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

作為一本屬於中國工人的雜誌，《中國工人》的主角永遠是締造大國重器的榮光一代，永遠是中國製造流水線上的辛勞面孔，永遠是匆匆奔跑時刻不歇的外賣騎手，永遠是默默堅守著勞動崗位的每一個人。《中國工人》關注每一位勞動者，為他們發聲。 

在有限的圖片和文字里，《中國工人》儘力呈現更多元、更真實的中國工人形象，讓所有勞動者都能夠有其所有，得其所得，被平等相擁，被溫柔以待。每一期雜誌，設有多個精彩欄目：深度報道、大國工匠、圖片故事、非虛構、論壇、報道……

2020年7月，趙曉卉在新一季《脫口秀大會》突圍賽表演時，將接受《中國工人》雜誌的訪問經歷編進自己的新段子中。在她的段子里，工人故事和工廠生活充滿了生機和活力，洋溢著另一種生動和真實。《中國工人》對趙曉卉的採訪，不僅僅是報道一位喜愛脫口秀的勞動者，更重要的是試圖探討和傳遞工人、工廠在大眾語系中的形象塑造。 

活動和競賽，作為職工感興趣的話題，也是《中國工人》一直關注的內容。

2019年12月，《中國工人》雜誌承辦了“新中國70年最具影響力班組”發布活動，在現場發布了10個“新中國70年十大經典班組”、10個“新時代最具影響力班組”和50個“新時代特色品牌班組”。活動現場的大屏幕上，滾動播放著優秀班組的影像。那些濃縮在經典班組的傳統，那些濃縮在最具影響力班組的精神，那些濃縮在特色品牌班組的智慧，無不顯示著新時代繼續推進班組建設的重要價值。 

2020年2月，《中國工人》雜誌聯合46家全國工會主要新媒體共同開展的全國職工新冠肺炎防控知識線上有獎競答活動圓滿收官。活動歷時5天，共計有152萬人次職工參與了線上競答。在防控疫情的關鍵時期，這場線上有獎競答活動幫助職工用知識武裝頭腦，共同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當“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成為全民話題時，《中國工人》採訪了一批新型就業者，聚焦他們的變局與新局。比如外賣小哥趙磊（化名），他是眾包平台外賣員，雖然接單自由，也不被拖欠工資，但他不認為這是一個好職業。“當外賣員做了好事平台就會宣傳這是自己的員工，一旦出了事就急於撇清關係，說我們是第三方外包的。”沒有歸屬感和安全感促使趙磊建立了騎士聯盟，並每天不間斷拍攝視頻。他希望大家能團結起來，讓外賣騎手的遭遇被看到，讓外賣騎手的訴求被聽到。 

對此，《中國工人》也給出了解局方案——“三新”領域及其勞動者既需要空間，也需要監管，更需要保障。系統性的困境，也應給予系統性的解決，它不僅關乎從業者和企業，而且關乎每一個人。

發刊詞作者：毛澤東

《中國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國工人階級，二十年來，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展開了英勇的鬥爭，成了全國人民中最有覺悟的部分，成了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鬥爭，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這個功勞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國革命尚未成功，還須付出很大的氣力，團結自己，團結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團結知識分子，團結一切革命的人民。這是極大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這是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責任，這是整個工人階級的責任。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後解放，只能在社會主義實現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為此最後目的而奮鬥。但是必須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階段，才能進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所以，團結自己和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當前的任務。《中國工人》的出版，就是為了這一個任務。

《中國工人》將以通俗的言語解釋許多道理給工人群眾聽，報道工人階級抗日鬥爭的實際，總結其經驗，為完成自己的任務而努力。

《中國工人》應該成為教育工人、訓練工人幹部的學校，讀《中國工人》的人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工人中間應該教育出大批的幹部，他們應該有知識，有能力，不務空名，會幹實事。沒有一大批這樣的幹部，工人階級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階級應歡迎革命的知識分子幫助自己，決不可拒絕他們的幫助。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自己就不能進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這個報紙好好地辦下去，多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

一個報紙既已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但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看的人提出意見，寫簡訊短文寄去，表示歡喜什麼，不歡喜什麼，這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使這個報辦得好。以上，是我的希望，就當作發刊詞。

現在，《中國工人》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管，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主辦的國家級期刊，致力於關注勞工權益和工會發展，多年來已經在學界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

《Time》是美國影響最大的新聞周刊，有世界“史庫”之稱。1923年3月由亨利.R.盧斯和布里頓。哈登創辦。該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夠充分了解世界大事。並辟有多種欄目，如經濟、教育、法律、批評、體育、宗教、醫藥、藝術、人物、書評和讀者來信等。是美國第一份用敘述體報道時事，打破報紙、廣播對新聞壟斷的大眾性期刊，覆蓋面遍布全世界。群體榮譽　2009年，“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群體入圍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亞軍”。

“時代”中國工人代表

《時代》刊載的“中國工人”影響和個人故事，全部來自深圳市寶安區石岩鎮的一家LED企業。

這是4位普通的女工，初中畢業或者初中沒畢業，熱情淳樸，或開朗或靦腆。這一次的“出名”對她們來說是個意外，大多數都還沒有來得及告訴家人。面對逐漸增加的媒體，她們的想法是“以後最好不要在上班時間來採訪，周末怎麼採訪都行”，原因只有一個：擔心影響工作。

在中國，有那麼多聚集了外來務工人員的城市，為什麼是深圳？為什麼是她們代表“中國工人”？因為“普通”，但“普通”之中保存了很多閃光的特質。4位女工，踏實、勤勞，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儘管這樣，她們還是充滿希望。所有的願望，她們都堅信努力可以實現，哪怕要晚一點點。

31歲，湖南邵陽人，

公司主管，初中學歷

1995年，17歲的肖紅霞到廣東潮州打工，一年後到深圳。2003年，她來到現在的公司擔任管理工作，一呆就是6年。肖紅霞是她們當中少有的能與子女一起生活的人，雖然兒子讀小學每學期的借讀費高達4000元。

35歲，湖南邵陽人，

生產組長，初中沒畢業

黃冬艷1998年到東莞打工。2002年，她到深圳開餐館但賠本了，在肖紅霞的介紹下到現在的公司工作。現在是生產組組長，負責焊線工作。

黃冬艷有兩個孩子，一女一男。她幾乎每天都打電話回家，為了省錢，每次通話都很短。她的願望是，三四年後能全家團聚。

21歲，湖南邵陽人，

普通員工，初中畢業

2005年，17歲的彭春霞和姐姐到深圳打工。

彭春霞愛笑，靦腆，平常愛看電視、聽歌。同事大姐開玩笑地爆料，說她今年的願望是找一個男朋友，更長遠的目標是嫁一個好老公。她害羞地承認了。

26歲，廣東梅州人，

生產組長，初中學歷

1999年，初中畢業后僅一個月，16歲的邱小院到深圳打工。2002年，她來到現在的公司工作。邱小院很樂觀，信奉“只要踏踏實實工作，生活自然會好起來”。最近的期望是，將3歲女兒接到深圳讀幼兒園。

每年能夠入選《時代》年度人物多是世界上經濟、政治領域的超重量級人物。作為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聞周刊，美國以外的國家很看重《時代》周刊年度人物評選，其中包括中國。2009年世界經濟萎靡不振的背景下，"中國工人"的形象在《時代》年度人物榜上有名。在深圳一家LED工廠，《時代》周刊的記者遇到了一群年輕的男女，他們都是外地來深圳的務工人員，同時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文章配發了7名來深建設者的照片和他們簡短的故事。肖紅霞、彭春霞、黃冬艷、邱小院、李春英、鄧濤、曹彬……這群來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為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的代表，一夜之間，他們的笑容傳遍了世界。此後中國各地的許多媒體也先後對這些工人進行了報道。

“時代”中國工人攝影師宋朝訪談

為《時代》周刊拍照片

——訪青年攝影師宋朝

在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評選結果中，“中國工人”以群體的形式獲得提名，並且處於亞軍位置。事後就有人評論：當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工人”的時候，我們的攝影記者把鏡頭依然朝向他處。但事實上，“中國工人”肖像的拍攝者並非國外攝影記者，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他就是青年攝影師宋朝。

記者：《時代》周刊是怎麼找到你的？

宋朝：《時代》周刊對於“中國工人”這組題材的拍攝最初的靈感來源是我的那組攝影作品《礦工》，聯繫我的編輯曾在國外看到過《礦工》展覽。她直接通過郵件聯繫到我，從而有了這次合作。

記者：對於中國工人這一群體被《時代》評為2009年度人物，這個結果出乎很多人意料，作為攝影師，你個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宋朝：眾所周知，本次年度人物冠軍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顯然，經濟問題是《時代》09年度人物評選的核心話題。同時，《時代》09年度人物評選結果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這一個體和中國工人這一群體同時上榜，這意味著在他們看來，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而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穩定增長，順利保八，中國經濟能取得如此成績，是中國高層的英明決策和中國工人群體的勤勞付出的共同努力的結果。

記者：怎樣選取拍攝對象，與他（她）們溝通？

宋朝：這個由《時代》駐中國的編輯提前聯繫和確定，但具體的拍攝對象是隨機抽選的，並非特別指定。由於這組工人作品針對的不是人物個體，而是作為中國工人這個大的群體概念而呈現。因此，沒有刻意強調人物的個性部分，而是很客觀地展示了他們的共性特徵。

記者：你如何評價自己這次的作品？

宋朝：儘管在拍攝的形式上類似於《礦工》，但由於跟被拍對象缺乏相應的感情基礎和充分的溝通與交流，因此，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遺憾。但總的來說，效果還是比較滿意。與媒體合作畢竟有別於個人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是需要和編輯不斷地溝通和完善的過程中實現。因為編輯和公眾的反饋信息才是最重要的評判標準。

記者：為什麼拍攝黑白而不是彩色照片？編輯對照片的具體要求？

宋朝：在我看來，黑白影像能過濾掉一些干擾主題的色彩信息，而更有助於強調統一的群體概念。這一整體概念也恰恰是編輯所需要的。同時，在技術層面上講，編輯主要要求4*5大畫幅黑白高品質影像。對於其他方面，並未做太多要求，也給我留出了足夠的發揮空間。

記者：拍攝周期有多長，是否遇到過困難？有沒有助手？《時代》是否給予了幫助？是否在影視拍攝？是否自然光源？

宋朝：前期溝通策劃、籌備、拍攝、後期，大概經歷了半個月時間，很順利！在溝通、拍攝、後期各方面，都由相應的助手來協助完成。《時代》在拍攝過程中也安排了一名編輯和翻譯來協同我的工作，期間組織工人等相關工作由他們協助完成。由於事先無法對拍攝現場進行了解，所以我們準備了戶外自然光和室內人工光兩套拍攝方案，由於現場條件所限，最終選擇在室內進行，以事先自製的巨幅白布為背景，人工光源，順利拍攝完成。

記者：有不少人誤以為這組照片是外國人拍的。在你看來，造成這種誤解的原因是什麼？

宋朝：一方面，在這件事情上媒體關注的焦點是在於年度人物本身，而並非影像背後的攝影師；另一方面，從以往看來，一些大的專題，《時代》使用的攝影師大部分都是他們多次合作的本土攝影師。因此，在大家的意識慣性中，會認為是國外攝影師所拍攝。

記者：中國攝影師為國外刊物拍片，目前這種情況多嗎？估計將來的趨勢呢？

宋朝：目前來講，的確不算多。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樣，以往，國外主流媒體一般不輕易使用對於他們來講比較陌生的攝影師。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國際上地位日趨增強，並逐漸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從而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報道也會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在努力地尋找中國本土的攝影師來合作，其中也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節約拍攝成本，另一方面，中國本土的攝影師比他們更了解中國。

記者：為境外雜誌拍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與編輯和記者的溝通；自由度、時效等）

宋朝：首先，要明確政治立場。在合作之前一定要確定該媒體報道這個事件的立場與自己立場是否相一致，然後才能進一步溝通合作方面的問題。拍攝前期的溝通工作非常重要，遵循編輯對該專題的拍攝要求，在這個基礎上，制定自己的拍攝方案併發揮創造力，往往會給編輯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另外，拍攝器材、場景、道具的選擇以及後期製作等等都是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

記者：之前為國外媒體拍攝的經歷？他們通常需要什麼樣的攝影作品？

宋朝：之前與美國的《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紐約時報）、《Time》（時代周刊）、《Artforum》（藝術論壇）、《GQ》，法國的《OE》以及義大利的《ZOOM》以及FABRICA創意傳播中心等媒體機構合作。因為所關注的領域（包括題材和人物等）不同，不同門類雜誌對於攝影作品的拍攝要求也不同。就我個人來講，我所拍攝的方向多以環境中的人物肖像為主。列舉一下拍攝的某一組藝術家的照片，編輯的要求，談個兩三句即可。2007年《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中國當代藝術家系列，編輯要求通過畫面能夠明確被拍對象的身份，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結合作品強調各個藝術家不同的精神狀態與特徵。如圖（范迪安、皮力、管藝、侯翰如等）以及深圳工人系列等等。

記者：被收藏、展覽和刊載在著名媒體上，你更喜歡以什麼方式呈現作品？哪一種對你來說是更主要的方式？還是差不多？

宋朝：應該根據作品的題材去決定吧！對我個人來說，目前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專門與媒體合作拍攝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種商業行為；另一種是個人獨立創作作品，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和個人觀點。該類作品主要是通過畫廊運作、展覽展示，博物館收藏等呈現方式來體現其相應的價值。對於我來說，其實二者並不衝突，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

記者：你認為攝影師應該如何在圖片市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認為在圖片市場中自己主要的方向？或者期待值？

宋朝：攝影師有各自所專註的攝影方向，那麼，其影像作品價值所體現的途徑也各不相同。因此，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明確自己所專註的攝影方向。例如：新聞、紀實、商業、藝術等等攝影，各有各的市場渠道和規則。就目前而言，我在商業合作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不同領域的人和事，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開拓我的思維，並作用於我的個人創作；而在每次的商業合作中，我往往又會以藝術創作的思維來反作用於每一組商業影像。

——轉載自2010年3月《攝影世界》

中國工人意外獲得了美國影響最大的新聞周刊《時代》的關注，當選2009年年度人物亞軍，而且還是今年榜單上的唯一一個群體。《時代》在評價時說，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這些功勞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

勤勞、堅韌，這是《時代》眼中中國工人的性格，同時也正是數億中國工人的真實寫照。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肩頭上的重任，更不敢把自己抬高到拯救全球經濟的地位，但恰恰是他們，“拋妻離子，背井離鄉，進入城市裡辛苦地勞作，他們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

《時代》年度人物被認為是時代最重要的“領導者”，中國工人獲得認同的背景是，《時代》周刊把今年的年度話題鎖定為“經濟衰退”，而中國工人通過“中國製造”引領了世界經濟的復甦，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經濟的再衰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精英雲集的華爾街引發的金融危機，最終居然要由默默無聞、身份平凡的中國工人來力挽狂瀾，創造復甦奇迹，兩者之間的反差實在是太大了。

然而，中國工人僅僅只是獲得了《時代》的認同，卻並沒有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僅有1%的人願意做工人，人才就業意向根據頻率高低依次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壟斷性企業、金融保險和競爭性企業等。工人，越來越不被人看好，究其實質，與當前社會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認同有關。

工人，現在基本上成了流水線操作者的代名詞，是不需要多高技術的作業者，於是工人們的“低工資”就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勞動力的成本優勢。而且多年來，工人的勞動報酬幾乎不見增長，欠薪時有發生。同時，社會保障、福利待遇等和其他社會階層存在不少差距。這樣一個利益分配現狀，決定了工人的社會地位相當低下。

計劃經濟時代，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一曲《咱們工人有力量》唱出了那個年代的工人的優越感和自豪感。然而，隨著社會的轉型，工人雖然仍是財富的創造者，但社會地位卻今非昔比。儘管很多城市高級技工一“工”難求，但很多人仍羞於做工人。

工人不被社會認同，實際上是個相當危險的信號。我們正處在一個向現代工業化國家轉型時期，這決定了工人是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畢竟城市化、現代化的推進都離不開工人的勞動和創造，他們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實體經濟和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時代》的評價——“在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工人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就是一個例證。

中國工人需要時代的認同，這不僅僅是善待“時代領導者”的情感需要，更是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的理性需求。但要重拾工人的身份認同，又談何容易。它需要的不只是利益分配機制的變革，包括建立持續的工人收入增長機制，在社會保障上向工人傾斜；還需要縮小社會的階層差異，消除附著在身份之上的各種觀念、文化。

如何從美國《時代》對中國工人的評價中獲得啟示，給予中國工人應有的時代認同，社會當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