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於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鄭觀應的家境並不富裕，祖父鄭鳴岐是一位“不屑以尋章摘句為能”的普通文人，父親鄭文瑞終身未獲科名，長期作鄉村塾師。鴉片戰爭以後，在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買辦成了時髦的職業，成為發財致富的捷徑。在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下，鄭觀應的叔父鄭廷江、同宗兄鄭濟東都作了上海外國洋行的買辦。

咸豐八年（1858年），鄭觀應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初至上海，鄭觀應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邊聽差，邊習英文。

咸豐九年（1859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在公餘之暇，他與廣東鄉友梁綸卿入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夜課學習英文。在寶順期間，他為洋行開闢了江西、福州等處攬載行，還投資加入中外商人合辦的公正輪船公司。

咸豐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絲樓，併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

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同治八年（1869年），他在皖營報捐員外郎，次年捐升郎中。

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生祥茶棧停業后，他又當上揚州寶記鹽務總理。這時的鄭觀應不僅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的企業經營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鄭觀應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並且同年中國大型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鄭觀應投資入股。

同治十三年（1874年），鄭觀應受聘為太古輪船公司總理之職併兼管帳房、棧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

自光緒初年始，鄭觀應投資於清廷所辦的洋務企業，在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局、山東登、萊、青、莒四府和東北錦州的五金礦等企業中都有他的投資或股份。此外，他還聯絡同人集股開辦造紙公司和開墾公司。

光緒三年（1877年），鄭觀應與經元善、謝家福、嚴作霖等創辦籌賑公所，賑濟山西災荒。

光緒四年（1878年），鄭觀應又與徐潤、盛宣懷等人辦義賑公所，捐資賑濟河南、直隸、陝西等省災荒，獲得侯補道銜。同年，開平礦務局設立，他投資入股。又在當年設立的上海機器織布局任襄辦，投資1萬兩，兩年後，再認股5萬兩。

光緒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同年，鄭觀應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於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採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

光緒七年（1881年）任上海電報局總辦。

光緒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受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合同。由於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

光緒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后不久，法國艦隊進攻台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台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藥。

光緒十年（1884年）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我這些年來命運坎坷，大多事與願違。以致於在外有上司朋友的譴責，在家裡還有父兄妻子的怨恨，可謂是進退維谷，申訴無門啊。如今我身敗名裂，不足以被別人驅使了，我雖到處去求別人，也始終沒有稱心如意。”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

光緒十九年（1893年），李鴻章再度委任鄭觀應為招商局幫辦，整頓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合同。並擬出《整頓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頓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同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后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

光緒二十年（1894年）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姦細、採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隻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佔東北后，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於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

甲午戰爭結束后，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鄭觀應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死後，鄭觀應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鄭觀應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不久因“守制”去職。

宣統元年（1909年），鄭觀應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託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鄭觀應自川回滬。

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併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

民國三年（1914年），他因年邁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辭呈，並於冬月寫好遺囑，準備修身靜養，安度晚年。晚年的鄭觀應對教育事業傾注了很大熱情，曾長期擔任招商局公學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務中學的名譽董事。由於他在商界深孚眾望。

民國八年（1919年）六月招商局股東常會改選董事時，他仍繼續當選。

民國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

民國十一年（1922年）五月，鄭觀應病逝於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

民國十二年（1923年），他的靈柩移葬於澳門。

鄭觀應一生從事工商業活動。他主張收回關稅自主權，認為“其定稅之權操諸本國，雖至大之國不能制小國之輕重，雖至小之國不致受大國之撓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條約》中的協定關稅條款，要求以國際公法為準繩，爭國家之主權。指出“稅則既定專條章程盡人能解，何用碧眼黃髮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關稅自主的重要意義“千萬巨款權自我操，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

鄭觀應主張實行關稅保護政策，以促進我國民族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他說“凡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遇來源、收我權利，富我商民．酌盈劑虛，莫要如此”。他認為清朝進口關稅稅率太低，應“重訂新章，一律加征。”鄭觀應的重商思想還體現在他的裁厘主張上。他指出“當栽培工商以敵洋貨而杜漏厄，勿搜刮稅厘以病民而自病”。他列舉了厘金稅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數涓滴歸公，名實相副，是損於民而猶利於國”，認為“厘捐不撤，商務難以振興”。他還借鑒西方印花稅制，提出以印花稅代替厘金稅的設想。

鄭觀應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戰”理論。努力追尋“商戰”近代意義並反覆加以論釋者，則由鄭觀應肇始，他把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手段歸結為“兵戰”（軍事侵略）和“商戰”（經濟侵略），並認為後者比前者更為隱蔽、更有威脅性，因而中國在反侵略方面也應該把反對經濟侵略放在比反對軍事侵略更為優先的地位。鄭觀應是甲午戰爭（1894年）前後風靡一時的“商戰”理論的主要代表者。

鄭觀應所指的“商戰”是對應於“兵戰”而言。他的這一名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習兵戰不如習商戰。”說的是學習西方，僅僅熱衷於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遠不如象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振興商務。為進行“商戰”就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此盡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時，小民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國兼并，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英之君臣又以商務開疆拓，辟美洲，佔印度，據緬甸，通中國，皆商人為之先導，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據興商務。安得謂商務為末務哉？”

鄭觀應強調指出：“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我中國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於富強之世耶？在《商務》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互相表裡。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坐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商戰，必須根本改變傳統的賤商觀念和士農工商等級結構，充分肯定現代企業家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為此，鄭觀應特別抨擊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固守傳統觀念，己成為工商業發展即進行“商戰”的重大障礙：“中國不乏聰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積習太深，不肯講習技藝，深求格致，總以工商為謀利之事，初不屑與之為伍。其不貪肥者，則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圖者，必借端而胺削之。於是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

要進行商戰，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現代商務人才，即現代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他們都能按照世界範圍內行之有效的規則不斷推進工商業的發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務》篇中指出：“中國自通商以來，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為改變這一狀況，全面提高工商業者及相關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質，鄭觀應要求在中央於六部之外特設商部，分設商務局於各省水陸通藺，由素有聲望的紳商為局董，支撐和保護工商業者發展實業。同時，於各府、州、縣設之商務公所，由工商業者自行選舉商董。這裡，當然不乏理想主義，未免太樂觀了一點，但是，要發展現代工商業，就必須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質的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必須建立近代企業制度，按照確定的通行規則行事，這一清醒的意識進一步說明，在鄭觀應這裡，“商戰”有著非常明確的近代意識。

鄭觀應尖銳地抨擊長期以來，中國“學校之制度，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惘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對於科舉考試製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評，指出：“中國文士專尚制藝，即本國之風土、人情、兵刑、錢穀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於無用之時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又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為適應科舉而學習，“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貼之專工，汩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於無用之地。”

對於如何改變這一現狀，鄭觀應認為，首先應當廣建學校，要象德國那樣，“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決普及義務初等教育問題；然後，通過通商院、實學院、技藝院深造，傑出者再入太學院學習。鄭觀應指出：“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十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為此，他建議：“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並重，日本設文部大臣，並分司責任。聘中外專門名家，選譯各國有用之書，編定蒙學普通專門課本，頒行各省。並通傷吏督同地方紳商就地籌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報部獎勵。務使各州、縣遍設小學、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

廣設學校，鄭觀應更要全面改變教學內容，以改變人們的知識結構和人們的既有觀念。他在《西學》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實是誤國誤民。他介紹西學分天、地、人三類。所謂天學，“以天為綱，而一切演演算法、曆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凡此，皆是有益於國計民生之學。鄭觀應還指出：“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應用性強的各種學問，都以基礎性的學問為根基。西學還有一個根本性特點，這就是“皆實征諸事，非虛測其理”。凡此，鄭觀應認為，都值得中國師法。“西法各種，西人藉以富強，已收實效，皆有程式。我步趨其後，較易見功。由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學化為中學，不及十年，中國人才無難與泰西相領頑。”為改變人們陳陳相因的習慣性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除發展學校教育外，還需大力發展社會教育。鄭觀應指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一有三事：曰學校，日新聞報館，曰書籍館。”興辦各種報章雜誌，出版各種圖書，建立一大批報社和圖書館，便成為進行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報》篇，專論廠設日報在“通民隱，達民情”中無可替代的作用，主張各省創辦臼報，以使“民心無不愜，民志無不伸”，同時，通過報紙，使諸者不逾戶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書》篇，專論各省應於各廳、州、縣分設書院即圖書館，“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群書。”

在國際關係與中外關係上，鄭觀應根據其對於西方國家歷史現狀的深刻了解，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國際關係與中外關係。在《論公法》一文中，他指出：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各國藉以相互維繫安寧和睦的法寶，便是共同遵守的“國際公法”。中國應該打破與世界隔絕的觀念，把自己擺在萬國之一的地位，利用公法維護自身的地位。

在思想觀念上，鄭觀應認為要去掉中國人固有的“天朝上國”和“夷夏大防”的陳舊觀念，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別國。如果中國能夠把自己擺在“萬國中之一國”的地位上，那麼，萬國公法就不能把中國排除在外。在國際關係上，則要打破西方列強把中國排除在公法之外的企圖。

對於西方列強的侵略，他力主抗爭。除了軍事抵抗之外，外交抗爭必不可少。他對中外條約的不平等性進行了全面的檢討，涉及通商、傳教、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內河航行權、外人管理中國海關等諸多方面。

由於內憂外患頻仍，鄭觀應非常關注國家安全。在“師其所長，奪其所恃”的思想指導下，他對於學習西方長技，加強軍事操練和改進武器裝備非常重視。他一再強調，“兵制陣法宜練也”，“槍炮器械宜精也”。

在軍民聯防、籌建海軍、海防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論練兵》一文中，他先總結了中國古代的兵法，指出“兵在精不在多，將在謀不在勇”，“今之戰事雖與古異，戰之心法仍與古同”，一定要汲取古代軍事思想的精華。同時對於將領的選擇、武科考試的選舉，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練兵的方法上，他主張學習英國訓練方法，做到號令嚴明，步調一致。對於軍民聯防問題，他在《論民團》一文中對古代寓兵於農和後世經辦民團的做法加以肯定，但認為還不夠。對於海軍以及沿海布防，他在《論水師》一文中，他主張把沿海分為中洋、北洋、閩洋、南洋四洋，分別設置重鎮，勢成犄角，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直隸、奉天、山東三口為一鎮，江蘇、浙江、長江為一鎮，福建、台灣為一鎮，廣東自為一鎮，編為四鎮，各設水師，收聲勢相連、指臂相助之效。同時在四洋防守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洋務運動中，針對軍事改革中出現的軍事採購問題，導致洋務運動的成效不著，同時他認為在武器的採購上，應該要精，同時應該自行進行仿製，不能永遠依賴別人，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

鄭觀應通過對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管理科學的吸收，從事借用中國某些傳統形式來變革中國傳統哲學嘗試，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觀具有若干近代哲學的特徵，為中國哲學史增添新內容。

在本體論方面，鄭觀應首先提出帶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色彩的“道”範疇，並把“道”歸結為物質性實體，從而閃爍著機械唯物主義的光芒。同時他又把倫理道德規範的“中”作了非科學的抽象，並把這個抽象化了的“中”也規定為“道”的內涵，因而其哲學變革還深受著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在認識論方面，鄭觀應對中國傳統的名實關係、知行關係等理論，賦予了西學的內容，主張學以致用，行而後知。

在發展觀方面，鄭觀應提出了具有新學內容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常與變等問題。他從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出發，認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從事於對社會的改造。在常與變問題上，鄭觀應提出“以西學化為中學”的命題，在發展觀上具有著質變的意義，但是，鄭觀應最終還是肯定了“器可變，道不變”，從而在方法論上陷入形而上學。

總之，鄭觀應的發展觀是一種承認漸變乃至承認突變，而又歪曲突變的漸變論。這是資產階級既要求改造封建生產關係，而又妥協於封建等級制的形而上學的一種特殊形態。在中國近代哲學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來的嚴復、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產生直接的影響。鄭觀應不是衛道者而是改革者，鄭觀應主張國家富強之本，在開議院，中國應仿效英、德兩國議院之制，實行君主立憲，其餘各種興革都不過是末。不應把鄭觀應的哲學觀點與政治觀點混為一談。

鄭觀應在詩歌與社會關係方面，主張“直記時事”、“寓意規諫”；在詩歌與感情關係方面，主張“吟詠性情”，“暢敘襟期”；在詩歌與形式關係方面，主張“不拘格調”、“不取法古人”；在詩歌與語言關係方面，主張“力掃靡詞”、“文字尤貴顯淺”。在近代詩歌口語化和白話化的道路上，鄭觀應確乎比頗負詩名的黃遵憲邁進一大步。鄭觀應詩歌的內容以實業詩最負盛名，它反映了振興實業的目的、內容、措施和保障。鄭觀應詩歌的風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氣干雲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溫醇樸實的一面。其詩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飾，隨事隸詞，稱情而言”的特點。其詩雖以直抒胸臆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動、富有詩意的描繪。其詩歌在題材的開拓、觸覺的敏銳、思想的深度諸方面，堪稱走在同時代詩人的最前列。

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藥。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后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他在書中宣稱：“欲攘外，亟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因此，他提倡“其應興鐵路、輪舟、開礦、種植、製造之處，一體准民間開設，無所禁止”，同時他指出，僅學習西方技術而不進行政治改革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必將失敗，必須在中國立即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該書問世后，受到知識界重視，有力地推動了維新變法思潮的廣泛傳播。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鄭觀應提出了舉辦世博會，是中國主張辦博的第一人。《盛世危言》中的《賽會》一篇集中反映了鄭觀應對世博會的理解，並大膽提出了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主張。他寫道：“故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

“買辦”一詞最早見於明朝，是指為宮廷採購物品的代理人。清代在廣州設立“公行”制度，“買辦”一詞又特指公行中洋商採購物品之人。五口通商后，公行制度廢除，但買辦不僅沒有消失，地位反而變得重要起來，他們轉而受雇於外國人所辦的洋行成為華洋交易的中介人。鄭觀應是買辦做得風生水起的人物，他先後做過生祥茶棧的通事、受聘為太古輪船公司總理之職。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造紙公司、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

鄭觀應故居位於廣東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建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為硬山式磚木結構，前後兩進，中間天井曾加蓋改為住房，面積約204.5平方米。該故居為鄭觀應於1903年出資為其父鄭啟華而建。現故居門額鑲嵌一塊長2.35米、寬65厘米的石匾，楷書陰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緒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牆畫。屋內保存有木雕鏤空神樓、神台，並雕有人物、花鳥、獅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藝術特色。屋內還存有“奉旨出使暹羅查辦事件”、“欽命廣西分巡左江兵備道”兩塊木匾。

鄭觀應在眾多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為早期改良主義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歷史定位。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鄭觀應也是一位從事近代實業開拓、經營、管理的實業界前驅；在中國啟蒙運動發展中，鄭觀應又名副其實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觸及啟蒙思潮各項基本問題的啟蒙運動前驅。作為實業家，鄭觀應的啟蒙思想醞釀、成形和發展，便具有自己親身實踐的豐富經驗與堅實基礎；作為啟蒙思想家，鄭觀應的實業活動便具有明晰的目標與開闊的視野。

《儒家文獻資料彙編》：他朦朧地意識到，中國要獲得真正的進步，必須解決體的問題。而問題也恰好出在這裡。鄭觀應強調建立議院制度，以為能夠解決體用兩橛的問題，但在觀念形態上，在涉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的衝突問題時，仍強調中學具體也，西學其末也。

夏東元：鄭觀應是走在時代前列、觀念不斷更新的中國近代先進思想家。之所以說他“先進”，是因為他的思想體現了中國社會發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所謂近代化，是相對於古代封建主義說的，在鄭觀應所處的時代，就是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來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並相應地進行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變封建專製為民主制的改革，這個“民主制”，在那時就是大多數改革家所主張的君主立憲議會制。鄭觀應的思想不僅與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設想。

趙曉雷：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實業家。他生於鴉片戰爭戰火甫息之際，卒於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之時，一生經歷了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劇烈變革，並積極投身時代浪潮，辦工商實業求富圖強，著《盛世危言》鼓吹改良。他的思想和活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