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6年，蔣介石奪取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之後，實行軍事獨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更日趨反動。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總司令部，已決心實行清黨反共，並開始做積極的準備。為了進行反共策劃，他首先從廣州招來了戴季陶、吳鐵城等一大批國民黨右派成員。

戴季陶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曾任中央宣傳部長，孫中山逝世后，他即積極推動開展一個“自異於帝國主義和官僚軍閥的反赤運動”。1925年5月，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薩坡賽路慈安里設立了一個“戴季陶辦事處”，專門從事反共著作，先後炮製了《孫文主義的哲學之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宣揚所謂的“孔孫道統”，妄圖用孔孟之道歪曲孫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閹割其革命內容。戴季陶主義一出籠，立即成為國民黨右派進行反動活動的理論“旗幟”。蔣到南昌后，立即電邀他北上，共同策劃清黨反共事宜。

隨同戴季陶一起前來的還有吳鐵城。他曾任廣州公安局局長，也是一個著名的國民黨右派。據吳鐵城自己回憶，早在中山艦事件之前，他就建議蔣介石制裁共產黨，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現有特別戶籍的登記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產黨員十數人，而後，用一艘輪船將彼等運往中山縣附近一小島，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暫行予以拘禁”。蔣表示“考慮再說”。中山艦事件后，為掩人耳目，蔣介石假意將他撤職。為了實行反共，蔣介石特邀他來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聯絡。

蔣介石招來的另一個，是在天津隱居的黃郛，黃郛因反對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後擔任過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教育總長，並一度代理過內閣總理。蔣介石進駐南昌后，兩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張群親去天津相請，年底，黃郛來到了南昌。

12月31日，被蔣介石稱為“良師”的張靜江和陳果夫等人，隨同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來到南昌。張靜江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屆二中全會後，出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因他是個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讓給了蔣介石，北伐期間由他代理。他利用職權，夥同組織部長陳果夫，強行解散了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廣州市黨部，並向各地安插親信，進行竊權活動。同時對廣東的工農運動大肆鎮壓，殘殺農會幹部，派流氓燒毀了省港罷工委員會。

這些人密集南昌，在蔣介石周圍形成了一個反動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蔣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廬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館，開始進行密謀策劃。密談數日，主要由黃郛獻計，決定如下：第一，必須明示“離俄清黨”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軍要“底定東南，聯繫紳商”；第三，在外交上要“棄俄聯日”；第四，在軍事上要聯合閻錫山和馮玉祥。

按照在廬山所定的方針，蔣介石立即積極行動起來。他從武漢一回到南昌，就對蘇聯顧問鮑羅廷展開了攻擊，他致電武漢聯席會議主席徐謙，說鮑羅廷在武漢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的顧問職務。他又公開提出了驅逐鮑羅廷。蔣介石集中全力攻擊鮑羅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覺到除鮑羅廷以外，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皆是些政治上的無能之輩。……而只要鮑羅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圖把他的反蘇活動，說成是只對某個人不滿，藉以掩蓋其反蘇的真正目的。

當時，有人指責蔣介石“疏俄親日”。對此，蔣介石一面表示:“聯俄政策，為總理所遺留，目前雖有其代表日久驕縱，對本黨領袖多方壓迫，但中正認此為其個人之行動，與蘇聯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牽涉，無論其個人態度如何，吾人對於蘇聯，決不改向日之關係。”一面卻說:“為什麼要聯合蘇俄，就是蘇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國，蘇俄既不放棄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們那能放棄聯俄政策。……不僅日本，無論哪一國，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國的時候，那麼，我們對他們，如同對蘇俄一個樣子，未始不可以聯合的。”又說:“我們聯合蘇俄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義上頭，所以就要聯合蘇俄，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一樣反對他們，這一句話我早已講過的。”

對於共產黨，蔣介石自己講:“我在廣州時，對共產黨的行動，時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產黨主張，在廣州即欲實行，不是今日始有此決心，惟在廣州苦於說不出口，又恐勢力不敵，致國民黨亡於我蔣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開始后，進軍十分順利，蔣介石卻哀嘆說:“我軍雖獲大捷，而前後方隱憂陡增，共產黨在內做祟，非使本黨分裂與全軍崩潰而不止。遍地荊棘，痛苦萬分。”廬山密謀之後，蔣介石就公開叫囂要制裁共產黨了，說:“現在有一種謠言，說中正現在對於共產黨的同志有不信任疏遠，並且有反對他們的傾向，其實並不能這樣說的，中正並不會反對共產黨，中正向來是扶助共產黨的，……但是我亦曾附帶的有一句話，就是說共產黨將來強大起來了，如其黨員有跋息強橫的事實發生，那我一定要糾正他，並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現在共產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於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這樣我便不能照從前一樣的優待共產黨員了，如果還同從前一樣的態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國民黨員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國民黨黨員。”又說:“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說起來，共產黨的成敗是要我負一份責任的！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勢力之一部分，所以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

在李烈鈞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禮上，蔣介石再次發表演說，謂共產不過為經濟發展之一方法，有數國情形或適用之，但若中國採行共產制，則為大害，徒使中國傾覆與革命耳。

1月26至27日，蔣介石在廬山又接見了日本海相財部彪派來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蔣介石的老師，二人進行了長談。蔣向他強調說：“我理解滿洲和日本在政治、經濟上的重大關係，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流過血，有感情上的問題，我認為對滿洲問題，必須特殊考慮。”又說:“我欣賞幣原外相的演說，如果日本正確評價我們的主義和鬥爭，我願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蔣介石還會見了日本駐九江總領事江戶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儘可能地尊重現有條件；保證承認外國借款，並如期償還；外國人投資的企業將受到充分的保護。

不久，蔣介石又接見了日本軍部的代表永見增輝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帶著戴季陶的介紹信來見蔣。蔣更明確地表示:“本總司令決心已下，誓與共產黨不共戴天，願意中日提攜，共同防共。"蔣介石還接見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條太郎。二人會談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記者宣布，蔣介石是最出色的軍事領袖。隨後，蔣介石就派黃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聯絡。他向矢田表示，對“整頓國民政府內部已下決心”。

蔣介石在與日本帝國主義緊密勾結的同時，還通過兩條渠道與美國建立了聯繫。一是通過王正廷去上海與美國聯絡。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與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舉行了秘密會談，王告訴美方，國民政府的控制權並未完全落入極左派手中，國民黨軍不是布爾什維克；漢口事件不會在上海重演；國民黨軍可以不進駐上海，以免與外國軍隊發生衝突。他還透露，正設法收買上海的軍閥，上海可能不戰而易手，屆時可成立一個委員會實行統治，必要時，用警察和某些“志願人員”來“維持秩序”。

蔣介石還通過孔祥熙與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建立了聯繫。孔祥熙是廣東省的財政廳長，他通過英國人寇罕與詹金斯聯繫，寇罕曾擔任過蔣介石的私人保鏢。詹金斯和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向國務院報告說：根據寇罕的情報，“如果列強要把俄國人趕出中國，他們應當現在就同蔣將軍建立直接的聯繫”，又說：“蔣恨俄國人，只是因為蘇維埃政府給他提供武器彈藥，他才勉強與鮑羅廷合作。”“如果英國和其他列強願做俄國人正在乾的事情，蔣將軍將立即同鮑羅廷決裂並制止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暴力活動。”3月初，蔣介石

又通過他的美國朋友諾曼，向美國官方作了與上述電文相同的表示。

蔣介石還派員到英、美、日、法、意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國主義者清楚地看出，蔣介石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烈分子，維持這裡（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許他帶著衛兵自由出入租界，並答應以駐紮在上海的侵華軍隊幫助其鎮壓革命。他們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通過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並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更促使蔣介石下定了清黨反共的決心。

為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繫，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繫。江浙財閥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蔣介石和他們又有著歷史淵源關係，江浙財閥的許多頭面人物，都是蔣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蔣介石去武漢時，曾在寧波會館召集江浙資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頭面人物秘密集會，蔣在會上明確表達了他反對武漢政府財政經濟政策和工人運動的立場，得到與會者的讚賞。

蔣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專程到南昌，與蔣介石進行了密談，雙方達成了交易，蔣要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支持他，虞要蔣明確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並迅速見諸行動，把正在迅猛發展的工人運動壓下去。虞洽卿還參加了廬山密謀。回到上海后，江浙資產階級撇開原有的擁護孫傳芳的上海總商會，另組一個擁護蔣介石的上海商業聯合會，由虞任會長。

3月初，蔣介石又派張靜江去上海，加強與江浙資產階級的聯繫。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巨款，首先由錢新之、陳光甫按蔣介石來信的要求，資助蔣50萬元，幫他解決了年關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4月1日，又墊付了300萬元。上海棉紡業的榮宗敬拍著胸脯說:“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蔣介石曾感謝地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已議有辦法，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

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發展，當黃金榮得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蔣志清時，頗為得意。3月中旬，蔣介石特派代錶王柏齡(第一軍副軍長)、楊虎(總司令部的特務處長)和陳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先後到上海，帶著秘密使命化裝潛人了黃公館，先與黃金榮會晤，然後由黃召集張嘯林和杜月笙來密商合作反共清黨事宜，並負責統一指揮。然後，楊、陳兩人又到杜公館再次密談。楊虎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記載，在上海反共的關鍵時刻，“與當地聞人黃金榮、張嘯林、虞洽卿、王曉籟、杜月笙等深相結納，請其協助”。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為堅決地支持蔣介石，他認為機不可失，只有參加反共，將來才有政治地位。於是，上海幫會決定投靠國民黨。在歷史的抉擇面前，最活躍的要數杜月笙，其反共的積極性要高於黃金榮。於是幫會首先拒絕汪壽華方面的種種支持與要求；其次監視中共和糾察隊；再次恢復“中華共進會”，召集舊部，建立武裝力量，決定必要時對糾察隊“施展鐵腕”，“一舉加以解決”。黃金榮、杜月笙等還向蔣介石表示：願意承擔反共的具體工作， “全力協助，義無反顧”，“即使赴湯蹈火，我們也樂於從命”。不久，他們就帶領一批“中華共進會”匪徒撲向上海總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發生摩擦，為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找到了借口。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蔣介石定下“整頓國民政府內部”的決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裝，然後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取代武漢派，奪取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勞資問題上，“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大資產階級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支持，並立即為蔣提供300萬元資助。上海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為他們提供經費、武器，並派王柏齡、楊虎、陳群等軍官將他們編成隊伍。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緊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首先將沒有完全受他控制的軍隊陸續調開或解決，而調集其嫡系部隊及新近投靠過來的軍閥部隊接防滬寧地區。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集秘密會議，策劃“清黨”反共。3月28日，吳稚暉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會上誣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提出對共產黨“應行糾察”。隨後，吳稚暉致函國民黨中央監委，聲稱共產黨“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4月2日，蔣介石邀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等開會，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汪精衛於4月1日從國外回到上海。4月3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汪復職的通電，並與汪秘密會談。蔣介石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汪精衛因擔心這樣做會使權力全部由蔣獨攬，主張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4月5日，蔣介石發布總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

4月8日，蔣介石指使吳稚暉、白崇禧、陳果夫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規定該會將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后成立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4月9日，蔣介石發布《戰時戒嚴條例》，嚴禁集會、罷工、遊行，並成立了淞滬戒嚴司令部，以白崇禧、周鳳岐為正、副司令。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騙手段麻痹群眾。他剛到上海，對上海總工會交際部主任趙子敬說：“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余可擔保不繳一槍一械。”他派軍樂隊將一面寫著“共同奮鬥”4個大字的錦旗贈送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以表示對上海工人的“敬意”。蔣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緒后，離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監督執行其反革命政變的陰謀計劃。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於蔣介石的某些陰謀活動是有警惕的，也採取過堅定的態度。但是，在蔣介石到上海后，共產黨的政策很快發生變化。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表現了嚴重的右傾麻痹。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宣讀了陳獨秀關於“要緩和反蔣”的信。之後，上海的反蔣鬥爭開始放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發表后，一部分共產黨員十分憤慨，但許多人卻誤以為局勢已經和緩下來。原來在武漢整裝待發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軍不再東下，第六軍、第二軍的絕大部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離開南京開往江北，使蔣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蔣介石發出“已克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密令，上海的形勢驟變。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準備 好的全副武裝的青紅幫、特務約數百人，身著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法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四齣。從1時到5時，先後在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倉猝抵抗，雙方發生激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槍械。上海2700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犧牲120餘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佔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1000餘人，交給蔣介石的軍警。

罷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舉行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20萬人。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

要求

大會通過決議，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裝；二、嚴辦破壞工會的長官；三、撫恤死難烈士的家屬；四、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的抗議；五、通電中央政府及全國全世界起而援助；六、軍事當局負責保護上海總工會。

會後，群眾冒雨遊行，赴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遊行隊伍長達1公里，行至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埋伏在里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奔出，向群眾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知其數。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

當天下午，反動軍隊佔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后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系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制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大意為：

（1）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

（3）國民黨中央的一些老領導人會動搖和妥協，應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

（4）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

這份文件被汪精衛從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手中得到。國民黨高層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並將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軍及總預備隊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指揮。這些決定得到武漢各界的一致擁護。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是為“寧漢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衛政權下屬的一些反動軍隊發動馬日事變。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Roy)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共產黨對武漢政權的掌控，並處分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武力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8月1日共產黨以“南昌起義”進行全麵攤牌。武漢國民黨右派在8月開始清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全面破裂。

蔣介石通過此事成為了被國民黨內右派的多數派支持，成了最高領袖，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鎮壓。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破壞北伐統一，清黨使掃除軍閥統一全國的事業嚴重破壞，延緩了成功的時間。蔣雖然不久由於北伐軍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權，完成北伐，開始了在中國數十年的統治。

四·一二事件對國民黨的組織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清黨前，國民黨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121萬，其中有國民黨員身份的共產黨員不超過5萬。清黨一年後的1928年3月，國民黨員人數為22萬。1929年12月回升到27萬，其中絕大多數黨員還是是軍隊或高級黨政機關的人員。這意味著清黨行動清掉了國民黨左派全部黨員的一半多，國民黨黨務系統大換血。北伐前後各省建立的縣、鄉國民黨基層組織，“清黨后基本瓦解，恢復得十分緩慢”。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浙江省建立縣黨部的縣份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層可以看到，農村中是很難找到黨的勢力的微弱影響”；“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並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

四·一二事件使共產黨的發展嚴重受挫。共產黨認為，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的失敗。四·一二事件之後，共產黨內堅持和國民黨妥協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等人被認為右傾投降主義被撤職。陳獨秀被認為一味退讓，甚至要求工人糾察隊向國民黨上繳武器，造成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武力清黨毫無準備。中國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奪取中國政權的道路，共產黨聯合極少數國民黨左派在南昌發動南昌起義，開始了組建共產黨軍隊，開展武裝革命，直到奪取中國的政權。

幫助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則事業順利發展。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一度持此功謀求上海市長一職未遂。1949年在國共內戰中，國民政府失敗退往台灣之際，杜月笙擔心自己當年參與四·一二事件的經歷令共產黨不會放過他，便逃到香港。

國共反目：“包辦婚姻”的必然結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是傾向於同情共產黨的魯迅在1927年9月所寫下的一段文字。

“近來蔣介石們不堪共產黨的壓迫，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厲害多少倍。同時共產黨勢力範圍內也天天殘殺右派。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黨人殺黨人——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一萬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可憐這些人胡裡胡塗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這是傾向於同情國民黨的梁啟超在1927年5月寫下的一段文字。

兩黨合作是一場共產國際主持的“包辦婚姻”

孫中山看不起共產黨這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所以不願與中共做平等的黨際合作，而必欲中共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產黨人也看不上國民黨這類落後、陳舊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

這場“國共合作”，無論它是被稱作“聯俄容共”（國民黨），還是被稱作“聯俄聯共”（共產黨），都僅僅只是一場共產國際強行撮合的“包辦婚姻”——孫中山需要蘇俄的盧布和組織經驗；中共則必須聽命於其上級組織。

“黨內合作”模式也是共產國際“包辦”的結果

這場“包辦婚姻”的具體聯姻模式——“黨內合作”，也就是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是共產國際一手包辦的結果，從來都沒有獲得中共真正的贊同。該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個“早產兒”，很顯然，這是他後來一直堅持中共必須與其他成熟政黨進行“黨內合作”的主要原因。

但這種“黨內合作”模式，從一開始就既不被國民黨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黨人的認可。國民黨人張繼希望“兩黨合併”（實際上等於國民黨兼并中共），堅決反對“黨內合作”；孫中山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欲以殺一儆百開除資深黨員馮自由的方式。共產黨方面，陳獨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設想的，是與國民黨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據陳獨秀回憶，當時中共的五個委員，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陳獨秀自己，都一致反對“黨內合作”，其主要理由則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

但因為共產國際的高壓，國民黨人和中共黨人最終接受了“黨內合作”這一聯姻模式。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矛盾，註定這場“包辦婚姻”難有好的結局。

矛盾（1）：國民黨拒絕被中共定性為“資產階級政黨”

共產黨員們堅定地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則堅定地不承認自己有什麼“資產階級性質”。這種矛盾，給國共合作帶來的負面影響，至少有兩種：其一，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后，通過宣傳國民黨的落後和本黨的進步，將國民黨內的進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產黨陣營中來；其二，共產黨人不能認同國民黨為革命所劃定的範圍和界限，在包辦工、農運動的時候，屢屢突破國民黨所能接受的底線。

矛盾（2）：國民黨黨員大量流入共產黨

國民黨本身具有明顯的“左傾”性質，其社會主義政黨的特徵非常明顯；孫中山作為黨的精神領袖，從1900年代開始，闡揚社會主義不遺餘力，聯俄容共之後，更喊出了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口號。這使得許多國民黨員產生了一種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的錯覺，甚至覺得共產黨的信仰要比國民黨的信仰更高級。

這是國共合作之後，大量的國民黨黨員流入共產黨的主要原因。隨著國民黨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納進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國民黨人感到國共合作的形式在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共訓令其新黨員非必要時不再加入國民黨；而另一方面，國民黨青年卻不斷湧入共產黨。‘本黨容納共產黨的政策，彷彿變為共產黨容納國民黨的政策了！’到國共合作後期，這種慨嘆在國民黨內幾乎成了一種共鳴。

矛盾（3）：中共控制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

“黨內合作”對國民黨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擾，是最高權力機構的失守。對此，共產國際和中共都不諱言——譬如：維經斯基在1926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至於說到國民黨，應該說，在國民黨中有我們共產黨。共產黨實際上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國民黨。我們黨處於國民黨之中，對國民武裝力量，即國民軍實行著自己的政策。”

矛盾（4）：中共在國民黨內秘密行動，令國民黨人非常不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對秘密黨團活動有明確要求：“吾黨在國民黨及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應組織黨團，從中支配該黨和該團體的活動。此種團體應與SY同志合組之，按其性質隸屬於各級執行委員會。”

這種秘密性，讓許多國民黨人產生了一種“國民黨黨務，共產黨員可以操縱，而共產黨黨，國民黨員絕對不能參加”的危機感——中共對國民黨的家底一目了然；國民黨卻對自己組織里有多少共產黨員完全沒有概念，更無從知曉自己哪些基層黨組織乃至中高層黨組織已經完全被中共控制。這種秘密性，既是“清黨”運動最終嚴重擴大化的緣故；也是中共日後在秘密戰線上完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

矛盾（5）：兩黨在革命路徑上存在嚴重分歧

既然中共堅持將國民黨看作資產階級政黨，而國民黨又堅持認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這種革命路徑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國民黨希望徹底北伐，推翻軍閥，建立黨國，為了這個目的，可以暫時與“帝國主義”達成和平妥協；中共秉承共產國際“堅決反帝”的指示，寧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其結果就是：作為軍事領袖的蔣介石，希望暫時以北伐為重，不要激化與英、美等國之間的關係；包辦群眾運動的中共，則持續不斷地組織群眾衝擊外國使館、衝擊租界，乃至組織群眾暴動武裝收回租界。

2、國民黨不認為中國的階級矛盾已經激化到必須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將工、農運動保持在一個適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則根據其階級鬥爭理念，在工、農運動中一味過激左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