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景康

1930年在香港開設景康攝影室。擅攝人像，兼拍風光、人民生活及新聞照片。1934年在北平(今北京)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覽，是中國較早舉辦個人影展的攝影家。

抗日戰爭爆發后，從香港到武漢，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拍攝了大量有關抗日救亡活動和揭露侵華日軍暴行的照片，曾赴台兒庄戰役前線作攝影報道。1940年底赴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等單位工作，拍攝了大量反映黨中央和邊區軍民革命鬥爭、生產建設的珍貴照片，舉辦了個人攝影展覽。

1942年起，在延安開辦攝影訓練班，培養了大批革命的攝影工作者。同年，作為攝影界代表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開展抗日民主根據地攝影工作等重要意見。

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先後在《晉察冀畫報》、《山東畫報》、《東北畫報》擔任攝影記者和報社領導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通訊社人像室主任、攝影部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1978年病逝。

他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齊白石、華羅庚、吳運鐸等國家領導人、藝術家、科學家和英雄模範人物拍攝的肖像，形神兼備，具有很高藝術價值，是中國攝影藝術的珍品。所拍照片，對於用光、構圖等十分考究，是中國攝影事業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型。

1904年4月，我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進步思想家鄭觀應在他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鄭景康。由於鄭觀應早年曾加入孫中山先生創建的同盟會，其後也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辦理了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鄭景康從少年起就受到其父進步思輯和愛國言行的影響。

鄭景康也曾經表示：是接受了父親的一些思想的，主要是民族感，愛國感、正義感，還有成就事業的進取精神。但是，也正由於鄭觀應是改良主義的思想家，所從事的活動多為經濟和工商業，因此，主張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卻是鄭景康所不能接受的。因為鄭景康所愛好的是繪畫和攝影藝術，最後並選擇了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我國著名的攝影藝術家和革命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7歲的鄭景康中學畢業后，他的父親便送他到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就讀。但在父親去世后的次年（1923年），他便離開了商專而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了研習攝影藝術的途程。

1929年夏天，他變賣了父親留下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到香港開設了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及暗室技術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九三二年春天，為了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鄭景康又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又由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為寬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以後的四年裡他先後遊歷了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了大量表現祖國巍巍的河山、優美的古迹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的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了大批成果。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屜在北平開幕了。這次展出，包括了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種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一日到七門展出一周，但因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又延長展出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方面的好評，當時的《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鄭景康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材立意與暗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品。還讚賞其中的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嘆觀止”等等。1935年春，在他的發起下，北平攝影家共十八人舉行了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二百三十八幅，而鄭景康參展的多達一百餘幅，佔總數之半。

在此期間，他的作品同“個展”時一樣，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道“聯展”過程中，也提到“平津各大報紙對鄭景康之作品最稱滿意”云云。可見，當時的鄭景康，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自己從事的藝術創作中，達到了很高的造詣。而在他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在他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人民生活的真實紀錄，祖國美麗的自然風光。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鄭景康《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鄭景康的思想情況。他說，外田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做點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豪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迹、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而在三十年代貧弱的中國，鄭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是多麼難能可貴啊！“七七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黨領導人民燃起了抗日戰爭的烽火。

這時回到香港從事攝影的鄭景康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在這一段時間裡，他曾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了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我國人民深重災難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一九三八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后的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后的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1940年12月的一天，鄭景康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同志幫助下，來到曾家岩的“周公館”，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同志，聆聽了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隨後，又在他們的關懷和幫助下，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了他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也使得他在攝影藝術上獲得更高的成就。

在延安，鄭景康受到了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他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克服了攝影器材缺乏，生活條件艱苦等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我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2年5月，鄭景康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土席的接見。在這期間，鄭景康舉辦了個人影展。當時的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之題名曰“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同志親臨觀賞並稱讚鄭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還親自寫信給鄭，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鄭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了整整五年。從延安的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疆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了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一九四四年為毛澤東同志拍攝的第‘張標準像，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同志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以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入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中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也成了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鄭景康跟隨胡耀邦同志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我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杜、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了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了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全國解放后，鄭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積極從事新聞攝影、入像攝影和攝影理淪研究工作。1957年3月間，在北京帥府園美術家協會舉辦了他個人的攝影展覽，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我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62年3月間，鄭景康與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了“內蒙古紀游攝影展御，收展了鄭、梁兩人的作品八十八幅，較好地反映了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了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鄭景康曾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了三條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要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曾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了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鄭景康把他多年來的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的作用的藝術手段。

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它藝術形式和它最可貴之處，就在於它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還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

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正由於這一思想基礎，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曾稱讚他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就充分表現了這一特色。

當然，注意真實反映，並不是見啥拍啥，因此，鄭景康認為：“我們要求的不僅是一般地反映（現實），而是反映得真實、準確，並且比現實更高、更美”。他經常強調作品要達到“物我一致”的高度，強調要通過攝影作品準確地表現出客觀事物的本質意義，即“寫物之意”，表現出作者的鮮明的政治觀點和思想感情，即“寫我之情”。這些理論和他多年的實踐出來的作品，都是建國以來，新聞攝影事業廣大人員遵循的思想基礎和良好的借鑒。

50年來，鄭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是豐富多樣的，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像，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目，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有出色的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四年間，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他的創作已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

1930年在香港開辦“景康攝影室”，從事人像攝影。

1938年後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

1940年赴延安，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攝影師。

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了第一張標準像。

1945年在延安機場拍攝了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的照片《揮手之間》。

1945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晉察冀畫報社攝影科副科長、東北畫報社攝影部主任。

建國后，歷任新聞總署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通訊社攝影部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作品有《無家可歸》、《齊白石》、《紅綢舞》。著有《攝影創作初步》。

毛主席夜裡看我的展覽：

第一次見毛主席，是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問我：你是誰？幹什麼的？我說，我是照相的。在這之前，我在延安搞了個攝影展覽，地點在藍家坪(楊家嶺對面)文化俱樂部。展出後頭一天，賀龍、任弼時去看了，都說好。江青也去了，晚上她帶毛主席去看的，看后，毛主席說：“他能夠抓住動態。”當時，張仃、艾青住在那裡，他們事後告訴我的。

1944年，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后，毛主席活動較多，我照了毛主席一張相，後來作了標準相，直用到進城。主席對我說，不要光照我一個人，要照就照我和群眾在一起的。

1964年，我給毛主席拍了標準相，是同孟慶彪、杜修賢一起去的。

康生曾用攝影在上海掩護過工作，他搞圈套，在延安時，他送過我一個不鏽鋼顯影罐。康生看得起我，主要由於我抓活的，反映本質。像打仗抓俘虜，要活的。

在歷史書中，晚清的商務幫辦和愛國學者鄭觀應的名字十分響亮，他的《盛世危言》曾警醒許多有識之士，奮起愛國，投身解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今天看到攝影大師鄭景康的資料，原來他就是鄭觀應之子，“將”門虎子，難怪他有遠見卓識和高超的攝影才能。難怪他在攝影藝術方面能夠取得高人許多的成就。

鄭景康，廣東省香山（今中山）縣人，1904出生，1923年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並涉足攝影領域，開始了他的攝影藝術生涯。1929年他在上海柯達公司服務處工作，從此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工作者。1930-1931年間在香港開設“景康攝影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