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王明（1904—1974），原名陳紹禹（陳紹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縣雙石鄉（時屬安徽省六安市）碼頭村人。家庭出身貧民（一說小商人）。自幼聰穎，有深厚的舊學基礎。早年參加過學生運動，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國民黨。

1919年夏，進入與其家鄉鄰近的河南省固始縣陳淋子鎮志成小學學習。

192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受到進步師生的思想熏陶，開始從事革命活動。

1924年夏，在家鄉金家寨聯絡在外地學習回鄉度假的學生，成立“豫皖青年學會”。同年秋，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

1925年6月，在武昌積極參與支持上海五卅運動的活動，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10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習努力，能說一口流利俄語，深得米夫賞識，進入這個直屬斯大林的小團體。在蘇聯的四年學習和工作，是王明成長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時期。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使王明的理論水平提高很快；“唯聖”、“唯書”的思想和學究與背誦式的學習方式，使王明學會一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的本領；共產國際為使中國共產黨領導永遠支持他們的行動，所以將王明作為“未來的中共領導人才”加以特殊培養；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的王明教條宗派從這裡孕育。在這期間，他又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鬥爭，打擊異己，逐漸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其思想“左”傾主義、教條主義嚴重。

1927年2月，米夫率聯共一工作小組訪問中國，並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譯。中共六大，王明也參加了翻譯工作。斯大林會見中共領導人他也擔任了翻譯。以馬克思理論家自詡。

1927年夏，捏造“浙江同學會”事件，說這是一個從事地下活動的“反動組織”，而後台老闆，則是瞿秋白。蘇聯格伯烏調查結果，竟然認為確有這種“反動組織”存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人調查后，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瞿秋白於是給聯共政治局寫信，對蘇聯格伯烏的調查結論提出異議。後來，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理此事，最終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鄉會”這樣一個組織的結論，並由周恩來在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但還是造成一些學生的被開除、被逮捕。

聯共發動反對布哈林“右傾”的清黨運動后，中山大學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學風潮”。他們先是召集了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形成所謂的“二十八半布爾什維克”，標榜自己是唯一正確的“永遠的布爾什維克”的真理，喧囂、起鬨、謾罵、處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而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評中共代表團，認為瞿秋白應負中山大學反黨小組事件的主要責任。在他們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反對他們的除少數幾個工人外，分別受到開除黨籍、團籍、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的處分，也使有些人自殺，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蹤”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後名義上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29年10月回國后，任《紅旗》編輯，發表極端親俄思想的文章。

1930年年底，王明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起鬨，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這時米夫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在米夫的操縱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王明在蘇聯的扶持下進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竊取了中央的領導崗位。而米夫也達到了控制、操縱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由秦邦憲（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線，提出一個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政治綱領。

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

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

抗日戰爭開始后，王明又回到國內，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抗戰初期在武漢任長江局書記時給黨帶來很大損失。

1941年後王明因病長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1942年黨整風運動時，王明態度惡劣，拒絕參加整風。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終於，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七大”之前，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七大”以後，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1948年12月改為法律委員會），中央仍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出色完成了制定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於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回電錶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但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攻擊中國。

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孤寂地躺在異國他鄉的新聖女公墓。

1929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后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編輯。王明先後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30多篇，宣傳共產國際的思想、方針、政策。其間，他還寫了《兩條路線》（后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的“左”傾政治綱領。

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次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按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派特派員和中央代表到各蘇區進行反右傾鬥爭，傷害了大批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中高級黨政軍幹部。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后，王明指令他的親信博古代理總書記。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

1931年4月，王明指派的“三人團”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時執掌蘇區中央局大權的是項英。

在1930年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決議周恩來為書記。可當時周恩來在上海實際領導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書記一職便由先期到達江西蘇區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代理。而王明就是反六屆三中全會才上台的，很快，由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所派的項英就遭到王明新派來的“三人團”所排斥。

在中央蘇區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澤東這時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雖說王明、博古並不一定願意與“山溝里的秀才”毛澤東打交道，但懾於他在紅軍、群眾中的聲望還不想得罪他，甚至還想拉攏他，利用他手中的槍杆子和聲望，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針、政策出力。

1931年5月，項英被撤銷中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便由毛澤東代理。

6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進行改組，項英的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擔任，朱德、項英任副主席。

毛澤東一時成為蘇區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加上他成功地領導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組織的兩次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革命“圍剿”，一時聲望大增。

本想拉攏毛澤東的王明，一看毛澤東的威望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同時，發現毛澤東還有一整套自己的見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服服帖帖地完全聽命於他的指揮。如不制服毛澤東，那麼好不容易奪來的中共中央領導權就有被架空甚至丟失的危險。於是，他準備對毛澤東下手了。

1931年10月，王明離開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中央政治局同時也決定，周恩來赴中央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在他們離開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后叛變）、李竹聲（后叛變）6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24歲的博古負總的責任。這個中央臨時領導機構，隨後便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貫徹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路線。王明在離滬赴蘇之前，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給中央蘇區發了一個又一個電報，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強加給中央蘇區。

9月1日，王明向中央發出了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批評。

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義發來電報，批評毛澤東：“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

11月1日至5日，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團即“三人團”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史稱的“贛南會議”。會議就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

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中央代表團卻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精神，對中央蘇區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三大“錯誤”：

一是把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

二是“富農路線”。當時王明對地主、富農的態度是趕盡殺絕，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不給他們以生活出路。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及黨和紅軍面臨的形勢，認為不能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應給其出路，主張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

三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后發制人”戰略是“游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忽視“陣地戰”、“街市戰”。

會議根據王明所控制的臨時中央的指示，決定撤銷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毛澤東就失去了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的職位。

後來，為了解決軍事指揮問題，1932年8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興國舉行會議。在周恩來的據理力爭下，會議決定恢復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

事情還不止於此。

1932年5月20日，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一封長長的指示電，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毛澤東，對他的軍事戰略方針進行批駁。

電報稱，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採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的防禦路線”，是“游擊主義”。電報對毛澤東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評，說：“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不能擴大和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過分估計與誇大敵人力量，是純粹防禦路線”，是“紅軍中游擊主義的壞的殘留”。

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毛澤東“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進攻路線，爭取黨和紅軍說服他的防禦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了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不轉變立場，轉到王明路線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而予以清除。

王明遙控的臨時中央之所以接二連三地發電、開會，批評毛澤東的主張，一是想藉此打擊毛澤東，削弱他的影響，另外也是錯誤估計了敵我力量，盲目聽從共產國際指令的結果。他們不了解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盲目樂觀地估計革命形勢，主張進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在和敵人對壘時，主張硬碰硬，“先發制人”。

毛澤東基於對革命形勢的正確估計，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主張在蔣介石統治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兩軍對壘時採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必要時放棄陣地，實行退卻，重在保持、發展紅軍的有生力量。這一套靈活的戰術，自然不能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並被一再指責為右傾，而遭到了批判。

但毛澤東不為所動，他相信自己的判斷，更信服經過實踐反覆驗證得來的結論。

這樣，毛澤東與王明臨時中央之間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場激烈的鬥爭……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王明從此失勢，主要是共產國際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央委員等職。

1941年後王明因病長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毛澤東對王明可謂仁至義盡，在中共七大上，親自提議讓他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終於，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這再一次說明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思想與氣度：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新中國，決定讓王明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王明並不是學法律的專才，但當年他在延安分管婦女工作，後來又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干婦女工作還是頗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視婦女工作，專門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創辦了《中國婦女》雜誌，這兩件事全由王明辦。毛澤東認為把婦女工作交給王明來抓，由他來領銜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個很好的思路，當然，王明上面還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掛帥，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體操作，還是可以放心的。

王明是屬於學院派的理論家，要辦什麼事，先得找理論依據，他要求法制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必須很快熟悉這一方面的馬列論著；同時，與同志們一條一條地審理中共在戰爭年代制定過的有關婚姻的法規和條例。黨對婚姻問題向來重視，制定過一系列有關法規和條例。這些都成為王明起草新中國婚姻法的基礎。同時，也照搬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法》。

據說，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書記錄。那天，王明一口氣述了17個小時，邊述邊改，17個小時一氣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顯示了王明的才氣。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別“順”，一是對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對中央領導言聽計從，表現出很好的合作態度。

歷經41稿，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員會向會議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並作了“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這部8章27條的《婚姻法》。毛澤東主席隨即發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國實行。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羅瓊談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前後》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我作為原中央婦委委員、當時參與起草工作的成員之一，有責任對我國第一部婚姻法起草過程做出說明，以還歷史本來面目。大約是1948年秋冬，劉少奇同志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和在該村的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的委員們談話，布置起草婚姻法的工作，為建立新中國后頒布法律做準備。在鄧穎超同志主持下，由中央婦委秘書長帥孟奇同志、委員康克清、楊之華、李培之、我和曾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習法律的王汝琪（即王里）等同志組成了起草小組，由王汝琪同志執筆，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就開始了。當時王明是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他看過這個稿子是事實，但沒有參與起草，也沒有參與討論。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沒有提意見，我不了解，但絕不是他起草的。王明代表法制委員會作報告，只是履行他作為法制委員會主任的職責而已。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全國婦聯報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作了核查。他們認為羅瓊同志的意見，基本符合實際。

1949年9月，王明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建立后，王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此期間，王明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1950年負責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

1950年6月9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三中全會認為，王明同志至此時為止，對於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拒絕反省的，對黨中央所採取的態度是不誠懇的，對不遵守二中全會決定向政治局寫聲明書的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因此，三中全會決定，王明同志仍應執行二中全會的決定，對於他在內戰時期及抗日時期所寫的各種文章、小冊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藉以證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認識了並承認了自己所犯的錯誤，而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

同年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蘇聯治病的請求。按理只有當他寫完聲明書，經中央審閱合格后才能去蘇聯。但黨中央和毛澤東考慮到他確實有病，所以在同蘇聯方面交涉獲准后，同意了他的請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兩個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醫生陳鋒禹、保姆陳啟珍一行六人，在警衛秘書田書元的護送下，由北京乘火車出發，經東北去往蘇聯。 11月初順利到達莫斯科。

王明第一次赴蘇養病一呆就是三年多。病情好轉后，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到國內，繼續在法制委員會工作，仍舊住在北京孟公府衚衕2號寬敞幽靜的四合院里。1954年4月，他的舊病複發，住進了北京醫院，此後一直在靜心養病，再沒有工作過。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決定將政務院改名為國務院，並精簡調整撤銷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員會也在撤銷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召開，會前，王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中央，稱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並主動提出因長久不能工作，請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員的職務。中央雖批准了他的假，但並未撤銷他中央委員的職務。這時，王明身體十分不好，於是他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請求。經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於1956年1月30日從北京乘飛機出發，2月1日抵達莫斯科。中央在王明赴蘇時專門派了保健護士、警衛員和保姆，後來又派了兩名針灸大夫赴蘇達半年多，協助蘇聯方面給王明治病。

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過在97名中央委員中，他的得票最少。從此，王明長期留居蘇聯。

自60年代起，王明在蘇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等，先後撰寫、發表《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王明被戴上了“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漸斷了聯繫。但中央對他再沒有作出任何決議，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

當國內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時候，得到蘇聯支持的王明開始在國外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大肆攻擊黨和毛澤東，逐漸走上了與黨完全對立的道路。進入上世紀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纏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沒有停筆。1971年，他相繼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等文章。《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是王明抱病編寫的最後一部作品，約20萬字。全書主要圍繞“文革”展開，否定毛澤東思想。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葬於新聖女公墓，終年70歲。

王明起草我國第一部《婚姻法》，本應該成為王明進入新的政治生命的開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有一個明確的決議，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書面檢查，但王明始終沒有作出書面檢查，他企圖以起草《婚姻法》之“功”來抵消錯誤。但中央不允許，工作是工作，錯誤是錯誤，兩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澤東在一份指示中寫道，“王明的聲明書應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並送交政治局”。在七大召開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的「幫助」，王明向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交出長篇書面檢討，他表示接受〈歷史決議〉對自己的全部批判，並且聲稱，將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服從毛澤東的領導。

王明一到蘇聯就發泄，趁國內“文化大革命”爆發，便在蘇聯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對毛澤東大肆攻擊，還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澤東詩詞還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詩的《王明詩歌選》。

公元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稱其為“國際共運的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

然而，中國國內的報刊，對這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這長達四年間，在共產國際的操縱下一定程度上控制著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權力的王明的逝世，卻沒有任何報道。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王明說：“今天中國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蘇聯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腐朽的中華民國的鬥爭”，“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王明傳》）

“農村工人一點沒受過教育，蠢得很，什麼也不懂，甚至比一般農民還要落後些”。（《王明言論選輯》）

“中國共產黨有以斯大林為領導的列寧主義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王明《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在許多地方的土匪漸與農民運動相接近，漸漸直接的幫助農民的鬥爭，這種事實尤其使共產黨員不能不注意到他們對於土匪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應當鑽進土匪隊伍中去……可以組織他們作革命的爭鬥”。（《武裝暴動》的序言指示）

“只有蘇聯政府是唯一的廉潔政府，這種廉潔政府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時時刻刻的希望出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王明言論選輯》）

“三民主義”是“白色恐怖的旗幟”。（王明《為什麼不組織僱農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