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安主義運動

錫安主義直接起因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爪分奧斯曼帝國“遺產”的“東方問題”。

早在17、18世紀，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為了在奧斯曼土耳其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建立國中之國，除了攫取對基督教社團的保護權，還積極倡導“猶太人回歸錫安山”。事實上，“猶太人回歸錫安山”的最早積極倡導者大多是基督教徒或同化的上層猶太人等西方殖民主義者，包括英國的護國主克倫威爾、首相迪斯累里、外交大臣帕馬斯頓和法國的拿破崙。

到了19世紀末，後起的德意志帝國為了向中東擴展勢力，也步英、法的後塵，支持和贊同錫安主義，德國的一些宮庭大臣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都曾與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創始人赫茨爾有過聯繫，威廉二世曾多次接見錫安主義組織的締造者赫茨爾，表示對錫安主義的“關心”。

第一次世紀大戰前，隨著列強在中東的擴張步伐，錫安主義首先在英國、德國、沙皇俄國和法國獲得迅猛的發展。

錫安主義者始終把尋求列強的“公開保護”和“特許”作為實現錫安主義目標的根本途徑。

早在1897年8月，第一屆錫安主義者代表大會通過的《巴塞爾綱領》就宣布：“錫安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由公眾承認的和法律保障的猶太民族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由於德意志帝國與土耳其政府的特殊關係，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德國特性”非常明顯，它的許多傑出成員都是德國猶太人，他們居住德國或在德國受教育。

第一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規定：大會正式用語為德語，會議公報也用德語發表（直到1939年8月，第21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才正式取消這一規定）。錫安主義執行委員會活動的中心最早在維也納，1905年遷到科隆，1911年又遷到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擁護者已經遍布猶太人居住的許多地方，但是它的領導權卻掌握在德國猶太人的手裡。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締造者和第一任主席赫茨爾是德國的盟國奧地利人，第二任、第三任主席都是德國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儘管德國礙於與土耳其政府的“友好”關係，沒有公開表示過對錫安主義的支持，但是錫安主義在德國的發展從來沒有遇到過障礙。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錫安主義組織宣布保持中立，但“說時容易做時難”，以魏茲曼為首的少數派把實現錫安主義目標的希望寄托在英國身上，而多數錫安主義領導人則把希望寄託於德國的勝利。為使交戰國雙方的錫安主義組織保持聯繫，在中立國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設立了辦事處。

早在1880年，全美猶太人已達25萬。雖然在1881年至1914年間，大約有300多萬猶太移民進入美國，但因美國在中東的影響有限，錫安主義運動在美國的發展卻相對比較緩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美國錫安主義組織才成立。在這之前，錫安主義運動的影響似乎還沒有波及到美國人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美國向中東擴張勢力提供了機會，與此同時，錫安主義在美國也獲得了驚人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政府通過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猶太人亨利·摩根索積極與巴勒斯坦猶太社團聯繫，表達了美國政府對他們的關心。美國政府還支持了《貝爾福宣言》的制訂和發表。關於美國政治家對《貝爾福宣言》的制訂和發表的產生影響，英國的中東問題專家理查德·艾倫在他的《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歷史背景和前途》一書中寫道：“英、美兩國政治家之間以及兩國的錫安主義者領導人之間經常討論的問題，便是如何把這些關注鑄成一個公開的政策宣言……在達成這個宣言之前，大西洋兩岸對每句話（以及許多取捨抉擇的地方），都逐字逐句地作了推敲，其詳細的程度簡直無法從貝爾福簽名的那些流暢而不拘禮節的措辭上看出來。”

美國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和“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也包括未來的猶太國家。錫安主義者建立猶太國的要求不僅遭到阿拉伯人的激烈反對，同時也遭到英、法的反對。在巴黎和會上，英、法兩國派出了自己的猶太代表團，但與美國猶太代表團積極支持並參加世界猶太人代表團委員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英、法兩國的猶太人代表團拒絕參加世界猶太人代表團委員會，並聲稱猶太人代表團委員會的要求“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

美國在中東的競爭，迫使英、法兩國相互妥協，調整關係。

1919年9月，英、法正式簽訂協定：法國同意英國控制巴勒斯坦，英國則同意法國對敘利亞實行軍事佔領。

在1920年4月的聖雷莫會議上，英國取得過且過對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權，法國則對敘利亞（包括黎巴嫩）的委任統治權。

1920年7月，法國軍隊擊敗費薩爾的軍隊后正式接管了敘利亞。

1920年1月，國際聯盟正式宣告成立，有英、法、意、日、中等44個國家參加。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沒有參加，戰敗國不得加入。建立國際聯盟是美國總統首先倡議和極力促成的，美國企圖藉此贏得世界輿論，以取得自己在和會和國聯中的領導地位，實現稱霸世界的野心。威爾遜公然宣稱，美國參加國際聯盟是為了接受“向我們提供的世界領導權”。但是，威爾遜這一企圖遭到英、法、日等國的頑強抵制，沒有達到目的。連威爾遜一手設計的委任統治制度，也被英、法、日按過去為其所用，使他們已經搶到手的戰敗國的殖民地套上了合法統治的外衣。因此，威爾遜的政敵共和黨人便對國聯盟約進行猛烈攻擊，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也拒絕參加國際聯盟。

美國雖然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但並沒有停止向中東擴張的步伐，而是圍繞著錫安主義問題與英國進行明爭暗鬥。1922年6月30日，即在國際聯盟通過巴勒斯坦為英國委任統治地的決議前，美國參眾兩院一致通過《關於建立猶太民族之家的決議案》，並經哈定總統9月21日簽署。決議案表示：“美利堅合眾國同意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但應該清楚地理解，不得有任何行動使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非猶太團體所享有的公民和宗教權利受到損害。”該決議的目的，明顯地要求英國政府認真履行《貝爾宣言》的諾言。

《貝爾福宣言》和聯合國的委任統治條款一方面使英國在巴勒斯坦的統治披上了國際承認的合法外衣，但同時又使英國不得不承擔貫徹《貝爾福宣言》的義務，它必須每年向國際聯盟報告委任統治的情況；它也使大國支持下錫安主義向英國施加壓力以促其“言必信，行必果”和尋求發展民族之家的特權時有了法律依據，這正是英國和它的大多數官員長期“同情”和“支持”阿拉伯人的根本原因。

以色列歷史悠久，是世界主要宗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發源地。

猶太人遠祖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萊人。公元前13世紀末開始從埃及遷居到巴勒斯坦，曾先後建立希伯萊王國及以色列王國。

以色列最初是指一個民族而非地名，可查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公元前1211年。在過去三千年的歷史中，猶太人視以色列地為自己的民族和精神生活的核心，稱之為“聖地”或“應許之地”。以色列在猶太教中具有特別的含義，包括聖殿遺跡和相關的宗教禮儀，都是現代猶太教傳統的重要基礎。從公元前1200年開始，一系列的猶太人王朝在這一地區存在了超過一千餘年。

經歷過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拜占庭等古國的統治，猶太人在這一地區逐漸衰落並遭驅逐。尤其是在公元132年的一次大規模起義遭到鎮壓后，羅馬帝國將猶太人驅逐出這一地區，將地名改為“敘利亞-巴勒斯坦”，企圖抹滅猶太人千年來與這片土地相連的痕迹。雖然如此，仍有小部分猶太人一直留在巴勒斯坦，但主要的猶太人口從以色列南部移至了北部。猶太教最重要的兩本經籍《密西拿》和《塔木德》經也是在這段時期寫成。

公元638年，穆斯林從拜占庭帝國奪取了該地區的控制權，之後數個穆斯林國家統治過這個地區；包括了倭馬亞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花剌子模和蒙古，在1260年至1516年間由馬木魯克統治，接著在1517年成為奧斯曼帝國一個省份。

數個世紀以來，許許多多流亡海外的猶太人一直試圖返回以色列。

18世紀便有數波小型的回歸潮，從數百到上千人不等。

在1878年，佩塔提克瓦出現了第一個大型的猶太人農場殖民區。第一次大規模的回歸浪潮則始於1881年，散居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猶太人為了逃避迫害，開始迴流到巴勒斯坦，即古猶太國之地。猶太人從奧斯曼帝國和阿拉伯人手中購買土地並且定居。隨著猶太居民的增多，他們與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1896年，維也納記者和劇作家西奧多·赫茨爾發起 錫安主義運動（又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號召全世界猶太人回歸故土，恢複本民族的生活方式。

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爾，他召集了第一屆“世界錫安主義大會”，大會決議建立“一個得到公眾承認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園(或國家)”。“猶太國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等相應機構成立，幫助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錫安主義運動的發展推動了第二次回歸浪潮（1904－1914年），約有四萬名猶太人返回定居。

1917年，英國外長貝爾福發表《貝爾福宣言》：“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並將盡最大努力促其實現”。

1920年，國際聯盟委託英國管轄巴勒斯坦。

1922年英國將託管地劃分為兩部分：東部（現約旦）為阿拉伯人居住地，西部為猶太居民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掀起了第三和第四次回歸浪潮。

在1929年爆發的一場巴勒斯坦暴動中，阿拉伯人殺死了133名猶太人。接著在1936年-1939年又有數場暴動發生。對此英國在1939年頒布了一份白皮書，限制猶太人的移民數量至75,000人，並且限制猶太人購買土地。這份白皮書被許多猶太人和錫安主義者視為是對猶太人的背叛，並且認為那違背了貝爾福宣言。阿拉伯人也並沒有就此平息，他們希望完全停止猶太人的移民。

1933年，納粹在德國執政，掀起第五次猶太人回歸浪潮。

1940年，猶太人已佔當地居民總數的30%。後來在歐洲發生的猶太人大屠殺，進一步推動了猶太人回歸。

1944至1948年之間，愈20萬猶太人通過各種途徑輾轉來到巴勒斯坦地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巴勒斯坦地區已經有60萬猶太居民。

1947年，鑒於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斷升級，和平努力受到挫敗，英國政府決定從巴勒斯坦託管地脫身。

猶太人的移民數量自從19世紀末以來一直穩定增長，受到二戰中的猶太人大屠殺影響，猶太人復國的理念也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支持。聯合國成立了“巴勒斯坦專門委員會”，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表決了《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33國贊成（包括美國和蘇聯），13國反對，10國棄權，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兩個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別擁有大約55%和45%的領土，耶路撒冷被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衝突。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通過分治方案的當日，大衛·本-古理安接受了該方案，但被阿拉伯國家聯盟斷然拒絕。阿盟委員會高層下令對以色列的猶太平民展開為期三天的暴力襲擊，攻擊建築、商店、以及住宅區，緊接著猶太人組織的地下民兵部隊展開還擊，這些戰鬥很快便蔓延為大規模的衝突，繼而引發了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

1948年5月14日，在英國的託管期結束前一天的子夜，以色列國正式宣布成立。在1949年1月25日全國選舉中，有85%的合格選民參加了投票，接著有120個議席的第一屆議會開會。兩位曾領導以色列建成國家的人成為該國的領袖，猶太人代辦處領導人大衛·本-古里安當選首任總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領導人哈伊姆·魏茲曼由議會選為首任總統。1949年5月11日，以色列取得聯合國的席位，成為第59個會員國。

在以色列建國之後，埃及、伊拉克、約旦、敘利亞、以及黎巴嫩向以色列宣戰，開始了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

北邊的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軍隊都在接近邊界的地方被阻擋下來，來自東方的約旦軍隊則攻下耶路撒冷的東部，並且對城市的西部展開攻擊。不過，猶太人的民兵部隊成功的阻擋了約旦軍隊，而地下的國民軍組織部隊（Irgun）也阻止了來自南方的埃及軍隊。從6月開始，聯合國宣布了一個月的停火令，在這段期間里以色列國防軍正式成立。在數個月的戰鬥后，雙方在1949年達成一則停火協議並劃清暫時的邊界，這條邊界線被稱為“綠線”（GreenLine）。以色列在約旦河的西方獲得了額外的23.5%的管轄領域，約旦則佔有以色列南部一塊山地區域和撒馬里亞，後來那裡被稱為西岸地區。埃及在沿海地區佔有一小塊的土地，後來被稱為加沙地帶。

大量的阿拉伯人口逃離了新成立的猶太人國家，巴勒斯坦人將此次流亡稱為“大災難”（النكبة），預計有400,000至900,000名巴勒斯坦難民流亡，聯合國估計有711,000人。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未解決的衝突、以及巴勒斯坦難民的問題一直持續至今。隨著1948年的戰爭，西岸地區和加沙地帶的猶太人口開始撤回以色列，大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難民使得以色列的人口遽增了兩倍。在接下來幾年裡將近850,000名瑟法底猶太人從阿拉伯國家逃離或遭驅逐，其中約有600,000人遷移至以色列，其他的人則移民至歐洲和美國。

在1954年至1955年間，擔任以色列總理的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試圖轟炸埃及未遂而爆發醜聞，造成以色列在政治上蒙羞。

埃及在1956年國有化了蘇伊士運河，英國和法國對此相當不滿。以色列在遭到一連串阿拉伯地下民兵部隊的襲擊后，秘密的與英法兩國結盟，並且對埃及宣戰。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后，三個國家遭到聯合國的譴責，以色列被迫從西奈半島撤軍。

在1955年，大衛·本-古理安再次成為以色列總理，並且一直任職到1963年才辭職。在古理安辭職后，列維·艾希科爾（Levi Eshkol）繼任了總理。

在1961年，納粹的戰爭犯、也是歐洲猶太人大屠殺主謀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遭到以色列的摩薩德（Mossad）情報局幹員逮捕，並且被送回以色列接受審判。艾希曼成為以色列歷史上唯一一個遭到法庭判決死刑的罪犯。

在政治舞台上，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在1967年5月再次緊繃。敘利亞、約旦、和埃及透露了開戰的意圖，埃及並且驅逐了在加沙地帶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埃及違反了之前立定的條約、並且封鎖了以色列戰略要地的堤藍海峽，接著又在以色列邊界部署大量的戰車和戰機，以色列於是以埃及挑釁為由在6月5日對埃及展開先發制人的攻勢。在這場六日戰爭中，以色列擊敗了所有阿拉伯鄰國的軍隊，並且在空軍戰場上獲得完全的勝利。以色列一口氣奪下了整個西岸地區、加沙地帶、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1949年劃定的綠線則變成以色列管轄國內領土和佔領區域的行政分界線。後來在簽訂一則和平協議后，以色列將西奈半島還給了埃及。

在戰爭中以色列空軍誤炸了一艘美軍的情報船自由號（USS Liberty），造成34名美軍死亡。美國和以色列的調查總結認為這場意外是因為自由號的辨識困難而造成的誤擊事件。

在1969年，以色列的第一名女性總理梅爾夫人當選。

1968年至1972年這段期間被稱為消耗戰爭（War of Attrition），以色列和敘利亞、埃及間的邊界頻繁爆發許多小規模的衝突。

除此之外，在1970年代早期，巴勒斯坦武裝部隊對以色列和各國的猶太人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恐怖攻擊，在197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爆發了慕尼黑慘案，巴勒斯坦的武裝民兵挾持以色列的代表團成員作為人質，最後所有人質皆遭殺害。以色列對此展開了報復性的“上帝之怒行動”（Operation Wrath of God），由一群以色列摩薩德情報局的幹員在世界各地行刺那些籌劃慕尼黑慘案的幕後兇手。

最後，在1973年10月6日，正值猶太人傳統的贖罪日那天，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發起了突襲攻勢。儘管阿拉伯國家在戰爭初期成功打擊了準備不足的以色列軍隊，埃及和敘利亞最終仍被以色列擊退。戰後的幾年局勢變的較為平靜，以色列和埃及終於得以達成和平協議。

在1974年，伊扎克·拉賓繼承梅爾夫人成為第五任總理。1977年的國會選舉成為以色列政治歷史上的主要轉折點，從1948年來一直支配以色列政壇的工黨聯盟（המערך）遭到梅納赫姆·貝京領導的聯合黨擊敗，這次選舉在以色列還被稱為是一場“革命”。

接著，在當年的11月，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史無前例的拜訪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國會進行演講，這是以色列建國以來第一次獲得阿拉國國家的承認。以色列軍隊的後備軍官也組成和平運動以支持這次談和。在薩達特拜訪之後，兩國間進行的和平談判最後簽下了大衛營和約。在1979年3月，貝京和沙達特在美國華盛頓特區達成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隨著條約的簽訂，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軍，並且撤離了自從1970年代開始在那裡建立的移民區。以色列也同意依據1949年劃定的綠線讓巴勒斯坦獲得自治權。

在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軍轟炸了伊拉克在奧西拉克（Osirak）建立的核子反應爐，阻止了伊拉克製造核武器的企圖，這次任務又被稱為巴比倫行動。

在1982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了一場攻勢，捲入自從1975年以來一直進行的黎巴嫩內戰。以色列的開戰理由為保護以色列在北方的殖民區，當時殖民區經常受到來自黎巴嫩的恐怖攻擊。在建立了四十公里的障礙區后，以色列國防軍繼續前進，甚至攻下了首都貝魯特。以色列軍隊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逐出了黎巴嫩，迫使巴解轉移基地至突尼西亞。由於無法承擔戰爭帶來的壓力，總理貝京在1983年辭職，由伊扎克·沙米爾（Yitzhak Shamir）繼任。以色列最後在1986年撤出了大部分在黎巴嫩的軍隊，邊界的緩衝地帶則一直被維持，直到2000年以色列進行單方面的撤軍。

在1980年代里，原本由伊扎克·沙米爾領導的右派政府被左派的西蒙·佩雷斯取代。佩雷斯從1984年開始擔任總哩，但在1986年又被沙米爾取代，沙米爾達成了一個政黨聯盟的協議。在1987年爆發的巴勒斯坦大起義引燃了佔領區域的一連串暴動，在暴動后沙米爾再次於1988年的選舉中連任總理職位。

在波斯灣戰爭中，雖然以色列不是反伊拉克的聯盟國之一、也沒有實際參與伊拉克戰事，以色列仍遭到39枚飛毛腿導彈擊中。

導彈並沒有直接殺害任何以色列的公民，倒是有一些人因為不正確使用預備的防毒面具而死亡，除此之外一名以色列人遭到愛國者導彈碎片擊中而喪命。在戰事中，以色列也向在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防毒面具，以免他們遭伊拉克的生化武器攻擊。儘管如此，巴解仍然表示支持薩達姆政權，一些巴勒斯坦居民甚至還站在屋頂上替來襲的飛毛腿導彈歡呼，雖然最後他們仍使用了以色列人提供的防毒面具。

在1990年代早期，蘇聯的大量猶太人開始移民至以色列，依據以色列的回歸法，這些人在抵達以色列時便能取得以色列公民權。大約有380,000人在1990-1991年抵達以色列。雖然以色列大眾最初相當支持回歸法，新移民造成的許多問題被工黨作為選戰中的把柄，批評執政的聯合黨沒有解決他們的工作和住房問題。結果在1992年的選舉中，新移民們大量投票給工黨，使得左派再次抬頭。

在選舉之後，伊扎克·拉賓成為了總理。在選舉中工黨曾經承諾將會大為改善以色列的國內治安和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到了1993年底，以色列政府拋棄了1991年的馬德里協議框架，改與巴解簽訂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在1994年，約旦成為繼埃及之後第二個承諾與以色列和平共處的阿拉伯國家。

最初以色列大眾廣泛支持奧斯陸協議，然而在協議簽訂之後以色列仍然持續遭到哈馬斯武裝團體的頻繁攻擊，協議受到的支持也開始大量減少。在1995年11月4日，拉賓遭到一名極端的以色列民族主義者刺殺。

由於拉賓的遇刺，大眾對於奧斯陸協議的觀感也稍有好轉，大為提升了西蒙·佩雷斯的支持度，使他贏得了1996年的大選。不過，新的一波自殺炸彈攻勢加上阿拉法特讚美炸彈客的聲明，使得公眾輿論再次扭轉，並且在1996年5月輸給了聯合黨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

雖然內塔尼亞胡被視為是奧斯陸協議的堅定反對者，他仍然決定從希伯倫（Hebron）撤軍，並且簽下了懷伊備忘錄（Wye River Memorandum），給予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更大的自治權力。在內塔尼亞胡任內巴勒斯坦團體對以色列平民的襲擊活動大為減少，然而他的聯合政府仍然在1999年垮台。在1999年選舉中工黨的埃胡德·巴拉克以大幅票數差距擊敗內塔尼亞胡而繼任總理。

巴拉克在2000年決定單邊的從黎巴嫩撤軍，這次撤軍也是為了阻撓真主黨對以色列的攻擊，迫使他們不得不跨越以色列邊界才能發動攻擊。

巴拉克和亞西爾·阿拉法特曾在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的斡旋下於2000年在戴維營進行協商，然而協商最後失敗了，巴拉克提出的條件是一個由73%西岸地區和100%加沙地帶組成的巴勒斯坦國家，並且在10至25年時間內將西岸地區的巴勒斯坦領域擴展至90%（排除耶路撒冷郊區則是94%），但阿拉法特拒絕這個提議。

2003年6月4日，在喬治·沃克·布希主持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馬赫姆得·阿巴斯和以色列前總理沙龍於約旦相會。在談判破裂后，巴勒斯坦開始了第二次的暴動，被稱為阿克薩群眾起義，暴動開始的時間就發生在以色列反對派領袖艾里爾·沙龍訪問耶路撒冷聖殿山（Temple Mount）之後不久。協商的失敗以及新戰爭的爆發使得許多以色列人對巴拉克政府感到失望，並且也使和平協議的支持度大減。

在一場總理的特別選舉后，艾里爾·沙龍在2001年3月成為了新的總理，稍後又在2003年的選舉中當選了連任。沙龍開始從加沙地帶進行單邊的撤軍，這次撤軍在2005年8月至9月間實行完成。

以色列也在西岸地區建立了圍牆，目的是為了保護以色列免遭武裝巴勒斯坦團體的攻擊。為了建立長達681公里的圍牆，接近圍牆的緩衝地區也連帶的減少了9.5%的西岸地區面積，使得巴勒斯坦居民的經濟狀況遭遇困難。圍牆的建立遭致了國際間的許多批評，也遭到一些以色列極左派的批評，不過，圍牆的確有效的減少了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攻擊事件。

在艾里爾·沙龍嚴重中風之後，總理權力轉移給了艾胡德·奧爾默特。在2006年4月14日，在前進黨贏得了大選后，奧爾默特當選為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的前進黨也在2006年的2006年的選舉中贏得了多數派席位。

在2006年6月28日，哈瑪斯的民兵部隊從加沙地帶挖地道潛入以色列境內攻擊以色列國防軍的據點，俘虜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必且殺害了其他兩名。以色列對此展開了夏雨行動，大量轟炸哈瑪斯目標以及其他橋樑、道路、以及發電站。以色列也派軍佔領此地區。

2006年6月13日爆發的以黎衝突發生在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地區，主要是介於真主黨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衝突始於真主黨之前在一次跨越邊界的恐怖襲擊行動中殺害了八名以色列士兵並且俘虜其他兩名，以色列認為黎巴嫩政府必須對這次攻擊負起責任，因此從海上和空中對黎巴嫩展開轟炸，並且進軍黎巴嫩南部。真主黨繼續使用火箭攻擊以色列北部，並且以游擊隊的打帶跑戰術襲擊以色列軍隊。最後以色列在2006年8月14日達成一則停火令。這場衝突殺害了一千名黎巴嫩平民、440名真主黨民兵、以及119名以色列士兵，也對黎巴嫩城市的基礎建設造成了龐大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