高了自己的聲譽。在內政方面，政府推行的抑制物價的政策開始顯露成效，日本經濟沒有出現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那樣嚴重的混亂局面，大平內閣成立后的前半年總算平穩的渡過去了，然而，恰如一場暴風眼來臨前出現的短暫平靜一樣，政治紛爭的潛流仍在悄悄發展，並終於在眾議院大選的突然迸發出來。 1979年8月，大平宣布9月份解散眾議院，10月份進行議員大選，並在政見演說中，把克服能源問題的制約，恢復財政能力，確立政治倫理作為今後優先解決的課題。他還表示，為整頓財政，實行在1984年消滅赤字公債的目標，政府在財政收入不足時，將不得不增加國民負擔，即徵收一般消費稅。眾議院改選於大平的政見演說，立即成為政治鬥爭表面化的導火索。自民黨元老，前首相三木武夫和福田認為，解散眾議院師出無名，違反一般程序。一般民眾擔心的是，改選無非是徵稅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徵稅內閣。”這種抵觸氣氛，給自民黨在大選中獲勝蒙上了陰影。眾議院大選在10月份揭曉，自民黨遭到了有史以來最慘重的失敗，只取得了248個議席，加上新入黨的無黨派議員才勉強維持半數，黨內立即出現了要求大平引咎辭職的呼聲，出現了黨內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擁立福田取代大平的嚴重局面，大平沒有讓步，他要“把自己的事做完，結果如何絕不後悔。”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選舉戰在眾議院舉行，大平和福田同時作為候選人參加決選，對自民黨來說，同時向國會提出兩名首相候選人時開天闢地的第一次，實在是絕妙的諷刺。決選結果，大平險勝，保住了首相席位，他如釋重負的說：“我感覺好像在熱水池中泡了很長時間之後終於獲得了解放，但是今後還必須進更熱的水池中，因此前途任然非常嚴峻。”

遍體鱗傷的大平又一次組閣。1979年12月初踏上了第三次訪華的征程。在這次輕鬆愉快的訪問中，大平會見了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國黨政領導人，共同討論了朝鮮，越南、柬埔寨和伊朗形勢和對蘇關係，就日中經濟合作交換了意見。鄧小平後來多次提到與大平正芳關於小康目標的這次談話。1984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是在這次談話中形成的。” 1988年8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竹下登，在談到小康目標提出的來龍去脈時說：“提到這件事，我懷念大平正芳先生。我們提出在本世紀內翻兩番，是在他的啟發下確定的。” 12月7日，大平在政協禮堂發表了《邁向新世紀的日中關係----尋求深度和廣度》的演說，讚頌中國的現代化政策，強調日中關係的重要意義，表示日本對中國四化建設將積極配合。展望日中關係前景，他表示確信，儘管“在邁向21世紀的年代里，還會有很多狂風巨浪向我們襲來，但只要我們都能回顧雙方2000年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不失掉互相信賴之心而繼續努力，我們的子孫就能夠在未來的世界上位兩國長久的和平友好關係而自豪。”在北京參觀時，大平還到過王府井的東風市場，在市場旁的餐廳里，興緻盎然的與一家中國人共餐水餃，並把一枚簽過字的日本郵票送給身旁的一個小男孩。在古都西安，華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使他如醉如痴；西安人熱情隆重的款待，更使他難以忘懷，他不勝感激的開玩笑說：“這種歡迎場面實在令人吃驚，應該把我的選區移到西安來。”

大平正芳還正式向鄧小平提出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改革開放初期，日本每年向中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和一定金額的無償援助，第一筆貸款就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間落實發放的。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接受的首筆雙邊政府間貸款，時間長、利率低、數額大、沒有附加條件，對於當時百廢待興、資金短缺的中國來說，是一筆至關重要的外匯來源。貸款持續長達近30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歷程。

有人說80年代對日本來說是探索的時代。大平作為進入80年代后的第一位日本首相，親手制定並初步嘗試了一項基本國策，那就是“環太平洋合作構想。”大平上任后，即設立政府智囊機構“政策研究會”，內設環太平洋合作構想、田園城市構想、對外經濟政策、多元化社會生活、充實家庭基礎、綜合安全保障、文化時代、文化時代的經濟管理、科學技術歷史的展現等9個研究組，他責成著名經濟學家大來佐武郎負責“環太平洋合作構想”研究組，以60年代以來民間企業、學術團體及政府部門提出的有關建議和研究成果為基礎，具體制定“構想”的方針政策，並與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先後提出初步報告和最終報告，確定了合作內容應在增進相互了解與加強經濟技術文化交流、海洋與資源開發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對外投資於經濟合作、開展金融貨幣研討和合作等五個方面展開。大平認為，合作的目的是使太平洋地區各國“建立一種不涉及政治和軍事而以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為中心的開發的、鬆散的聯合。”帶著這種構想，大平結束訪華后即前往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大洋洲國家，與澳、新總理交換看法，並得到兩國的支持，決定在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召開第一次民間性的“環太平洋合作討論會”。大平未來得及看到會議的召開就離開了人世，但他留下的這份政治遺產以為其後的鈴木、中曾根政府所繼承，並在亞太國家與地區中擴大了影響。

1980年5月，大平結束了對北美、歐洲國家的訪問，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了日本。當時，國內為審議政府有關法案鬥爭正酣，由於在野黨的反對，大部分法案頻臨流產，大平採取了強硬態度，要求國會儘管審議批准。16日，國會通過了由日本社會黨提出，對他所領導的政府的不信任動議，眾議院表決時，自民黨內刷新聯盟的60餘名議員拒絕出席，不信任案得到通過，大平內閣再次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大平斷然解散參眾兩院，重新大選。另一方面，經過黨內多方協商，終於說服造反的議員，避免了自民黨的分裂，全了投入大選的準備。5月30日，參議員選舉首先拉開序幕，大平身先士卒，也站在宣傳車上進行街頭競選演說，6月12日突然死於心肌梗塞，終年70歲。在大平正芳逝世所產生出的同情票之下，大選由自民黨以大比數勝出，首相由鈴木善幸接任。後來當鄧小平會見日本外相伊東正義時說：“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國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儘管他去世了，中國人民還會記住他的名字。”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國際友人大平正芳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並獲評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