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曆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曆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辭彙，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於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鍊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成功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制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後“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辭彙，以迄於今。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歷史進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鴉片戰爭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辛酉政變后，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清廷政局逐漸穩定下來，慈禧太后的統治地位也日趨鞏固。1895年中日戰爭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國爭先恐後地奪取侵華權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國的局勢。

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

1896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從海底電纜偵查到孫中山從美國紐約坐船到英國，當時孫中山是欽犯。一星期後他在英國利物浦登陸。10月11日，孫中山被公館抓住。12日到14日，孫中山設法與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聯繫，但全都失敗了。他扔出去的小紙條由於地理原因沒有拋到街上，反而被人發現。清使館決定以“遣送瘋子”之名通過水運把孫送回中國。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館僕人間傳開，基督徒的女管家賀維太太知道後於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連夜尋找參贊馬格里並且報案，但是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蘇格蘭場警察局報 案，並無所獲。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報》。而康德黎擔心公使館可能連夜把孫弄走，專門監視公使館動靜。19日，外交部已經開始行動——康、孟對此事並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錄口供，申請開庭，監視水運。22日外交部轉守為攻。馬格里稱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夾在中間確實難做。但龔拒不放人。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使館釋出孫中山，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眾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地球報》揭發這一消息，輿論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稱英庭因為輿論壓力才放孫中山之說也不成立。10月23日，孫中山終於被放。康德黎資助了孫中山50英鎊，出版了《倫敦蒙難記》。“倫敦蒙難”成為當時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使得他從默默無聞變成了世界級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後，在反對清政府的革命陣營中，再也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超過孫中山。

1896年，清政府與沙俄簽署了以日本為假想敵的《中俄密約》，這使日本政府感到極大恐慌，為了對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國內部的反清勢力，先是對維新派極儘快籠絡之能事，戊戌變法失敗后，日本政府轉而動起利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的念頭，而孫中山也是從這段時間開始，把活動基地設在了日本。

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採的人，他們所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以及選錄明朝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內的《原君》、《原臣》。與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改良派的宣傳相比相形見絀。但是仍然留給了年輕人深刻的印象，影響很大，乃至流傳到了南方新軍與北洋軍。1900年以後東京留學生逐漸受自由平等學說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滿學說的人也逐漸增多。革命出版物開始興起，在1 903年上海《蘇報》案發前後，革命黨人的書報進入全盛時期。

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首先出現排滿字樣，有的刊物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了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誌。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以後，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團體。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70餘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 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中國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於1905年在東京召開后，一批日本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例如畢生支持中國革命事業的宮崎滔天；又如長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離中國很近，又是一個島國，那裡成為革命黨躲避鎮壓、聯絡同志、建立組織、籌措資金、培養力量的好去處，並從當地引來眾多幫助中國革命的人。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后，汪兆銘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佔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中國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衝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並領導了收迴路礦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

1907年初，孫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款，留給總部的辦報經費又相當之少，終於激起了中國同盟會內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張繼等人要求孫中山辭去中國同盟會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總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張的。后因黃興、劉揆一極力勸阻，為大局計，宋教仁才改變態度。然而，革命陣營的分裂局面已經出現，讓宋教仁憂心忡忡。該年2月28日，當他聞知孫中山與黃興因國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孫堅持用青天白日旗，黃認為該旗與日本旗相似，萬不可用。孫不讓步，黃提出辭職）。2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之後，悲觀失望情緒籠罩整個革命陣營，革命黨人信心大減、鬥志衰弱，而中國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卻對革命矢志不渝。堅持不懈。為了挽救革命，該年5月，趁孫中山來日本之際，宋教仁與譚人鳳等人請求孫中山改革會務，擴大民主，減少決策失誤。可是孫中山卻對宋曾經支持章太炎耿耿於懷，態度十分橫蠻，而且極不負責任。他冷冷地對宋教仁說：“同盟會已經取消，有力者盡可另樹一幟。”

宋教仁等人對孫中山徹底失望，為了讓革命不至於半途而廢，宋教仁、譚人鳳等人於該年6月，在東京研究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調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隊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會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膽識，徹底否定了孫中山在兩廣沿海地區零敲碎打的自殺式會黨策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為中部總部的靈魂人物，領導革命黨人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革命重心，加強與各革命團體的聯繫與聯合，並制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略部署。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於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佔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工作對象。

雖然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韜、鄭觀應、康有為等人就先後提出過立憲，但立憲真正為中國官僚、士紳等廣泛關注還是在20世紀初。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原維新派領袖、後來的立憲派首領梁啟超便曾發表《立憲法議》一文，鼓吹君主立憲制。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中國因爆發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日俄戰爭結束后，國內輿論是一致認為，“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要求清政府推行憲政。立憲人士積極奔走，立憲發展為一種全國性思潮。

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認為以其國力不足以獨霸中國。為了給自己爭取時間，同時遏制其他列強在華吞食過多利益，日本改變了對待清政府與革命黨的態度，不再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取消了對孫中山長達十幾年的政治庇護，查封了同盟會會刊《民報》。

為了消弭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月，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頒布“預備仿行憲政”諭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9、10月，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允許資產階級可以通過選舉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議等部分權力。上層資產階級從中看到了希望，紛紛成立各種立憲團體，從事君主立憲活動，準備參預政權。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期，使得時人對君主立憲信心大增。但《憲法大綱》雖以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頒布的憲法為藍本，但它刪去了日本憲法中對天皇權力限制的條款。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冬天，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光緒之弟、溥儀之父醇親王載灃監國，為攝政王。預備立憲進入第二階段。載灃監國攝政后，兩次重申繼續進行預備立憲與立憲作為國策的不可動搖性。取得了國際方面的認同。1909年（宣統元年）10月4日，除新疆外，各省先後宣告成立咨議局。

但是攝政王載灃在另一方面採取集權措施，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國家大權的政策，大肆提升載濤、載詢等滿族親貴的官職，居政府首席的慶親王奕劻則老耄而好 賄。在載灃擔任攝政王一年之後，一度對他執政前景相當樂觀的西方媒體就改變了判斷。同時滿洲親貴和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加深。1910年（宣統二年），國會請願同志會在北京連續發起。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

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發布內閣官制，成立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的內閣。13名國務大臣之中，漢族僅4人，滿族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稱“皇族內閣”。“皇族內閣”的成立，引起立憲派的強烈不滿。但他們還沒有絕望，又以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名義上書力爭，說：“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權，議員不得妄加干涉。”立憲派紛紛感到失望，一部分人開始轉向革命陣營。

興建鐵路作為一種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確立的，對近代中國的鐵路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自甲午戰爭結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鐵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國所修鐵路將近40%，而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新政時期建設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資資助修築的就長達4029公里，約佔總長度的81%。但是作為回報，帝國政府不得不把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購料權拱手讓給外國的借款公司，這就導致了中國利權的嚴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鴻章在世時還是不無遺憾地說道：“目下經費難籌，必借洋款。”

1903年12月2日，滿清政府頒布了《鐵路簡明章程》，規定“無論華人、洋人”均可向“督撫衙門遞呈請辦鐵路”，而且包括“幹路或枝路”，華人投資50萬兩以上實有成效者，朝廷還要“專折請旨給予優獎”。各省紳商隨之掀起規模巨大的收迴路權運動，這種行動在朝野上下產生了更大的共鳴。粵漢鐵路於1900年承包給美國永興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廣東三省紳士以美國商人違反合同為由，要求收回粵漢鐵路築路權，轉而自己修築，此舉得到張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紳王先謙從中周旋，終於在1905年8月以賠款675萬美元為代價，贖回原先由美國公司發行的股票，廢除了與美商簽訂的建設粵漢鐵路的合同。在這個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吉林、雲南等省收迴路權的工作也先後付諸實施，要求贖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承辦權的社會呼聲越來越高，並實際收回了一批築路權，鐵路商辦運動進入高潮時期。在此後4年間，全國在15個省創設了18個大型鐵路公司，其中17個是商辦、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

清末商辦鐵路雖然資本匱乏，但是在國人愛國主義的熱情鼓舞之下，均設置了嚴格的受款規定，堅決拒絕外資、不招洋股、不借洋債，故而必須進行大量的民間融資。鐵路建設費用極大，一時間又籌不到足夠資金，於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協助，一時“租股、派股”盛極全國各地。湖北咨議局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項，其中包括對各房主以其兩月房租收入購買股票，開設鐵路彩票，不用外國技師以節省經費。並進而決定由各府縣分擔股額，各縣從五萬元到十萬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會成員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購股，由此合計可達四百二十餘萬元。他們進而估計，湖北各地的商會、軍人會、及其他團體，均深受輿論刺激，分擔股份不成問題，估計可達二千數百萬元。但當時一些社會輿論也認識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資對辦鐵路無益，“反以致國民經濟之壓迫，不若借外債，資以開利源，而助國民經濟之發達，鞏固國家財政之基礎之為優。”盛宣懷、梁啟超也持此種看法。商辦鐵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資金短絀問題所困擾，另一方面又存在經營不善、貪污挪用、虧損嚴重的問題。鐵路建設領域各自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風，商辦鐵路公司的鐵路建設就成了無全盤規劃的“圈地運動”。

面對鐵路國有化的世界趨勢，在商辦鐵路公司舉步維艱的情況下，清政府試圖將實行鐵路國有化作為一種經濟政策確定下來。1908年中央政府借規劃全國鐵路之名，下令切實勘查各省商辦鐵路的工程款項，已經流露出把築路權收歸國有的意圖。20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內，不單是政府層，國內大輿論也開始呈現出實行鐵路國有的趨勢。曾經引領國人成功收迴路權的張之洞此時也在修正自己的鐵路建設融資理念。1909年6月，張之洞代表帝國政府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團簽訂了借款合同草約，總計借款為550萬英鎊，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粵漢與川漢鐵路。在當時，這一草約的簽定並沒有引起政府所擔心的過於猛烈的反對聲浪。民間輿論也有進一步向政府傾斜的跡象。隨著津浦鐵路、滬杭甬鐵路、湖廣鐵路的借款基本洽談完成，拒款運動已發生明顯轉向，在這種隋況下，報章開始公開討論鐵路外債的可行性問題。1911年初，盛宣懷在度支部尚書載澤的支持下接任郵傳部尚書一職后，更加快了國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發布“鐵路國有”上諭（全文）。5月13日，長沙市面就出現保路揭帖，次日長沙發生萬人遊行請願，18日，第一次衙門請願爆發；在川漢線已動工的湖北，盛宣懷為強奪股權，下令停工，引發宜昌商人、民眾聚集抗爭，清廷調集軍隊彈壓，雙方發生衝突，死傷20多人，這是保路運動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在成都召集川漢股東臨時大會，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東達2400名，次日，聞訊而來的各界學生、市民使與會人數達到4000以上。

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眾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保路同志會代表率數萬人陳請阻止川漢鐵路欽差大臣端方進入四川，“趙督未允代表，眾即言辭激烈，趙督當場喝令狙擊”。手無縛雞之力的蒲殿俊、羅綸等九人當場被捕，這便是死傷眾多、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

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運動升級，清政府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抽調包括湖北新軍在內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彈壓暴動風潮。這一事件對湖北影響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軍部隊是革命黨人佔多數的新軍三十二標，但是他們拒絕到四川，準備在進軍荊州和宜昌的路上殺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中國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眾紛紛響應，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榮縣獨立，榮縣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后，非常驚恐，忙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並調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調了1/3湖北新軍軍力取道宜昌，進入四川，武昌登時空虛。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進會、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領導人孫武、劉復基、劉公、蔣翊武、王憲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樓十號劉公寓所集會，以為湖北新軍主力調走後，武昌空虛，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 勢。鑒於對形勢的共識，劉復基建議如果此刻發動起義，共進會、文學社的名義都應該暫時擱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黨人的名義進行合作，“事成則卿，不成則烹”，同心協力，爭取勝利。9月23日，湖北境內最有影響的兩個革命組織共進會、文學社宣布合併，大家決定日後不再分彼此，一律統稱“武昌革命黨人”。第二天召開幹部會議，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起義時間定為10月6日（舊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后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9月24日，召集各部隊代表一百多人舉行會議。詳細討論軍事行動后臨時政府的框架及人選，確定各參戰部隊行動方案和聯絡方式。

1911年10月8日晚，蔣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圍牆逃跑。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不幸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湖廣總督瑞澄聞聽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彭楚潘、劉復基、楊洪勝三人就義。三烈士的犧牲，讓武漢革命黨的情緒已經是箭在弦上。但是，從後來的處理看，湖廣總督瑞澂並不想擴大事態。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報告事件經過，並邀功請賞。瑞瀓甚至採納了很多擁護政府的新軍軍官的建議，準備銷毀繳獲的花名冊，對軍隊中的革命黨人不予深究。瑞瀓的處理辦法與10月19日的上諭 精神是一致的。

1911年10月10日早，梅寶璣到新軍工程營，對工程營的革命黨說彭、楊、劉就義了，謊稱革命黨名冊被搜走，武昌城門關閉，瑞澂將按照名單抓捕革命黨。此時軍中傳言“清政府正在按有無長辮捉拿革命黨人”，因為遭難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皆曾剪去長辮。當天，另一位革命黨人同樣已經剪辮的30標排長張廷輔被捕，更加證實了傳言的真實性。有人說官員們正在編製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將以革命黨罪名逮捕並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而在當時政府公署的往還電文中，充斥著“人心浮動”的說法。在各種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師已經是“人心惶惶，米價飛漲”，人們紛紛到銀行擠兌套現，以致“市面買賣非現銀不可”。

新軍工程營后隊正目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並拉來隊官吳兆麟作為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革命黨人決定10日夜裡第一次集合點名，在營房發動軍變。當時，他們僅有20顆子彈，所需武器要靠奪取楚望台軍械庫。傍晚，營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隊發炮，以便起事，然始終未聞炮聲信號。而清方軍官加緊戒備，對士兵控制甚嚴，氣氛極度緊張。熊秉坤稱“將至日暮”，熊秉坤正在營房樓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啟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舉動”，忽然聽得二排宿舍有騷動聲響。二排正目、共進會支隊長金兆龍等與清方營官、隊官、司務長、排長在二樓發生正面衝突，其中共進會員程正瀛響應金兆龍“動手”召喚，向排長陶啟勝開槍，又向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及營主阮榮發開槍，打響“首義槍聲”。

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佔楚望台軍械庫，駐守武昌城外的輜重隊、炮兵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亦發動了起義，並向楚望台齊集。武昌城內的29 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衝出營門，趕往楚望台；爾後，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 向楚望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之炮8標則在中和門及蛇山佔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后，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誌，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炮轟擊。湖廣總督瑞瀓打破督署后牆，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鎮統制張彪仍舊在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覆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佔領了督署和鎮司令部。張彪退出武昌，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后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的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同盟會員），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立即將軍校學生組織行動起來，第一時間炸毀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鐵橋，成功阻止了清軍南下鎮壓革命運動，為革命黨人贏得了寶貴的準備時間。

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湖北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革命黨軍驅逐瑞瀓出城后，即率隊包圍黎元洪住處，強迫黎元 洪“主持大計”。把他簇擁到楚望台上，全體起義官兵舉槍對黎元洪致敬，有炮兵高喊：“請統領下令作戰！”湖北咨議局早已準備好了安民布告，並且替黎元洪簽上了“黎”字。雖然此時黎元洪處於軟禁狀態，但他的威望穩定了武昌的軍心，獲得了一致擁戴。當公推黎元洪任都督消息到軍中，土兵都鼓掌歡呼。下午，當第一份《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張貼於武漢街頭時，“到處擠滿了觀眾，不識字的人請識字的人念給他們聽。武昌街頭巷尾，可謂萬頭攢動，群情興奮，許多人流下熱淚，感到揚眉吐氣”。以鄂軍都督黎元洪名義發出了一系列電文的迅速發布，加快了各省的響應進度、加劇了清統治集團分化。以都督黎元洪名義《照會各國領事》，迅速送達駐漢口各國領事館后，使各國了解湖北革命黨人的對外政策。各領事館於10月18日宣布“嚴守中立”，從而避免了各國對武昌起義的武力干涉。

1911年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隨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佔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清政府發出“剿辦”武漢“革黨”上諭（全文），陸軍大臣蔭昌率湖北周邊的清軍及北洋新軍陸續壓向武漢。

1911年10月14日，武昌起義后第四天，清廷下詔起複袁世凱。皇族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凱的親信阮忠樞持詔前往洹上勸駕。當晚，洹上經過一場激辯之後，袁世凱決定奉詔出山。15日，致函奕劻復命。16日，拜折謝恩，並致函內閣，提出了八項要求。然後南下督師。袁在拜折復 出之初，自認為尚有控制局勢的能力。袁世凱曾多次公開表白自己對解決辛亥危機的方案是實行君主立憲。許給革命黨方面的條件也是實行君主立憲，責任內閣。由他本人出任內閣總理。未南下之前，袁世凱就招劉承恩到彰德，籌謀“招撫”革命黨，並派親信蔡廷干隨劉承恩到武昌進行議和試探，條件就是君主立憲。奉了袁世凱之命的蔡廷干極力陳說共和政體的政府不適合中國國情。

1911年10月18日起，革命軍與清軍在漢口展開了10餘天的“漢口爭奪戰”。在漢口爭奪戰中，起義軍雖取得“三戰三勝”的劉家廟大捷。然而，由於前線指揮官的瀆職，加上圍攻漢口的清軍兵力日趨加強，終使漢口於11月1日陷於清政府軍。正當漢口危急之際，黃興於10月28日抵達武昌。11月3日，黃興出任戰時總司令，並立即部署漢陽戰事。然而，由於起義軍“官長不用命”、“軍隊無教育”、“缺乏機關槍和野炮”等原因，27日，漢陽失陷，黃興即於當日離漢赴滬。自此起，湖北革命黨人轉入御守武昌階段。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凱自安陽抵達湖北蕭家港，正式出山。同日，奕劻內閣辭職。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軍隊仍然歸其指揮。袁世凱回電須開會選舉，否則一紙命令不算。11月8日，資政院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3日，清政府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1月9日，袁世凱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劉承恩、蔡廷干到達武昌，數日後帶回了黃興代表起義的革命黨人以中國拿破崙、華盛頓相期許的信函。黎元洪、汪兆銘都有過類似推舉袁世凱為新成立的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的表達。

1911年11月8日，在同盟會會員策劃和支持下，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於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關宣布起義。徐紹楨與上海都督陳其美及蘇浙起義軍將領商定組建聯軍會攻南京，徐紹楨任總司令。同日，四川保路同志會宣布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11月11日，攻南京聯軍司令部在鎮江成立。

1911年11月21、22日，廣安、重慶先後成立大漢蜀北軍政府和蜀軍軍政府，川東南57州縣宣布響應武昌起義。22日，孫中山發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辭職，讓位於袁世凱。袁世凱得到這個保證后，便加緊了逼宮的進程。袁世凱以利害遊說和買通慶親王奕劻和那桐，並以金錢賄賂隆裕太后身邊受寵的太監張蘭德，威嚇隆裕太后稱大勢已去，如果革命軍殺到北京，則皇室生命難保，而若同意讓位，則可有優待條件。

1911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總司令徐紹楨的統一指揮下，聯軍相繼攻佔烏龍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據點。后黃興趕來加入指揮。11月27日，成都無血開城，“大漢四川軍政府”在舊八旗駐防城掛牌，同一天，遠在資州的端方被起義的第八鎮軍官劉怡鳳等，擊殺於資中大東街禹王宮。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揮所部擒獲趙爾豐，並在成都皇城壩召開公審大會公審趙爾豐，當眾盡斥其罪，並令部下將趙爾豐當場殺於皇城“明遠樓”。趙爾豐的首級被掛在長桿上在成都城內遊街示眾。

1911年12月2日，聯軍一舉攻佔南京城（南京之戰）。至此，長江以南全部為革命軍據有，各省代表從武漢移駐南京。同日，通過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的斡旋，武漢革命軍與清軍達成停戰協議。12月6日，醇親王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退歸府邸。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漢、上海齊集南京，決議於12月16日選舉臨時大總統。公舉黃興為大元帥，黎無洪副之。黃興堅辭不就，遂又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不及半月，正副帥位忽又倒置，時人譏為兒戲。而黃興、黎元洪皆不能來南京赴任。12月16日，袁世凱調馮國璋來接替禁衛軍總統，解除良弼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職，調禁衛軍炮隊支援圍剿山西革命軍，分散禁衛軍力量，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軍調出城外，派段芝貴另編拱衛軍，駐紮城裡。北京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12月21日，黎無洪接受大元帥名義，並委黃興代行大元帥職權，黃興再辭。

1911年12月20日，孫中山經香港歸國，胡漢民、廖仲愷等乘兵艦到港迎接。胡漢民勸孫中山留廣東，整訓軍隊，舉兵北伐。然後“實力廓清強敵，乃真成南北統一之局”。孫中山堅持前往滬、寧，主持內外大計，說：“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又說：“今之大患即在無政府”。12月25日，孫中山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報紙紛傳孫攜有巨款回國，記者問他：“你這次帶多少錢來？”孫中山說：“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同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

1911年12月2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當時關內18省都發生過武裝起義，其中湖北、湖南、陝西、江西、雲南、江蘇（含上海）、貴州、浙江、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獨立，只有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五省在袁世凱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都曾宣布獨立，后被袁軍控制。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計有候選資格者3人；孫中山、黎元洪、黃興。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孫文得16票，黃興得1票，選舉結果揭曉時，“眾呼中華共和萬歲三聲，是時音樂大作，在場軍學各界互相祝賀，喜悅之情，達於極點”。在上海的孫中山得知消息，立即複電南京，表示接受，他說：“光復中華，皆我 軍民之力，文孑身歸國，毫髮無功，竟承選舉，何以克當？惟念北方未靖，民國初基，宏濟艱難，凡我國民，具有責任。諸公不計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務，文敢不黽勉從國民之後，當克日赴寧就職，先此敬復。”同日，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達成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協議。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孫中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月2日，清將領薑桂題、馮國璋、張勳、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王懷慶、張作霖等十五人電內閣，誓死反對共和，請飭各親貴大臣將在外國銀行所存款項提回，接濟軍用。同日，京東發生灤州起義。

1912年1月3日，陸征祥等駐外各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10日，清軍王懷慶鎮壓灤州起義。1月12日王公會議，奕劻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善耆及恭親王溥偉反對，並與良弼、鐵良、毓朗等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1月16日，在養心殿的東暖閣里，袁世凱對隆裕太后講了法國大革命中法國皇室遭遇的屠殺，提出了退位的問題。當天，袁世凱在下朝的路上，在東華門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會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1月20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向袁世凱提交了清帝退位優待條件。1月22日，隆裕召開御前會議，載澤、溥偉等宗社黨成員仍竭力反對共和，他們建議隆裕用宮中金銀作犒賞向亂黨開戰。隆裕並未同意。同日，英國公使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1月26日，在袁世凱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聯名致電內閣、軍咨府、陸軍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軍已答應對清朝皇室、王族及滿蒙回藏各族的優待條件，陳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布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將領46人聯名電奏，要求立定共和政體。當天，宗社黨強硬派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此後，親貴們或請假，或出走，來上朝者寥寥。當時部分王公跑進了東交民巷，奕劻父子帶著財寶和姨太太搬進了天津的外國租界。到2月2日為止，各方請求清帝退位的聯名增加到50人。

1912年2月2日，清廷舉行御前會議，會上決定退位，以取得革命黨人的優待條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凱全權，與南京臨時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條件。要求共和的第二電，專致“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聲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2月10日，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優待條件》和張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優待條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全文）。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攜六歲皇帝在養心殿舉行最後一次朝見儀式，頒發遜位詔書。直至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諭發布。隆裕對內閣全體說：“我們先辦了這事，我再見他們，免得又有耽擱。”於是將遜位詔書蓋印發出。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中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堅持遷都北京。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該院遷往北京。3月8日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通過內閣制對大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外國列強的支持武昌起義之後，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外國列強保持了觀望態度，並試圖從北京政權或武昌政權中尋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來支持。直到此時，各強國才開始陸續承認中華民國。8月，宋教仁牽頭組成了當時中國人數最眾、規模最大的政黨國民黨。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弒身亡，袁世凱被認為是背後策動暗殺者。宋教仁之死激起了極大的轟動效應，他的被刺使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建設計劃幾乎破滅，國民黨也一時分裂和沒落。

1913年7月，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被袁擊敗。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袁就職之後，堅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斷絕了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獨立的企圖。同時袁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但是袁世凱1915年廢共和稱帝，遭到反對，引發護國戰爭，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國進入軍閥割據的時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孫中山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南北分治局面。

辛亥革命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們，則認識到要救國必須革命，要想救亡圖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權。

隨著封建帝制的廢除，依附於封建帝制的種種醜惡制度也被次第掃除，例如世襲制度、太監製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呼聲在中華大地回蕩。空前的民主氣象，競辦實業的浪潮，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並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主義觀念。正因為如此，當袁世凱、張勳先後復辟帝制時，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群眾的堅決反抗。

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掃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礙。

辛亥革命衝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籠。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不但從行動上堅決地打倒皇帝，並從輿論上對君權神授觀念和皇權思想進行鞭撻和批判，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的思想解放，為探索救國興邦的道路打開了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辛亥革命傳播了民主思想。早在興中會成立前後，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視學習和傳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學，特別是進化論、天賦人權學說、共和政體和自然科學。他們通過宣傳天賦人權的學說，使人民能理直氣壯地爭取民權；通過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使人們了解“自由、平等”的涵義；通過介紹西方政黨制度，倡導發揮新型政黨的作用。這些有關民主和科學的學說，成了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傳統封建文化和進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為建立民主共和國做了思想準備。

辛亥革命促進了社會習俗的除舊布新。辛亥革命的實際政治影響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政治體制的革故鼎新帶來了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面貌為之一新。正是這些新的變化，打開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閘門。

辛亥革命不僅召喚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到來，而且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通道。陳獨秀和知識界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繼承和發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把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推向了嶄新的發展階段。20世紀初，隨著一批覺悟知識分子的產生，各種宣傳革命的書籍報刊紛紛湧現，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都受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和啟蒙，然後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武漢地區的軍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義造成的革命形勢是反動力量無法扭轉的。武昌起義后，短短一個多月，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風暴席捲神州大地，最後終於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儘管以後還出現過幾次短命的復辟醜劇，武昌起義終究導致了中國2000多年來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它的歷史意義是不能抹煞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 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都以孫中山的後繼者自勵，從來都尊崇孫中山為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的發展，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孫中山及一切革命者們憧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變為現實。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象中那麼大，辛亥革命雖然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進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風浪中，隨機轉投向了革命而獲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鞏固了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構建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數人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未給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根本利益。

中國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生髮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湧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后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於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麼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爭的巨大啟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

民國初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辛亥革命多有論述和解讀。1912年9月3日，孫中山在北京發表演說，指出“中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確認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質。辛亥之前國民意識模糊性，清朝百姓對外聲稱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說“我們大清怎麼怎麼樣”，當然明朝的百姓則自稱“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覺地把自己隸屬於某一個朝代。而辛亥革命后，國民意識里有了“中國人”的概念，從這個層面上說，辛亥革命意義重大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人民網）。

不過，由於共和民主並沒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實施，因而人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孫中山在遺囑內也囑咐曰“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繼續努力，以求貫徹”。1919年，尚未成為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肯定了革命黨和咨議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1920年代以後的國共兩黨，則對於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隨著北伐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逐漸取得中央政權。此時，除延續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性質的定位外，國民黨在宣傳中還做了不同程度的發揮。1927年《上海民眾國慶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於種族革命之外，復為中國歷史上開一政治革命的新紀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兩層意義的同時，對於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是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質之中加入了反帝內涵，這是對辛亥革命性質的一種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與抗戰建國》中，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反帝的意義加以闡發，讚揚辛亥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拓荒創舉”。

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1930年雙十紀念日中，何應欽對此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說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明確了實現三民主義為辛亥革命的最終目標。從此意義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可以自圓其說了。

20年代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對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時代特點的解讀。192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的告民眾書中說，“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看見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在於中國國民黨有強大的民眾基礎，而且有軍隊，所以在十三年決心改組國民黨”，認為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廣泛發動群眾。

抗戰之際，面對共同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敵統一戰線成愛國國人關切的問題。1938年10月10日，周恩來發表《辛亥、北伐與抗戰》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孫先生聯合了當時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成了同盟會，並聯絡會黨，聯合當時咨議局立憲派中革命分子，於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這是中國統一戰線之最初形式”。對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聯合，促成革命成功，給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進一步解說。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是從反帝反封建角度來探討的，這和中國國民黨從是否實現三民主義任務的角度探討，是不相同的。毛澤東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關於辛亥革命性質、地位和成功的論斷，后逐漸成為被普遍接受的觀點。

辛亥革命紀念日（每年10月10日）

1981年10月10日中國發行《J68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郵票一套3枚。

2011年10月10日中國發行《J68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郵票一套2枚、小型張一枚。

孫中山開國紀念幣

202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日。

經報中共中央批准，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一、屆時舉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大會等紀念活動；

二、成立由張慶黎副主席任主任、李斌副主席兼秘書長任常務副主任的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辦公室，負責各項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