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張國燾(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江西萍鄉人,字愷蔭,原名張特立,曾用名特、凱音、天師、國濤,1920年秋加入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后被開除黨籍)。

1916年,張國燾進入北京大學讀書,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1920年10月,加入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32年進入鄂豫皖蘇區,成為根據地事實上的領導者。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6月懋功會師后,反對中央北上的決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擴會議上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4月18日被開除黨籍。不久加入軍統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同年11月去台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1979年12月3日,82歲的張國燾凍死於一家養老院。

人物關係


人物生平


1916年,入北京大學讀書。
張國燾圖片
張國燾圖片
1919年,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
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會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兼《勞動周刊》主編,領導工人運動。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
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一大併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委員,並任中央工農部主任。
1926年後,面對國民黨右派排斥、打擊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他執行妥協退讓政策。
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
1927年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委員,曾赴南昌阻止發動南昌起義
1928年,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
1931年初回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后,帶領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創建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后,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
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隨後與紅二、紅四方面軍一起北上,10月到達陝北。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
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后,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
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台灣。
1949年冬,張國燾攜妻子楊子烈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來到了香港。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1979年一個寒冬之夜,凍死於一家養老院。

人物事件


官紳世家

張國燾出身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是為官的,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寄予厚望。張氏父子常常會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舊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北大求學時期,張國燾常常把自己閱讀的《新青年》之類的進步書刊,寄給父親,並堅決回絕了家裡安排的親事。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把張國燾推上歷史前台。
1919年5月4日,北京發生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國燾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張國燾把這些人分別組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等地露天講演,散發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政府和親日派。
在這場由遊行最終演變為痛打賣國賊的事件中,張國燾始終沖在前面,並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
1919年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張國燾挺著胸膛,昂首邁步,走在隊伍最前排,像個從前線凱旋的英雄。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
1919年6月中旬,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會,他被推選負責總務工作,對此職務,張國燾十分不滿。而此時,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稱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11位重要負責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傳到上海,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決定,派不願在全國學聯就職的張國燾立即返京,組織營救工作。當時北京學聯正群龍無首,張國燾旋即被推為總幹事。對於這個職位張國燾很滿意,頗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積極。他不僅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還負責對外通訊聯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忙得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但是一次次請願的失敗讓張國燾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開始反對學生請願,並申訴自己的理由說:“學生無後盾!”他轉入北大哲學系,決定一心完成學業,以期將來功成名就。但是張國燾已經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得不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上海,經歷了短暫的流亡歲月。

參與建黨

張國燾在上海時期,曾與陳獨秀暢談救國理想,創建中國共產黨。
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組建。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工人運動。李大釗從他每個月140元的工資當中拿出80元,作為北京支部的活動經費,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共產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中最顯著的要數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這裡,有工人3000餘名。張國燾經過調查,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讓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這是發動工人運動的最佳方式。
開辦學校是需要經費的,張國燾不願再向李大釗開口,於是將當年家中郵寄給他的一年生活費300塊錢捐出來。支部的同志都儘力捐款,此後這項制度逐漸沿襲下來,最終成為中共黨費的來源。
張國燾、鄧中夏、張太雷等人乘火車來到長辛店,動員工人和子弟踴躍報名參加補習學校。張國燾口才出眾,演講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補習學校開辦初期,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這一時期,張國燾常常替李大釗接待前來借閱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在張國燾的回憶里,中共一大時“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假傳聖旨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於“起義要慎重”的意見,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聖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1993年,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不是“假傳聖旨”。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聯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六大之後,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無限期留在蘇聯“學習”,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

大搞“肅反”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一支。
建設紅軍的同時,張國燾也曾大搞“肅反”運動。“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數量過多,刑訊逼供也非常殘酷。楊克武少將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罰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幾個月的“肅反”使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地位無可撼動。

叛黨出走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后,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台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曾經寫作《我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