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慘案

1923年2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京漢鐵路工人高舉反帝反封的旗幟，為爭取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即“二七”大罷工），使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達到了頂點。

（1923年2月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成立，右圖為大會代表合影。）

“二七”大罷工是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殘酷統治，中國工人運動從要求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轉向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的情況下發生的。

從全國來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大罷工為起點，到1923年2月“二七”大罷工，出現了歷時13個月的全國罷工高潮，有100多次罷工，30多萬工人參加。當時全國有組織的工人已達27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計劃，先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再成立各路總工會，然後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作為鐵路工人運動的總機關；各城市成立各產業工會，再聯合而成各城市工團聯合會，並準備1923年5月1日在武漢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謀求全國工人運動的統一和更大發展。

從湖北來看，1921年10月爆發了粵漢路武株段機車處罷工，開始了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罷工鬥爭主要發生在軍閥政府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和外資企業之中，使軍閥政府和帝國主義遭受沉重打擊。但是，在罷工運動和組織工會中，工人階級屢屢遭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強權壓迫和武力恫嚇，工人階級在鬥爭中懂得了，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須進行爭取自由權利的鬥爭。罷工鬥爭順理成章地從加薪減時的經濟鬥爭，發展到要求集會結社自由和反帝反軍閥的政治鬥爭。政治鬥爭的結果，工人在組織方面，組織了工人俱樂部或工會，並進而產生了地方總工會和產業總工會，使湖北工人階級有了統一的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機構，工人階級在鬥爭中成長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鋒和中堅。

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把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的大發展，看成是對他們的威脅，要將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扼殺在搖籃里。吳佩孚一面打著“保護勞工”的幌子，一面在背地裡積極準備對付工人運動。他命令組織“學兵隊”，要他們學習駕駛機車，以便在必要時取代工人，遭到工人強烈反對；他又令京漢鐵路南段段長馮澐組織“同人通誼會”，分裂工人隊伍，竭力抵消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影響，但除少數員司受其拉攏外，沒有一個工人參加。這些陰謀失敗后，吳佩孚便撕去“保護勞工”的偽裝，對京漢鐵路工人進行血腥鎮壓。

北洋軍閥武力阻撓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是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導火線。

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工作完全是公開進行的。籌備會將開會的宗旨及地點均登載各報，並向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報告。趙繼賢玩弄兩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暗地裡卻密電吳佩孚，要求禁止該會成立。吳佩孚看到，京漢路2萬多工人的進一步團結，將會更有力地與北京政府對抗，於是，早已作了鎮壓工人運動的準備，並下令對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預為防範，設法制止”。

1923年1月31日，籌委會代表楊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煥章5人，前往洛陽與吳佩孚交涉，據理力爭提出：

1、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

2、“保護勞工”的通電是吳佩孚的“四大政治主張”之一，不應出爾反爾；

3、大會籌備已久，並經鐵路管理局局長同意；各地代表己齊集鄭州，大會勢在必開。對此，吳佩孚“顧左右 而言它”，冷笑幾聲，揚長而去。

當晚，赴洛陽代表趕回鄭州，召集全路代表緊急會議決定按原計劃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

1923年2月1日清晨，鄭州緊急戒嚴，軍警荷槍實彈，沿街排列，如臨大敵。上午十時，項英帶領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團代表從五洲大旅館向花地崗普樂園劇場進發，在離會場不遠處，被武裝軍隊阻攔，相持約2小時。項英和林祥謙、施洋一起率領工人代表扣群眾衝破軍警攔阻線，撕去門上的封條，砸開大門進入會場，在大批軍警層層包圍的會場中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了！”大會選舉楊德甫為總工會委員長，凌楚藩、史文彬為副委員長，項英為總幹事。這時，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大叫：“限5分鐘解散，有反抗者以軍法從事！”下午4時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軍閥的武力高壓下被迫宣布散會。同時，代表及來賓所住各旅館也被軍警包圍，不許工人自由走動和交談；總工會會所被重兵占駐，禁止工人出入；室內一切文件、什物被搗毀一空；各團體所贈的匾額、禮物等，盡被摔毀，棄置道旁；各地代表和來賓被勒令離開鄭州。

當晚，總工會召開秘密會議，決定發動全路總罷工，以抵抗軍閥的武力壓迫。並為事實上的便利起見，決定將總工會移江岸辦公。總工會在罷工決議中表明罷工是“為爭自由作戰，爭人權作戰”。會議決定立即成立總罷工委員會，統一指揮罷工行動，楊德甫為全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江岸罷工負責人為林祥謙、曾玉良等。

1923年2月2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發表特別緊急啟事和大罷工宣言，鄭重宣布2月4日正午起，京漢路全體一律罷工，並提出復工的5條最低條件：

①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路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馮澐；要求吳、靳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臣。

②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6000元。

③所有當日在鄭州被軍警拘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用軍樂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分會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州分會匾額重新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州分會開單索賠，並由鄭州地方官到鄭會道歉。

④要求每星期休息，並照發工資。

⑤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

同日，京漢鐵路總工會負責人離鄭來漢。總工會於次日遷移漢口江岸分工會內。中共武漢區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員陳潭秋、包惠僧、林育南、許白昊、項英、施洋、楊德甫、陳天、林祥謙等組成罷工指揮中心，以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名義，統一指揮江岸和湖北的總罷工。《真報》的工作人員擔任大罷工的輿論宣傳工作。

1923年2月4日，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大罷工開始了。按照總工會的布置，鄭州、江岸、長辛店分別於9點、10點、11點宣布罷工，正午12時，全路客車、貨車、軍車全部停駛，車站、橋樑、道棚、工廠一律停工。長達1200餘公里的京漢鐵路，3小時內，3萬工人一致實行全路總同盟罷工，充分體現了中國工人階級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精神。

1923年2月5日，軍閥企圖用武力強迫工人復工。但是，工人們“沒有總工會的命令，決不復工”！

1923年2月6日，陳潭秋等組織了武漢各工團2000餘人的慰問隊在江岸分工會門前舉行了慰問大會。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沿途自動加入遊行行列的有3 000餘人，遊行隊伍從江岸出發，穿過5國租界到達華界，巡捕崗警不敢阻攔。象這樣闖入租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在湖北人民反帝鬥爭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京漢鐵路大罷工實現后，帝國主義駐北京公使團召開緊急會議，議決向北京政府提出嚴重警告，慫恿北京政府立即採取武力手段鎮壓罷工。英國駐漢口總領事勞靈費爾在6日召集蕭耀南的代表和外國資本家在領事館舉行秘密會議，策劃鎮壓罷工運動。這樣，在帝國主義的支持和壓力下，1923年2月7日，軍閥吳佩孚向工人舉起了屠刀，製造了”二七”慘案。

京漢鐵路總工會設在江岸，這裡成為軍閥屠殺的重點。2月7日下午，軍警以談判為名，派出全副武裝的軍隊包圍總工會，並開槍屠殺，鮮血染紅了工會門前的場地。被捕工人被捆綁在江岸車站電線桿上，湖北督軍參謀長張厚生提燈找出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一邊用刀砍，一邊逼林下復工令。林祥謙寧死不屈，被活活砍死並梟首示眾，犧牲時年僅31歲。

當晚，著名勞工律師、共產黨員施洋被捕入獄。2月15日晨6時，蕭耀南以“煽動工潮”的罪名將施洋秘密殺害於武昌，時年34歲。

京漢路全線在“二七”慘案中犧牲的“二七”烈士共52人，其中江岸39人。此外，受傷者300餘人，被捕者60餘人，1000餘人被工廠開除，流亡在外。

江岸慘案后，湖北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帝國主義的海軍陸戰隊也全部登陸，準備對罷工工人進行更大規模的屠殺。

為保存實力，1923年2月9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聯名下《復工令》，工人忍痛復工。至此，轟轟烈烈的京漢鐵路大罷工，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聯合進攻下，宣告結束。

京漢鐵路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領導的空前規模和異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在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上，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這次罷工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結合，以政治鬥爭保障和擴大經濟鬥爭的成果，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充分展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反帝反封的徹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京漢鐵路大罷工也充分暴露了當時統治中國的北洋軍閥的殘暴和北洋軍閥作為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走狗的屬性，充分說明了當時的中國仍舊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