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

1884年5月15日，岡村寧次出生在日本東京四名坂町街區的一個沒落武士家庭。由於日本孕婦在胎兒隆起後有束腰的習慣，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時很瘦弱。他的父母岡村寧永夫婦此前生過一個兒子，卻夭折了，他們擔心這個孩子仍然活不下來。在給這個孩子起名時，寧永取自己名字里的“寧”字，再加一個表示順序的“次”字，就是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4歲開始，寧永夫婦就教他認一些簡單的漢字，並規定他每日作息時間和識字進度。

1890年3月，岡村寧次入坂町小學，開始了長達8年的小學時代。

1897年，13歲的岡村寧次小學畢業，考進了著名的東京專門學校（1902年更名為早稻田大學）的附設中學部。由於該校當時的收費較高，所以岡村寧次僅僅在此讀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後轉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

1898年9月，岡村寧次身穿草綠色軍裝參加了入學典禮，從此邁出了他軍人生涯的第一步。

1904年，岡村寧次以優異的成績從陸士畢業。同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聯隊擔任補充部隊小隊副的岡村寧次，懷著為天皇建功立勛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馬上馳騁疆場。在岡村寧次的一再請戰下，上司終於批准了他的請求，於翌年4月將岡村寧次從補充部隊轉到步兵第四十九聯隊，作為新編第十三師團的一個小隊長參加庫頁島戰役。

1914年8月，被上司調到參謀本部外國戰史處工作。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乘機奪取了德國在華勢力範圍——山東青島。

1915年2月，日軍參謀本部為編纂日德戰爭作戰史，派岡村寧次等人赴青島搜集資料，由此岡村寧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岡村寧次赴青島不久，被時任黎元洪大總統顧問的日本陸軍中將青木宣純調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負責對外聯絡、文牘書案之類的工作。這樣，岡村寧次在北京青木顧問處一干就是4年多。

1919年7月，岡村寧次終於返回日本。他的新職務是陸軍軍事調查部新聞班的少佐班員，主要從事溝通軍隊與國民之間的“感情”和處理軍方對國內民眾的宣傳事務。在新的職位上，岡村寧次不遺餘力地為爭取日本陸軍的所謂“生存權”和“發展權”搖旗吶喊。

1921年，作為巡迴武官赴歐美考察，在東久邇稔彥引見下參拜了皇太子裕仁，並替裕仁搜羅駐外武官作為黨羽，

1921年10月底，日本政府內閣的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國萊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貴族城堡區，一個叫巴登巴登的礦泉療養地舉行了一個秘密聚會。3個軍銜皆為少佐的日本駐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縱論時政，目的與7天後刺殺原敬的中岡艮一類似：結束國內的腐敗。

這3人——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皆是日本陸軍中的驕子。在以訓練嚴酷著稱的日本軍校中，永田鐵山的畢業成績是士官學校第4名、陸軍大學第2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績為士官學校第5名，陸軍大學第1名；岡村寧次則為士官學校第6名，在陸軍大學則因成績優異接受過大正天皇頒獎。

這3人後來被稱為“三羽烏”——日語“三隻烏鴉”之意（略同於漢語的“三傑”）。國內腐敗在他們眼中首先是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又首先表現在陸軍的人事腐敗。日本歷來藩閥門第氣息極重。明治維新后海軍由薩摩藩把持，陸軍則由長州藩把持。山縣有朋、桂太郎、田中義一等陸軍中堅人物，無一不是出自長州，非長州籍人士休想晉陞到陸軍高位。

這一天被日本史學家視為昭和軍閥的誕生日，其實，巴登巴登聚會還有第4個人——東條英機。儘管他後來出任日本戰時首相，但只因為在士官學校中比“三羽烏”低了一年級，所以在巴登巴登他只是替永田鐵山點煙和站在蒸汽浴室門口放哨的小嘍羅。既不能列入“三羽烏”之內，更不能參加他們的討論。除了在巴登巴登這4人之外，“三羽烏”從不屬於長州藩、且才華出眾的同事中又選出7人。這就是駐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駐伯爾尼武官山下奉文、駐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駐巴黎武官中島今朝吾、駐科隆武官下村定、駐哈爾濱武官松井石根、駐北京武官磯谷廉介。這11人就都是日本賴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昭和軍閥的核心骨幹。在紀律嚴明的日本軍界，這幾個人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能量，因為他們背後陰影里是那個在日本神一樣存在的昭和天皇。這就不難解釋日本一系列所謂的下克上事件為什麼沒有受到懲罰的原因所在。當被稱為太陽鳥的“三羽烏”從巴登巴登騰空離去之時，他們那張開的黑色翅膀，將籠罩整個東亞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7.9級的大地震。9月3日，日本政府為抗震救災和維持秩序，遂成立關東戒嚴司令部。剛晉陞為中佐的岡村寧次被臨調該司令部宣傳情報部，負責戒嚴期間的新聞檢查。岡村寧次並不滿足於宣傳工作。經過頻頻活動后，他如願以償地得到了參謀本部上海駐華武官的調令。

岡村在諜報武官任上，幹得風風火火，頗有“實績”，在上海紡織工人罷工，日本廠家槍殺顧正紅事件發生后，他巧妙的利用英帝國主義分子打頭陣，製造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使中國民眾的反帝矛頭一下子集中於英國。結果，1925年度日本對華出口總額，非但沒有受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影響而跌落，反而較上一年增長了12%。岡村在瓦解和破壞五卅運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出色”的情報、謀略及交涉協調能力，給參謀本部和外務省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深得他們的賞識。所以，後來遇到像談判塘沽協定。上海事變停戰協定之類的軍事外交問題，陸軍本部總是指定他來主持。在江浙戰爭爆發時，他把軍事間諜派到雙方的軍中去當顧問，自己成了戰爭的總導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檢驗雙方軍隊的作戰實力。後來只是在福建的孫傳芳部突然出兵，奇襲盧永祥才打亂了他的計劃。他便去當孫傳芳的顧問，看著這隻小小的軍隊迅速膨脹成為五省聯軍，又被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擊敗，在一片混亂中，他偷盜了孫傳芳的軍用地圖躲進了日本長江艦隊，又被獎勵了一大筆資金。這期間他公而忘私，家庭屢遭不幸，先是他的次子武正在上海得了猩紅熱，不幸夭折。不久其妻子理枝也在東京病逝。他回國不久，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的二次北伐，日本陸軍悍然出兵濟南，到1927年8月15日，岡村寧次終於接到了大佐聯隊長的任命，但這次虎頭蛇尾的出兵濟南除了證明日本軍隊的殘暴外沒有任何作用，國際上的一片反對聲使他還沒有踏上大陸就準備打道回家了。

1932年，為了轉移九一八事變后國際社會對東北的關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變，出兵中國上海。熟悉上海情況的岡村寧次於2月26日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3月6日晨，姍姍來遲的岡村寧次抵達上海，但淞滬戰事已基本結束了。4月1日，他轉任為臨時軍事調查委員長，同時晉陞為陸軍少將，時年48歲，他任軍事調查委員長的主要職責就是粉飾日軍侵略上海的行動。5月5日，中日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停戰協定。儘管日軍取得了在上海的種種特權，但岡村寧次還是對協定的內容並不完全滿意，認為對中國“讓步”太多。

1932年8月19日，岡村寧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轉赴東北，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來關東軍就任后，面臨所謂“匪患猖獗”的困難局面。他口裡的“土匪”，其實是指我東北各地的抗日軍民。因而岡村寧次將“治安”問題列為首要任務。為此，岡村寧次先給軍部打報告，要求增派援軍，然後通過“滿洲國”政權加強所謂“法制”建設和地方武裝建設，收買土匪、招募偽軍，建立所謂“謀略部隊”為日軍作炮灰。

1932年9月，日偽統治者發布了由岡村寧次等人參與炮製的《治安警察法》，隨後又頒行《暫行懲治叛徒法》和《暫行懲治盜匪法》，把抗日義勇軍污衊為“叛徒”、“盜匪”，可以格殺勿論。隨著增援部隊的到來，在實權人物岡村寧次的指揮下，關東軍50000人馬以“步步為營，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分地域逐次展開，向義勇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掃蕩”。

1933年春，在以武藤、小磯和岡村為首的關東軍的瘋狂圍剿下，東三省的各部抗日義勇軍，除少數堅持鬥爭外，絕大部分先後被剿垮，無數義勇軍戰士為反抗侵略而獻出了寶貴生命。

1933年5月30日，岡村寧次作為日本關東軍代表與何應欽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舉行正式停戰談判。這次談判實際是日本帝國主義將事先擬好的侵略條件強加於中國、強迫中國接受的一個儀式而已。最後，岡村寧次終於拿到了令他滿意的《塘沽停戰協定》。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所簽訂的這個協定，其實質在於強迫中國方面承認長城一線為日軍佔領線，這等於認可華北平津地區是第二個“滿洲國”。同時非武裝區的確定，為日軍進一步擴大侵略打開了通路。

1935年，岡村寧次轉任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成為了日軍大本營決策侵略戰爭的核心人物之一。翌年3月晉陞中將，轉任第2師團師團長。

1937年4月（七七事變前夕），率部駐紮在中國東北。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6月，時任第二師團長的岡村寧次接到軍部調令，組建侵華日軍第十一軍，並任該軍司令官，負責攻略武漢地區。他的越級提升引起了包括不希望擴大戰爭的華中派遣軍調司令官畑俊六等一大批人的不滿。而他也在日記中記述南京大屠殺的惡劣影響（1938年7月13日的感想中寫道：“到達中支那戰場后，在聽取了先遣官宮崎參謀、中支那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杭州機關長荻原中佐等人的報告才知道，派遣軍前線部隊一直以給養困難為借口，大批處死俘虜，已成惡習。南京戰役時，大屠殺的人數多達四五萬之多，對市民進行掠奪、強姦的也大有其人。”這是在日軍官兵日記中記錄南京大屠殺人數最多的表述）。

由台灣旅團組建的波田支隊攻佔安慶，接著在海空軍配合下突破馬當要塞，沿路打垮十幾個雜牌師，佔領九江，完成了戰爭序幕。8月1日，岡村寧次正式下達進攻命令。當時，他手裡有3個師團一個旅團，還有2個師團在增援中。他決心以波田支隊鎮守，以第6師團沿長江北岸而上攻武漢，集中2個師團沿南潯線攻取南昌，然後西進大迂迴至岳陽，切斷合圍陳誠第六戰區的27個軍。但是他的算盤打錯了，先是101師團被中國軍隊引誘偏離了進攻主線，一頭扎進西部山地和中國軍隊拼起了消耗，接著準備迂迴薛岳兵團後方的106師團又因為迷路而被中國軍隊包圍，傷亡慘重。岡村用增援的2個師團解圍后，不得不重新修訂自己的作戰計劃，放棄了大迂迴戰略，改用第6、第9、第27共3個師團的強大兵力沿江而上，在海空軍的支援下，突破田家鎮要塞，擊退沿途的張發奎、李品仙兩兵團，終於搶佔武昌。

1939年4月，他搶在中國軍隊發動四月攻勢之前，發動了以奪取南昌為目標的南昌會戰。面對羅卓英集團的10個軍20萬人和橫在進軍道路上的三條寬闊的河流，他不惜違抗總參謀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元帥的意志，力主用101、106兩個連吃敗仗的軟弱師團作主力，具體戰術上他在3公里寬的突破口上集中了250門重炮，並集中了130輛坦克在航空兵的掩護下作為先鋒單獨突破，結果七天就佔領了南昌。要知道德國閃擊波蘭都在這半年以後，光憑做出這個計劃和決斷他就可以列入日本名將之列。

在對華政策上，他反對建立汪精衛政權，認為這樣一來就會刺激重慶國民黨政權，逼其走上絕死抗戰的道路。他反對日本人在佔領區內擔任各級官員，而主張以華制華，要給中國人以“尊嚴”。他提出“討蔣愛民”的口號，不斷分化抗日勢力。當時他了解到日本軍隊發生了強姦案，軍法官以證據不足和對方未告發為由替犯罪的軍人辯護，他勃然大怒，以戰爭期間哪有弱勢的被害人敢告發為由嚴懲了罪犯。

1939年夏季，岡村寧次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對中國第五、第九兩戰區施以政、戰謀略的方案和指導大綱。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軍事和派遣特務等各種手段，策反雜牌軍，孤立以黃埔軍校少壯係為主的中央軍，然後殲滅中央軍。其計劃要領是：一、對第五戰區的敵軍（指中國軍隊），置重點於策動廣西、四川軍隊反叛，藉此使全戰區走向崩潰；其次對該戰區的中央軍及其旁系軍加以影響，也要不失良機進行工作。二、對第九戰區之敵（指中國軍隊），可對四川軍及游擊旁系軍施以懷柔工作，對其他軍隊（直系軍以外）進行積極的謀略宣傳，引導其喪失戰爭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務分擔：第6師團對楊森軍策反工作；第33師團對王陵基軍策反工作；軍特務部擔任對五戰區的四川軍的策反謀略工作，為此應接受有關師團長的援助。在大力開展策反工作的同時，岡村寧次又制定了《江南作戰指導大綱》，將第九戰區的中央軍列為武漢日軍的打擊重點。大綱的中心意圖是：以奇襲手段，盡量在短期內殲滅中央軍。

接著在5月和9月他又發動了對中國第五戰區的襄東進擊戰（隨棗會戰）和對第九戰區的湘贛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襄東進擊戰他3個師團一個騎兵旅團面對李宗仁20個軍30萬人，湘贛會戰他4個師團對薛岳52個師。共同的特點是，在寬大的正面上長途奔襲，窮追猛打，以消滅對方骨幹兵團為目標（在江北是湯恩伯軍團，在江南是關麟徵集團），不以佔領地域為目標，速進速退。均因作戰兵力不足和作戰地域限制而沒能完成任務。這表明日本軍隊已經陷入了他們最害怕的持久戰中。

岡村因此對大本營總參謀部的限制擴大作戰地域的方針大為不滿，也不認為板垣征四郎的誘降會有作用，他上書胡說什麼：“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四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隊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他要求大舉增兵一逞，由於他的上書和日本的大方針有衝突，他被調離前線，回日本當軍事參議官，坐了一年冷板凳。

1941年4月，岡村寧次被授予大將軍銜。不久，被天皇欽點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當時，華北方面軍人員24.5萬名，馬匹5.2萬頭，重炮740門，汽車8000輛，各種彈藥1會戰份，糧秣一月份余。是日本最大的一個戰略集團。他在北京郊外的翠明庄，集中一段時間分析了前任失誤的原因，認為：華北方面軍歷來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平均每3平方公里才2個人。由於缺乏確切定期的肅正目標，常常變成靜止的防禦。日軍如不主動討伐、則中共方面也不進犯。乍看起來，相安無事，宛如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但在雙方共存期間，中共卻在民眾中秘密進行工作，充實其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即可一舉轉向進攻。百團大戰就是例證。因此，日軍施策的目標，應是採取主動進攻的有計劃的措施，要劃分地域，限定時間鞏固治安地區，隱蔽准治安地區的兵力，有計劃進入治安地區，並以剩餘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區挺進，使之向准治安區發展。最終目標是把華北1億民眾拉到日方。按照這樣步驟去做，既不宜急於求成，也不可坐失時機，必須要有針對性的戰法。岡村寧次稱，八路軍如附骨之蛆，葯勁兒一過便又迅速生長，因此決不能放鬆對八路軍的打壓。他計劃用三年時間把日軍實際控制地區由10%提升到70% 。他判斷是否是治安區的標準很簡單，從中國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當地的治安情況的好壞，第一、絕對見不到姑娘的蹤影。系懼怕日本兵的佐證，為“治安不好”。第二、對我們的汽車、卡車感到稀奇而遠遠地從窗口眺望。為“治安稍好”。第三、在上項情況下，走出家門口眺望，中國姑娘神態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來的街道上，為“治安良好” 。

1941年，岡村寧次調集數萬日軍，開始對中國軍隊進行殘酷的大“掃蕩”。中國的歷史書上說他在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時提出“三光”政策，造成約270萬平民的死亡，但在他的回憶錄中卻寫到，他提出的口號是“不殺、不搶、不淫”的三不政策，其實這個“三不”比“三光”更厲害，表面對是日本軍隊的戰爭行為進行約束，其實他是要以此來收買人心，達到長期佔領中國的目的。國民黨系軍隊受不了壓力，光投降的就有40餘萬，這些投降將領也很有歪理，他們在初次見到岡村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齊消滅他們。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這時八路軍陷入很被動的局面，喪失了一半根據地和人口，平原富庶地帶全部變成游擊區，總兵力由40萬減至30萬。太行山上的前方總部被日軍特種部隊突襲，參謀長左權戰死。彭德懷後來曾深有感觸地對部下們說：“岡村寧次是一個比多田駿更為毒辣、更為老練的對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緻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講話，對部下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里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收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是歷來華北日軍司令官中最厲害的一個。”由於日本太平洋戰場陷入困境，華北的日軍不斷被抽調，八路軍終於堅持了下來。

1944年，日軍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責成華北方面軍提出方案，這雖然不是岡村所主張的西安-成都作戰，但他還是認真作了準備，其實他早在1941年秋就在黃河南岸奪得了一個橋頭堡作為突破口，並不惜代價保持了兩年之久。鑒於中國軍第一戰區40萬眾分為蔣鼎文和湯恩伯兩個集團，而華北日軍140個大隊只能動用一半約12萬人。他預計先消滅作為機動兵力的湯集團，然後再消滅以洛陽為中心的蔣鼎文守土部隊。針對湯恩伯喜歡打運動戰，而且喜歡趁日軍退卻時集中兵力突擊一翼的習慣，岡村命令內蒙的戰車第三師團秘密南下，部署在戰線後方，準備在湯恩伯反攻的時候給他當頭一棒。結果戰場形勢發展完全符合他的預計，湯的反攻剛剛顯出模樣就被打垮了。岡村也由守土的華北方面軍司令調任進行大規模機動作戰的第六方面軍司令。在到達武漢上任的時候，他驚訝的發現華南的制空權已經被中美空軍所奪去，武漢的軍用倉庫都被炸掉，連他要去廣州都要繞道台灣，他冒險在夜間從南昌去廣州視察，但他的下任岡部直三郎飛這條航線的時候就被擊傷。在進行桂柳作戰的時候，由於11軍司令橫山勇不執行命令，為爭功搶先佔領了柳州，破壞了他的大包圍聚殲中國軍隊的計劃，作為前任11軍司令並率領11軍打下武漢的他以鐵腕整頓軍紀，把11軍從軍長到師長到作戰參謀一個不留全部撤換，顯示了他的雷霆手段。

由於岡村寧次在侵華戰爭中，為所謂“大日本帝國”立下赫赫戰功，1944年11月，日本政府升任他為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此時的岡村看到戰爭不利，曾想引兵直入重慶，引誘盟軍大規模增兵中國，以解日本本土之危，但下屬都信心不足，對他的芷江作戰計劃和老河口攻略計劃陽奉陰違，出工不出力，他也只好尊從大本營的命令把派遣軍主力部署到沿海一帶防止美軍登陸。正當岡村寧次一心要帶領八十萬侵華日軍準備進行“玉碎”決戰時，1945年8月12日，岡村寧次收到了東京大本營密電，此文的核心內容透露了準備接受投降的實情，岡村寧次看了這封電報感到“真是晴天霹靂”。岡村寧次立即向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發了電報，要求拒絕《波茨坦公告》，繼續作戰，岡村寧次對於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熱情可謂“矢志不移”。

1945年8月15日10時10分，岡村寧次接到了東京發來的關於“天皇陛下已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陸軍第68號密電。他心中頓時明白了，戰敗投降已成定局，除謹遵詔命外恐別無他策了。11時過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兩千餘名日軍官兵，按平時遙拜天皇的隊形，在南京市鼓樓廣場東面集合，聆聽天皇親自播講的投降詔書。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岡村寧次代表其“中國派遣軍”和駐台灣、越南北部的日軍在投降書上簽字。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岡村先後以“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和“聯絡班長”等名義，被中國政府軟禁在南京，除協助遣返日軍、日僑外，還充當國民黨軍事當局的秘密軍事顧問。

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審。8月中旬，被正式送進上海戰犯監獄，但不久以“保外就醫”名義被監視居住於上海黃渡路秘密住所。

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無罪”。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因岡村被宣判無罪釋放一事陡起風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強烈抗議，譴責對岡村寧次的判決，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時蔣介石已宣布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為爭取和談，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卻將命令扣壓不發。當天，湯恩伯當晚即派副官來到岡村在上海臨時借住的寓所內，通知他於次日晨6時30分之前到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國輪船回國。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時，岡村搭乘“維克斯”號美輪駛離上海黃浦港，回到日本。

1950年前後，一批戰前日本軍隊的官兵醞釀成立了“戰友會”，岡村被邀請挂名為該會的副會長。在戰友會的資助下，岡村到各地巡迴演講，千方百計地擴大右翼勢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黨組織在戰後迅速擴大的影響。

戰後初期，蔣介石為了重振旗鼓，培養所謂“中堅幹部”，在台北市郊陽明山成立了“革命實踐研究院”，並親自兼任院長。該院不僅培訓黨政幹部，還設有軍官訓練團培訓各級軍事幹部，岡村寧次等一些原日軍將佐被聘請為高級軍事教官，他本人還有該院的“顧問”頭銜。

進入6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和迅速發展，軍國主義思潮也在社會上進一步抬頭。岡村等一批戰前法西斯將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進了在東京的新居。這時，許多政界名流如魏德邁之類的“國際友人”，時常來拜訪他。日本自衛隊的軍官還慕名常來向他請教問題，著實令他歡喜了一陣。

可是，好景不長。1962年4月，他此時唯一的兒子忠正暴死，時年僅49歲。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後，便跟著祖母阿定生活，由於祖母的溺愛和仗著有一個步步高升的父親，他一直不思上進。從岡村日記里的零散記載中可以看出，岡村並不喜歡他。但是，他的晚年畢竟需要有兒子來照顧。忠正之死，對岡村的打擊很大，這一年岡村已經78歲了，身邊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幾個孫輩外，就再沒有其他骨肉親人了。早年，他最喜歡的武正夭折於上海，而現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蒼的報應？一想到這兒，他常常不禁老淚縱橫。

1963年初，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請岡村整理自己的日記和撰寫個人回憶錄，以“啟示”自衛隊青年幹部。接受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宮崎周一等人的協助下，於同年4月份開始動筆。為了宣揚“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場去“說清歷史事實”，他壓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時而發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兩年的心血撰寫完畢。

回憶錄寫完了，岡村寧次感到自己走進了人生終點。1966年9月，他的心臟突然發病，因搶救不及時而猝死，時年82歲。

《岡村寧次回憶錄》

1944年1月，一架日軍飛機因機械故障墜落在山東解放區昌邑縣東利漁村附近，當地民兵發現后，活捉了這架敵機的飛行員。

渤海軍區敵工部門經過審訊查明，日軍飛行員名叫山田井馬，是日軍陸軍航空兵駐山東一個飛行聯隊的中尉飛行員。令人沒想到的是，他還是侵華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的遠房侄子。

1944年1月7日這一天，他奉命駕機去青島，途中飛機因發生機械故障而墜落在東利漁村附近，被抓個正著，成為日軍在山東戰場少有的被俘飛行員。

由於山田井馬失蹤後日軍派出大批兵力四處搜查，看守部隊不得不經常轉移。每當夜裡通過日軍的封鎖溝時，山田井馬總是趁靠近炮樓時拚命掙扎，想方設法弄出聲響企圖引起日軍注意，直至轉移到解放區中心地帶，他的逃跑企圖才有所收斂。對於山田的“逃跑”，八路軍並沒有對他施行任何懲罰，反而依舊優待他。漸漸地，山田井馬感覺到共產黨八路軍與他了解的其他中國軍隊不一樣，逐漸消除了恐懼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頭。

在關押期間，渤海軍區“日人反戰同盟支部”的領導和一些被俘的日軍反戰人士也對山田井馬做了許多工作。山田井馬的思想轉變很快，與八路軍官兵的關係日漸緊密。他甚至還教敵工幹部和看押戰士學習一些瓦解日軍的陣前喊話。這些喊話後來在與日軍對陣時經常被用到。

山田井馬墜機后，日軍多次搜救無果。無奈之下，日軍便派出飛機多次投撒傳單，宣稱只要釋放被俘的飛行員，他們願以大批武器進行交換，也可以另提條件。

針對日軍的多次要求，渤海軍區決定用山田井馬換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長李震和臨淄縣長李鐵鋒等10餘人，並盡量擴大交換我方被俘人員的數量。雙方很快達成了戰俘交換協議。按照協議，日軍先行第一批釋放了李震等10多人，並贈送了一批武器彈藥，我方則遵照協議釋放了山田井馬。隨後，日軍按照協議又釋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戰被俘人員30多人。這是中國抗戰史上少有的交換戰俘事件，八路軍和抗日政府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據有關資料和當年的老戰士回憶，山田井馬回去后一再拒絕再次駕機作戰，他不願再與八路軍和中國人民為敵，也拒絕其父輩要他對被俘期間所受的“赤化”“洗腦”進行“反省”。最終，他被派往東南亞戰場與美軍作戰，戰死在馬來亞前線。

我軍被俘人員獲釋后，繼續戰鬥在對敵鬥爭的最前線。臨淄縣縣長李鐵鋒在出獄后帶領地方武裝連續端掉了十餘個日軍炮樓，並粉碎了日偽軍發起的報復性“掃蕩”。公安局長李震帶領鋤奸隊員深入虎穴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漢奸，給敵偽政權以沉重打擊。對此，當地漢奸頭目曾一度抱怨日軍不該為搭救飛行員而“放虎歸山”，日軍也後悔不已。

總評

對岡村寧次這個人，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中國抗日軍民對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岡村寧次的回憶錄里，他自己提到，抗戰勝利后，“在延安發表的戰犯名單約二萬多人，我被指定為第一號戰犯，第二號戰犯為曾任華北方面軍的多田駿大將，第三號戰犯為曾駐山東第四十三軍司令官細川中康中將。”岡村寧次說，中共方面始終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堅決主張把我定為第一號戰犯，直到1949年初與李宗仁談判時，還要求將我引渡共方，作為談判的一項條件。在我回國以後，至今仍不斷看到報紙上對我的責難和攻擊。”岡村寧次對中共方面“不依不饒”的態度，對自己“榮登榜首”的事實，卻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

日本人，特別是岡村寧次的部下，對他則是大加讚美，極力吹捧。說他“在統率及作戰方面都是罕見的名將”，是“兼備明智、卓見、果斷、意志堅強等優秀品質”的人才。說他“最後成為百萬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乃是理所當然。可惜為時過晚，實為遺憾。”

彭德懷評價

彭德懷曾對八路軍的將領們作過關於對岡村寧次的評價：“這個傢伙，是很厲害的一個人，他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山田醫生告訴我，20年代初期，他和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被稱為天皇黨羽集團的三羽烏；後來在對華戰爭中，他是日本軍界的三傑之一，另外兩個是合區川和東條英機。所以一定要注意他。他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緻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講話，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里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搜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他是日本侵略朝鮮和東北三省的副參謀長，老練得很，是歷來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中最厲害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