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繼

張繼（1882—1947），字溥泉，別署博泉，河北滄縣人，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中國國民黨元老。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就讀於保定蓮池書院。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赴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留學期間，除上課外，張繼經常在圖書館內翻閱《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革命書籍，思想受到啟發和影響，決心獻身於推翻滿清專制統治的革命鬥爭，並且全力投入，“不顧家室，雖父書至亦不拆”。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參與編撰留日學生革命刊物《國民報》，宣傳民主革命。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參加東京留學生青年會。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與鄒容剪去留日學生監督姚文甫髮辮，被逐回國；曾與章太炎結拜為兄弟，擔任上海愛國學社教師，並積極為《蘇報》撰稿，所寫《祝北京大學堂學生》、《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等文，宣傳革命，傳誦一時。《蘇報》被封后，與章士釗續辦《國民日日報》，任編輯。

光緒三十年（1904年）任長沙明德學堂歷史教習，與黃興、宋教仁等人創立華興會，投身民主革命。不久因廣西巡撫王之春遇刺案受牽連被捕，出獄后再赴日本，光緒二十三年（1905年）張繼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在中國同盟會本部工作，並擔任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行人與編輯人，為該報擬定六大宗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赴法國，與李石曾、吳稚暉創辦《新世紀》周刊，宣傳無政府主義。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回國，任中國同盟會交際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長、國會第一屆參議院議長。

1912年（民國元年）8月25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改組為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張繼出席大會並與閻錫山、楊增新、李烈鈞、胡瑛、王傳炯、溫宗堯、陳錦濤、陳陶遺、莫永貞、沈秉堃、松毓、褚輔成、于右任、馬君武、田桐、譚延闓、張培爵、徐謙、王善荃、姚錫光、趙炳麟、柏文蔚、孫毓筠、景耀月、虞汝鈞、張琴、曾昭文、蔣翊武、陳明遠一起被推舉為參議。1913年（民國二年）二次革命爆發，張繼在九江組織討伐袁世凱，后赴日本。

1914年（民國三年）起，張繼先後歷任參議院議長、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長、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16年（民國五年）任孫中山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1920年（民國九年）任廣東軍政府顧問、中國國民黨北方執行部主持人。1921年（民國十年）任中國國民黨廣州特設辦事處幹事長，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長，北京支部部長。1922年（民國十一年）11月，攜帶孫中山親筆信到北京與蘇俄使者越飛會談。

1924年（民國十三年）1月，張繼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一大中央監察委員。1924年（民國十三年）6月張繼和謝持、鄧澤如聯名提出《彈劾共產黨案》，為此受孫中山斥責，乃至避走上海。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12日孫中山因病逝世，同年11月張繼與林森組織西山會議派，反對孫中山生前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7年（民國十六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1928年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司法院副院長、中央監察委員、國史館館長等職。晚年參與編寫《中國國民黨黨史》和《中華民國史》，也參與了故宮博物院的建立。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出席制憲國民大會並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同年底出任國史館館長。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12月15日在南京病逝。張繼生平著有《張溥泉先生全集》及《補編》。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11月1日，愛國志士孫鳳鳴在南京中央黨部大禮堂前刺殺汪精衛時，很多高官嚇得驚慌失措，張靜江摔倒在地上，孔祥熙一個勁地往汽車底下鑽。當時，53歲的張繼站在汪精衛身邊，聽見槍聲，他猛然撲了過去，緊緊抱住刺客的腰；張學良跑過去，一腳踢飛了孫鳳鳴的手槍，兩個北方人，制服了刺客，保全了汪精衛的性命。

張繼的膽子不可謂不大，但他怕老婆也是出了名的。其妻崔震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制憲國大代表，是一個有名的“河東獅子”。當年，宋慶齡、何香凝在國大提出了“聯俄抗日”的提案，張繼也在上面簽了名。回去向老婆如實彙報，劈頭蓋臉挨了一頓臭罵。於是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眾人責問他為何這樣輕率，張繼紅著臉承認：“是老婆不贊同孫夫人的主張，不讓我簽字，奈何？”

有人和張繼開玩笑說：“你像猛虎一般，連子彈都不怕，為何怕老婆呢？”張繼解釋：“老婆是‘獅子’，‘老虎’再厲害，能不怕么？再說，天下男人怕老婆，惟獨我老婆不怕我。”猛一聽，還真是那麼回事。仔細一琢磨，不禁啞然失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張繼對西安名勝古迹的保護，是在“發揚民族之精神，用符籌備西京之原意”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而其做法也頗為特別：首先是動員中央、地方和社會各界的力量，進行保護。茂陵、昭陵的修繕，是張繼直接向中央請款，爭取地方撥款完成的；杜公祠先後兩次修葺，首次修葺，就是張繼以個人名義倡議各界捐修的；對於藍田曇花寺、水陸庵古迹的被毀被搶，戶縣草堂寺玉石塔頻遭毀壞，曲江王懋、王用賓墓前石虎、石羊被盜以及灃橋牌樓的險被拆除，張繼聞報后迅速指示函達各屬縣府，藉助地方政府力量加以制止。另外，在規劃西京公路網時，張繼有意識將各名勝古迹納入其中。先後完成了漢京北路、未央宮路、木塔寺路、杜陵路、曲江池路及沿滻川各路。凡百餘里，使遊人由此“即可欣賞西京近郊風景一周”。再有，就是在若干古迹附近創設學校，“旨在灌輸發揚我先烈雄武、創造精神，保護各處古迹，兼為普及地方教育，救濟地方失學兒童及民眾。”這應該是其所有做法中最具特色、最富創意的。張繼籌建西京陪都期間，以西京籌名義辦過三所學校，即茂陵小學、昭陵小學和天祿閣小學，三所學校都設在著名古迹跟前，這種“借古迹以啟發涵養學生愛國情愫，因學校斯文而使古迹得以保存和保護”的深意，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鑒的意義。

抗戰勝利后，謠傳寒山寺詩碑已毀於日寇，於是吳湖帆想到當時國史館館長張繼與唐代詩人同名，如果求得一紙法書，可以為古寺平添一段佳話。吳湖帆於是請友人濮一乘到南京求字，誰知不幾天竟在報紙上見到張繼逝世的訃文，吳湖帆慨嘆久之，度張繼書信必不能得。又數日，忽接南京信函，竟張繼絕筆，詩後有跋：“余夙慕寒山寺勝跡，頻年往來吳門，迄未一游。吳湖帆先生以余名與唐代題楓橋夜泊詩者相同，囑書此詩鐫石。惟余名實取恆久之意，非妄襲詩人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滄州張繼”。張繼猝發心臟病而卒，竟在寫此詩之當日，此真絕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