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利·勃蘭特

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波羅的海海濱城市呂貝克的一個貧困工人家庭，是私生子。因而只能姓母親的姓，後來母親嫁人，幼年的勃蘭特寄養在別人家裡，直到外祖父從沙場解甲歸里后，才享受到一點家庭的溫暖與樂趣。外祖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信徒，母親也常常參加社會主義的活動。在家庭的影響下，他很早就對政治發生了興趣，15歲就加入了社民黨的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生時代的勃蘭特經常向盧卑克社民黨機關報《人民信使報》投稿。

1930年被社民黨破例吸收為黨員。

1931年因與黨的領導人發生了意見分歧，轉而參加從社民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擔任該黨青年組織的領導人。

1933年4月初被派往挪威。挪威工人黨安排他負責政治流亡者協會的工作。之後又吸收他為黨員，挪威工人黨機關報《工人報》則特辟專欄，由他撰稿揭露希特勒統治下德國的真相，而稿酬則成為他的主要生活來源。很快又從丹麥轉到了挪威，在異國他鄉堅持反法西斯鬥爭。

1937年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在馬德里保衛戰中採訪報道。

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勃蘭特又輾轉逃亡到瑞典併入了瑞典籍。在瑞典，他成了一名記者，積極報道了德國對挪威的入侵。

1945年10月返回德國，報道紐倫堡軍事法庭審訊納粹戰犯的情況。一年後，挪威政府又任命他為挪威駐柏林軍事代表團少校新聞專員，負責與美、蘇、英、法四國軍事管制委員會進行聯絡。

1949年聯邦德國誕生了，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列席了第一屆聯邦議院會議。

1955年當選為西柏林市議會議長。這一特殊的榮譽職務使他可以超越社民黨的範圍，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

1956年冬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發生后，憤怒的西柏林市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一些年青人向勃蘭登堡門方向前進，並與警察發生了流血衝突。當時，身為議長的勃蘭特，以極其鎮靜而又克制的態度制止一場情勢危急的流血慘劇。勃蘭特鎮定自若的舉動，贏得了西柏林人的欽佩和尊敬。

1957年西柏林市市長蘇爾逝世后，勃蘭特力挫群雄，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為西柏林市長。

1958年和1961年兩次柏林危機先後爆發，把冷戰推向高峰，特別是后一次柏林牆危機，使東西方几乎接近交火狀態。勃蘭特以一個冷靜、理智而又果斷的態度走上前台。他既表現出決不讓步的立場，同時又呼籲市民保持理智和剋制，承認現實，避免事態的完全惡化，並採取一系列的補救措施，穩定市民情緒。正是由於勃蘭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從災難的邊緣挽救出來，簡直處於絕望的形勢才未能進一步惡化。

1961年被推舉為總理候選人。

1964年登上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寶座。

1965年聯邦選舉的大旗又一次拉起，繼續作為該黨的總理候選人，再一次走上競技舞台，同素有聲望的著名經濟家路德維希·艾哈德競爭，結果又未如願。勃蘭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繼續擔任他的市長職務。兩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給社會民主黨帶來損失，埋怨、批評、指責審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而且也給勃蘭特本人很大的刺激。他曾一度萌發離開德國政治舞台的念頭。

1966年聯邦政府爆發危機。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辭職。由各個主要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宣告成立。社會民主黨首次獲得參政機會，勃蘭特擔任副總理兼外長。這次參政的過程，使勃蘭特的領導能力，尤其是外交手腕第一次在聯邦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他成功地扭轉了聯盟黨因長期推行“哈爾斯坦主義”而使西德外交走進死胡同的局面，提出了大膽、靈活的新東方政策”。

1969年當選為聯邦德國第四任總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棘手問題，雖說並無治國妙方，但也敢大膽探索。在內政方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為改變國內經濟的困難局面提供了推動力，使聯邦德國從困境中走了出來，繼續朝著繁榮、發展之路邁進。外交方面大力推行與蘇聯、東歐國家“緩和”和“合作”的新東方政策，為東西方關係的緩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61年作為西柏林市長的勃蘭特，從柏林牆事件中逐漸領悟到，兩個德國的分裂已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因素。光喊“讓牆滾蛋”的口號，牆是推不倒的。聯邦德國只能寄希望於“漸變”，他信奉的哲學是”歷史是運動的，在這個過程中，一切都在變。”1966年底在庫爾特·喬治·基辛格內閣擔任聯邦副總理兼外長時，就及時地把握時機，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互設了貿易代表機構，與羅馬尼亞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和南斯拉夫恢復了外交關係。這一系列外交行動，使聯邦德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

1971年作為聯邦總理首次出訪蘇聯。這次訪問的重大成果是，雙方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結束了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長期戰爭狀態。同時還與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宣布雙方“對誰都沒有領土要求，今後也不會提出領土要求。”實際上承認了德波間的奧得尼斯河邊界。不知是出自真情，還是一種手段，勃蘭特在波蘭訪問期間，當來到猶太人紀念碑前時，他突然雙膝下跪，在場的幾百人無不為之驚呆。

與東德改善和發展關係，是勃蘭特東方政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1972年12月21日兩德經過艱難的談判，終於簽署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關係的基本條約》，從而使兩國關係解凍，為各自加入聯合國鋪平了道路。1973年12月他到布拉格簽署了《德捷關係正常化條約》。與此同時，在勃蘭特的力促下，美、蘇、英、法四國達成協議並簽訂了《四國柏林協定》，進而確認了柏林的地位。

新東方政策，顯示了勃蘭特爭取現實主義的政治勇氣，緩和了二戰後的歐洲緊張局勢，也提高了德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聲望。這位總理因此被西方人士稱讚為製造緩和氣候的先驅，在人們中被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為表彰他為此作出的貢獻，1971年挪威議會決定授予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聯邦德國的勃蘭特，為了德國人民的利益，向昔日的敵人伸出了和解之手。他熱誠地為歐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歐洲和平事業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找到了修復東西歐之間關係的橋樑———緩和政策。

對於德國的統一，勃蘭特是極其關注的，並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東方政策，就為兩德之間建立相互信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還到東部講演，創造緩和氣氛。主張東西德兩部分應逐漸融合，“不要操之過急”。

辭職后的勃蘭特並沒有銷聲匿跡，仍舊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先後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名譽主席等職。

1976年被選為社會黨國際主席。上任后對社會黨國際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修改了社會黨國際章程。為社會黨國際規定了三大新任務：為爭取緩和與裁軍而鬥爭，為在南北關係上建立起新的世界經濟秩序而鬥爭，以及為人權而鬥爭。還經常以社會黨主席和社會黨國際主席的身份訪問世界各國，足跡遍及歐、美、亞、非。

正當他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潛伏在身旁的東方的“潛艇”出水，從而葬送了他的政治前程。京特·紀堯姆原在東德國家安全部下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期，他和妻子克里斯特爾奉著名的諜報大王馬爾庫斯·沃爾夫之命潛入西德，與大批移居那裡的東德人混在一起。紀堯姆善於交際，和什麼人都能談笑風生。根據沃爾夫的指示，紀堯姆夫婦應設法在社民黨內求得發展，於是他們加入了社民黨。由於勤奮和謹慎，紀堯姆夫婦很快引起了黨內人士的注意。60年代初，克里斯特爾率先有了突破性進展，她被任命為德國社民黨執委會委員、黑森州國務秘書比克爾巴赫的辦公室主任。這段時間，紀堯姆夫婦搞到了北約的一些戰略文件。

1964年紀堯姆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之後他在政治上一路升遷。

1969年9月德國社民黨在戰後首次獲得大選勝利。不久之後，紀堯姆經受了憲法保衛部門的嚴格審查，於1970年1月成功打入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辦公室。

在以後的幾年中，紀堯姆以其幹練和過人的工作能力博得勃蘭特的信任與欣賞，他在擔任總理低級助手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和政府機構聯繫的總理首席助理，甚至還曾擔任過總理辦公室與西德情報機關的聯繫人。紀堯姆權力大到可以為總理安排行程，維利·勃蘭特本身也是喜愛社交，傳言吉雍甚至還安排總理與某些有聲望的女名媛發生性關係，維利·勃蘭特的公事包也都交給紀堯姆保管，由此，他得以接觸聯邦德國政府以及北約的大量核心機密。後來紀堯姆還將公事包帶回家，拍照竊取西德國家機密。

1972年秋天，東德間諜、時任西德工會聯合會東德局局長的格羅瑙在西柏林被捕。由於他與紀堯姆在平時工作上有些來往，西德反間部門在調查中發現了蛛絲馬跡，偵察人員的視線逐漸延伸到紀堯姆身上。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監控和取證，在一次接頭中，紀堯姆的妻子被迫把膠捲丟棄至萊茵河，放棄與史塔西會合回到家中，紀堯姆夫婦於1974年4月24日被捕。

經時間比對下發現早在幾年前西德情報單位攔截的一份來自東德的電碼，顯示G你家有了兩個男人，G指的是紀堯姆的妻子，兩個男人指的是紀堯姆與他剛出生的兒子，更發現紀堯姆夫婦的兒子與當時的年齡差不多，有此證明紀堯姆是東德史塔西派來的間諜，這個事件猶如石破天驚，在西德政壇引起強烈地震，事件曝光后，總理與西德全國一片嘩然，東德政府也感到錯愕。蘇聯總理勃列日涅夫憤怒史塔西竟然不知道他們電碼早已被西德情報單位破解導致東窗事發。後來，維利·勃蘭特受到反對黨與報社的抨擊，更爆出性醜聞事件，迫使堂堂大總理黯然下台。

1992年10月8日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歲。

1971年獲得了當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同年美國《時代》周刊把他評為“1971年新聞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