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賢

12歲時就開始打長工，為謀生而飽嘗人間艱辛。14歲時頂烈日赤足走了40里黃土山路，來到綏德縣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當了一名勤務兵。不久后護送一名教員前往延安，在延安從新華書店勤務兵做起直至新華書店管理員。1940年參加革命；1944年在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學習攝影，從師著名攝影藝術家吳印咸先生，從此與照相機結下終身不解之緣，開始了漫長而艱苦的攝影生涯。

20世紀50年代初，杜修賢轉業到新華社北京分社。

1960年開始調往中南海攝影組，擔任周恩來總理專職攝影記者，曾隨總理先後出訪過亞洲、非洲、歐洲的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文革”中被下放到鐵列克提，與他同去的幾名記者都在鐵列提克事件中罹難。

1969年被周恩來總理召喚回中南海，任新華社攝影部中央新聞組組長。

1970年又同時負責毛澤東主席的晚年攝影，直到兩位偉人逝世。

1971年任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聞組組長、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因為杜修賢長期擔任高層的攝影師，因此在撥亂反正的四年裡也受到了審查。

1980年官復原職后便淡出了紅牆擔任中國圖片社副總經理、新華社高級記者。

1988年離休。

2014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成績

杜修賢在近半個世紀的攝影工作實踐中，數十年如一日執著追求，刻苦鑽研攝影藝術，善於捕捉轉瞬即逝的寶貴時機，拍攝了數以萬計的照片，很多生動而富有時代氣息的照片成為我國新聞攝影寶庫中的珍貴財富。特別是在中南海工作的20多年間，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拍攝了許多照片，以嫻熟的技巧，敏捷、準確地抓取新聞人物最具本質特徵的瞬間形象，真實記錄了我國的重大歷史性事件，展現了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作、學習和生活的風采，使我們不僅能再次瞻仰他們為國事操勞的身影，又能看到他們與同志、朋友親密交往的感人形象，看到他們生活在人民群眾中的生動鏡頭。

1972年尼克松訪華，杜修賢沒有按常規拍攝在機場兩國領導人握手的鏡頭，而是捕捉尼克鬆快步上前要和周總理握手的剎那間急切神情，將“角度新、選材快、抓神准”準確地展現在百分之一秒的瞬間，拍下那張被國際譽為“精彩的歷史瞬間”的照片。他用照相機記錄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共和國第一代領袖的最後歲月，也記錄了其他政壇風雲人物的最後瞬間，用鏡頭描繪了比任何時候都富有深刻意義的歷史畫面。

總理慰問

在杜修賢的家裡，有兩張周恩來同他的合影。一張是在頤年堂前兩人握手的照片。那天，毛澤東有外事活動，周恩來較其他領導同志早到了。杜修賢看見周恩來正在和幾個記者握手、交談，便搶先幾步拍下了一組鏡頭。這時，周恩來看見了杜修賢，走過來同他握手。突然，周恩來轉身對其他記者說：“我和老杜握手怎麼沒有人照相?”他面向一個記者揮揮手說：“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給照一下。”如今，這張照片一直掛在杜修賢的書屋裡。另一張是杜修賢與周恩來並排坐在飛機座椅上的照片。

杜修賢記得，在他跟隨周恩來的日子裡，不論走到哪個國家，也不論什麼時間，為了國內各大報紙能及時配發新聞圖片，常常顧不上休息。一次，已是深夜兩三點鐘了，周恩來突然來到杜修賢的住處，看到他還在工作，便關切地問：“怎麼還不睡呀？不困嗎?”杜修賢拿出一小瓶白藥片，回答說：“吃了這個就不瞌睡了。”周恩來看了一眼，搖搖頭說：“你跟我一樣。不要多吃，多吃了人會上癮的……”

遭遇厄運

1966年7月1日當他跟隨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歸來，剛下飛機，就被接送到了新華社大院，成為審查對象。罪名是“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務、間諜”。之後，他被下放到車間當了一名定影工人。

杜修賢的厄運至此還沒有完。1968年被“流放”到烏魯木齊一個叫鐵列克提的小鎮。其間，周恩來多次問有關人員：“老杜有什麼問題，你們批鬥他?”“他沒有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出來工作?”而遠在邊疆的杜修賢，在忍受痛苦的同時，同樣也牽掛著周恩來。他相信周恩來一定會想辦法幫助他擺脫困境。

總理召回

1970年周恩來要出訪朝鮮，當看到出訪人員的名單上沒有杜修賢的名字時，就問秘書：“老杜呢？名單上怎麼沒有他?”至此，周恩來才知道杜修賢還在新疆。“叫他立即回來，這次出訪的攝影記者還是定他。”於是，一封加急電報命杜修賢立即回京。

接到電報，杜修賢感到眼前出現了一線光明。然而，此時此刻，誰又能體會他心中那難言的無助和痛苦?1969年8月蘇聯在我國新疆鐵列克提地區製造了流血事件，與他同去的幾個記者和同行遭遇不測，魂魄永遠地留在了那裡。相比之下，他畢竟活著回到了北京，並成為自“文革”以來周恩來、鄧穎超在西花廳后廳里會見的第一個客人，實乃不幸中之大幸。

署名記者

在此之前，新華社和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人民大會堂大廳舉辦了一次“我國領導人訪問十四國新聞圖片展覽”，展覽中的新聞圖片大多是杜修賢拍攝的。喬冠華提議，新聞圖片上可以寫上攝影記者的名字，周恩來同意了。杜修賢得知后很高興，笑稱：“前所未有，來日也無多。”

在毛澤東遺體前的拍照

有人問：“杜老爺子，‘紅牆’裡邊有沒有你最最刻骨銘心的?”杜修賢說，當然有。他說的這個“有”，指的是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辭世。那時，他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組組長，負責為毛澤東拍攝照片。在這樣一個最後時刻，杜修賢曾多次近距離地為“安詳”的毛澤東拍照，其中有些“鏡頭”，是他終生都不會忘記的。

1976年9月10日晚上11點多鐘，已經兩天兩夜沒合眼的杜修賢，還在人民大會堂為布置悼念毛澤東弔唁活動的拍攝工作而忙碌。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煙。此刻，距離7天的弔唁活動開始還有兩個小時。兩個小時后，毛澤東的遺體就要運到這裡。想到明天還要拍攝瞻仰毛澤東遺容的場景，他便準備在大廳的沙發里休息一會。朦朧間，耳邊有一個聲音對他說：“老杜，你帶上相機跟我走。”他睜眼一看，是汪東興。當時，杜修賢身邊沒有帶照相機，他便向其他同志借了一個照相機和3個膠捲，匆匆趕往汪東興處。汪東興問他：“你帶了幾個卷?”杜修賢回答說：“3個。汪東興說：“不夠，多帶一些膠捲。”杜修賢又去找別人借了幾卷。隨後，汪東興對他說：“你和我一起去，坐我的車。”他們一起走出人民大會堂，杜修賢坐上了汪東興的隨車，跟在汪東興的車後面。轎車快速地駛進中南海，但沒有駛進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處院子里。下車后杜修賢才知道，這裡是毛澤東在中南海里的另一處住宅，與游泳池相鄰。

杜修賢被安排在一間不大的房間里，除了沙發和茶几，沒有別的。不一會，一位年輕的服務員給杜修賢端來一杯熱茶。大約過了40分鐘，杜修賢突然聽見一聲門響，隨後幾個人的腳步聲傳來。他看見華國鋒、陳錫聯、汪東興以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等人從裡面的一個房間里走出來。華國鋒一邊走一邊剔牙，看樣子他們像是剛剛吃完飯。這時，他才意識到，此時已是1976年9月11日凌晨了。姚文元走過來對他說：“老杜，我們打電話到處找你，還以為找不著你呢！你來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個重要任務。”他隨即向身邊工作人員交待：“你先帶老杜去，我們一會就來。”杜修賢跟在這名工作人員後面，穿過走廊向北走。在一間北面房的門口，工作人員停了下來，對杜修賢說：“就這，你自己進去吧，我就不陪你進去了。”杜修賢應了一聲，便一個人往房間里走去。一進門，他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他看見，毛澤東安詳地躺在一張寬大的床上，周圍一片寧靜。杜修賢想，這大概是要自己來為毛澤東拍攝最後的遺容了。因為他知道，一旦毛澤東的遺體被運到人民大會堂的靈堂里，就要立即放進無氧罩里。杜修賢輕輕地調好焦距，小心翼翼，生怕“吵醒”毛澤東。他把鏡頭對著毛澤東的遺體照了一張半身的，又照了一張全身的。正照著，他聽見身後傳來開門的聲音，並聽見姚文元在門口關照警衛員，要他們把門關好，不準其他人進來。杜修賢放下照相機，等待指示。這時，房間里已陸續進來了幾個人，正是華國鋒、江青、張春橋等人。他們圍在一起，好像在商議什麼。隨後，8人排成一排，臉上很悲傷的神情，一個跟著一個圍繞毛澤東的床緩緩行走了一圈。後來，他們排成一行，低頭站立在毛澤東的遺體前。直到這時杜修賢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務”就是給他們拍照——真是出人意料。看見江青、張春橋等人手挽著手站在毛澤東遺體前等待拍照，他又按動了幾次快門。如果說杜修賢的責任是記錄歷史的話，那麼這一刻的“窺見”卻折磨著他。他想，葉劍英為什麼沒有來呢？雖然政治局委員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葉劍英副主席；如果說只是負責毛澤東醫療組的中央領導人向毛澤東遺體告別，姚文元、陳錫聯又不是醫療組成員……

回到攝影部后，值班記者告訴他，說姚文元來過幾次電話找他。聯想起汪東興為此事親自找他，以及江青“你怎麼就帶來了一個閃光燈，還是平版光”的責備，杜修賢意識到，這次合影，他們8個人是計劃好了的。

最後一次為毛澤東拍照

1976年9月17日下午，中央警衛局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杜修賢，告訴他汪東興讓他馬上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去，汪本人正在那裡等他。此時，毛澤東的弔唁活動已經結束。杜修賢叫上身邊的一位年輕攝影記者同他一起去。一進門，杜修賢看見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都在裡面。王洪文看見杜修賢進來，對他說：“毛主席的遺體要運走，我們準備在無氧罩子里拍些照片，作為資料，以後用來對照毛澤東遺體變化。”王洪文還告訴杜修賢，那裡面沒有空氣，你要戴上氧氣罩進去。你戴上面罩練習一下，看行不行？杜修賢說：“別人行我也行，就不試了。”一位工作人員過來告訴杜修賢氧氣裝備怎麼用。教他說，感覺呼吸不暢、憋氣時，就用手拍拍裝氧氣的瓶子。望著這個陌生的東西，杜修賢一時無措，心裡有些緊張。回頭尋找那個一起來的年輕攝影記者，已不見了蹤影。這時又有人告訴他，不要緊，有一名護士和你一起進去。杜修賢拿起照相器材，戴好氧氣罩，和一名女護士一起往裡走。當聽見第一道門在身後關閉時，杜修賢身旁的那個女護士隨即倒下，緊張得暈過去了。進去以後會是個什麼情景，杜修賢也不知道，但他想，自己常為毛澤東拍照，雖然不能說是朝夕相處，也是耳熟面詳。杜修賢在心裡問自己，到底怕什麼呢？事後想想，其實是對一個沒有空氣的房間的恐懼。

當推開第二道門時，杜修賢再次見到了毛澤東。此刻，毛澤東安詳地躺在那裡，像是睡得很沉。杜修賢意識到，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給毛澤東拍照了，淚水禁不住盈滿眼眶。加上氧氣罩里的霧氣，他的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杜修賢一隻手拿起照相機，憑感覺把鏡頭對準毛澤東的遺容，快速地從不同角度多次按動了快門，另一隻手則不停地拍打氧氣瓶子。當杜修賢完成拍照任務走出第一道門時，華國鋒上前握住他的手說：“老杜，謝謝你。”王洪文說了一句：“真怕把你也干在裡頭了。”杜修賢想，王洪文說的這個“干”，可能是擔心他因為缺氧會出現什麼意外吧。

滿箱回憶

杜修賢指著對面書柜上的兩隻咖啡色皮箱子，還未開口，就聽有人問：是用這套器材為毛澤東拍照的？杜修賢說，不是。這兩隻箱子啊，我跟周總理走了多少地方，它們就跟著我去了多少地方。只要總理出訪，我拿起它就走。就罷，他眼睛凝視著那兩隻箱子，久久沒有移開。那裡邊有太多的周恩來的音容笑貌。一句“總理喜歡我”，流露出他對總理髮自肺腑的懷念之情。他喃喃地說：“總理是好人哪！”有人問：“怎麼講?”杜修賢說：“總理讓我給他辦過許多事情。”“都是些什麼事情呢？”杜修賢只說了一句：“該我辦的，不該我辦的，他都讓我去辦。”

眾人默然。那些事情裡邊，其實堆積的是周恩來對他的信任。我說，你的一生挺輝煌的。他笑了，笑得像個孩子，很滿足。

杜修賢當年曾說，他離休后要做3件事：寫書、出畫冊、辦影展。那天，他一併把這3件事擺在了我們面前。他說，我都做到了。

如今，杜修賢身邊有一個照顧他生活起居的阿姨。他平時弄弄地，種種菜，養養花，還不時與親朋好友結伴出遊幾日，倒也自在。

健康狀況

2014年6月11日杜修賢同志因患肺癌，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故居

北京城北的“王府家庭農場”——杜修賢的新家裡。這裡周邊屋宇錯落，地闊庭美；院內闢地種些菜，紅綠盎然；貓狗嬉戲，一派田園景象。真是生活的好去處。同時，這裡也彙集了杜修賢77個年頭的“絕代風華”：一排排裝訂在冊的底片、照片悄然屹立，隨手翻來，大有“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壯觀。“紅牆”里的風起雲落在這一隅突然沉寂了許多，唯有牆壁上掛著的一幅幅照片，向人訴說著它的“昨日輝煌”。坐在書房的沙發上，彷彿置身於一個“領袖”輩出的年代。那些事關國家命運的重大時刻和運籌帷幄的偉大人物，一一與你擦肩而過，他們“誰主沉浮”的英雄氣魄，讓人感慨萬千。

精彩徠的歷史瞬間

1972年2月21日是尼克松訪華的日子，為了讓中外記者拍攝好這一歷史瞬間，有關部門在機場邊搭了一個階梯式的大架子，距離賓主握手點約20米遠。上午11時，尼克松的專機出現在北京機場的上空。杜修賢屏聲靜氣，緊張地等待著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歷史性握手！艙門打開，第一個出現在門口的是滿面笑容的尼克松。他步子很快，一隻腳剛落地，手就筆直地伸向兩三米開外的周恩來。周恩來不卑不亢，面帶笑容，等待著這隻太平洋彼岸伸過來的手，就在雙手即將握住的剎那間，他當機立斷，按動了快門……後來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審定發表了這張照片。照片在媒體登出后，被譽為“精彩的歷史瞬間”。

如今，這幅照片和吳印鹹的《白求恩》、呂厚民的《志願軍回國》、張愛萍的《新四軍偵察員》、石少華的《埋地雷》、陳正青的《開國大典》、陳復禮的《搏鬥》等160幅攝影佳作被評為“20世紀華人攝影經典”。杜修賢先生用照相機記錄了歷史，也記錄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共和國領袖的最後歲月，為人世間留下了永恆不朽的畫面。

紅鏡頭——鄧小平

2004年8月發行的《鄧小平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第2圖為鄧小平昂首挺胸、闊步同前的全身照，作者是我國著名“紅牆”攝影家杜修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