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容共

20世紀20年代初期，蘇俄政府為了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和包圍，迫切需要在東方特別是在與蘇俄毗鄰的中國尋找支持力量。在列寧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的指導下，關注中國政局、在中國尋找可以聯合的政治盟友，成為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重點。

1920年代的孫中山，在國內政治勢力的連橫合縱中，已徹底失去了市場，而且因其無原則地與列強如日本合作、與軍閥如張作霖合作，已被國內輿論普遍視作與舊軍閥並無區別的陳舊人物，其“革命領袖”的光環已相當黯淡。1922年的陳炯明事變，則使孫氏失去了廣東最後的地盤；事變后第七天，孫氏已確認得不到來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蘇俄釋放出了這樣的信息：“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惟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

十月革命發生后，孫中山致電列寧對其革命成功表示賀忱，標誌著孫開始主動與信仰共產主義的蘇俄聯絡。而在孫對西方國家徹底絕望時，蘇俄外交大使加拉罕於1919年7月、1920年9月兩度發表對華宣言，自動提議放棄沙俄從滿清政府取得的各項在華利權。這一舉動更引起了孫對俄國的注意，由此拉開了“聯俄容共”的序幕。

孫中山力排眾議地決定“聯俄容共”，按照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建議，在中共和蘇俄顧問的參與指導下先後進行了國民黨的改進和改組工作。1922年9月至12月，他先後三次在上海召集有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改進黨務會議，制定改組計劃，成立了包括陳獨秀、李大釗在內的黨務改進案起草委員會，負責審查改組方案和黨綱黨章。同年8月，孫中山派遣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10月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負責國民黨的改組。在廣東局勢非常複雜艱難的情況下，孫中山以他的威望，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來克服阻力。隨著國民黨改組的全面展開，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在孫中山親自主持下也加緊進行。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自1923年10月成立起，50天內開會28次，認真地討論和籌劃改組國民黨及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各項具體問題。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召開，正式決定中共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正式形成，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正式確立，大會選舉出第一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有中共成員3人；17名候補執委中，有中共成員7人。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機構中，譚平山與廖仲愷、戴季陶一起組成了三人中常委和三人秘書處，譚平山為組織部長，林伯渠為農民部長。在國民黨上海、北京、漢口三大地方黨部中，毛澤東、惲代英為上海黨部執行委員；李大釗、於樹德、張國燾為北京黨部執行委員；林伯渠、林有南為漢口黨部執行委員。各省、市的國民黨黨部大部分也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進行了改組。

國民黨改組前後，黨內積極擁護和贊助孫中山的只有廖仲愷、宋慶齡、何香凝等少數人，而反對這一主張的卻為數不少，如馮自由、張繼、鄧澤如等人。他們有的是公開反對，使用聯名上書、組織小集團、製造輿論、爭奪代表席位等種種手法，進行阻撓和破壞；有的則陽奉陰違，消極怠工，表面附和，暗中反對。

由於反對聯俄、“聯共”的人，如張繼、鄧澤如、馮自由、黃季陸等人，有的是跟隨孫中山多年，資格很老，有的是華僑方面的代表，故做好他們的工作，關係頗大。但在原則問題上，孫中山對他們也批評得很嚴厲，甚至表示要處分堅持持反對態度的人，直到他們認錯為止。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篡奪領導權的活動，日益猖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軍閥勢力，在1927年後加緊擴張。在各地接連製造一系列叛變事件。諸如上海四一二政變、廣州四一五政變、北京四二八政變、湖北夏斗寅叛變、長沙馬日事變，等等，使國共合作處於危急關頭。1927年5月，中共雖然召開五大，力圖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決任何實際問題。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分共”，驅逐蘇聯顧問和蘇聯方面工作人員，“聯俄容共”政策至此宣告結束，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除鮑羅廷外，黃埔軍校開學時（1924年5月）有俄國軍事教官4人，其後陸續增加至30人。在1925年2-3月間，黃埔軍校的學生參加第一次東征時，有加倫率領的20個俄國軍官參加。在是年10-11月間二次東征時，各師參謀部多有俄國軍官參加。據統計在1926年1月，廣州地區有140多個俄國軍官。

1923年3月間，蘇俄政府表示要援助廣州政府100萬元。在1924至1925年間，蘇俄曾援助建立黃埔軍校270萬元（300萬盧布），援助建立中央銀行1000萬元。

1924年10月7日第一批運抵黃埔的武器有大炮、機槍和8000多支步槍（或雲12000支）；12月運到的又有飛機9架、步槍彈藥500萬夾、機槍20架、大炮58門，另有機槍彈及炮彈等。

國共黨內合作的這種政治安排之所以能夠實現，主要在於它是適合蘇俄和孫中山的雙方面需求。對於蘇俄來說，“聯孫”的終極關懷是如何使“容共”的國民黨朝著蘇維埃的方向發展；對於孫中山來說則是“聯俄”后如何使蘇俄援助早日抵粵；而“容共”事件的發生以及深入發展，則成為雙方目標實現與否的關鍵所在。

實為一體的“聯俄容共”幾乎決定性地影響著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國政局的發展，“聯俄”與“容共”則是構成這一主題的兩個方面。孫中山接受“容共”主要是為了“聯俄”，“聯俄”的確立又推動了“容共”的深入發展，國共第一次合作得以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