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汝麟

生平簡介

胡汝麟久懷教育救國宏願。1907年就任河南高等學堂教務長，1909年任省教務公所專門科副長兼教育官、練習所教員，辦選拔及考職事。1915年他和王摶沙（名敬芳、字摶沙，鞏縣人，二人曾被稱為河南公司派）在開封創辦福中礦業學校（后遷焦作），1926年任教育次長。1928年任華北大學校長及東北大學教授。1929年，在北平與房達三、王幼橋等人創辦平民大學。1930年任天津商學校教授，撰寫有《產業論》和《歐戰後各國新憲法之特質》，並在北平《民言日報》主辦社會周刊。1933年任河南大學講座。1935年任清華大學講座。1937年先後擔任河南公費留學生考試委員、河南高等普通考試委員。1939年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由於他知識淵博，學貫中外，閱歷豐富，長於講演，因此授課內容充實，引人入勝，深受學生歡迎，在教育界頗孚聲望。其門人弟子遍及國內外，獲重大成就者不勝枚舉。

胡汝麟除在學校忙於教學外，還經常受聘到其它學校或工廠、機關講學和作專題講座，后將文稿整理撰寫成《中華民族史》（未就）、《東西文化基本的差別及其原因》等，對增強民族自尊心，加強各兄弟民族間的團結，促進民族進步振興，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實業興邦也是他長期奮鬥的理想。1909年他被推為焦作礦案交涉代表入京。1913年河南都督張鎮芳派胡汝麟、王摶沙為礦案代表與福公司談判。是年，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為與福公司對抗，通過胡汝麟等聯繫活動，聯合擴組為中原公司。1914年胡任該公司總經理，王摶沙為協理。9月，其二人為公司全權代表，與福公司商定營業事宜。11月，胡汝麟、王摶沙被派作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兼中原公司代表，會同河南巡按使代表，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員許沅，在北京與福公司舉行會談。為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談判中胡汝麟義正詞嚴、據理力爭，經40餘次艱苦舌戰，最後簽訂了具有積極意義的《中原公司福公司經營煤礦業合同》（草案），為民建煤礦窯爭回了一定權益。1915年6月，中原煤礦公司與福公司合組為福中總公司，實行“分采合銷”制，胡任中方總經理。從此，中原公司增強了競爭能力，很快發展為河南最大的一家實業。

1917年元月，胡汝霖經悉心謀划，不惜巨資，創辦了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頗具影響的《新中州報》。

1919年元月，河南督軍兼省長的趙惆與英帝相勾結，在開封將胡汝霖逮捕下獄，囚禁16個月。后經王摶沙等省垣知名人士俱保而獲釋。在獄中，他致力讀書，將所得撰為《汴中日記》17冊，后草稿不幸散失。

“七七事變”后，中原公司被迫遷往四川，與天府煤礦合併。不久，此礦發展四川最大的煤礦，為支援抗日戰爭，發展敵後工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胡汝麟在政治上是一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立憲派梁啟超交往甚密，是梁啟超研究系的重要支柱。1931年3月，梁組織的民主黨在開封建立了河南支部，由其任常務幹事。1915年參加討袁護國運動。1916年梁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時，胡為全國煙酒專賣局總辦。

胡汝麟青少年時期即有反封建思想，曾帶領同輩搗毀神像。他主張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倡導舉辦女校，曾為開封北倉女中籌助資金。在他40歲之前，一直倡導“人類主義”，主張成立一國際組織，打破國界，實現完全之社會經濟；就原有國際組織，創建超國組織，以謀世界政治之完全統一。旨在改造世界，使全人類生活狀況得以普遍改善。為尋求“人類主義”的實現方法，1921年11月22日，他毅然出國考察。當考察至華盛頓時，覺“人類主義”脫離中國實際，無實現可能，便將這一思想撰成《人類主義初草》一書而告結束。其出國考察歷時32個月，考察了歐、亞、美3洲的38個國家，對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尤其是土地制度，興衰之道，均作了認真細緻的筆錄。1924年6月22日回國，后與好友趙質宸將日記體筆錄整理，撰成《三十八國遊記》33冊，近百萬言。1933年在開封出版。

“人類主義”思想被拋棄后，漸又形成了“普產主義”思想。主張產業有公有私，所有之各級政府及團體個人，皆能有產，即表現人類之生命作用，收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及共產主義管理經濟之效，且又免除大多數人民心理物質作用之缺陷，使中國為外國人所操持之城市經濟，轉移於內地城鎮，不供他人之榨取。在鄉村實行農工互助。還主張移民邊疆，開墾荒地，實行農田分配。1927年《普產主義大綱初草》印行。1929年，出資組織“普產協會”，起草了《普產主義協會宣言》。

1931年後，他深感外患日劇，便投身於抗戰救國的鬥爭。他大聲疾呼：“凡有志之士，必須划除私見，全民團結一致，始足以言有為。”表示應於國家則參翊中樞，貢獻意見；於社會則指導青年從事社會事業；遇事則每以道義感人；於學術則專力於民族史的研究。倡“國內無異族，境外有同胞”的學說，駁斥敵人在國際間不正確之宣傳，加強了國內各部族間之團結。1938年任河南抗敵後援會常務委員和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1939年任全國精神總動員委員會委員時，經常為各黨派的抗戰奔走呼號，親自擬訂抗戰計劃，還撰寫了《請政府准將憲法草案提交本會研究具復早日完成建國大法案》。他還投書國民政府，借面見蔣介石和外出講演之機，對國家的政治結構、經濟制度、外交政策、抗戰形勢及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進行分析論述，闡明利害，並提出積極建議。

胡汝麟對人民的疾苦也常縈掛於懷。1939年他任華北水災急賑委員會副委員長時，河南災荒嚴重，人民流離失所，其曾多次向國民政府呈文請求賑濟，並積極號召社會各界為災民募捐。或行文、或講演、或交談、陳詞痛切，催人淚下，為河南災民爭得了救災巨款和捐助的物資。

1934年，胡汝麟任河南通志館總纂，並負責撰寫大事記。《河南通志》曾兩次纂修，但均未完成。這次他們不僅對舊文稿進行整飾校訂，而且在體例和原則上還作了大膽創新，增設了方言門，重修了文物志，充實了飲食業。同時還對宗教和猶太人在汴的情況作了大量調查，搜集了許多寶貴資料和照片。當大部志稿即將完成付印時，“七七事變”爆發，工作被迫停止，奉命遷往四川，胡汝麟視文稿如命，搬遷時，他讓人精心整理，妥為包裝，專人押運，嚴加保管。此文稿現存於河南省圖書館。

1941年，其又被推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由於常年奔波，過度操勞，2月3日病逝於四川北碚鎮。時前往弔唁者不絕於途。國民黨中央政府在重慶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許多國民黨要員、社會名人、學者親往參加公祭，或拍發唁電。中共中央派代表參加了追悼大會，送了花圈，併發了唁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