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

1895年生於湖南漵浦縣商會會長之家。排行老九，有幾個兄長曾留學日本，自幼受其影響追求新知識，6歲入私塾。

1903年成為全縣第一個入學的女學生，進入長兄在縣城開創的新式小學。在校品學兼優，幻想成為花木蘭式的人物。

15歲在常德讀書時，與丁玲的母親余曼貞結拜姐妹，對天起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教育救國之目的，如有違約，人神共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向俊賢由湘西到長沙，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周南女校讀書，改名向警予，表示對封建勢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上學期間，關心國事，當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簽定后，和長沙的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演講，喚起同胞們救國救民的熱情。周南女校被人稱為“女革命家的搖籃”，向警予在這裡因與蔡暢的同學關係而結識蔡和森、毛澤東。

1912年秋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師範，民國3年轉學女子中學。

1916年從周南女校畢業，懷著“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抱負，回到家鄉。四處奔波，克服重重困難，得到當地進步人士的支持，在縣城西街文昌閣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漵浦小學堂，並擔任校長，聘請進步青年任教員。學校在她的主持下，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規模不斷擴大，由一個班幾十個學生髮展到八個班300多人，培養了不少人才。

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在湖南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識，砥礪品行”為宗旨。得到消息，很想出去干一番“真事業”。於是來到北京，拜訪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參加了毛澤東、蔡和森等創辦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她與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漸增多。同年10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為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創者。

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捲全國，在漵浦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響應。帶領學校師生上街遊行，在各商店向市民宣傳抵制日貨，併當眾把一個日本製造瓷臉盆摔爛在地上，向廣大群眾發表演說，號召大家起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接著，又組織了反日救國的“十人團”，開展抵制洋貨的鬥爭。7月應蔡暢之邀，離開漵浦，到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12月同蔡和森、蔡暢及蔡母葛健豪等30餘人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

1920年初一行人來到巴黎，進入蒙達尼女子公學。在這裡，以頑強的毅力致力於學業，刻苦學習法文，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廣泛地接觸法國工人階級，受具有巴黎公社鬥爭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的影響，進一步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5月和蔡和森結為革命伴侶。在留學期間，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密切注視著世界形勢和國內鬥爭，表現出非凡的組織和領導才能。5月26日為李大釗主辦的《少年中國》雜誌撰文《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批駁改良主義的錯誤主張，明確指出“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把婦女解放與社會改造聯繫起來，表明她對中國革命有了高度的認識。

7月6日至10日在法的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尼開了5天會，對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派主張實行蒲魯東式革命，即溫和革命——以教育為工具，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的辦法，而不以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一派以蔡和森向警予為首，則明確地提出：“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即“主張馬克思主義及俄式革命，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成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11月1日毛澤東同志給蔡和森及在法諸友的信中，對和森、警予同志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和充分的肯定。

1920~1921年不但與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劃，同時向各路宣傳，陳訴建黨之急。之後與周恩來、李立三在法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幾乎與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同時建立。因此，後來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惟一的女創始人”。

1921年初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面臨無書讀、無工做、無飯吃的威脅，2月7~8日參加了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願鬥爭。還參加了進駐里昂大學的鬥爭，在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18日法國當局以“強佔校舍，擾亂治安”的罪名將蔡和森、陳毅等104人驅逐回國。

1921年底啟程回國。

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4月1日在上海生下第一個孩子妮妮。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孩子被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7月在黨的二大上，當選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撰寫大量文件，主編過《婦女周報》，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中國婦女問題，號召廣大女性團結起來，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平等”等有關男女平權、保護婦女權益的條例，並提出“全國婦女運動大聯合”。當選為中央委員，擔任婦女運動委員會第一任書記。

民國13年（1924年）與李勵庄、鍾婉如、陳逸雲等人籌建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任會長。3月1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成立，並在女黨員中建立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具體領導上海婦女運動，貫徹執行中共的婦女運動方針政策，並建立了各婦女團體的聯合組織。5月再次懷孕，和蔡和森一同回到湖南老家探親。5月25日在湘雅醫院生下兒子博博。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蔡和森的姐姐蔡慶熙哺養。這兩個孩子都被譽為“向蔡同盟”的結晶。6月下旬參與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大罷工計劃，上海口14家絲廠1．4萬餘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罷工，廠主勾結軍警進行鎮壓，一些工人被捕。在共產黨員向警予等的幫助下，女工們提出了增加工資、工作時間10小時、釋放被捕工人、承認工會等16項條件。又發動女權運動同盟會、全國學生總會、閘北市民協會等團體聲援女工的鬥爭，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連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1月1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成員分頭四齣向市民們宣傳動員。帶領南方大學女生團、大夏大學女生團等100餘人，手持旗幟和宣傳品，到西門、城內（今南市區一部分）、閘北、虹口提籃橋等處演講；王一知，李一純等到儀昭女校演講；王立明、唐家偉到上海青年會新青年社成立大會上演講。她們還深入到居民家中宣傳。同月，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再次發表宣言，提出13條代表婦女權益的具體要求：（1）男女社會地位平等；（2）女子應有財產權與繼承權；（3）女子應有結婚自由權；（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職業為女子開放；（6）女子應有參政權；（7）男女工資平等；（8）保護女性；（9）廢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納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纏足；（13）凡有礙女權之法律，一概廢除，另訂男女平權並助進女權發展之法律與憲法。3月21日在上海女界國民會議報告中指出：“要一個肩膀擔負力爭女權的重擔，一個肩膀擔負力爭民權的重擔”。

1925年5月任中共中央婦女部主任。5月30日上海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五卅”運動爆發后，積極組織和領導上海婦女參加鬥爭。發表40多篇有關女權解放的文章，指導中國的婦女運動。親自帶領婦女部的一些同志深入工廠、街道發動女工參加罷工；併到南京路上和其它一些街頭去作宣傳鼓動工作。警予站在街頭上，揮舞著拳頭，滔滔不絕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者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柳亞子曾賦詩一首，讚美這位揮灑自如的女權革命家。10月與蔡和森等受黨中央派遣赴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

1927年3月回國，在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和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並參加了大會主席團。會後，到武漢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也發動反革命政變，黨的大部分領導同志先後轉移，主動要求留在武漢，堅持地下鬥爭。有的同志考慮到她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在嚴重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武漢太危險，勸她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置生死於度外，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

1928年3月20日由於叛徒的出賣，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國民黨對她實施了嚴刑逼供，但她始終大義凜然，嚴守黨的秘密，嚴守共產黨員的操守，表現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崇高品格。國民黨新軍閥決定在5月1日這個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節日里處決向警予。視死如歸，在走向刑場的路上，沿途向廣大群眾進行演講。國民黨對此極端恐懼，憲兵們毆打她，想使她不再說話，但她仍然堅持地講下去。劊子手向她嘴裡塞進石沙，又用皮帶縛住她的雙頰，血沫從她的嘴角流出。被押赴余記里空坪刑場，終年33歲。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為了促使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1924年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女權運動委員會等21個婦女團體成立“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發表宣言明確提出國民會議應有婦女團體參加，一切公私法律凡有礙於女權發展者應一律廢除，另訂男女平權及特別助進女權發展之憲法與法律。她還在《婦女周報》上發表了《國民議會與婦女》一文，文中寫道：“本會的目的在促成國民會議，和參加婦女獨立的團體於國民會議。”“婦女與男子不過性的區別，而其國民身份則無二致。”透過此話，可以想象發聲者是以一種怎樣高昂的姿態，為其所代表的廣大婦女爭取權益。

“為花季少女解開裹腳布，為廣大婦女爭取參政權，為底層娼妓尋求獨立人格，誰說我輩不女權？”——向警予

在漵浦新式學堂開辦之初，她和自己在周南女校讀書時的好友吳家瑛背著乾糧，走進漵浦山區，一家一戶地給家有學齡女孩子的家長們做工作，以自己打破漵浦不準女娃入學舊俗的親身經歷，勸導父母們讓女孩兒接受教育。當時，婦女纏足的陋習在中國依然存在，向警予在任校長期間，曾親手為學生解開纏腳布，並陪同學生回家，向其父母闡述不裹腳的道理。並在教學期間，多次提及“男女平權”的概念，勇敢地向束縛了婦女幾千年的封建勢力發起挑戰。

1923年，向警予一次關於娼妓問題的演講，則是在直面女性問題中的毒痂。

在演講中，向警予完全跳出封建倫理道德桎梏，對從事娼妓職業的女子不帶任何鄙夷和譴責。她指出:“娼妓制度不但辱沒女子的人格而乃人類共同的恥辱。至於娼妓本身所受種種無人道的殘酷，大家也可想象而得。”又提出:“娼妓制度所以存在的原因雖然複雜，而經濟一項實為主因。……我的意思還是從經濟上謀解決，一面運動廢娼，一面要做婦女的職業工作。”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是志同道合、自由戀愛的結晶。1913年秋，蔡和森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在一師，他和毛澤東、蕭子升三人品學兼優，志趣相投，都是楊昌濟最得意的學生，人稱“湘江三友”。1918年4月，他們共同組織的“新民學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胚胎之一。1916年春，同樣是楊昌濟最得意的學生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后，衝破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回到家鄉擔任漵浦女校校長，走上了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道路。

1918年底，向警予為聯繫湖南女子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到達北京，第一次見到了在湖南學生界中享有盛名的蔡和森。不久，向警予也加入了“新民學會”。她與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漸增多，但並未產生愛慕之情。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萊蓬”號法國郵輪從上海啟航前往法國。在35天的航程中，向蔡兩人經常一起觀看日出，討論學習和政治問題。在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舊式婚姻，主張大膽追求新式愛情和理想的完美結合。當郵輪停靠在終點站法國馬塞港時，“向上同盟”揚帆啟航了。

向警予在擔任周南女校校長期間，一些工作得到了當地一位名叫周則范的軍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則范竟然要求漂亮文雅的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親雖是位富商，但懾於周的權勢，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女權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則堅決反對。為避免周的再次糾纏，向警予乾脆離開漵浦老家，前往長沙，住在同學蔡暢的家裡。

到達法國蒙達尼城后，1920年5月，二人在蒙達尼結合。儀式熱烈而簡樸，幾十名中國留學生為這一對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溫馨的祝福。向蔡分別朗誦了兩人在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歌，慶禮達到了高潮。不久，二人將這些詩作結集出版，題目為《向上同盟》，分別贈送給親朋好友。蕭子升在看完詩集后幽默地對他們說：“你們兩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們，並獻給你們四個字——‘向下同盟’。這是你們書的名稱，我只不過改換了一個字而已。” “他們的結婚照片上，一對馬克思主義的虔誠信徒並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著一本打開的《資本論》。這種寓情寓義的完美結合的結婚照片，恐怕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還有他們寫給親友的信件中也能反映出這種理想的問題。

結合后，向警予給父母寄了一張印有一對十分可愛的小孩的明信片。她針對明信片上的小孩，借題發揮，寫道：“和森是九兒（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兒’）的真正所愛的人，志趣沒有一點不同的。這畫片上的兩小也合他與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產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紀的小孩子。”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也說：“我與警予有一種戀愛上的結合。”向蔡同盟”正是具有了健康向上、率真獨特和豐富多彩的內涵，才平添了其無窮的魅力。

向警予與蔡和森的結合曾被稱作“向蔡同盟”，由於生活習慣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與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雖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卻猶在。得知向警予犧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1911年於“二十一條”簽定后組織長沙學生起義運動。

1916年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漵浦小學堂，並擔任校長，開創了中國男女合校的先河，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培養革命人才，不少學生後來成為共產黨幹部。

1918年10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首創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

1919年7月相應五四運動，帶領學校上街遊行，抵制日貨；和蔡暢到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

和蔡和森共同構造“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與計劃：向警予、蔡和森結成“向蔡同盟”后不久，1922年7月6日至10日兩人在法國蒙達尼郊外森林裡召開留法新民學會會員會議，與以蕭子升為代表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蔡和森明確地提出“應該效法俄國的榜樣，而且應馬上進行”；隨後分別向法國各地的學生組織負責人寫信，宣傳馬克思主義，陳述建黨的當務之急。蔡和森與毛澤東、陳獨秀等保持通信聯繫，8月13日致信給毛澤東：“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9月16日再次給毛澤東寫長達六千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議：“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就是在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來的。蔡和森的信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他於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蔡和森寫了兩封回信，特別是對第二封信，“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這裡雖然沒有明確突出向警予，但顯然蔡和森對毛澤東寫信中“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劃是在大會開辦后萌發的產物。“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和計劃的由來，向警予在其中的貢獻痕迹不可磨滅。這一佐證在會後不久向警予即就宣傳建黨兼身行建黨也得到了證實。

和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共同組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與蔡和森致力於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蔡和森給毛澤東信中第一個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並系統闡述了有關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組織原則。與周恩來、趙世炎、李富春等一起籌建中國共產黨旅歐的早期組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1年參加法國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願鬥爭，參加進駐里昂大學的鬥爭，發揮重要作用。

1922年發動中國第二次女權運動、共產黨第一次女權運動，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解放。

1923年“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口號就是向警予這個時間提出的。

1924年直接參加並領導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女工運動、罷工鬥爭，大罷工最終取得勝利。這兩次罷工為迎接工人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不久，她發動組建了“婦女解放協會”，培養了大批婦女幹部，成為當時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又一生力軍。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同年10月擔任中共湖北省委黨報《大江報》主筆，編輯黨刊《長江》，指導武漢地下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號召人民群眾團結起來，與國民黨鬥爭到底，影響極大。

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歲月里，蔡和森與向警予共生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

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下第一個孩子蔡妮。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孩子被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

1924年5月，向警予再次懷孕，和蔡和森一同回到湖南老家探親。5月25日，向警予在湘雅醫院生下兒子蔡博。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蔡和森的姐姐蔡慶熙哺養。這兩個孩子都被譽為“向蔡同盟”的結晶。

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帶回了外孫女李特特。其時，黨派蔡暢與李富春由法國轉莫斯科學習，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只好由外婆帶回國來。葛健豪歸國后，帶著李特特住長沙天茂花園，在顏子廟創辦的平民女子職業學校，既是她的家，也是共黨的地下聯絡點。從此，蔡家以葛健豪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與大姑媽蔡慶熙、大表姐劉千昂等組成一個家。在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靈魂，大姑媽是頂樑柱，大表姐是3個小不點兒的帶頭羊。

為紀念中國共產主義女戰士、婦女運動的先驅向警予而建立的紀念性博物館。位於湖南省漵浦縣城。前身是向警予故居管理所。1981年7月1日開放。1985年9月4日改名向警予同志紀念館。

紀念館由向警予同志故居、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迹陳列室、紀念碑廣場三部分組成。向警予故居始建於清末民初，是一棟具有地方特色的木結構四合院，建築佔地1200多平方米。故居南北為正屋，西為樓倉，東為客房。正屋中堂隔壁的兩間，一間是向警予父母的卧室，1895年4月向警予誕生在這裡；別一間是向警予的卧室，青少年時代在這裡度過，室內按原樣複製陳列。西面樓倉上即向警予及家人讀書時的書齋，室內陳列有向警予學生時代的日記，現為向警予手跡陳列室，展出她學生時代部分作文，日記，讀書筆記及從事革命活動的書信草稿等。

1978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撥款維修了向警予故居；1981年正式對外開放；1995年公布為湖南省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6年11月20日，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8年，為紀念向警予烈士犧牲80周年，學習她的革命精神，由共青團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檔案局主辦，團中央信息辦、國家檔案局辦公室和中國青少年社會服務中心開通網上“向警予紀念館”。

武漢龜山西部山頂有向警予烈士墓。1978年為紀念其英勇就義五十周年移此重建。前後三台，各置短垣。墓呈圓形，白色，基環方圍，構造新穎。墓前方座上塑烈士全身手握書本坐像，堅貞遠望，正氣浩然，座正面鐫鄧小平手書“向警予烈士墓”六字，後面刻其革命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