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慘案

1972年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九月”分子突然襲擊了奧運村，抓住9名以色列運動員和2名以色列保安人員，把他們作為人質，要挾以色列當局釋放正在關押的256名巴勒斯坦人。德國警方全力營救，未能成功，11名人質被殺，這樁流血慘案，被稱為“慕尼黑事件”或“黑九月事件”。

1972年8月26日，第20屆奧運會在聯邦德國慕尼黑召開。這是當時奧運史上規模最大、耗資最多的盛會，參加的運動員及其代表的國家，超過以往任何一屆。以色列也派了一個到當年為止最大的代表團。然而，在這場和平盛會的背後，一些巨大的隱患使得恐怖分子找到了機會，製造了慕尼黑慘案：

隱患一：有關決策官員為滿足購買先進體育器材的巨大投資需要，縮減了警衛人員和安全設施的開支。

隱患二：西德的邊防人員和重要的運輸站口都普遍放鬆了對進出人員的檢查。

1972年9月5日，8名黑色九月武裝恐怖份子在清晨4時10分闖入慕尼黑奧運村以色列選手駐地，當場擊斃了以色列摔跤教練莫什·溫伯格、運動員約瑟夫·羅曼，另有9名代表團成員被當作人質關押。奧運會由此被迫停賽。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和內政部長Hans-Dietrich Genscher拒絕了以色列方面派遣一個特別行動小組的請求。對於此行動的解釋是，德國有關當局認為能獨立解決此次人質事件。

此後，黑色九月發表聲明，要求在12點之前釋放被以色列關押的234名巴勒斯坦恐怖份子。11點，以色列政府正式拒絕了釋放政治犯的要求，但同意考慮將人質轉移到埃及開羅再進行談判的建議。奧運村市長Walther Tröger，聯邦德國國家奧委會主席Willi Daume，警察局長兼第二十屆奧運會安全總長Manfred Schreiber，巴伐利亞州內政部長Bruno MERK和聯邦內政部長Hans-Dietrich Genscher願意代替人質，但也遭到拒絕。

12點，國際奧委會授權國際奧委會埃及籍委員艾哈邁德·圖尼與恐怖份子談判：在釋放人質條件下，保證恐怖份子安全離境，並支付巨額資金，但遭到拒絕。不過，談判成功地延後了恐怖份子提出的最後答覆期限，改為當晚10時許，方法為用兩架直升機將恐怖份子和人質運往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Fürstenfeldbruck）空軍基地，然後轉機離境。

警方原擬乘換機之際，營救人質。當時在機場布置了5名狙擊手，3位布置在信號塔上，1位躲藏在地面一輛維護車輛后，最後1位躲在地面的水管障礙物背後，因為德國方面根據艾哈邁德·圖尼的報告，認為只有四到五名恐怖份子。但其實恐怖份子一共有8人，而且由於交通堵塞，令裝甲車遲到半小時。

大約晚上10:30，恐怖份子到達機場，在機場中停靠了一架波音727客機，警方打開探照燈照亮現場（事後被認為光線仍不足以幫助狙擊手辨認目標），恐怖份子頭領Iassa前往檢查飛機，而人質則繼續留在直升飛機內。警方原計劃在機組人員中混入警察協助消滅1-2名恐怖份子，但沒有接受任何反恐訓練的機組人員們最後拒絕幫助執行而在行動開始前全部撤離了客機。

當恐怖份子頭領發現波音客機內沒有任何機組成員時，他立即折回直升機。這時躲在水管后的一名狙擊手首先向Iassa開火，此時約為11時。由於狙擊手們沒有無線電通訊裝置，沒有夜視裝置和頭盔，且人數也落後於對方，計劃完全失控。第一發射擊未擊斃Iassa而擊中了陪同前去檢查飛機的副手的大腿，他後來也爬回到其他恐怖份子那裡。3名恐怖份子藏身到直升飛機後面還擊，而且由於之前的錯誤，直升機的停機方向位置未正確按照計劃執行也造成狙擊手的視覺範圍被阻擋。戰鬥持續45分鐘，直到裝甲車到來。

由於恐懼，一名恐怖份子開始向第一架直升機內的人質開火，並讓其他2名恐怖份子走出掩護。他跳出去的時候留下了一枚手榴彈。此3名恐怖份子均被狙擊手射殺。手榴彈爆炸，第一架直升機起火焚燒，機內所有人質死亡。第二架直升機的5名人質也被恐怖份子全部射殺。

聯邦德國在這次營救中也犧牲了1名警察。8名恐怖份子中包括頭領Iassa在內的5名被消滅，剩餘3名被逮捕，但在同年的一次劫機事件中，聯邦德國政府順從劫機者的要求，把3人移交利比亞釋放。

1972年9月6日，舉行了對以色列代表團的追悼儀式，中斷了34個小時的奧運會繼續進行。

9月6日，奧林匹克運動場里，一片肅穆。當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第二樂章奏響時，許多運動員禁不住放聲痛哭。為了悼念11名死難者，11個座位被空著。倖存的以色列人在這個追悼儀式上，幾乎控制不住自己。9月7日，奧運會恢複比賽。

營救行動失敗后，世界輿論為之嘩然，紛紛指責西德警察無能，抨擊西德政府“視人質生命如兒戲”。這次恐怖事件，讓西德蒙受了奇恥大辱，也使西德政府對日益增加的國際恐怖活動產生了危機感。從此以後，賽事安保問題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儘管恐怖襲擊事件中也有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但是，沒有人會懷疑，慕尼黑事件是恐怖分子的一次“成功”，而且會誘使其他恐怖組織把奧運會作為襲擊目標。另一方面，慕尼黑奧運會的血腥一幕也喚醒了主辦者的安全保衛意識，使他們看到反對恐怖主義也是舉辦奧運會舉足輕重的一環。在隨後的歷屆奧運會和其他重大賽事中，組織者都提高了安全措施的投資力度。

2012年9月5日，大約600人來到了位於慕尼黑西部的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軍用機場，在這裡，有一座1999年9月5日落成的紀念碑，緬懷在這起人質事件中遇難的11名以色列代表團成員。

安基·斯皮策是被殺害的擊劍教練安德烈·斯皮策的遺孀，她在紀念儀式上說：“那一天，對於被害者家屬和有幸活下來的代表團其他成員來說都是最黑暗的一天。”她同時對德國方面針對此事件的營救工作表達了憤怒，稱安保人員“原本可以拯救這些生命”。

以色列副總理兼地區發展部長西爾萬·沙洛姆在講話中表示：“40年前的今天，年輕的以色列遭遇了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德國官員格勞曼則稱，其實應該在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進行一分鐘的默哀，來悼念40年前慘案中遇害的人。

親歷此事件的以色列短跑女運動員羅特·沙查莫洛夫在接受採訪時說：“我永遠會記得那恐怖的一天。我們看到德國警方和恐怖分子溝通，那些人威脅說，如果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將每隔兩小時將一名人質扔到樓下。”

當時參加射擊項目比賽的赫什科維茨在接受一家德國媒體採訪時說：“我們就像一家人，但這家人的很多成員都被殺害了。

製造慘案的8個人都是一個名叫“黑色九月”的恐怖組織的成員。“黑色九月”的創始人是薩阿德·瓦里，其真名叫阿布·達烏德，也是“慕尼黑慘案”的背後主謀，2010年7月他在大馬士革去世，終年73歲。

慘案之後，巴勒斯坦的軍事基地遭到報復性轟炸，不少武裝分子被打死。德國政府釋放製造慕尼黑事件的3名恐怖分子后，以色列啟動了一項名為“上帝之怒”的秘密行動，即定點暗殺慕尼黑慘案的肇事者。“上帝之怒”是國家批准的暗殺行動，持續了20多年。慕尼黑慘案后，在政治解決方案無效的情況下，暗殺成為以色列人應對恐怖活動的唯一方法。第一個被殺的是旅居羅馬的巴勒斯坦人茨維特。德國釋放的3名慕尼黑慘案兇手中，有2人已被定點清除，但有不少無辜的巴勒斯坦人賠上了性命。

本事件使多國政府開始重視對於恐怖份子挾持人質事件的處理能力，並紛紛開始組織負責處理類似狀況的軍警單位；西德政府接受是次教訓后，組織了第九國境守備隊，同時開始設計、裝備真正專用的狙擊步槍。

2012年，恰逢慕尼黑慘案40周年，7月23日，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參觀奧運村的時候，曾為11名受害者進行了默哀。而後，以色列政府要求倫敦奧運會開幕時舉行1分鐘的默哀，以紀念40年前在慕尼黑奧運會期間喪生的11名以色列運動員，但這個要求遭到國際奧委會的拒絕。以色列認為國際奧委會始終沒有給予當年受害的11名以色列代表以公道的對待。兩位受害人的遺孀，史畢哲與羅曼諾太太要求倫敦奧運籌備會在奧運主場館悼念她們的亡夫，在得不到響應之後，她們決定訴諸群眾，要求觀眾在開幕儀式上、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演講的時候，起立靜默。

9月5日，在德國慕尼黑，昔日慕尼黑奧運村入口處降半旗誌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