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

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中共的發展陷入低潮。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國罷工達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員大罷工和京漢鐵路大罷工。香港海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但京漢鐵路大罷工卻遭到直系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我黨從“二七”血案中進一步認識到，沒有強有力的同盟者，要戰勝強大的敵人是不可能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1、在列強的操縱下，封建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強，剷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這樣的革命形勢和歷史任務要求國共兩黨齊心掀起大革命。

2、共產黨認為在中國當時的政黨中，只有國民黨還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而且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在當時人們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孫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認識到依靠軍閥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國共合作也是兩黨共同的願望。

3、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推動。

4、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引起了五四運動影響。

新三民主義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一致，因此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產黨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首先要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合作。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方式，1922年7月黨的二大提出的設想原本是實行“黨外合作”，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卻倡議實行“黨內合作”，即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各革命階級的聯盟。這個倡議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贊同。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 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加與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佔委員總數的1/4。會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這樣，國民黨就由資產階級的政黨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國民黨的“一大”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國共兩黨合作為特徵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加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出現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後期，1927年7月，由於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右派不顧以宋慶齡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宣布與共產黨決裂，發動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公開叛變革命，致使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

1. 中共幫助國民黨組建省、市地方黨部。許多共 產黨員擔任國民黨省市級黨部負責人。

2．1924年，建立了黃埔軍校，在大革命期間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3．1924年，國共合作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領導下，創辦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骨幹，廣東等省的農民運動逐漸發展起來。

4. 工農運動得到大力開展。中共領導了廣州沙面罷工和海陸豐農民運動，並且幫助國民黨在廣州創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

5．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首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中共四大以後，全國掀起國民會議運動、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把革命推向高潮。

6．由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兩次東征消滅了陳炯明的勢力，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統一。

7．國共兩黨合作北伐，使革命勢力從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

8．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並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

9. 長期沉寂的北方革命運動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宣傳共產黨的綱領，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黨開始掌握部分革命武裝；廣大人民群眾受到一次革命洗禮，為中國革命繼續前進奠定了基礎。

隨著革命高潮的到來，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益加劇，特別是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篡奪領導權的活動，日益猖獗。主要表現在：1、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殺害。2、國民黨右派組織西山會議派形成，國民黨公開分裂。3、以戴季陶主義出現為發軔，以蔣介石、戴季陶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國民黨的分裂。4、1926年3月和5月，蔣介石製造了旨在篡奪革命領導權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加深了國共合作的危機。

但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軍閥勢力，在1927年後加緊反革命擴張。先是反對遷都革命中心武漢，接著公開亮出反共反革命旗幟，在各地接連製造一系列反革命叛變事件。諸如上海四一二政變、廣州四一五政變、北京四二八政變、湖北夏斗寅叛變、長沙馬日事變，以及馮玉祥倒向反革命，等等，使國共合作處於危急關頭。1927年5月，中共雖然召開五大，力圖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決任何實際問題。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分共”，國共合作最後破裂，大革命遭到慘敗。

孫中山曾想把共產黨開除出國民黨

從孫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與共產黨的關係，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會接受俄國人的干預和勸說，吸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雖然有欣賞共產黨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卻還是由於“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倘若一方面允許共產黨保持自身的組織獨立性和批評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產黨員像所有國民黨員那樣服從自己，這實在過於困難。如果說他開始時還沒有能夠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的話，那麼他這時顯然早有領教了。他之所以能夠對馬林脫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因為）能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而要受到蘇聯的干預），我就可以不接受（蘇聯的）財政援助”，就是因為他已經意識到自己陷入到這樣一種兩難的境地。當然，在孫中山看來，事情還沒有發展到必須做出抉擇的地步。萬一逼不得已，他還是能夠做出壯士斷腕的舉動的。他曾經明白告訴共產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馬林在1923年7月下旬離開中國。步其後塵，莫斯科很快派來了另一位“馬林”。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莫斯科給這位名叫鮑羅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當中所提出的要求，與馬林路線幾乎毫無區別。

這份由中央書記斯大林（J. Stalin）簽署的指令當中寫道：“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鮑羅廷的工作還要像過去一樣，以孫中山的國民黨為中心。如果鮑羅廷只是像越飛那樣，純粹是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倒也說得過去，問題是鮑羅廷同時也受命擔任共產國際在華南的代表。過去馬林只因為幫助越飛做了一些外交性質的工作，就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強烈批評，如今鮑羅廷本身就是蘇聯駐華外交使團的正式成員，共產國際東方部卻仍舊不得不接受他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尷尬顯而易見。

當然，對於共產國際來說，鮑羅廷與馬林還是有所不同的。這首先因為他是俄國人，16歲就參加了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1903年即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站在多數派一邊，是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他不僅政治上可靠，與包括列寧在內的眾多俄共（布）領導人也都有很好的關係。鮑羅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並派往中國，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的英語很好，曾在美國從事社會主義運動12年之久，而且自從共產國際於1919年成立以來，他就一直參與共產國際的工作，並負責指導過英國共產黨加入英國工黨的聯合戰線的工作。與此同時，他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私交不錯。當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國，接替越飛擔任駐華全權代表之後，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鮑羅廷，把他推薦給斯大林，建議由鮑羅廷擔任孫中山的首席政治顧問，以便於他能夠全面掌握中國南北方的情況，靈活協調對華外交。

鮑羅廷8月由中國東北入境，先後到達北京、上海，並在上海與張繼及陳獨秀交換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紹信到達廣州。鮑羅廷到達當天，孫中山就接見了他。而這個時候，恰值孫中山因軍費窘困，強行截留廣州海關的關稅餘款，正與以英國為首的列強發生衝突之際。幾個月來，“廣州幾乎無日不在叛逆勢力的圍困之下與驕橫軍人的蹂躪之中”，“財政困難達於極點” ，廣東根據地的這種危急形勢使孫中山增加了爭取蘇聯援助的緊迫感。與以往小心翼翼地不願與莫斯科扯上關係的情況相比，孫中山這時的態度變得異常堅定。此外，孫之所以格外重視鮑羅廷，還因為他注意到鮑羅廷與馬林有很大的不同。鮑羅廷不僅是老布爾什維克黨員，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緣，而且是蘇聯駐華外交使團的正式成員，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員、現任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對鮑羅廷給予高度禮遇，將有利於對蘇聯的對華政策施加影響。

孫中山久歷政壇，深知欲尋求外援，實現政治抱負，非有所憑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這種心態。他告訴當時急於取得蘇聯援助的蔣介石說：要想取得蘇援，“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憑，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如今憑藉在手，又有蘇聯外交使團成員到來，他自然會不失時機尋求援助。他不僅要求蘇聯由海參崴（通過海路向廣州）運送援助物資，而且明白告訴鮑羅廷，只要他還能守往廣州，他就一定會與蘇聯建立起直接的聯繫。

客觀上，①中外反動勢力過於強大和聯合剿殺；②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國共合作遭到破壞。主觀上，①年幼的中國共產黨缺乏革命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②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對國民黨右派妥協退讓，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放棄了對革命和武裝的領導權。

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但是，這次國共合作給中國共產黨的經驗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主要是：

1、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對資產階級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這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2、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必須放手發動農民，堅決依靠農民，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

3、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必須重視武裝鬥爭，建立黨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軍隊。

1.國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步伐；

2.北伐戰爭的迅猛發展，威懾了帝國主義列強和北洋軍閥；

3.黨大大地拓展了成員數量和組織，建立了一定數量的工農武裝；

4.合作失敗后，使黨開始成長成熟，懂得了進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裝的重要性。

5.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標誌著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後來，全國反帝反封的國民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北伐戰爭就是其中之一。國共合作團結了一切可團結的階級，共同反帝反封，壯大了革命力量，但是，由於黨的不成熟，輕易地放棄了武裝，導致後來的反革命事變。

孫中山在合作中

孫中山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榜樣，並極力爭取這些國家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但是這些國家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卻使孫中山越來越失望，特別是1922年6月，陳炯明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支持下發動武裝叛變，炮轟總統府，迫使孫中山離開廣東到上海。孫中山從困境中沉痛地感覺到過去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和企圖依靠軍閥勢力是靠不住的。與帝國主義的態度相反，蘇聯政府並不因為孫中山遭到失敗而改變對他的支持。在陳炯明叛變時，蘇俄政府的全權代表達林正在廣州，同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問題。孫中山下決心採取聯俄政策。在達林離開中國時，孫中山讓陳友仁向達林轉告他的話： “在這些日子裡，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惟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聯。”

這時，孫中山也已經看到了新興的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在他處境艱難之時，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給予有力支持。因而他採取聯共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從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失敗中，進一步認識到工人階級孤軍作戰，不能打敗強大的敵人，要爭取革命的勝利必須同國民黨合作。1922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明確指出：中國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是革命的民主派，並提出共產黨同國民黨共同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的主張。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國民黨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組成民主聯合戰線，主張國共兩黨實行黨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對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民主聯合戰線的建議。會議決定只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會後，陳獨秀等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向孫中山正式提出中國共產黨關於實行國共合作的主張和具體途徑。孫中山不顧國民黨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同意，並贊同依照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隨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表、張太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相繼加入國民黨，並開始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但是，大多數共產黨員都未加入國民黨，並對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式，抱懷疑態度。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做出了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同時，要求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同國民黨合併，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來換取合作，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

為推動國民黨改組，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三屆一中全會。會議解決了黨的三大沒有解決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決定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應努力爭取“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就是要爭取領導地位。為此，要積極促進國民黨改組，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同時，還決定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組織自己的黨團，以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發揮領導作用。同月，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進一步說明國民黨改組的必要性和改組的基本要求。接著，便在廣州、上海等地開始黨員登記，籌備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許多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參加了大會。李大釗等共產黨人還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大會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重新解釋過的民族主義，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主張。民權主義提出民權力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民生主義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主張，並規定製定勞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會實際上確定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義同三大政策結合起來，這就使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主要原則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成為國共兩黨為之奮鬥的共同綱領。大會通過了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

改組后國民黨實際上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為國共合作的成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這次大會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國民黨一大后，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革命運動有了初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