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

自9歲開始至15歲，陳公博正式入學堂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教書先生是自命為“康梁傳人”的梁雪濤。他在講解經義和歷史的時候，也不時說些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的故事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使陳公博在接受正統的封建傳統教育的同時，也接觸到一些新思想、新學說。

陳公博對於舊小說依然情有獨鍾，日間背讀四書五經，晚間閱盡廣州能夠得到的小說。為了證實小說里的事實，他又迷上了歷史書籍。

1892年10月19日陳公博生於廣州北門的一個官宦之家。

1917年他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后，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各方名師彙集，各種思想廣泛傳播。陳公博與同時代的人一樣承受著新思潮的衝擊和洗禮，吮吸著蜂擁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陳公博結束了在北大的求學生活，帶著極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於施展才華的抱負，返回廣東，開始踏上政治舞台；10月從上海重返廣州主政，革命蓬勃發展。；10月20日他聯絡同學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創辦了以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的《廣東群報》，由陳公博任總編輯。《群報》一經正式發刊，便以嶄新的面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歡迎；112月陳獨秀受聘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來到廣州，幫助廣州方面建立共產黨組織。在此之前，兩名蘇俄代表聯絡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

1921年3月陳獨秀與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經過幾次醞釀，組建了新的共產黨廣州支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負責宣傳。共產黨廣州支部成立后，陳公博繼續任《群報》主編，在陳獨秀的指導下，開闢了許多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群報》成了廣東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此外陳公博主持宣傳員養成所，招收進步青年入所學習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革命骨幹。陳公博還參與了黨的外圍組織，如廣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公博作為共產黨廣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在討論黨在現階段的目標和策略時，特別是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陳公博卻視這種爭論為兩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而“心內冷然”，從而導致“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1921年7月30日會議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只好改在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舉行。陳公博沒能出席在嘉興南湖遊船上舉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回到廣州，立即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約他面談，極力勸說他從政。最終，經廖仲愷介紹，陳公博在脫離中共三年後，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著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

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地位顯著提高。短短几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這些都與汪精衛提攜密切相關；6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隨員隨軍北上；10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出於維護個人獨裁地位的考慮，提出要遷都南昌，於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遷都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陳公博受蔣之託，奔走各方，出謀劃策。

1927年4月汪精衛到達漢口，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再次靠向汪精衛，成為汪在政治上堅定的支持者；同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武漢國民政府反共后，陳公博隨汪精衛到南京，企圖“寧漢合流”；10月唐生智的軍隊被桂系擊敗，汪精衛不得不逃到廣州與陳公博會合；12月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1928年初陳公博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全面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在國民黨內和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強烈反響。在一些粵方委員的組織之下，出版了幾十種刊物，大做宣傳。陳公博還創辦了《革命評論》雜誌。

1928年冬，陳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

1936年2月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就醫療養，陳公博亦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仍留在南京，靜觀國內形勢的變化；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囚禁，陳公博又活躍起來，主張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置蔣於死地，並且要迎汪回國。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軍委會第五部部長、11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義大利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

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衛、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中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1月汪告訴陳公博：準備離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

1940年3月，陳公博到達南京，擔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立法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3月30日汪偽政權“還都”南京，他以偽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說，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著他們，“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於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係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係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並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

1940年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被刺殺，陳公博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各種高級職務，如“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1944年汪精衛死後，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治療。根據汪的提議，決定在汪治病期間，由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一命嗚呼。陳公博繼承汪精衛身前之職，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

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為汪偽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專人負責；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戰勝利后，陳公博作為汪偽政權的第二號巨頭，被判處死刑。他死前的絕筆，是應典獄長之請所寫的一副對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

對於此聯，同情汪政權的金雄白有所解釋：“上聯還寄望於當局能放寬氣度，對不是真正什麼‘民族罪人’，或者政府曾經加以運用或利用的“漢奸”分子，加以寬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所匯注。但是我相信公博自己決不再存一絲僥倖之心。因為他既要求派機回國受審，為服法之范則，在審訊中，又沒有延聘律師為他辯護，判處死刑以後，更聲明不再上訴。下聯卻不能不說是充滿了諷諫之意，希望當局不要因勝利而驕盈；但願能如明月有心，一輪豈能常圓？應知朔望盈晦之道。”只是他的理解，似有些求之過深。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於廣州北門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紅挂彩，鞭炮鳴爆，洋溢著一片喜慶氣氛，一顆新生命在這天呱呱降臨人間。年屆60歲的廣西提督陳志美因晚年得子而興奮不已，為子起名“公博”。

陳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廣東北部山區乳源。從陳公博的祖父開始舉家遷居廣州。陳志美早年從軍，是清朝軍隊的一名武官，據陳公博自述，其父因參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而官至廣西提督。1897年解職后，閑居廣州，繼續享受清朝俸祿，並保留官職稱謂。這是一個榮華富貴的官宦之家，陳公博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了他的童年。

陳公博由於是晚生和獨子的關係，自幼受到父親的鐘愛和放縱。因此，他幼年的學習生活也與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陳公博自6歲起便醉心於各種舊小說，如《薛仁貴徵東征西》《楊文廣平南平北》《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等。他的這種興趣來自於去露天書場聽“講古”。那時，在廣州禹山關帝廟前的空地上設有好幾個書場，由說書先生講說《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舊小說。這種地方是社會上三教九流匯聚之處，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場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會被允許去的。但是，陳公博卻每天下午都能徵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聽說書。這種書場採用燒香的辦法計時收費，每燒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納5個銅錢，或1個銅板。說書先生為了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調，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長而又長，以吊眾人的胃口。陳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親買來小說自己讀。很多字認不得，太繁難的便請教人，可以以意為之的便自己亂讀。陳志美迷信開卷有益，認為小孩子不妨讓他多知點東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鏡和反省的機會。他不僅同意讓陳公博隨意閱讀各種舊小說，而且還提些問題進行考問，諸如“《三國演義》內用兩個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諸葛孔明在演義內騎過多少次馬？”鼓勵陳公博在閱讀小說上用功；他甚至不理會陳公博閱讀被列為壞小說的《金瓶梅》《品花寶鑒》等禁書。陳公博成年後回憶說：“有時他瞥見我看小說，本來想問我看什麼書，倘若他疑似我看壞書的話，就借故揚長地走開，裝作不見。”“不過這是不是一個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讓別人去批評，可是對於我的本身，的確是曾實受其益的。”大量舊小說的閱讀對於陳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