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

1895 年3月30日誕生在上海江南機械製造總局的一個小官員家裡。

1899年的春天跟隨母親葛健豪回到了家鄉雙峰永豐鎮，不久父親也從上海回故鄉，並買下位於雙峰縣井字鎮楊球的光甲堂定居下來。

1908年全家遷回了永豐鎮。為了謀生到蔡廣祥辣醬店當學徒。在三年學徒期滿后，進入了永豐國民小學讀三年級，用了一個學期，就越級考入了雙峰高等小學。

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與毛澤東結為摯友。期間，同毛澤東等人一起組織進步團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參加五四運動。

1915年秋天跳級考進了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專科。

1917年秋全家遷到嶽麓山榮灣鎮劉家檯子。從湖南高等師範畢業后，寄居在半學齋楊懷中先生寓所，與毛澤東、羅學瓚、張昆弟等青年暢談理想，探討人生觀的場所，準備建立革命團體。

1918年4月14日與毛澤東及其他有志青年在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會上，通過了《新民學會章程》，會後又出了《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

1918年6月23日同志受學會的委託，赴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這時楊懷中先生已應聘到了北京大學當教授，經楊老師介紹，來到留法儉學會，與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聯繫。會見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著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李大釗，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願則而效之。”在新民學會會友中第一個吹響了歡迎十月革命的號角。

1919年12月25日同志與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脫萊蓬”號法國郵船赴法勤工儉學。來年2月進入了蒙達尼男子中學學習。在法國期間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認真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5月打破破舊的婚姻制度，與向警予在蒙達尼自由結婚。7月初新民學會從法國各地先後來到蒙達尼，7月6日到10日新民會在蒙達尼公學的教室里舉行了五天會議，會上提出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學會的方針，得到了大家的贊成。

1921年7月與工學世界社成員開會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在法國發起了建黨活動，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周恩來任總支書記。10月因領導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鬥爭被法國政府強行遣送回國。年底回國，在上海經陳獨秀等介紹加入共產黨。並在中共中央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工作，成為黨早期重要的理論家和宣傳家。

1922年5月5日當選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後為團中央主編機關報《先驅》。同年6月和妻子向警予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一起當選中央委員，並參與制定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周報主編，組織發表並親自撰寫大量文章，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綱領，揭露和批判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還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積極探索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前途、中國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提出了許多觀點，為維護、推動國共合作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做了大量工作。

1923年6月與毛澤東一同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上討論了和孫中山國民黨合作的問題。並以投票的方式選舉陳獨秀（40）、蔡和森（37）、李大釗（37）、王荷波（34）、毛澤東（34）、朱少連（32）、譚平山（30）、項德隆（27）、羅章龍（25）為中央委員（根據瞿秋白紀錄）。

1924年在上海出版了《社會進化史》。該書是中國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寫成的第一部社會發展史，是此類著作的奠基之作。

1925年參與並領導五卅運動。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了《告全國民眾書》，很快地就把這場鬥爭發展到了廣州、香港等城市。同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會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年底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作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長篇講演，詳細回顧了從建黨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擴大執委會議的歷史，對中國革命的性質、黨的歷史任務和各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黨史著作。

1927年春回國，在5月舉行的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隨後又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大革命面臨失敗的危急關頭，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批評，並多次提出應對危局的建議。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主張土地革命和獨立開展武裝鬥爭，為黨確立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做出貢獻。會後，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赴天津參與組建和領導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並任北方局委員、宣傳部部長。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上，總結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經驗教訓，指出中國社會具有不平衡的特點，闡明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建立紅軍、開闢割據局面的可能性，併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1931年初回國參與中共領導工作，3月被派往廣東工作，擔任中共兩廣省委書記。

1931年6月因叛徒出賣在香港被捕，隨即被港英當局引渡到廣州。8月4日在廣州軍政監獄英勇就義，年僅36歲。

是一位為實現“匡時救民”夙願，始終站在革命鬥爭最前沿並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生命的實幹家。是第一個提出“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人。系統闡述了有關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組織原則。他還與向警予、周恩來、趙世炎、鄧小平、李富春等一起籌建中國共產黨旅歐的早期組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曾明確指出，要發展中國革命，必須成立共產黨。他認為：一、這個黨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作戰部”。二、這個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三、這個黨必須採取徹底革命的方法，反對改良主義。徹底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發動工農群眾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四、這個黨必須密切聯繫群眾。五、這個黨必須有鐵的紀律。

在國共合作中，支持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但強調應保存黨的獨立性。蔡和森提出建立農民武裝的問題，指出“農民運動之武裝的形式”的重要性，並表明工農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新動力”、“台柱子”，只有依靠工農階級才能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蔡和森強調必須注重革命武裝問題，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並把工作重心放在發展工農運動，擴大工農武裝，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對反動派堅決進行反擊。

在“八七會議”上，蔡和森與毛澤東等同志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並且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蔡和森堅決主張發動土地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同時提議毛澤東參加中央政治局。

1918年和毛澤東等人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成立新民學會，這是五四運動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

蔡和森的建黨思想，對國內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建黨活動起到了有力的引導和推動作用。留法期間在勤工儉學學生中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將一批先進分子引向崇尚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三次領導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革命鬥爭，成為傑出的學生運動領袖；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同志一起籌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早期組織，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之一。蔡和森雖然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他的建黨思想和建黨活動，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1年12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留在中央，主要負責黨的理論宣傳工作。黨的二大決定由他籌備創辦黨中央機關報《嚮導》周報並任首任主編，使得《嚮導》一經創刊發行就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被譽為黑沉沉中國的“一線曙光”，四萬萬同胞思想上的“嚮導”。蔡和森也被譽為“《嚮導》的靈魂”。幾年間，《嚮導》周報的發行量從幾千份擴大到十多萬份。在出版的201期《嚮導》中，蔡和森主編116期，超過半數。同時，他還是《嚮導》的主要撰稿人，單獨署名的文章就有134篇。在他的主持下，《嚮導》周報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黨的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鼓舞和動員工農群眾奮起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蔡和森在其間展現出卓越的領導群眾鬥爭的才能。他率先在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把工人的經濟鬥爭與目前正在蓬勃發展的反帝鬥爭匯合起來”，主張5月30日在租界組織大規模反帝示威遊行。隨後，他又提出號召全上海罷工、罷市、罷課以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屠殺的策略，以及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作為運動公開的總的領導機關等主張。黨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在黨的領導下，五卅運動很快擴展到全國的許多大中城市，參加示威的各界群眾達1200萬人。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成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到來的標誌。蔡和森也在鬥爭中成長為傑出的群眾領袖。

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大革命面臨失敗的危急關頭，他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多次提出要對反革命政變進行堅決反擊，要以暴動對暴動、發動土地革命、發展革命武裝等主張。在黨的八七會議上，他力薦毛澤東同志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對黨中央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正確方針作出重要貢獻。此後，蔡和森不顧白色恐怖，奉命恢復北方局領導機構，並指導順直省委的工作；他兩度往返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和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回國擔任黨中央和地方黨組織的領導工作，直至1931年8月英勇就義於廣州。

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綜合整理出版了《社會進化史》一書，這部書運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來論證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宣傳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是中國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寫成的第一部社會發展史，是此類著作的奠基之作。

是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群體中最早領悟馬克思主義真諦的精英之一，是黨內公認的早期著名理論家。

蔡和森的理論探索富於創新性。他撰寫了第一部社會發展史著作《社會進化史》，並初步研究了中國社會發展史，闡明了資本主義滅亡和共產主義勝利的歷史必然性。他第一次比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建黨思想，不僅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而且闡明了黨的性質、指導思想、階級基礎、組織原則、奮鬥目標、國際主義原則，以及建黨的組織步驟等。他較早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問題，在包括無產階級領導權等重大問題上提出了正確的觀點；他區分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認為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已不是純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事實上業已變成為國民革命（亦可稱民族革命）的問題”；他公開提出的“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成為二大確定的現階段革命綱領即最低綱領的基本內容。他率先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世界各國共產黨是一致的，但當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爭鬥中把列寧主義形成自己的理論武器，即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適合客觀情形的策略和組織才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思想的較早闡述。

蔡和森的理論探索富於針對性。他針對現實鬥爭中急需回答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所提觀點主張切中問題要害，直指問題本質。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贊成建立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但他堅決反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反對陳獨秀提出的在統一戰線中“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等右傾觀點，強調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應保存黨的獨立性”。大革命失敗后，蔡和森對“二次革命論”“一次革命論”等錯誤觀點進行了嚴厲批駁，及時提出革命轉變問題，指出中國革命有社會主義前途，但是在經濟落後的中國，首先必須進行民主革命，“在民權革命完全勝利的條件之下，才能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問題，都是當時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他觀察問題深刻透徹，分析問題鞭辟入裡，解答了人們的困惑，具有很強的鼓動性和說服力。

蔡和森的理論探索富於前瞻性。他深受湖湘文化“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注重緊跟時代步伐，既立足現實又著眼長遠，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總體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在大革命面臨失敗的緊要關頭，他指出工農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新動力”，主張依靠工農階級、發展工農運動，擴大工農武裝，堅定自覺地發展黨的自身力量。大革命失敗后，他較早認識到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堅決主張發動土地革命，參與提議發動秋收暴動，並在黨的六大上進一步論證了在農村進行武裝鬥爭、建立紅軍和建立割據局面的可能性。他十分重視思想建黨，指出：“一個革命黨不僅要有好的組織、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論來把思想統一，然後才能領導革命到正確之路。”

蔡和森突出的理論建樹和理論貢獻，既是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革命實踐使然，也與他善於及時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有著直接關係。他指出：“要知道中國革命及我黨要如何發展及其發展的道路如何，故須明白我黨的歷史。”黨員要“明白自己的責任”，也“必須親切的深刻的知道黨的歷史”。蔡和森是黨內系統研究黨的歷史的第一人。1925年底至1926年初，他寫下長達5萬字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闡明了黨史研究的目的、任務和對象，研究了黨產生髮展的條件和環境、黨的發展階段、組織機構及路線方針政策、黨內生活、黨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經驗教訓以及革命發展規律等。大革命失敗后，蔡和森開始全面思考黨內產生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及其經驗教訓。他在《黨的機會主義史》《論陳獨秀主義》中，秉持客觀公正態度，對右傾機會主義發生、發展以及原因、危害進行深入剖析，對於全黨避免重犯類似錯誤起到了警示作用。蔡和森自覺思考和研究黨的歷史，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他不僅是黨的早期歷史的親歷者，而且是黨的歷史最早的記載者和研究者，開了黨史研究之先河。他強調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黨史研究，一開始便端正了黨史研究的方向。他以中國近代社會為背景論述黨產生的社會根源，從政治、經濟、社會、階級及國際等方面分析黨產生的具體背景，闡明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必要性，並梳理出黨的早期歷史的基本線索，為以後的黨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雙峰高小求學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南京政府發出剪辮子的號召后，蔡和森覺得應該用實際行動擁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於是就把自己頭上的長辮子剪掉了，在他的帶領下，學校里很多同學都剪了辮子，積極擁護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

1920年8月、9月寫給毛澤東的兩封長信，以及次年二月寫給陳獨秀的長信《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系統地闡明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認識。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中國發生的問題，無論哪一種都不是現社會制度所能解決的，“所以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國將來的改造，“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從而得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結論。

1920年5月和向警予在法國蒙達尼正式結婚。這場簡單的婚禮轟動了蒙達尼全城。看熱鬧和祝賀的人們不僅有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同學，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蒙達尼人。其結婚照為二人捧著一本打開的馬克思主義《資本論》。照片表明他們的結合，不僅僅是男女之間愛情上的同盟，信誓旦旦，更是革命理想事業上的同盟，同舟共濟。婚禮上，二人還將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作編印成書，題為《向上同盟》，分贈給大家。隨後，人們把他們的結合稱為“向蔡同盟”。

蔡和森與向警予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向蔡同盟”的筆名——振宇。蔡和森主編《嚮導》周報期間，他們曾經常一起用這個名字在周報上發表評論文章。振宇，即“警予”的諧音。

1922年6月為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並發表在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第9期上。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

在近代中國，“帝國主義”和“軍閥”都是舶來品，當時一般中國人還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胡適諷該口號為“海外奇談”。1922年10月胡適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說：“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上的根據”。針對胡適的這種言論，除了陳獨秀等撰寫文章進行反駁外，蔡和森也在《嚮導》上撰寫文章予以駁斥。1928年9月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李立三指出：“我們還記得和森同志等在《嚮導》上，開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的時候，甚至胡適之先生忙以他的學者態度譏笑這一口號為不通。然而就是這一口號推動了而且正在推動中國千百萬群眾起來進行革命鬥爭。”

1926年向警予與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夫妻“同盟”雖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卻猶在。後來，蔡和森得知向警予被捕后，想方設法去營救。特別是驚聞向警予犧牲噩耗，悲痛不已，撰文《向警予同志傳》以悼念。他在傳末寫道：“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1987年7月1日蔡和森紀念館在雙峰縣城復興路與書院路交匯處建成開館，該館與蔡暢圖書館面對面，總建築面積1624平方米，正門上方是聶榮臻元帥題寫的“蔡和森同志紀念館”館額。館前為蔡和森廣場，佔地面積11000平方米。廣場中央矗立著9米高的紀念碑，碑文由陳雲同志親筆題寫，頂層為蔡和森同志立身塑像。

1995年該館被確定為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80年羅紹志著《蔡和森傳》是首次詳細記述近代中國傑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蔡和森的經歷、活動、思想、業績的著作。全書以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為主要依據，結合調查訪問和考證研究，並汲取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觀真實地記述了蔡和森的生平、經歷、思想和實踐活動。

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蔡和森文集》。

2008年湖南湘潭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永春編撰的《蔡和森年譜》。

2011年林家品著《蔡和森》。

《懷念和森同志》沈雁冰著

《肝膽輪囷懷國士》羅章龍著

《緬懷蔡和森烈士》劉昂、蔡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