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貝爾福

巴爾福剛剛接替索爾茲伯里侯爵就任首相，他現在正在聽年長的羅斯伯里伯爵的忠告；“千萬不要忘記了，亞瑟，這座花園屬於唐寧街10號，與11號毫不相關。”這就是羅斯伯里的特點，他竟會提出這樣一個毫不相關的特權問題。可是，巴爾福在這樣的時刻是不可能有心思考慮這個問題的。儘管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教養相同，然而，他兩人卻有不同的氣質。年紀輕輕的巴爾福，經歷比較充沛，也比較現實。

他是一個蘇格蘭貴族，生於1848年7月25日，他的父親詹姆斯·梅特蘭·巴爾福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他的母親是布蘭奇·蓋斯科因---塞西爾，因此，他是令人敬畏的保守黨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的外甥。巴爾福有一萬英畝的地產，在福思灣的南岸，羅斯伯里的莊園以東幾英里處。和羅斯伯里一樣，他先上伊頓公學，然後再到劍橋大學，他在那裡學習哲學和自然科學。他沒精打采，萎靡不振的外表與他的美學興趣結合起來使人覺得他是個柔弱的人，這樣的人當時被稱為“頹廢派”。但另一方面，巴爾福熱心於草地網球，後來又迷上了高爾夫球。實際上，人們對“漂亮的范尼”----這是他的綽號----普遍存在誤解；時間很快就表明這一點：他柔中寓剛。

他被梅·利特爾頓的嫵媚所吸引，也許他已愛上了她，就像她似乎愛上他一樣。當這位姑娘於1875年死於傷寒后，他在倫敦街頭徘徊了幾個小時，請求將屬於他母親的一枚戒指放到她棺材里。在他的一生中，他都與梅的妹妹拉維尼婭以及她的丈夫一起紀念梅的去世。儘管後來他也結交了一些女性，而且與其中一位的關係無疑是十分熱烈的，然後，他卻從未表現出絲毫想結婚的願望。

他是一個不尋常的家庭中的一員，他的哥哥尤斯塔斯是個相當有名的建築師，因宴飲無度而死；他的弟弟弗蘭克（巴爾福認為弗蘭克是家族中最有才華的人）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世界胚胎學的權威。他在1882年登山時喪生。另一個弟弟因為偽造支票而被放逐到澳大利亞。

作為議員之子（他父親在他6歲時去世，留給他一筆價值400萬英鎊的財富的大部分），巴爾福自然應當成為一名議員；作為索爾茲伯里侯爵的外甥，他的選區應該是哈福德。1874年，他當選為議員，當時他26歲。他起初並不急於在議會發表演說，後來他終於發言了。但頭幾次講話沒有什麼效果。他曾陪同他的舅舅索爾茲伯里出息柏林會議，在那裡遇到俾斯麥，俾斯麥問他是否是《先人錄》中所提及的伯利的巴爾福的後裔（他不是）。

他是被譽為“第四黨”的四個年輕保守黨議員（他們在倫道夫·丘吉爾勛爵領導下使政府感到頭痛）最不活躍的一個。正如他的一位同時期的人所說，“他是第四黨的一位好同志，但同時他一刻也沒有停止獲取更為持久的榮譽。”

當政治失去吸引力之時，他便以倫敦社交界的樂趣來聊以自慰，他結識了其中一些服飾華麗，才氣橫溢的紳士和淑女。當時，倫敦市有智之士雲集之地，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止。他成為其舅父索爾茲伯里的私人秘書；他在次年出版《哲學質疑辯》一書，書的題目似乎傳達了此人的本質：含糊其辭、懷疑一切----一個淺薄的涉獵者。然而，在巴爾福身上除了多疑外，還有其他的東西。“他在我看來有一副鐵石心腸”（內維爾·張伯倫）。“要是處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的那種錯綜複雜的陰謀之中，他就無需研究馬基雅維利了”（溫斯頓·丘吉爾）。第一個評語是不公正的，第二個卻不然。

1887年，在他在議會中呆了13年以後，他的舅舅任命他為愛爾蘭總督，當時愛爾蘭正在經歷其周期性混亂階段之一。最初，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對讓這個“客廳里的裝飾品”來設法處理他們本地的恐怖主義感到好笑。但不久，他們就開始抱怨“殘忍的巴爾福”的所作所為了。他嚴厲的，而且有效的解決了犯罪問題；他提出了改善經濟狀況的措施。他敢作敢為，毫無恐懼之心，在這之前，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從現在起。他就名聲大振了。他認為愛爾蘭之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英國人心腸太軟。”他知道了一項強制和仁慈並用的政策，有好多年，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似乎已被他扼殺了。他在愛爾蘭工作結束以後，便前往德國拜羅伊特參加那裡的音樂節。

在下院中，他逐漸成為一位令人膽怯的、技巧嫻熟的辯論家。他以十分懷疑的態度看待當代政治中的各種趨向：“民主”、即全民參政，正在造就這樣一種人：他們是政治家而不是別的什麼人，他們是職業政治家，他們無可避免的政治活動視為促進其職業利益的一種方法。上院的威望正在下降（下院也一樣），它已不能象過去那樣減緩時代潮流的衝擊了。毫無疑問，要取消上院將是極為容易的，可是，要用一桿較受尊重、因而也較為有效的機構取代它，卻是人們智力所不能及的。（現在這個時代任然可以這麼說。）由於巴爾福有這樣的思想，他不大可能向民眾發出強有力的呼籲，他們剛剛獲得選舉權，而且準備用這種權利實現對他們來說似乎具有吸引力的目的，當然，也是自私的目的。他認為，多數人的專制到頭來將會產生另一種形式的暴政。

諸如此類的哲學思想對選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索爾茲伯里政府的後幾年中，他們已被約瑟夫·張伯倫狂熱的帝國主義觀點和正在逐步蠶食自由黨反對派左翼的、激進派半社會主義綱領弄得暈頭轉向。從當時的情況看，巴爾福可能會越來越脫離自己的黨，脫離整個國家。可是，與此同時，他無論是在下院和政府中，還是在野期間（1892-1895），他都是索爾茲伯里的副手。他仍保持對科學的興趣，甚至對高度理論性的科學亦如此；因此，在1895年，儘管他還不是一位“信仰者”，但是卻成為“心裡研究學會”的主席。在他的生活中，這是使政治家們覺得難以理解的特點之一。

當索爾茲伯里在1895年以多數上台時，巴爾福剛剛發表了一部哲學著作，書名為《信仰之基礎》。當時他是下院領袖。不久，人們認為他過於懶散，不適合擔任這一職務。他在教育法案問題上遇到困難，這項法案受到教派爭執的威脅。後來，因為在殖民地問題上與德國的關係也遇到麻煩。殖民大臣張伯倫認為，於德國結盟是可能的；而索爾茲伯里對德皇威廉二世極不信任。1899年第二次布爾戰爭爆發后，索爾茲伯里的健康每況愈下；1902年他離任后，巴爾福接替了他。那個時候，愛德華七世已登上王位。

貝爾福與這位新國王的關係是脆弱的。愛德華思想懶散，左右多輕浮之輩。張伯倫極力主張通過關稅來保護貿易，而貝爾福在這一問題上比較講究實際，這也在政府中造成麻煩。問題的實質是，英國現在已失去它自工業革命以來所享有的貿易方面的領先地位，一批主張自由貿易的托利黨人的出現是政治複雜化了，就象十年前自由黨統一派所乾的那樣。這時，貝爾福的最大成就就是創建一個在他這個首相領導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因此，他負責協調整個大英帝國的防務。就是因為他對防務的關注，他在職的時間超過了任期，以確保軍隊用新式的重18磅的槍支武裝起來。1905年，他一已領導下院達10年之久，在這期間，約瑟夫·張伯倫把“帝國優惠關稅”問題提到議程的最前面來。貝爾福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是曖昧的，他的領導是猶豫不決的，“他對自己的觀點諱莫如深，”“精英會”成員之一的哈里·卡斯特說，托利黨內部的不滿情緒在整長。貝爾福認識到是他該走的時候了。那年12月他辭職，接著進行選舉，保守黨政府被擊敗；在保守黨統治近20年以後，這並不令人意外。最有意義的是，53名工黨成員現在已成為下院議員。奧斯丁·張伯倫認為，“事情的發展將以自由黨的分裂而告終。”

對貝爾福來說，直接的後果是，他丟失了在曼徹斯特的席位。可是，他那時主要興趣是“猶太復國主義”問題：他會見了當時曼徹斯特大學的一名示教者魏茨曼博士，魏茨曼博士使他相信，“應當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家園。”他說，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這是我理解的。”同時，他認為，必須制止大批猶太人湧進英國的現象。

1908年，自由黨首相亨利·坎貝爾·班納曼去世后，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採取的頭幾項行動之一就是召喚貝爾福參加“帝國國防委員會”的討論。1914年，他正是成為該委員會成員。但是，在這之間，他的黨派在鬥爭中僅起者次要作用，儘管他在1906年作為英國倫敦商業區的代表回到了下院。他不再堅信“關稅改革”，而關稅改革對他的遭受失敗的黨來說，已成為一項日益重要的事業。沒有它，黨的綱領將會成為什麼樣呢？他的副手博納·勞的忠誠是靠不住的；貝爾福必須下台的呼聲也變刺耳起來。

1909年，當勞合·喬治提出他的預算案后，全國輿論轉變了。自由黨人在補缺選舉中連連失敗。那項預算案旨在通過增加對富人，特別是對地主的賦稅來收回失去了人心。這項預算案遭到了貝爾福領導的保守黨人激烈的反對。預算案在下院中是通過了，但能否在上院通過呢？上院否決了它。接著舉行了一次大選，兩黨當選人數差不多相等，這樣，權利就落入工黨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手裡。1910年5月，國王去世后，一種新的因素又被帶進這一局勢當中。

現在首要問題關係到上院的權利，1910年進行了第二次大選，進一步肯定了大選的決斷---或者說是非決斷。上院議員面臨著自由黨的在一種威脅，即冊封更多的新貴族來確保議會法案的通過，限制上院的權利。貝爾福認為，應該接受這一議案。由於對這場鬥爭感到厭惡，他在1911年11月辭去了黨的領導職務，而安德魯·博納·勞絕非貝爾福的朋友。這時，他的政治生涯應該結束了。可是，相反的，在某種程度上，更壯麗的前程就在前頭：不是作為黨的領袖，當然，也不是作為首相，而是作為他所預見的那場戰爭而變的十分必要的，新的政治集團中的一位重要政治家。

由於戰爭越來越近，各種過去看來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被迅速地擱置到一邊。因此，“愛爾蘭自治法案”在1914年7月被無限期地推遲。一年後，貝爾福在一屆聯合政府中擔任英國海軍大臣；他要對撤離加利波利以及後來關於日德蘭海戰的第一個公報負責。該公報根據海軍部所知道的情況對戰況做了很坦率的報告；實際上，情況並不那麼糟，於是，人們指責貝爾福製造了大量不必要的失望情緒。在聯合政府領導權所引起的危機上，他認為，阿斯奎斯應該離職並代之以勞合·喬治，而勞合·喬治認為，貝爾福應該退出英國海軍部。1916年12月，貝爾福成為勞合·喬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

四個月後，他啟程去華盛頓，華盛頓現在是一個作為英國盟友而參戰的國家的首都。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對他的到來已有所準備，他受到美國駐英大使沃爾特·佩奇發回的一份介紹。據佩奇將，貝爾福是位“高嗓門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我越研究他，就越感到他的魅力，對他的興趣也越來越大。”他的美國之行被視為是極大的成功。從這時候，他便安定下來，以老一輩的政治家的身份發揮作用，而按其氣質和能力，他也非常適合擔任這種角色的。他的生活過的即舒服又有益。

1922年，他被冊封為伯爵，同年又被授予嘉德勳章。他在1917年11月發表了“貝爾福聲明”，聲明建議猶太人應當在巴勒斯坦有一個民族家園，這是他對世界政治的巨大貢獻，此舉使他在猶太復國主義分子中成為英雄，那時，這些人（在納粹迫害之前）只不過是世界猶太人中的一部分。這對貝爾福來說是種奇怪的事態發展，不過，人們可以從他與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的領袖查姆·韋茲曼博士的友誼中找到部分原因，也可以從撫育貝爾福成長的、令他敬畏的母親那裡找到部分原因。他的母親是蘇格蘭教會和聖公會低教派的信徒。

他對猶太人的態度，就像為他作傳的肯尼思·楊說的那樣，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認為猶太人是個具有高度天賦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他對猶太人在一個非猶太人社會中享有的地位又感到不安。他譴責反猶太主義，但又限制移民入境。他開始認識到，猶太人必須得有個“民族家園”；韋茲曼使他確信，只有巴勒斯坦可行。結果就是那項聲明。民族家園意味著什麼呢？巴爾福向內閣解釋道：英國、美國或其他國家將對其實施某種形式的保護，將向他們提供充分的方便條件去實現自救；但這並不意味著，早日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國。

他於1930年3月19日去世，終年82歲。他去世時還為金錢而焦慮，因為他曾投資於一項用泥碳做工業燃料的項目，結果連老本都賠進去了。他懼怕貧窮之心被誇大了。不過，他建在惠廷厄姆的圖書館卻不得不賣掉。他死的有如一位哲學家那樣安詳：“在我還沒有實際經歷的情況下，根據我自救的判斷，我認為我對死亡毫無畏懼之心。”他是位有神論者，一位信仰個人崇拜的有神論者。

1917年11月2日，時任英國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發表《貝爾福宣言》，宣布英國內閣支持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

《貝爾福宣言》是英國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建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文件。

《貝爾福宣言》最初以1917年11月2日英國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致英國猶太人領袖沃爾特·羅斯柴爾德（第二代羅斯柴爾德男爵）的一封信形式出現。

《貝爾福宣言》手稿

貝爾福托羅斯查爾德將此信轉給一個私人的錫安主義機構“錫安主義聯盟”（Zionist Federation）。

《貝爾福宣言》正式宣布了英國內閣在同年10月31日的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支持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條件是不傷害當地已有民族的權利。

全文除去抬頭和落款只有三句，英文一共125個詞。但其對中東歷史的影響卻很深遠。該宣言的內容後來被包含在色佛爾條約中。

參加該宣言談判的猶太方面主要人士之一是哈伊姆·魏茨曼。貝爾福於1906年第一次見到魏茨曼時，對他產生了很好的印象。貝爾福問魏茨曼，為什麼錫安主義的中心議題是巴勒斯坦而不是別處。魏茨曼說，其他地方都是假的偶像，又說：“貝爾福先生，這就像拿走您的倫敦，換成巴黎一樣，您會同意嗎？”貝爾福反駁：“魏茨曼博士，可倫敦已經是我們的了。”魏茨曼回答：“那倒是。不過在倫敦還是一片沼澤的時候，耶路撒冷就是我們的了”。

19世紀末，歐洲出現大規模反猶太主義浪潮。同時猶太人中也興起了錫安主義運動，提倡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1897年，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一次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大會把目的地定在以色列故國即巴勒斯坦。

錫安主義者向世界各大國家，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呼籲支持。俄國因為積極迫害猶太人，成為他們的敵視對象。當時，大英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近年來猶太人在那裡的生活較為安定和受保護--英國首相之一的本傑明·迪斯雷利本人就是猶太裔。因此錫安主義者們把英國當成重要的潛在合作夥伴。英國的化學家哈伊姆·魏茨曼利用他的高層關係，積極遊說英國政府支持錫安主義運動。

同時在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陷入僵持狀態。同盟國和協約國雙方意識到錫安主義者在各國的廣泛影響，都希望得到該運動的幫助。但是德國方面礙於巴勒斯坦地區隸屬盟友奧托曼帝國的領地，未便許諾過多。

1916年底，以戴維·勞合·喬治為首相的英政府新內閣上任。喬治和他的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都同情錫安主義運動。勞合·喬治在大戰之前曾擔任錫安主義者的法律諮詢，後來在做軍需大臣的時候又結識了在皇家海軍實驗室工作的哈伊姆·魏茨曼。

1917年期間，英國政府內部就是否和如何正視支持錫安主義者的問題，進行了一場漫長而激烈的辯論；參與辯論的有支持和反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

從英國方面看，《貝爾福宣言》有多個目的：促使世界猶太人從經濟上支援協約國一方；打消德國爭取錫安主義幫助的計劃；抑制猶太人占很大比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派使之不與德國議和；離間同盟國政府和其治下的猶太群體。

亞瑟·貝爾福頒布的《貝爾福宣言》是世界主要國家正式支持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第一個宣言。出生在匈牙利的英國作家Arthur Koestler將此概括為“一國正式對第二國許願第三國的土地”。

Israel Cohen說：“貝爾福具有無可挑戰的不朽地位……貝爾福宣言為猶太人的歷史，開展了一個新的紀元。”

該宣言得到協約國諸政府的確認，成為1920年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據。

錫安主義者將此理解為英國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正式支持。從此，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急劇增加；並且開始無視宣言中“不得傷害其他本地民族利益”的條款，排擠本地的阿拉伯人。

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宣言中用“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代替“國家”（state）。這個模糊的定義對後來的以巴衝突歷史負有一定的責任。也有觀點認為，貝爾福宣言中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雙方的允諾，本質上就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而不損害本地居民的利益。歷史學家Mayir Verete認為，即使這時候沒有猶太建國運動，英國人也會自己發明一個出來。

英國政府表示贊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的公開保證。1897年8月，以 T.赫茨爾為首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之家”的復國綱領。英國對巴勒斯坦垂涎已久，決定利用猶太復國主義，攫取巴勒斯坦，進而控制中東地區。

晚年的貝爾福

1917年11月2日，亞瑟·貝爾福致函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副主席L.W.羅思柴爾德。信中說：

“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並願盡最大努力促其實現；但應明確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損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猶太人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或者損害其他國家猶太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

這封信後來被稱為貝爾福宣言。宣言中的“猶太人的民族之家”，實即猶太國。

貝爾福宣言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發展和中東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宣言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協約國主要國家的贊成。

貝爾福宣言是英國政府支持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的最早的政策性文件。

亞瑟·貝爾福(1848-1930)代表英王陛下政府以通知的形式致函猶太復國主義聯盟副主席萊昂內爾-沃爾特。羅思柴爾德勛爵，宣稱只要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團體的公民利益和宗教權或其他國家猶太人民所享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不受到損害，英國則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之家”。這一宣言得到所有協約國政府的確認，成為1920年聖雷莫會議上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據。

《宣言》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提供了依據，也埋下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糾紛和衝突的禍根。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派出大量華工支援協約國事業，其中有3,000-4,000人（包括水手）死亡，死亡率達2%以上。華工的流血犧牲、華工對一戰的貢獻並未得到肯定。

在巴黎和會上，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指責中國對一戰毫無貢獻，為戰爭“未花一先令，未死一個人”。顯然無視華工的貢獻，無視華工血染歐洲的事實。

更令人寒心的是，英國在一戰後把華工視為“妨礙地方安定”的替罪羊，迅速把他們遣送回國。英國在1919年秋開始遣散華工，翌年4月6日完成。法國的遣送工作也在1922年3月結束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