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

19世紀中葉以後，正是中國近代史的危急存亡之秋，內有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外有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這種內憂外患的局勢深深刺激了晚清志士鄭觀應，始在愛國思想指導下“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 ，逐步形成社會改良思想，在1862年寫了《救時揭要》一書（1873年出版），表達他對時局的感慨，但其思想仍停留在舊的層面，雖然主張學習西方，但卻認為勸人“一心向善，積現前莫大之功”才是救國之道，並未成熟。

此時，中國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鄭觀應積極投身其中，參與洋務企業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等的運營中。在這一過程中，鄭觀應隨著閱歷的豐富，思想不斷發生著變化，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會改良主張。成書於同、光之交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關於《易言》的著述動機，鄭觀應在自序中寫道：

往余同治庚午、辛未（1870、1871年）間，端居多暇，涉獵簡編，偶有所見，隨筆札記。內之積感於寸心，外之眷懷於大局。目擊時艱，無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強為先。”自強之道不外乎此數大端而已。因是宏綱巨目，次第敷陳。自知但舉其略，語焉不詳。積若干篇存之篋衍，徒自考鏡，未嘗感以論撰自居。而朋好見輒持去，雜付報館，又闌入近人所刻《聞見錄》中。丑不自匿，嘗用蹴然。

由此可見，鄭觀應是在同治後期閱讀了許多著作之後，結合時局，寫下心中感想，並以“自強”為宗旨，由此誕生了《易言》這本書。

“易言”一名取自《詩經·大雅》中之“無易由言”一句，意思是不要輕易發言，表明了鄭觀應對他觀點所持的謙虛謹慎的態度，而其筆名“鐵城杞憂生”也是想說他只是杞人憂天而已。《易言》全書分上、下兩冊。論述的項目如下表：

從這些文章的名稱可見，鄭觀應列舉並論述了關於國家制度各方面的廣泛問題。他所議論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即消除中國因襲的陋習，接受科學技術，開發產業，獎勵通商，以實現富國強兵；同時主張履行萬國公法，與外國締結對等外交。

鄭觀應在其《易言》筆下充滿了愛國思想，他揭露歐美列強的侵略野心，他強調：“西人有求於中國者，不外通商、傳教兩端”，而“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權，並侵中國之地；傳教則偵探華人之情事，欲服華人之心,……其中煽害，倍甚通商”。他雖然強烈反對歐美侵略，卻也非盲目排外，而是意識到實行“公法”與國家的強弱密切相關，提出“公法約章宜修也”，同時提出“兵制陣法宜練也”，“槍炮器械宜精也”，“礦務、通商、耕織諸事宜舉也”。他提出學西學主要是為了“制勝”對方，“夫欲制勝於人者，必盡知其成法，而後能變通；能變通，而後能克敵”。鄭觀應還指出：“歐洲各邦皆以通商為大經，以製造為本務。蓋納稅於貨，而寓兵於商也。”在該書的《論商務》、《論開礦》、《論火車》、《論電報》、《論機器》、《論船政》等篇中，他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和具體辦法，積極主張近代企業由商民自辦，認為中國商政不興，主要在於政府官員的巧取豪奪和官場腐敗積習的干擾。一旦企業歸商民自辦，“彼將視為身心性命之圖，製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虛費必省”。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膽地提出設議院的主張，批評封建專制制度的弊病，“於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唯在上之人權衡自秉”，上下“情誼相隔”，不如西方議院制度優越。他把西方議院制度比附為士大夫所嚮往的“三代制度”，希望中國能夠“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實現“長治久安之道”。不過，《易言》仍未脫離“中體西用”思維的束縛，仍希望用“中國五帝三王之道”來作為根本，藉助西法來達到富強的目的。

《易言》成書後，鄭觀應於1875年將手稿郵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韜。王韜閱后讚嘆不已，為其作序、作跋，並由他主持的中華印務總局於1880年刊印發行。

1881年，鄭觀應又請沈穀人、謝綏之將原稿36篇刪並為20篇，由上海淞隱閣排印再版，仍用《易言》之名，而作者改署“鐵城杞憂生”為“鐵城慕雍山人”，取期再現雍熙盛世之意。鄭觀應此次作出的刪改，具有明顯的倒退和保守性質，將1871年所著之原書中的許多精華剔除，而其新筆名也似乎暗示了他正回歸“天朝上國”的心態中，這無疑是由於當時邊疆危機的加劇、俄日法紛紛入侵導致鄭觀應的民族主義的上升所致的。

但是，這並不影響鄭觀應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到1894年，鄭觀應在《易言》的基礎上推出了振聾發聵的巨著《盛世危言》，全面闡述了他學習西方、維新變法的進步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核心思想，如“商戰”、“君民共治”等，都可以說是直接繼承發展了《易言》的觀點。然而，或許是由於被《盛世危言》的光芒所掩蓋的因素，《易言》一書並沒有那麼受人矚目，甚至可以說被中國人淡忘了。但是在鄰邦朝鮮的近代化進程中，《易言》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鄭觀應後來《盛世危言增訂新編》中談到《易言》“風行日、韓” ，可見《易言》一書在海外日本、朝鮮諸國有很大影響，其中在朝鮮影響尤大。傳入朝鮮的《易言》，是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出使日本時，從中國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那裡帶來的，而黃遵憲手上的《易言》當是1879年訪日的王韜帶去的，當時還是沒有公開刊行的二卷三十六篇版本。對此《梅泉野錄》一書記載道：

“庚辰十月，金弘集還自日本，進《易言》二冊。《易言》者，清人黃遵憲所著也，大意處今日而欲致富強，必先學洋制而習洋技，累累數十萬言，大略策士馳騁揣摩之見耳。遵憲攜之游日本，弘集得之，以備乙覽，蓋欲上之默察天下大勢，而亦原隰諮詢之職耳，非有私意包藏也。拘曲之儒謂弘集進天主學，攻駁之論紛然而起。 ”

這段記載說明了《易言》的主要內容及經由黃遵憲贈與金弘集的傳播過程，是證明《易言》傳入朝鮮的關鍵史料。但是，這段記載也錯誤地把《易言》的作者記錄為黃遵憲，而且將黃遵憲贈與金弘集的另一著述《朝鮮策略》（這才是黃遵憲本人所寫）所引發的儒林上疏事件（辛巳斥邪運動）混為一談。事實上當時朝鮮儒生的“攻駁之論”主要集中於《朝鮮策略》而非《易言》，但這並不代表著《易言》不受朝鮮人關注。事實上，《易言》也像《朝鮮策略》那樣被朝鮮知識分子廣為傳閱，也確實遭到了保守人士的一些攻擊。儒學家李承熙在1880年時只有14歲，他在當年閱讀了《易言》后，認為“《易言》憂中國之衰敗，發言多切中時弊，然醉於西歐風潮，不知東洋先王之大道，故特書後以辨之”。 1883年日本《時事新報》中提到了朝鮮人“昔者不識此書（《易言》）之意義，斥為頑夷或天主教”。但是更多的朝鮮人則注意到這本書的積極意義，從而使《易言》極大推動了朝鮮近代開化運動的展開。

1881年10月，朝鮮官員魚允中和李祖淵訪問中國上海，專程拜訪了鄭觀應，第二年夏朝鮮文人姜瑋也去上海拜訪鄭觀應，朝鮮人士對鄭觀應給予特別關注，無疑是《易言》在朝鮮的傳播所致。這一點從鄭觀應方面也可印證，他曾在給李祖淵寫的信中提及“昨奉惠書並還前印《易言》書價銀八十元” ，並寫了一首《高麗使臣魚允中李浣西來購〈易言〉並詢治策書此代柬》詩：

堯舜秉至公，無為天下治。嬴秦雖至強，徇私亡國易。所以賢君相，孜孜為民計。民強國自強，道由策富致。致富勿愚民，廣學開其智。舍此國必衰，賢者皆避位。威武不能屈，直臣諫而死。叵奈諂佞臣，偷生溺富貴。秦檜與嚴嵩，青史嚴擊刺。《易言》慚管窺，宗旨亦如是。遠詢杞憂生，聊達區區意。

從詩歌的題目可以看出，魚允中等朝鮮官員不僅因《易言》而來，更向鄭觀應請教富強之策。鄭觀應也不吝指教，作了這首詩，並且對朝鮮人的來訪頗有知遇之感。《易言》對朝鮮的影響不止於此。1881年底，朝鮮大臣朴定陽在其《從宦日記》中記載“以經理事蒙《易言》二冊賜給” ，可見《易言》是作為“內參文件”在朝鮮高官中免費傳閱的。1882年“壬午兵變”以後，《易言》更是廣泛傳播，這從當時不少知識分子給朝鮮國王的上疏中可以看出。池錫永上疏在長篇大論地闡述了開化思想的最後寫道：“凡自強禦侮之策，具載於《易言》一部書，臣不敢贅進焉”。卞鋈上疏中建議將《易言》、《朝鮮策略》、《萬國公法》刊行於朝鮮八道。金永孝上疏中引用《易言》中“論水師”一篇，主張建立海軍。尹善學上疏更是寫道：“臣看中國人所編《易言》冊子，可謂治世之要訣，而達權知變之士矣。始知天下事，不同於秦漢唐宋之世，而至今日而受變之極也……”。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從這些上疏中可以看出，《易言》一書在當時朝鮮知識分子中非常流行，可以說到了爭相傳閱的地步，而且他們都對《易言》給予很高的評價，將其視為富國強兵的藍本，足見《易言》在朝鮮的巨大影響。其中王韜在《易言》的跋文中寫道：“杞憂生之所欲變者，器也，而非道也。”朝鮮士人尹善學則在上疏中呼籲：“臣之欲變者，是器也，非道也。”完全是效仿《易言》。這句話進而演變為朝鮮穩健開化派的指導思想——“東道西器”，在朝鮮近代史上有重要影響。

1883年春，朝鮮國王下令將《易言》校勘復刻，隨後又翻譯為諺文（朝鮮文），頒行全國各地。這種情況在朝鮮是絕無僅有的，也可以看出《易言》對朝鮮近代化無可比擬的作用。由於被翻譯為諺文，《易言》也被更多的朝鮮普通民眾所閱讀，從而鄭觀應的思想深入朝鮮人心。直到1899年，大韓帝國《皇城新聞》還發表文章《杞憂生小傳》 ，可見鄭觀應的《易言》對朝鮮的影響相當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