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逐步走上公開反共的道路。1927年6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把共產國際的5月緊急指示送給汪精衛看，幻想爭取汪精衛的同意。汪看后暫時沒有表態。他向羅易說明：“這件事很重要，要交給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看了后再作答覆。”隨後，他把這份文件給在武漢的主席團成員看，僅對譚平山保密。6月10日至11日，汪精衛同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策劃反共。會後，汪精衛便以共產國際的指示“根本危害”國民黨的“生命”為借口，加快了 分共的步伐。他回到武漢，即與國民黨中央黨部非共產黨的成員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方法。認為討論的“不僅是是否應當驅逐共產黨，而是什麼時候驅逐――還是過些時候”。6月中旬，唐生智的主力部隊從河南撤回武漢，公開站在反叛的軍官一邊，鎮壓工農運動。接著，唐生智以“解決湘事”為名回到湖南，開始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6月27日，武漢國民政府應馮玉祥的要求，決定解散工人糾察隊，逼迫共產黨人譚平山、蘇兆征辭去所任國民政府部長的職務。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出反共訓令，攻擊工農運動幼稚，工作過火，發生錯誤，“純系共產黨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漢國民政府“明令與共產黨分離”。同日，何鍵和負責武漢衛戍任務的第八軍軍長李品仙協同動作，佔領中華全國總工會、湖北全省總工會，搗毀、解散各業工會。南京方面對何鍵的反共訓令表示歡迎，認為它“比其他任何反共產的理由材料，都要來得新穎切實”。何鍵繼續煽動說：“民眾的敵人，是萬惡的共產黨。三民主義的敵人，也是萬惡的共產黨。共黨不滅，國民革命便不能成功。”鑒於汪精衛集團已在公開地準備發動政變，中共中央於1927年7月13日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宣布撤回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中國共產黨員，並莊嚴聲明，中國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願意同國民黨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

1927年7月14日晚，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召開秘密會議，接受了汪精衛提出的“分共”主張，決定將《統一本黨政策案》和《統一本黨政策決議案》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實行。1927年7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20次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孫科、譚延闓、顧孟余、陳公博等17人。汪精衛在會上宣讀了共產國際5月指示，並就其內容發表了長篇 講話。他認為，共產國際提出開展土地革命，由下級沒收地主的土地，違背了國民黨關於由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的主張，與“三民主義相衝突”。並攻擊說湖南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訓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鬧成這個樣子”。他指責共產國際提出要在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中“多增加工農領袖”，“簡直是破壞本黨的組織”。他攻擊共產國際關於武裝工農、改造舊軍隊的指示，“是根本動搖我們的軍隊”。他歪曲組織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的目的，說什麼組織特別法庭，不要共產黨同志參加，由老黨員組織，就是“讓國民黨做劊子手”。汪精衛聲稱，“綜合這五條而論，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這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陰謀”。汪精衛提請會議討論決定兩個問題：一是派負責任的重要同志到蘇聯的莫斯科去，重申國民黨的聯俄政策“乃是三民主義聯合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的中國聯合共產主義的俄國”，“若是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對共產黨應採取一個“處置辦法”，因為“一黨之內不能主義與主義衝突，政策與政策衝突，更不能有兩個最高機關”。孫科、顧孟余、譚延闓等發言，認為“共產黨同志加入國民黨是要使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化”，“將國民黨作為共產黨的工具”，國民黨的主義、政策、組織“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響”，因此，不能不對共產黨“加以相當的制裁”。

會議根據汪精衛的提議通過了3項決定：一、在一個月內，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所提出的意見並解決之；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開會之前，中央黨部應裁製一切違反本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蘇俄，討論切實聯合辦法，其人選由政治委員會決定。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與共產黨決裂，徹底背叛了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

1927年7月16日，汪精衛向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聲稱中共中央1927年7月13日發表的《對政局宣言》是對國民黨的“厚誣丑低”，中共中央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破壞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說，既然共產黨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它在國民革命軍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這是汪精衛發出的“取締共產黨”的動員令。同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各級黨部發出《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的訓令》和《保護農工之訓令》，虛偽地聲稱：1927年7月15日限制共產分子的提案是執行黨的紀律，並非妨害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若壓迫共產黨而妨害其身體自由，定要依法嚴辦。國民黨中央並不因限制共產主義而停止農工政策之活動，對於農工團體須極力保護，對於農工利益須加意維持；若違背黨義，少加摧殘，唯有執行革命紀律。與此同時，汪精衛集團在武漢的黨、政、軍部門進行大規模“清黨”。

1927年7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訓令通飭各軍長官務須於最短期間，對所屬軍隊中的軍事負責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進行核查，對已經知名的共產黨員應切實勸導，使之“與共產黨脫離關係”，否則即行停止職務；對未知名的共產黨員則應隨時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會議，並考核其言論行動，如有違反本黨主義及政策者，立予懲辦。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於武漢反動時局之通告》和《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強烈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作出的“分共”決定，號召革命的國民黨員應與叛變革命的汪精衛集團決裂，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政綱和三大政策，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黨員決心和革命的國民黨員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繼續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事業。之後，汪精衛集團連續發布公開取締共產黨的反動法令。1927年7月2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1927年7月14日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提出的《統一本黨政策案》，宣布：一、凡列名國民黨員，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任職者，應自即日起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二、共產黨員不得以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三、國民黨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

1927年7月2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中國共產黨書》，誣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願接受本黨決議，而至破壞全部革命工作”，指責湖南的共產黨組織對於土地問題自布一種經濟沒收辦法，是不願與國民黨合作，自絕於國民黨的表現，並宣稱：共產黨應即自憬放棄其“對本黨敵視的態度”，否則就要執行相當的紀律。同日，國民黨中央訓令各省黨部、各省政府、各軍部，應對共產黨人的活動“嚴加防範”。

1927年8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要國民政府領域之內的共產黨員“務須洗心革面”，否則，一經拿獲，即行明正典刑，“決不寬恕”。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地區搜捕、屠殺共產黨人、革命人士和工農群眾。隨著汪精衛集團的叛變革命，國共兩黨的合作徹底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武漢國民政府於7月15日的進行分共事件，令其與中共的矛盾升溫。7月19日，中共及共青團對國民黨及汪精衛續行攻擊。26日，國民黨採取嚴厲措施，免去各機關中的中共黨員職務。決定組建自己武裝的中共於8月1日在南昌發動起事，而中共方面則一直稱大革命的失敗才導致了軍隊建立。武漢方面決定予以鎮壓，被輿論評價“較南京政府之清黨似猶過之”。

漢方在分共的同時，並未放棄討蔣。而蔣中正主持北伐不利，徐州失守。李宗仁為首的桂系又軟硬兼施，終於逼迫蔣中正與胡漢民、張人傑等人決定下野。李宗仁領銜發電慶祝漢方分共，當時蔣中正僅列名第四位。8月13日蔣中正正式下野，8月底9月初武漢國民政府機關陸續遷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