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

嚴嵩的父親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於權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於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導。五歲在嚴氏祠啟蒙，九歲入縣學，十歲過縣試，十九歲中舉，二十五歲時，嚴嵩終於完成父親的心愿。

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進士，為二甲第二名（治《詩經》），被選為庶吉士，后被授予編修，後來嚴嵩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嚴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劉瑾權傾天下之時。

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開局修志，請嚴嵩為總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璉繼任知府。到職后，徐璉即飛函請嚴嵩繼續纂府志。

正德九年（1514年）嚴嵩任總纂，因為這年為甲戌年，故人們稱之為甲戌志。後世稱《正德袁州府志》。

及后劉瑾與其黨羽被滅后，嚴嵩北上順天，正式復官。在此後的十多年內，嚴嵩先後在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任職。明世宗時，世宗沉迷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對政事漠不關心，朝中事務皆交由朝臣處理。禮部尚書夏言得到世宗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於是嚴嵩拚命討好夏言。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幾個月之後，嚴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年），升國子監祭酒。

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南京吏部尚書。

嘉靖十五年（1536年），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於世宗對議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於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制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里，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年），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嚴嵩盡改前說，並且“條划禮儀甚備”。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輔夏言革職閑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

夏言自視甚高，反對世宗沉迷道教。漸不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將沉香水葉冠賜予夏言、嚴嵩等大臣，夏言並不戴上；但嚴嵩每次出朝都會戴此冠，還特地用輕紗籠住以示鄭重。世宗見狀，越喜嚴嵩而嫌夏言。

嚴嵩晉陞為太子太傅，羽翼已豐，開始攻擊夏言，嚴嵩又慫恿世宗罷黜夏言。夏言被罷后，嚴嵩為所欲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書許贊、禮部尚書張璧與嚴嵩一同參與機務，但世宗遇事只召嚴嵩。後來，嚴嵩抓住韃靼入侵中原的機會，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韃靼入侵河套（今寧夏和內蒙古境內賀蘭山以東，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陝西總督曾銑發兵奪回河套，並上呈奏疏，建議從府谷黃甫到定邊修築一段邊牆，再水陸並進，逼韃靼退兵，此舉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舉薦曾銑，並與之商討計劃。明世宗決心奪回河套，並褒揚曾銑。此時嚴嵩買通皇帝近侍，稱其“輕啟邊釁”，並指使邊將仇鸞誣稱曾銑掩敗不報，剋扣軍餉，賄賂首輔夏言。嚴嵩更在世宗面前說兩人奪回河套別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許贊以老病去職，張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這時夏言知道嚴嵩的為人，處處小心防範。嚴嵩表面上對夏言謙恭，但懷恨在心。日後嚴嵩再憑藉青詞奪回世宗的信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銑被殺，妻子流放兩千里，夏言下獄，後來嚴嵩利用傳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毀謗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斬首，夏言的親信或貶或罰。嚴嵩重新出任內閣首輔，從此擅專朝政。

明世宗崇道齋醮追求長生來說，嚴嵩為了媚上，他還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單是營建，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傷財，視武宗過之。當時明王朝的太倉歲入只有二百萬兩，而齋宮秘殿等的營建，歲費竟至二三百萬，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字。對此，嚴嵩實難辭其咎。

要齋醮禱祀，就要撰寫青詞。嚴嵩因善寫青詞而得寵。自他擔任首輔后，他經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為了撰寫好青詞，他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時廢寢忘食，甚至在庚戌之變時，當俺答兵包圍了北京，並在城郊大肆殺掠的重要時刻，他竟不顧國家安危和百姓死活，還在專心致志地大寫青詞。特別當左諭德趙貞吉提出抗敵之策，在奉敕諭軍之前去謁見嚴嵩時，嵩竟以撰青詞辭不見可見在嚴嵩的心目中，青詞的位置遠在家與百姓之上，難怪人們嘲諷他是“青詞宰相”了。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

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彙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彈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制諫官、擅寵害政，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嚴嵩將除去沈鍊的事交給其子嚴世蕃，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

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繫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專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繫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通道家者言，根本不願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後，一併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沒有確立太子的情況下，安排裕王朱載垕（即後來的穆宗）、景王朱載圳婚事，詔於各府舉行婚禮。嚴嵩不同意。這雖是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與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他認為可以“俱留在內成婚，亦於保護為便”。世宗不客氣地問：“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嚴嵩回答：“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於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牆。從人眾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卻俱出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也。”一年以後，嚴嵩又進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務。臣叩奏密對，屢以為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頸顒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開歲之首則告舉行。”

嘉靖“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此外，他還不時采木、采香和採珠玉珍寶。光祿寺庫銀，嘉靖十五年前積銀八十萬，自二十一年後，“供億日增，余藏頓盡”嚴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內閣后又成為首輔的。面對日漸惡化的政局，他不僅沒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規諫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瀾，使局勢向更亂更糟的方向發展。在他看來，皇帝可以為所欲為，不應受任何制約；臣下對皇帝只能順水推舟，唯命是從，討得皇帝的恩寵。這樣就可以有權有勢，人們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於國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問不聞。正因為如此，所以凡是明世宗喜歡聽的，即使是很不該說他也說；凡是明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猶豫地去做，決不敢有可否。

嚴嵩成為內閣首輔后，繼續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賜“忠勤敏達”銀印。後來，嚴嵩年老，提拔其子嚴世蕃協助掌權，嚴世蕃成為工部侍郎。嚴世蕃收買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一舉一動都彙報嚴世蕃。大臣乾脆叫他們為“大丞相”與“小丞相”。有大臣譏稱“皇上不能沒有嚴嵩，嚴嵩不能沒有兒子。”

嚴嵩父子權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嚴世蕃狂妄至極，甚至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在嚴嵩一夥的把持下，“政以賄成，官以賂授。”每一開選，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如七品州判，售銀三百兩，六品通判售銀五百兩；刑部主事項治元，用銀一萬三千就可轉任吏部稽勛主事，貢士潘鴻業用銀二千二百兩，就當上了臨清知州。武官中則指揮售銀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奪職總兵官李鳳鳴出銀兩千兩，起補薊州總兵，老廢總兵官郭琮出銀三千兩，使督漕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於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世宗礙於情面，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王安石）不足道也”。幾個月後，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其子嚴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山東道士藍道行以善於扶乩聞名於燕京，徐階將藍道行介紹給世宗，一日藍道行在扶乩時稱“今日有奸臣奏事”，剛好嚴嵩路過。世宗對嚴嵩父子日久生厭。最終，嚴氏父子的權勢被藍道行的幾句話推倒，嚴世蕃被判斬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兩年後病卒，終年八十七歲。他死的時候，寄食於墓舍，既無棺木下葬，更沒有前去弔唁的人。

《鈐山堂集》《鈐山詩選》《直廬稿》《直廬稿續》《南還稿》《留院逸稿》《南宮奏議》《歷官表奏》《嘉靖奏對錄》等數十種，共計200多萬字，其中詩作1300多首，僅吟誦我省明月山（原仰山）、宜春台、仙女湖、毓秀山、玉山、龍虎山、鈐山、大崗山等名勝詩文就有200多篇（詳見《嚴嵩趣聞逸事》）。

留傳至今不多的嚴嵩書法作品中，大體上可分為榜書、碑文、印文、捲軸四大類：

一是榜書，即“署書”、“擘窠書”，這類作品主要標題宮闕門額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區東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書“孔綏皇祚”、“太極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區原景山大門上的“北上門”榜書，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樓上的“萬邦總憲”榜書，宣武門菜市口的“西鶴年堂”榜書和門聯“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靈樞玉版篇”，前門外鐵柱宮許真人廟裡的“忠孝”，“凈明”榜書，以及前門外糧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門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書，此外，天津薊縣的“獨樂寺”，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山東曲阜的“聖府”等也俱出自嚴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現存於湖南永州柳宗元紀念館的“尋愚溪謁柳子廟”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飛墓旁的“滿江紅”詞一首，便分別是嚴嵩在任國史編修和禮部左侍郎時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為木印正書“嚴嵩”，一為篆文陰刻漢白玉“嚴嵩私印”。

四是捲軸，嚴嵩生前此類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來的也最少，現今保存下來的“千字文”，尤屬珍品，嚴嵩自己對此作也頗為滿意，曾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題手書千文後”，敘述自己的書法創作經歷，略曰：“予昔養痾鈐山，得古法書，山林日永，飽時無事，時有臨池之興，雖風雨寒暑不輟，歐陽公謂學書為靜中至樂，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於笥底得舊所臨千文帖，率皆斷簡殘楮無足觀者，兒輩稍聯屬以成斯卷，因識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題。”

在嚴嵩的“榜書”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這塊匾的書體，方嚴渾闊，筆力雄奇博大；字體豐偉而不板滯，筆勢強健而不笨拙，其歷史和書法藝術價值極高，是榜書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清代京城有順天府鄉試的貢院，順天府鄉試為“北闈”，乃天下鄉試第一，皇帝非常重視，主考官都是尚書銜的。可這個貢院的大殿匾額上“至公堂”三個大字，是嚴嵩所書。這樣一個為朝廷選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懸掛的竟然是大奸臣題寫的匾額，誰也會覺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換掉，便命滿朝能書者寫這三個大字，他自己作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寫數遍。然而他發現，自己的御筆和其他人所書，都不如嚴嵩，只好作罷，仍然讓奸臣的字高高懸掛。

嚴嵩在位時，對古人墨寶甚是珍愛。據史書記載，為了獲得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圖》，嚴蒿殺了兩個人。嘉靖年間，嚴蒿得知此圖收藏在員外郎王振齋手中，便派薊門總督王懺去求購。王振齋懼怕嚴蒿的權勢，又捨不得交出這幅畫，於是便找名家臨摹了一幅送給嚴蒿。嚴蒿不知是假，公開炫耀時被曾經裝裱過此畫的裝裱師看破。嚴蒿怒不可遏，隨即以“欺相”之罪緝拿了王振齋。王振齋招出真跡在其舅舅陸治手中，嚴蒿又利用權勢從陸治手中獲得真跡。可憐的王振齋最後死在獄中。嚴蒿以權勢掠取真跡的內幕王懺最清楚。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嚴蒿以“治軍失機”的罪名將他殺掉滅口。明末清初戲劇家李玉根據這一史實編寫了《一捧雪》傳奇並被搬上戲劇舞台。后嚴蒿逐漸失寵勢倒，其子被處斬，宅邸被查抄，《清明上河圖》再次被收入皇宮。嚴蒿結黨營私，殘害忠良，最終落得削籍為民，家產盡抄。其家產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為什麼“字如其人”的說法屢屢落空？嚴嵩臨死前的委屈之言解釋了這種誤差，他寫道“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至死，他依然認為自己是個浩然正氣的忠臣、君子。奸臣這種自以為正義在胸中的心態讓他們的字看起來或雄健豪放或清雅高潔，“字如其人”其實只是通過字可以看出寫字人的心理狀況，至於品行是無法從字里顯露出來的。

正德年間，田汝籽提學江西，嚴嵩尚是一位七品編修，正困卧鈐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頓，親自造訪敝廬，相與評騭風雅。嚴嵩將鈐山所作詩稿精心抄錄相贈，田汝籽視為傳家寶，在珍藏了四十年後，臨終之前轉交給其弟田汝米束收藏，田汝米束後來將這些手稿攜至京師送嚴嵩一閱，嚴嵩復睹舊跡，恍若隔世，再“題田深甫所藏鈐山手稿”文並舊稿歸之，一時成為書壇佳話。

嚴嵩故里——介橋村，是嚴嵩出生和生活了幾十年的故鄉，她座落於江西省新余市分宜縣城郊東南角，背倚袁嶺，面臨省道清萍公路。嚴嵩故里數十棟明清古祠群，嚴嵩真假墓址，嚴嵩洞，嚴嵩家廟—石門庵。

徐學謨：“嵩此論既慮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慮二王在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言也。”

王世貞：“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以昭彰癉之義焉。”

易宗夔：“嚴嵩、魏忠賢相繼而起，流毒善類，卒以亡國。”

谷應泰：“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頻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余沫於焦釜，餂殘膏於凶鋒。二十七年殺曾銑，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錬。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嵩早以賄敗，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危於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歐陽氏勸憶鈐山堂，鄒御史夢射培壘樓。霍山將誅，第門自壞；申生訴帝，被發見形。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

張廷玉：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

紀昀：嵩雖怙寵擅權，其詩在流輩之中，乃獨為迥出。

湯鵬：“盜竊威福、黜陟由己者，嚴嵩。”

《明史》把嚴嵩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說他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透過戲曲和其他文藝作品，嚴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間。然而多年來，有關嚴嵩是否大奸臣，仍然爭議不休，這些爭議主要圍繞著他專國擅政，逼害忠良與及巨貪惡富的指控。另外來自嚴嵩故故鄉分宜的學者，包括嚴曰文、嚴小平等人卻對嚴嵩的評價采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為他也具有忠君愛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績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