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年11月28日出生於德意志萊茵省工業城市巴門市（今伍珀塔爾市）。恩格斯少年時就學於巴門市立學校，

1834年轉入愛北斐特理科中學。父親老弗里德里希是工廠主，虔誠的基督徒，帶有普魯士貴族血統。母親心地善良，遵守禮教，喜愛文學和歷史。

1837年9月其父堅持要他輟學經商（恩格斯當時正在讀中學）。1年後到不來梅一家商行當辦事員。當時德國正面臨民族統一和民主革命的任務，恩格斯被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所吸引，同青年德意志運動發生聯繫。

1839年春在該派機關刊物《德意志電訊》發表《烏培河谷來信》，揭露封建專制制度和宗教虔誠主義的黑暗，傾注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炮兵部隊服兵役，旁聽柏林大學的哲學講座，參加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在此期間，先後發表了《謝林論黑格爾》《謝林和啟示》以及《謝林――基督教的哲學家》等冊子，尖銳批判了宣揚"天啟哲學"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還著文揭露以德皇威廉四世為代表的德國封建專制制度，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1841年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發表后，恩格斯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思想。

1844年2月在馬克思主編的《德法年鑒》上發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初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絕對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8月底恩格斯在回國途中繞道巴黎會見了馬克思，開始了二人的終身合作；9月至1845年3月他在巴門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描述了無產階級的悲慘處境和歷史使命表明恩格斯已經完成了兩大轉變。

1845年與馬克思合寫《神聖家族》；同年11月到次年5月又合寫《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6年春恩格斯和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創建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同年秋天，赴巴黎開展活動，爭取和教育正義者同盟的成員，使之擺脫"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影響。

1847年1月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加入正義者同盟；6月和馬克思商議后他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同年10月被選入同盟巴黎區部委員會，並受委託起草同盟的綱領草案（即《共產主義原理問答》），用問答的體裁初步闡明了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11月與馬克思一起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並任大會秘書。大會接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張，制訂了符合民主制原則的章程，並委託他們起草同盟的綱領。

1848年2月中旬在《共產主義原理》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在倫敦出版；2、3月間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相繼在巴黎、柏林、維也納等城市爆發；3月恩格斯當選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在巴黎與馬克思共同擬訂了《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4月他們到達德國科倫。恩格斯擔任《新萊茵報》編輯，協助馬克思主持該報編輯部工作。他還曾去巴門和萊茵省的其他城市活動；1848年秋至1849年初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流亡到比利時和瑞士，在瑞士協助組織工人協會。

1849年5月在愛北斐特參加武裝起義；6月在巴登――普法爾茨任維利希志願軍團副官，親臨前線參加戰鬥。起義失敗后流亡到瑞士；11月抵倫敦當選為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負責改組同盟工作。

1850年3月和6月先後兩次與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為了支援陷於極端貧困的馬克思一家，恩格斯不得不於該年遷居曼徹斯特，在"歐門－恩格斯公司"再度經商。在曼徹斯特居住期間，恩格斯同馬克思保持了頻繁的通信聯繫，共同研討國際工人運動的理論和策略，探討各個領域裡的學術問題，並互相交換意見，用導師的話說就是一個人寫的東西另一個人也一定讀過並完全贊同。恩格斯進行了廣泛的理論研究，尤其對軍事學、語言學和自然辯證法作了深入的探討。

1851年11月至1852年11月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了一組題為《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文章，深刻總結了1848－1849年德國革命的經驗，提出了武裝起義是一種藝術的著名論斷。

1857到1859年，他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撰寫了許多軍事條目。

1861到1865年恩格斯撰寫了關於美國內戰的許多文章。

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后，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參加了國際的領導工作，跟蒲魯東派、巴枯寧派、工聯派、拉薩爾派進行了路線的鬥爭，為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他為工人報刊和利用資產階級報刊撰寫了許多篇戰爭評論，準確地分析和預見了戰爭的進程與結果。

1869年7月恩格斯終於從商人生涯中擺脫。

1870年10月移居倫敦，與馬克思再度相聚；9月結束了二十年"埃及幽囚式"的經商生活，從曼徹斯特遷居倫敦，與馬克思一起參加國際工人協會的領導工作；10月經馬克思提議，他當選為國際總委員會委員，任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麥的通迅書記和總委員會財務委員。巴黎公社期間，他和馬克思一起組織聲援公社的活動。

1871年3月巴黎公社建立后，同馬克思一起支持公社，在演說和信件中高度評價巴黎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闡明公社的歷史意義；9月舉行的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上，恩格斯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提出工人階級必須參加階級鬥爭並建立同一切舊政黨相對立的無產階級獨立政黨。

1872年9月國際海牙大會期間，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為擊敗巴枯寧陰謀集團，通過關於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的決議作出了重要貢獻。根據恩格斯的提議，國際總委員會遷至紐約。海牙大會後，他寫了《論權威》《社會主義民主同盟與國際工人協會》（與馬克思合寫）等論著，從政治上、理論上和組織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寧集團的無政府主義和分裂主義，深刻闡述了民主與集中、民主與專政的辯證關係。國際工人協會解散以後，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為在各國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政黨而努力鬥爭。

1875年3月他在給倍倍爾的信中闡明了他對德國工人運動中兩派合併的原則立場，批評了黨內某些領導人追求無原則合併的錯誤。

1876至1878年他寫了一組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文章（即《反杜林論》），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時，第一次系統地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及許多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這是一部深刻透徹的每個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學百科全書。

1880年夏應法國工人黨領導人拉法格的要求，把《反杜林論》中的某些章節改編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本被馬克思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入門"的小冊子，對普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起了重要作用。1873年至1883年間，恩格斯擬定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提綱，完成了若干篇章和片斷，奠定了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基礎。

1883年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獨自肩負起指導國際工人運動、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馬克思遺著、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培養各國年輕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和理論家的重任。

1885年7月恩格斯在晚年承擔了整理、出版馬克思未完成的《資本論》第二、三卷手稿的巨大工作，《資本論》第二卷出版。

1887年1月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他還再版了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著名活動家威廉·沃爾弗、格奧爾格·維爾特等人的作品，並籌備出版馬克思全集。

1888年寫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同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的關係，闡釋了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導和推動下，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即第二國際）在巴黎召開。在他的關懷和指導下，第二國際聯合各國工人政黨，開展了反對無政府主義和修正主義傾向的鬥爭。

1893年8月恩格斯在歐洲大陸旅行期間出席了正在蘇黎世召開的第二國際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參加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他在大會閉幕詞中希望各國無產階級在反對共同的敵人、爭取解放的鬥爭中加強團結、互相學習，遵守共同的革命原則，同時各國無產階級應該以"獨立自主的形式組織起來"，堅持"自由聯合"和"自願聯繫"的原則。他在其他文章和信件中，強調各國社會主義政黨之間建立獨立、自主和平等的關係，由各國黨和無產階級因地制宜地決定本國的革命策略，反對任何一個黨代表歐洲無產階級講話，不承認哪個黨享有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長子權"，反對任何一個黨的領導人對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發號施令。

1894年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工人黨在農民問題上的立場，寫了《法德農民問題》，批評他們遷就農民小私有傾向的路線；12月《資本論》第三卷出版。

晚年住在英國倫敦西北區瑞琴特公園路122號的一幢單元式三層樓里。這座掩映在綠樹叢中的宅院，在馬克思去世后，成了各國革命者之家，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聖地。恩格斯在家中熱情地接待英國工人運動領導人、愛爾蘭貧困工人、法國逃荒農民以及流亡大學生，讓他們在這裡休養、“避難”。同時，他對來訪的民主派以及保守派人士也以誠相待。德國保守黨人、經濟學家魯道夫·邁耶爾就常常與恩格斯在家裡一醉方休。

為推動世界工人運動發展，晚年的恩格斯足跡遍及歐洲，但他還希望到美洲考察一番。

1888年8月8日和老友、化學家肖萊馬、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及其丈夫艾威林乘坐“柏林”號輪船從英國利物浦港出發，開始橫渡大西洋的美國之行；8月17日到達紐約，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

189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70歲生日，來自世界各地的黨組織和朋友紛紛表示要為他祝壽。但被婉言謝絕了這份盛情，他認為所有的榮譽都應該歸功於馬克思，自己承受不起太多的讚譽。後來，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倍倍爾等人的一再要求下，恩格斯勉強同意在家中搞一個私人宴會。過生日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轉一年，他病倒了，頸部右側出現了一個腫塊，醫生診斷為食道癌晚期。在遺囑中，他將馬克思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信件移交給馬克思的法定繼承人――女兒艾琳娜·馬克思。自己和馬克思的全部藏書贈給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倍倍爾和辛格爾。他還有大約3萬英鎊的財產，3/8給了馬克思的女兒勞拉和愛琳娜，1/3給了馬克思長女小燕妮的孩子們，1/4連同傢具贈給了他的秘書路易莎。其餘財產一部分給了德國社民黨作活動經費，一部分給了妻子的侄女瑪麗·艾倫·羅舍。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晚期食道癌在位於泰晤士河邊的寓所內逝世；8月10日在威斯敏斯特橋的滑鐵盧車站大廳人們為恩格斯舉行追悼會；8月27日遵照他的遺囑，將其骨灰灑在伊斯勃恩海灣的大海中。

馬克思在思想上是富有者，在經濟上卻是嚴貧戶，這位對資本主義經濟有著透徹研究的偉大經濟學家，本身一貧如洗，他的一生幾乎是在貧困潦倒中度過的。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經濟上長期無私的援助，馬克思無法從事領導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專心理論創作。從1852年2月27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我們看到這位全世界著名理論家的困境，馬克思寫道：“一個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再出門，因為不讓賒帳，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寫信向恩格斯傾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種神經熱，醫生我過去不能請，以後也不能請，因為沒有買葯的錢。八至十天以來，家裡吃的是麵包和土豆，到底是否能夠弄到這些，還成問題。”飢餓貧困和家務瑣事，困擾著馬克思，他心情憤怒煩躁，無法集中精力和智慧進行理論創作。

對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當作是自己的困難。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2月初我將給你寄5英鎊，往後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即使我因此到新的決算年時負一身債，也沒有關係。……當然，你不要因為我答應每月寄5英鎊就在困難的時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寫信要錢，因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辦。”此時的恩格斯在歐門——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辦事員，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他後來做了公司的襄理，月薪有了提高，從1860年以後，對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鎊，還常常“另外”給些資助。從1851年至1869年，馬克思總共收到了恩格斯的匯款3121鎊。對當時的恩格斯來說，這已是傾囊相助了。

恩格斯來到曼徹斯特不久，就認識了瑪麗。白恩士。瑪麗是一個純樸的愛爾蘭青年紡織女工，在曼徹斯特的一家棉紡織廠里做工。年紀比恩格斯小一歲，她的父親是一個染色工人。恩格斯同瑪麗這個從童年起就熟知無產階級的困苦的鬥爭的女工一起走訪曼徹斯特的工人區。這使他能夠結識很多工人家庭，走進他們的住宅並熟知他們生活中的許多樣情細節。恩格斯還和瑪麗一起參加工人們的社交。

多年以來，莉希與瑪麗和恩格斯生活在一個家庭里，她深深地悼念她的姐姐，他們之間不僅有手足之情，而且由於政治觀點相同，關係極為密切。以後恩格斯和莉希日益親近和相互關心，直到由於互相同情和傾慕而產生了永恆的愛情，於是莉希成了恩格斯的第二位夫人。

1870年7月，恩格斯與莉希一同遷居倫敦。他們在倫敦的住宅，與馬克思寓所的距離，只有步行15分鐘的路程。

1876年後，莉希患了明顯的哮喘和坐骨神經痛病。1877年秋天，莉希的疼痛愈來愈厲害了。在病床上，莉希請求丈夫履行一個正式結婚的手續。恩格斯一向認為結婚經過國家批准並在教堂舉行儀式是多餘的，不必要的。可是他答應了臨終妻子這個最後要求，於1878年9月11日晚上和她舉行了結婚儀式。幾個小時以後，莉希就在恩格斯的懷抱里去世了。

1844年8月恩格斯拜訪僑居巴黎的馬克思，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同年9月與馬克思合寫《神聖家族》一書，批判黑格爾哲學中的唯心主義，闡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重要原理。

1845至1846年間兩人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這部著作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次系統的闡述。1845年恩格斯寫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第一次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所處的政治經濟地位必然推動它去爭取自身的解放；而社會主義只有成為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目標時才會成為一種政治力量。

恩格斯和馬克思於1846年初在布魯塞爾建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同各國的社會主義團體建立聯繫，宣傳科學社會主義。

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應邀加入德國工人的秘密組織正義者同盟，並積極參加它的改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向大會闡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把舊的同盟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公開樹起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是一個周詳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相對於馬克思的理論表現而言，恩格斯更傾向於負責通過實際的工作為工人階級實現權益。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12年之久，並於1889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晚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在民主國家裡組織無產階級合法政黨社會民主黨，在憲法的框架下為工人爭取具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但他多次論述了無產階級不能放棄暴力革命的道理。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裡面反思了馬克思暴力革命的局限性。他指出德國工人階級當時一定要利用選舉權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席位，用選票來證明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在將來的決戰中獲勝。這種思想在他死後被伯恩施坦進一步闡述，並在後來受到列寧的抨擊，被稱為修正主義。合法鬥爭與暴力革命成了伯恩斯坦與列寧的分水嶺。值得注意的是，並非由恩格斯創立，且後來揚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仍在歐洲大多數國家存在，並在不少國家成為國會大黨，恩格斯時代的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後來改成共產黨，或從原來的社會民主黨分化出來，以蘇聯共產黨為首成立了共產國際，列寧為發起人，上世紀40年代蘇聯共產黨因為反法西斯鬥爭的需要解散了共產國際。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圍繞修正主義議題激烈鬥爭，這是導致納粹黨乘虛而入成為執政黨或多或少的原因之一。德國法律不允許成立共產黨。迄今為止，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也大多數改變了暴力革命原則，實際上這是為了在所在國家繼續鬥爭的一種掩飾方式。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得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雖然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但這一點還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已經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裡，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20世紀70年代晚年盧卡奇在他的最後之作《社會存在本體論》中提出了“回到馬克思”這一口號。“回到馬克思”其實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馬克思。面對新世紀，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根本途徑，應當是努力做到“回到馬克思”與“發展馬克思”的統一。因為，“回到馬克思”，才能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深入開掘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源頭活水，藉以超越蘇聯模式教科書體系；“發展馬克思”，是說我們不能僅僅拘泥於馬克思當年文本及其思想，必須恢復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發展與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回答新的時代課題。“

馬克思研究始終不能繞開恩格斯，更不能曲解恩格斯。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伯恩斯坦首開修正主義先河，既需要把恩格斯作為擋箭牌又對他頗有微詞；盧卡奇開闢西方馬克思主義道路，亦對他進行責難；而學者們試圖為主體辯證法開闢道路時，亦喜歡把他貶為落伍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貶低歷史客觀性和規律性的前提上，而這個前提到底是否正確，只要認真閱讀《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特別是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手稿有關“自然界和社會”那一部分內容，我們都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所謂恩格斯“毀壞”馬克思理論的觀點是多麼站不住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讀馬克思主義文獻時，常常碰見社會科學中的“辯證方法”，碰見社會問題範圍（談的也只是這個範圍）內的“辯證思維”等等。由於頭腦簡單（如果只是簡單那還好），他以為這個方法就是按黑格爾三段式的規律來解決一切社會學問題。他只要稍微細心一點看問題，就不能不確信這種看法是荒謬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辯證方法（它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這個方法把社會看作處在不斷發展中的活的機體（而不是機械地結合起來因而可以把各種社會要素隨便配搭起來的一種什麼東西），要研究這個機體，就必須客觀地分析組成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研究該社會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什麼地方論證過：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為”西歐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等等。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必須普遍遵守的歷史哲學公式，是一種超出了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的東西。只有主觀哲學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會這樣不了解馬克思，竟然認為馬克思准有某種一般哲學的理論；因此他從馬克思那裡得到了一個十分明確的解答：他是找錯人了。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根據理論符合……社會經濟關係的現實和歷史這一點，而是根據別的什麼……而且他們也不能根據別的什麼來論證自己的這種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十分明確地說過對理論的這種要求，並且以此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

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196頁上的一段話：“全部困難是由這樣一個事實產生的：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餘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它們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

總之，只要經濟規律起作用，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對於整個簡單商品生產時期是普遍適用的，也就是說，直到簡單商品生產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出現而發生變化之前是普遍適用的。在此之前，價格都以馬克思的規律所決定的價值為重心，並且圍繞著這種價值來變動，以致簡單商品生產發展得越是充分，一個不為外部的暴力干擾所中斷的較長時期內的平均價格就越是與價值趨於一致，直至量的差額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因此，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從開始出現把產品轉化為商品的那種交換時起，直到15世紀止這個時期內，在經濟上是普遍適用的。但是，商品交換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就開始了。以上是恩格斯為馬克思《資本論》所作的補充說明。

但是，人們不把方法論的本體（即辯證法）說成是歷史的方法的規定，相反地，直接說成是邏輯的方法，因為沒有想到要探求科學方法“如何來”問題。說到底，他們不懂什麼是歷史。歷史對範疇生產來說是本根的規定，本身並不是什麼本體範疇，乃是具體發展過程。

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恩格斯繼續在各個思想領域內從事理論研究工作，全面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

1884年10月《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出版，在馬克思主義史上第一次系統探討了人類社會的史前史，揭示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規律和家庭的變遷史。在出版和再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時，恩格斯根據八十年代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現象，如壟斷的出現、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濟危機的新特點和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等，作了新的探討和概括。

1890年和1893年先後發表《沙皇俄國政府的對外關係》和《歐洲能否裁軍》，分析了九十年代初歐洲國際關係的特點和趨勢，揭露了沙皇俄國是歐洲反動勢力的堡壘，闡述了無產階級對戰爭、和平和革命問題的基本觀點和方針。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內部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日益抬頭的情況，

1891年1月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並為之作序；3月再版了《法蘭西內戰》並寫了導言；6月寫了《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

1895年初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單行本寫了導言。恩格斯在這些導言中集中地捍衛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訴諸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1894年11月他寫的《法德農民問題》論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爭取農民同盟軍、引導農民走向合作制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批判了法國工人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錯誤。他指出，在農民占人口多數的國家裡，"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跑到農村，成為農村中的力量"。恩格斯還寫了《關於共產主義同盟的歷史》等總結國際工人運動史、為馬克思及其戰友作傳的文章。此外，他還就宗教、婦女、文學、美學、史學等方面的問題發表了見解，不愧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

恩格斯在同馬克思一起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同時在軍事理論領域造詣很深、建樹卓著。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在批判地繼承以往軍事理論遺產和總結革命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有關戰爭、軍隊、軍事學術和軍事史的學說，為無產階級軍事科學奠定了基礎。

弗·梅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個完全不能低估的功績是他們把我們從哲學行話中解放出來，這種哲學行話曾盛極一時，但在（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指教條主義者）的著作中就顯得是完全陳腐的東西了——那就會完全像海涅在歌德之後用高特舍特的語言寫詩一樣。”

世界人民在各地建立了展覽館、紀念碑紀念恩格斯。

1918年11月7日蘇聯在慶祝“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際，在莫斯科革命廣場建立了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德國柏林也修建了馬克思―恩格斯廣場，廣場上豎立著兩人的雕像；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居住過的“天鵝之家”被闢為紀念地。

在恩格斯的家鄉德國魯爾區伍珀塔爾市，他的故居得到了精心的保護和維修，這是一幢獨立的巴洛克式四層小樓，裡面除了恩格斯生平事迹展覽，還有一套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家鄉人民十分敬重恩格斯，把他稱為“伍珀塔爾市著名的兒子”。他的故居被政府列為德國中小學生的教育基地，故居旁的大街也改名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街”。世界各地的人們慕名而來，常年絡繹不絕，他們懷著崇敬的心情，了解恩格斯光輝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