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

西安，簡稱鎬，民國時期簡稱安，舊稱長安、京兆。位於中國內陸腹地，一個典型的放射型城市。古代絲綢之路東方起點和隋唐大運河起點，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時間最長的古都。西安有三千年多年建城史，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包括周、秦、漢、隋、唐在內的總共13個王朝都曾在此建都。曾經長期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一千多年，與北京、洛陽、南京並稱為中國四大古都。

公元25年，西漢皇族劉秀稱帝，建都洛陽，東漢王朝建立。由於劉秀以西漢的繼承人自居，在洛陽成為國都的情況下，西漢舊都長安為西京。當時的長安被稱為“西京”、“西都”，文學家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都對陪都長安有過描述。

東漢末年長時期的軍閥混戰的結局，是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的出現。北方的曹魏政權是接受東漢所謂的“禪讓”而建立的，以正統相標榜，洛陽成為新的王朝的國都，而長安則再次扮演了陪都的角色。此外，北方軍事重鎮鄴（河北臨漳）、曹魏政權起家的許（河南許昌）和魏武帝曹操的出生地譙郡（安徽亳州）也取得了陪都的地位。這種五都制的局面持續了45年，西晉取代曹魏以後，以洛陽為都，沒有實行陪都制。

十六國時期，前趙、前秦和後秦三個割據政權先後以長安為國都，後趙和大夏則以長安為陪都。後趙政權建都於襄國(河北邢台)，后遷都於鄴，在都鄴期間建立了長安和洛陽兩個陪都。由於西晉末年洛陽和長安的宮室破壞嚴重，後趙政權曾經徵發民力修復長安、洛陽的宮室，稱作“二京作役”，動用勞動力將近四十萬人，顯示了後趙對陪都的重視。

公元416年，東晉劉裕出兵北伐，第二年進入長安，攻滅了以長安為都的後秦，這一年年底，急於篡奪東晉政權的劉裕匆匆南歸。此時，匈奴政權大夏的首領赫連勃勃率軍南下，於公元418年攻佔長安，駐防的晉軍全軍覆沒，赫連勃勃遂領有關中。大臣都勸赫連勃勃建都長安，赫連勃勃卻認為他在陝北的根據地受到正在華北興起的鮮卑政權北魏的威脅，以新征服的長安為都過於冒險，於是仍然以統萬城（陝北橫山）為國都，稱為北京，而以長安為陪都，稱為南台，時人則稱為南都。

從西周建都長安到公元904年唐朝末年，長安千年時間裡不間斷地作為都城。公元904年，唐的權臣、軍閥朱溫脅迫唐昭宗遷都洛陽，並完全破壞了長安，907年唐朝滅亡。三年後，朱溫取代唐建立了後梁政權，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後梁在北方最大的敵手是盤踞山西、被唐朝封為晉王的沙陀貴族李克用，雙方的鬥爭持續了二十多年。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於923年初稱帝，國號大唐，歷史上稱為後唐，這是五代中最大的王朝。李存勖以為唐朝復仇相號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同年十月，唐軍擊敗後梁主力，攻佔開封，年底宣布洛陽為國都，號為洛京。為了給大唐舊都長安應有的地位和尊重，李存勖以長安為陪都，稱之為西京。

公元935年，“兒皇帝”石敬瑭以出賣幽雲十六州為代價，換來契丹的支持，消滅了後唐，建立後晉。公元938年，後晉以開封為都，洛陽為陪都，號為西京，降西都長安為晉昌軍。由此可見，在後晉建立之初，長安仍然短暫地作為陪都。但是此後，再也沒有任何封建王朝把長安作為國都或陪都，雖然北宋初年以及明代初期，宋太祖趙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有遷都長安的念頭，但最終都以種種原因作罷。

提起五代和北宋，許多人會因其當時的分裂割據局面而想到“戰爭”和“廝殺”。事實上，從五代到北宋這些年裡，作為首都或是陪都的洛陽仍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留給後世的，仍是數不盡的物華天寶。

洛陽“中心”地位不減

洛陽博物館新館基本陳展廳的最後一部分是五代北宋時期。200多平方米的展示面積，展示了6個朝代的歷史，陳列文物168件（組），件件是精品。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之後，中國依次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5個王朝，史稱五代。在這期間，後梁、後唐、後晉依舊定都洛陽，後漢、後周則以洛陽為西京。

在五代時期，洛陽仍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經濟和文化達到我國歷史上的又一個高峰。宋朝實行兩京制，汴梁是東京，洛陽是西京，這兩座城市形成了全國的兩大中心。

天下名園重洛陽

五代洛陽城經唐末兵火之後呈現出“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宮室“不及故時卿相家”的局面，後來雖經河南尹張全義竭力修葺，重修了五鳳樓（唐應天門）、朝元殿和清暑樓等，但仍不及隋唐盛況。宋朝定洛陽為西京后，對洛陽城進行了大規模重建。宮城和皇城仍為隋唐五代舊址。宮城周回九里三步，有五鳳樓等6門。正殿為太極殿，另有宮殿10餘座。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有麗景門等7門。外郭城跨洛河兩岸，有里坊120坊，超過隋、唐兩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洛陽城重建的同時，居洛的士大夫們興起建造豪華宅第園林之風。宋人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記述洛陽有富鄭公園、獨樂園等名園19處，而“洛陽私家園林多至千處”。邵雍為此說：“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

除了這些，我們對五代北宋洛陽城的了解，還包括在洛陽發掘的北宋宮殿遺址。北宋宮殿建築基址位於洛陽市唐宮中路南側，該遺址是北宋西京宮城中的重要建築文明殿建築群的組成部分。

陶瓷和金銀器在繼承中創新

五代北宋時期，各地割據政權的存在並沒有阻止陶瓷的進步和發展。

宋朝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一個繁榮昌盛的時期，宋瓷的特點首先是突破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其次是品類繁多，器形多樣；再加上釉色優美，體現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簡潔素雅；此外，宋代瓷器的器形與之前相比更為豐富多彩，有碗、盤、壺、罐、盒、爐、枕等，包括了人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同時，能體現宋代社會生活的還有宋代的金銀器。宋代的金銀器製作工藝在唐代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發展，傳統的鎏金、鑲嵌、錘碟、錯金銀、掐絲、炸珠等金銀器製作技法都能夠在這一時期洛陽出土的金銀器中得到反映。

文化蓬勃發展

五代北宋時期尤其是北宋時期洛陽的文化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北宋時期作為西京的洛陽是全國文化中心，設有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名相大儒雲集洛陽。朝中重臣多居洛陽，僅洛陽籍名相就有趙普、呂蒙正、張齊賢、溫仲舒等。文彥博、富弼等13人組成“洛陽耆英會”飲酒賦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洛寫就《新唐書》；司馬光歷時15年，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不僅如此，洛陽是還是“宋明理學”的發源地。程顥、程頤兄弟是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世稱“二程”。他們創立哲學理論，二程在洛陽伊川書院創立理學和洛學，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礎，為後來宋明理學的起源。二程弟子眾多，楊時、游酢冒雪等待休息中的程頤，留下尊師重教的“程門立雪”典故。

西京大同府為遼五京之一，地在今山西大同。西京大同府是在北魏平城和唐代“大同軍”故城原址上營建的，城周長10公里，建有敵樓、棚櫓等守御設施，設迎春、朝陽、定西、拱極四門。有同文等宮殿。設西京留守司衙，西京留守司兼大同府尹是該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自遼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至遼天祚帝保大三年(公元1123年)，大同作為陪都西京的時間是80年。

公元936年11月，後唐大將石敬瑭將幽雲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區）地區割讓給契丹，契丹支持石敬瑭稱帝建立後晉（歷史上第一個兒皇帝）。從此，雲州（大同）被劃歸遼地。遼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將雲州升為西京大同府。大同府統二州七縣：弘州（河北陽原縣）、德州（內蒙豐鎮西北岱海邊），大同縣、雲中具、天成縣（今天鎮）、長青縣（今陽高縣東南）、奉義縣（今大同市東北）、懷仁縣（今懷仁東，大同南30公里）、懷安縣（今河北懷安鎮東南）。

至此，大同就成為遼代五京（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

早在遼太宗接受後晉所奉的“幽雲十六州”時，便於“會同元年（ 938 年）十一月，升幽州為南京”，在最重要的漢人聚集地設立陪都，以加強對南境的控制。而與幽州並立的軍事重鎮雲州，由於當時西部的相對平靜，以及經濟和人口發展水平較為遜色等原因，並未引起遼統治者的足夠重視。但到了興宗時期，隨著遼夏關係的惡化，以及經濟發展、人口增加等原因，方使統治者感到了加強西境統治的重要性，設立西京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除了漢族外，位於雲州西部的一些臣屬部族也被划入新建立的西京道中，受到西京的節制。

從本身的防衛來說，雲州城周地形也具備一定的固守能力。大同地區是一個小盆地，周圍有白登、采涼等山環繞，但北部地形總體較為平坦。南部恆山、寧武諸山高大，是守衛西京的天險。具有如此地形的西京便是易守難攻之地。因此，有許多邊防軍的府衙亦建於西京城內，如西南路招討司、西南安撫使司、西南巡察司、山北路都部署司等。

城的北半部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官衙和軍營多建於此。同時，雲州緊接北方草原，而北部地勢較為平衍，無大山阻隔，很利於游牧民族的進出。而南部的大山阻隔，可以起到防禦中原王朝進攻的作用。遼選擇這裡建立陪都，可以兼顧塞外草原和中原統治區。

根據中國歷代建都的原則，首都或陪都所在地應盡量與經濟重心重合，至少應接近，這樣才能滿足建都所需的物質需求，同時便於行政管理。作為農牧帶過渡的區域，以雲州城為中心，周圍分佈了大量的州縣城市，如幽雲十六州中的武（今神武）、朔（今朔州）、應（今應縣）、蔚（今蔚縣）以及弘（今陽原）、德（今涼城）、豐州（今豐鎮）、雲內（無考）、奉聖（今涿鹿）、歸化州（今宣化）、渾源（今渾源）、廣陵（今廣靈）等州縣，共同構成了一個城市圈。這一圈內集中了大量人口，交通便利，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可以為中心城市（雲州）提供所需的大量人力和物資，保證都城的正常運轉。西京的設立正是這一建都原則的體現。

隨著陪都地位的確立，西京大同府不僅成為代北的區域政治中心，更上升為遼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有力的推動了這一地區的社會進步，加快了契丹族的封建化進程。

遼末天祚帝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大同為金兵攻陷。金悉遼制，大同仍為西京大同府。金朝大同作為西京是103年，即從金太宗完顏晟天會元年(1123)至金哀宗完顏守緒正大三年(1226)。

在西安城市發展中，民國是一個特殊的時期。1932年，國民政府決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西京”。西安近代的城市化歷程，可以說是從“西京市”開始。

民國時期的西安，融匯了世界先進的規劃理念，制定出一個先進都城級別的城市規劃。這種規劃，就是置於如今的時代，也具備了超越時代的規劃思想。這期間，西安在文化保護、城區劃分和景觀營造等方面，讓整座城市面貌發生了極大改善。

1932~1945年間，西安被設立為民國的“陪都西京”，制定了都城級的城市規劃，在西京籌備委員會等機構的領導下，進行了多方城市建設。

在具體的分區計劃中，將 文化古迹區的劃分放在整個分區規劃首要位置，表明本方案對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特色以及城市旅遊業發展前景的重視；並以城南鳳棲原為行政區，充分利用山川地形特點以突出行政區的政治職能。

西京市建設規劃的理念糅合了中西方當時的先進規劃思想，不僅充滿魄力，而且視野廣闊，極具前瞻性。它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民國人心目中“陪都西京“的嶄新城市面貌。

可以說，西京的規劃是近代西安城市規劃的起點，它奠定了之後西安歷代城市規劃的基礎。保護文物古迹遺址區，建成綠地公園，工業區選在郊外，工業區和居住區之間用綠化林帶隔開等等理念都沿襲到了50年代西安市第一輪城市規劃之中，一直傳承到現在。西安市第一輪總體規劃中的 大慶路林帶、幸福路林帶便是作為居住區和工廠的分界。

西京的市政建設

1932~1945年間，國民黨將中央將西京定為陪都以後，設立全國經濟委員西北辦事處、陝西省政府、西京籌備委員會、西京市政建設委員會等機關從事於經濟、文化、市政建設，設置了電報局，修築公路，在城牆上新開城門，打通“新市區”的交通骨架，改善四郊交通狀況，普查文物，保護古迹，廣植樹木，綠化城市，西京的城市面貌有了極大改善。

交通：開發滿城，八旗校場開闢為新城廣場

南北向道路：尚平、尚智、尚德、尚仁（今解放路）、尚儉、尚勤、尚愛；東西方向街道依次為：崇恥（今東八路）、崇廉（今東七路）、崇義（今東/西六路）、崇禮（今東五路）、崇信（今東/西四路）、崇忠（今東/西三路）、崇悌（今東二路）和崇孝（今東一路）。

除城內的市政建設以外，也修建了通往青龍寺、大雁塔、清涼寺、興教寺、北門外工業區東、西自強路等眾多道路。“西京”期間至少修路920里。

文物古迹：普查西安城內外及咸寧、藍田、長安、戶縣、臨潼諸縣文物古迹的分佈與保存現狀，繪製《西京勝跡附圖》（1932）、《西京古迹名勝略圖》、（1932）、《西京附近各縣古迹名勝略圖》（1932）、《西京城關大地圖》

整修杜公祠、維護茂陵及霍去病墓。在阿房宮、隋唐曲江遺址、唐大明宮等73處古迹處豎立標誌，對分散在周圍各縣的文物古迹也儘力予以保護，保護灃橋牌樓、草堂寺、太史公祠等眾多名勝古迹。動蕩年代，許多文物正是因為這次保護，免去了滅頂之災。

綠化：廣植樹木 綠化城鄉。從1935年11月到1938年3月間，西京籌備委員會在新修築十餘條汽車路旁，栽種了楊、柳、榆、槐、香椿、苦楝等樹木；建成未央、杜公祠、含元殿3個林場和城南、茂陵、昭陵、太液池、張家村5個苗圃，進行大規模的育苗造林工作。

截至1944年4月，西京籌備委員會累計在公路兩旁、城鄉各文物古迹區大量種植風景樹和果樹，除了考慮到文物古迹保護的特殊需要，也可獲取經濟方面的效益。

商業：隨著道路的修建和拓寬，以及1934年隴海鐵路通車西安，新市區得到了快速發展。火車站向南的尚仁路（解放路）商戶繁盛，銀行林立，車水馬龍，西京的商業中心從原先南院門轉移到了這裡。

經過十幾年的規劃建設，西京城市規劃雛形初現，交通、綠化、文物普查保護等各項建設都取得了實質性的成就，為建國后西安第一輪城市規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中綠化城鄉、保護文物古迹、林帶分割工業區等理念也隨之沿襲到日後西安的發展理念之中，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