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

中國民間信仰的一種占卜方法

扶乩,是中國民間信仰的一種占卜方法,又稱扶箕、抬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等。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這種人被稱為鸞生或乩身。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寫出一些字跡,以傳達神明的想法。信徒通過這種方式,與神靈溝通,以了解神靈的意思。

其實所謂的扶乩的可信度是存在很大的爭議的。

詞語由來


扶乩,是中國民間的一種占卜方法,又稱扶箕、抬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等,扶,指扶架子;乩,謂卜以問疑。

操作方法


道具

扶乩,其實是扶褉。扶乩要準備帶有細沙的木盤,沒有細沙,可用灰土代替。乩筆插在一個筲箕上,有的地區是用一個竹圈或鐵圈,圈上固定一支乩筆。扶乩時乩人拿著乩筆不停地在沙盤上寫字,口中念某某神靈附降在身。術士制丁字形木架,其直端頂部懸錐下垂。架放在沙盤上,由兩人各以食指分扶橫木兩端,依法請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畫成文字,作為神的啟示,或與人唱和,或示人吉凶,或與人處方。舊時民間常於農歷正月十五夜迎紫姑扶乩。

人員

扶乩
扶乩
扶鸞時必須有正鸞、副鸞各一人,另需唱生二人及記錄二人,合稱為六部(三才)人員。運用一Y字型桃木柳木合成的木筆,而在默認的沙盤上,由鸞生執筆揮動成字,並經唱生依字跡唱出來,經記錄生抄錄成為文章詩詞,最後對該訊息作出解釋。
所寫文字,由旁邊的人記錄下來,據說這就是神靈的指示,整理成文字后,就成了有靈驗的經文了。扶乩來源於古代占卜問神術。人們有了疑難,就通過龜卜、蓍筮向神祈禱,請求神靈指示,預測吉凶,再根據神的指示去辦事。

結果

結果通常扶鸞得到結果,都是極為古典的詩詞或文章,占卜者聲稱那些訊息由神靈發出。一般來說,儒教儒經與道教道經的撰寫,或與神仙的問答都常採取此法,扶乩的成果也因個人的文化修養而又所高低。其中以《上清經》、《太乙金華宗旨》、《唱道真言》、《呂祖全書》、《關帝全書》、《大成捷要》、《古書隱樓藏書》理論水平與思想價值最高。

印光大師開示


扶乩,乃靈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薩、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爾應機,恐千百不得其一,況佛菩薩乎?以乩提倡佛法,雖有小益,根本已錯,真學佛者,決不仗此以提倡佛法。何以故?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靈鬼,尚可不致誤事。若或來一糊塗鬼,必致誤大事矣。人以其乩誤大事,遂謂佛法所誤,則此種提倡,即伏滅法之機。汝以為失利益,而問有罪無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義,可嘆孰甚?(復江景春居士書二)
可嘆孰甚:有什麼比這更可嘆的。
扶乩一事,皆靈鬼依託扶者之智識而為。亦或多由扶者自行造作而成者。且非全無真仙,殆百千次偶一臨壇耳。至言佛菩薩則全是假冒。但扶乩者多是勸人為善,縱不真實,因其已掛為善之名,較之公然為惡者,當勝一籌。又可證明有鬼神禍福等事,令人有所畏懼。所以吾人亦不便故意攻擊。奈因其所說,不拘與佛法合不合(稍知佛法之人扶之,即能常說淺近相似之佛法。不知佛法之人扶之,則全是胡說巴道),終多是以魚目為明珠,壞亂佛法,其害甚大(真知佛法之人,決不附和扶乩。佛制三皈,即已分明詳切告誡,何況深義)。故凡真佛弟子,切不可隨便贊同。(復李慰農居士書一)
不拘:不論,不管。
摘自印光大師《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文獻記載


1、《異苑》:“世有紫姑女,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家(曹夫人)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氣憤而死)。”
2、《夢溪筆談》中說:“舊俗,正月望夜迎廁姑,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為嬉笑……”“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
3、明末《帝京景物略》卷二記載:“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鄉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沖而仆。”
4、葉紹袁《續窈聞》
5、《列朝詩集小傳·葉小鸞》
6、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為諫官,嘗扶乩問壽數。仙判某年某月某日當死。計期不遠,恆悒悒。屆期乃無恙。后入本朝,至九列。適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無驗。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府仰沉思,忽命駕去。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按察宋蒙泉說:某公在明朝時做諫官,曾經舉行“扶乩”向神仙求問自己的壽命,神仙判斷他當死於某年某月某日。某公計算日期,已經不遠了,因此常鬱鬱不樂。可是,到了他當死的那個日子,卻安然無恙。後來進入本朝,官至九卿。一次遇上同僚家舉行“扶乩”,當年在明朝告訴他壽數的那個神仙又降臨下來。他乘此機遇,叩問當年判斷沒有應驗的原因。神仙給他的判語說:“你不去死,我有什麼辦法?”某公仰首沉思,恍然大悟,急命備車告退。原來,神仙所判的某公死期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這天正是明朝覆亡,崇禎皇帝自縊煤山,明朝百官從主赴難的日子,某公沒赴難才存活下來。《閱微草堂筆記》
7、子不語“關神下乩”: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堂,壽止六十。’后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后,某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某人自以為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跪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公大書曰:‘某生平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正公之六十時也。
8、宋劉斧《青瑣高議》載:杭州知府遇一對“雪消獅子瘦”對不出,遍請飽學之士也無對,於是請教扶乩大師沈延年,須臾,沈延年對出下聯“月滿兔兒肥”,對仗工整,令人嘆服。
9、《紅樓夢》第九四回:“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清昭連《嘯亭續錄·彭氏科目之盛》:“余素惡扶乩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
10、魯迅《花邊文學·偶感》:“五四時代,陳大齊先生曾作論揭發過扶乩的騙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卻用碟子證明了扶乩的合理,這真叫人從那裡說起。”

歷史發展


我國歷史上,民間扶乩多在正月15日夜裡,迎請紫姑神,並卜問來年農耕、桑織、功名之事。
南北朝以後,產生了大量的讖緯書,道教法師們承襲其技,扶乩降筆,依託神靈造作的道教經書,在南北朝時期開始大量湧現。宋、元、明、清,占卜扶乩之風愈盛,偽托神靈之作,在現存道經中佔有相當一部分。紀曉嵐在其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數十例扶乩事例。紀以為:“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託”,但他也不否認有扶乩者系“煉二話手法而為之”。

東晉

上清經系,以魏華存為第一代真人。實際上清經系是由天師道祭酒魏華存從天師道分出而始,而大部分乃是楊羲、許謐、許翔等所共同作,它的實際開創者是陶弘景。他們在京都建鄴《今南京》和句容茅山中的雷平山(長史許謐的家宅與別墅》設立了乩壇,許謐為壇主,楊羲是乩手,又是記錄。他們以扶亂為手法,假託“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以經法,實際上是楊羲所造作。楊許用扶乩的手法,假託“眾真降授”,造作大量經書,形成了以《上清大洞真經》為主的上清經系。他們所傳授和造作的道經大抵為三部分:一為《真誥敘錄》之中所說的《上清經》、《黃庭經》、《七元星圖》、《靈寶五符》、《西嶽公禁山符》、《中黃制虎豹符》;二為《雲笈七七簽·上清經述》中所說《太上寶文》、《太素隱書》、《靈書紫文》、《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虎真文》、《高仙羽玄》等;三為《茅山志》中所說《太上三天正法經》及《上清經述》中所說正一真人別授的《治精製鬼法》。南朝陶弘景曾有纂集之上清經目,已亡佚。晉代王靈期也造作邊上清經書。故楊羲、許謐所造作上清經書的具體經目、卷數,現在難以考定。北周武帝天和年間(566一569),甄鸞上《笑道論》謂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雲:“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大既那時行世的共有127卷。
他們在京都建業(今南京)設立乩壇,許謐為壇主,楊羲為乩手兼紀錄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經》31卷,就這樣出自他們扶乩之手,但後世多疑他們假託神明自己造作。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間(公元五六六至五六九年)時,有一位叫王靈期的道徒通過扶乩,增修《上清經》達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經印行,成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義,可見道教歷史上扶乩活動之盛。
在1700年前的東晉年間,扶乩就已經進入了非常成熟的應用階段,這樣看來,扶乩存在於我國民間,應該有2000年的歷史了。兩千年來,扶乩的用具幾乎沒有變化,一般有專用的木製沙盤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籮、篩、籮等,而降臨乩壇的角色卻隨著時代變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4考證:降臨乩壇的一般為鬼、神、仙等角色。
上清經系的代表性經典為《上清大洞真經》,此經是《黃庭經》內煉身神思想的發展,重“存養神肖”及“吟詠寶章”,輔以服氣、咽津、念咒、佩符,宣稱這是飛升成仙之道。上清經系的出現,表明以符篆為主的天師道,正在轉向煉養,有與丹鼎派相融合的趨向。這既是受葛洪神仙理論的影響,同時也是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舊的在逐漸擺脫易為群眾暴動所利用的低俗的符水咒術等宗教形式,提高道教的宗教品位。

隋唐

上清派到隋唐時期雖不及皇家道觀樓觀台(樓觀派)鼎盛但也曾盛極一時,唐代李商隱就有“羞逐鄉人賽紫姑”的描述。此時道教與佛教也各自開始出現大量託名元始天尊與佛祖所傳的經典著作,並對後世佛道思想影響甚大。

宋朝

宋代民間流行扶乩,以文為盛。陸遊在《箕卜》詩描述說:“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相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評,對不順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陸遊以扶乩作為娛樂,一笑了之。扶乩的興起與科舉有關,讀書人臨考前心中空虛,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陸遊在詩中說的“豈必考中否”就是預測科舉事。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中也有“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的詩句,而宋代洪邁夷堅志》則詳細描述了扶箕的情形。南宋大詩人陸遊在《箕卜》詩中也有對“扶乩迎請紫姑神”境況的描述。

明末

從明末開始,扶乩對我國佛教的發展開始產生重大影響。清朝中葉時扶乩對佛教的影響,出現又一個鼎盛期,各地紛紛設立乩壇。到民國初年,北京城裡乩壇林立,甚至出現了專門刊載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

清朝

與紀昀同時的江南才子袁枚,其書《子不語》中亦不乏扶乩事,如其中名篇“關神下乩”,記敘了關帝君藉由乩筆,以幽默的口吻,責備士人不夠盡忠的故事。
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壇的有孔子、老子、關羽、釋迦牟尼、青華老人、呂祖(呂洞賓)、、穆罕默德、耶穌、拿破崙、華盛頓、托爾斯泰等等”。人們對扶乩的真假與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待扶乩的態度長期莫衷一是。

民國

說起民國初年的扶乩,不能不提到一件趣事。民國七年(1918年),諦閑法師應北京徐蔚如居士之邀,到北京講經說法,當時北京乩壇很盛,曾經有白城隍(舊時城市的守護神叫城隍)降鸞自稱要去聽諦閑法師講經,如果有不懂之處,還要請諦閑法師解說。後來,諦閑法師應邀而至,白城隍和關聖帝君相約如期降鸞,並對諦閑法師大加稱讚,當時這件事在北京社會引起很大反響。
早在1934年上海灘就曾經流行過碟仙,近年來,在一些大學校園裡,流傳著碟仙、筆仙、銀仙、筷仙等,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現形式。
1945年夏初,重慶成立了國際宗教研究會,發起人為了撰寫宣言,便組織扶乩,請濟公降臨乩壇為研究會題寫宣言,曾經出任中國駐印度等國外交使節、信奉基督教的盧春芳先生,親眼目睹並記錄下濟公降臨乩壇題寫的乩文,濟公以“鍾靈毓秀”為韻,題寫了中英文對照的《國際宗教研究會宣言》。

主要用途


示題

古代學子以乩仙示題。《子不語》卷二十一記載了二樁偶合之事:“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眾人大笑,以仙為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三節。又甲午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眾秀才若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眾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乩仙的手法很模糊,這是其高明處。學子很會聯想,以“不知”為“不知命”,以“不可語”為“不如好之”,“署”是四個“者”,這些都與考題應驗了。如果實在應驗不上,乩仙說的“不知”、“不可語”也算是實話。

前程

學子還以扶乩問前程。《閱微草堂筆記》卷四記載:“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卻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萬壽恩科登第,方司萬年之說。后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並前程萬里之說變驗。”乩仙說:“萬年。”可以作多種解釋,遙遠無期;此途不能;萬歲(皇帝)開恩之時,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與其中的一種解釋巧合。紀昀對這個故事論述說:“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蓍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人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處世

扶乩還教人們如何處世,戒貪、克淫,以謹慎行事。《閱微草堂筆記》卷十記載:“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由此可見,扶乩有時並不全是迷信。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記載:“太原府純陽宮在貢院東天衢,明萬曆年建。凡起造規劃,偕仙乩布置。內八封樓、降筆樓,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對額皆乩筆所題,碑記乃李太白乩筆也。用醉翁亭體,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築師,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產物。

官場

扶乩術受到統治者青睞。明憲宗時,李孜省為了拉攏勢力,通過乩仙說江西人赤心報國,啟用了一大批親信,顧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
扶乩術用於官場上的明爭暗鬥。《明史·藍道行傳》記載:藍道行以扶乩術得幸,他為了搞垮政敵嚴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於是遣放了嚴嵩。嚴嵩就與道士田玉勾結,田玉擅長扶乩術,誣藍道行,藍道行下獄死。另一個大臣徐階極力反對扶乩術,他對世宗說:“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失,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心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後來,世宗殺了田玉等人。明俞如楫的《禮部志稿》載有馬文升《復奏四事疏》:“宜令各該巡城監察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逐一搜訪,但有扶乩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可見,扶戰術已經對社會發生很大危害,不然,馬文升怎麼會如此鄭重地上疏?
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為業。《子不語》卷二十二記載:“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並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陽、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扶乩地點


扶箕的地點可以是廟宇,也可以是家中,清中葉名臣葉名琛之父葉志詵篤通道教,愛好扶乩,葉名琛特建長春仙館(今廣州應元路市二中附近),供奉著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事無大小都要問於乩手。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葉名琛親自扶乩,得呂洞賓語“十五日後便無事”,因此既不與聯軍交涉,也不防守,最後戰敗被俘,時人譏之“六不總督”。箕仙不單預告事情,更能與文人對唱。近代文學家巴金在《家》《春》《秋》中寫道:“覺新由於思念亡妻作扶乩,所思之事得以慰藉。如今扶乩已近失傳。”
扶乩也有預言國家大事的,例如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七,在燕京西山碧雲寺旁高靜涵居士家中,天台步虛祖師(隋代高僧)的飛鸞訓文,預言中國的百年大事,從光緒帝的死期(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宣統帝的三歲即位(三歲孩童三載福),大清的滅亡(月中無主水空流,萬頃煙波一旦收),以及孫文,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朱德等等的相繼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一直到近代(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丘滿崗陵,相將玉兔漸東升),並且預言未來的中國將會有聖君出現,首都將會在南京(南朝金粉太平春,萬里山河處處青)。
扶箕形式分為兩種,分別是單人箕及雙人箕。扶乩盛行於現代某些民間道教與一貫道團體。扶乩目前主要在台灣、香港等地的道觀中仍舊存在和活動。

相關記載


辭源

載稱:“扶乩:〔扶箕、抬箕、扶鸞〕舊時迷信,假借神鬼名義,兩人合作以箕插筆,在沙盤上划字,以卜吉凶,或與人唱和,籍以詐錢。因傳說神仙來時均駕風乘鸞,故名。起於唐代,明清盛行於士大夫間。《紅樓夢》: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她問一問?”

辭海

一種迷信,扶即扶架,乩指卜以問疑等,也叫扶箕、扶鸞,與扶乩相似的迷信,世界各地都有。
中華道教大辭典
扶乩是古代“天人交通”術的一種,又名扶鸞。

外國記載

英文為Sciomancy或PlanchetteWriting意即箕占、篩占、乩占等。扶乩的最早紀錄見於我國東晉時期,唐時傳入日本,由日本傳入荷蘭,再由荷蘭傳入歐美各國,在日本叫做“靈子術”,西方國家稱扶乩的板為“維吉板”,研究扶乩的組織叫“靈學會”,能夠組織扶乩和與神交流的人稱“神媒”或“靈媒”。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生前篤信扶乩,有一次乩盤上寫出了許多古代希伯來文,當時在場的人都不認識;英國著名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哥哥伊拉斯馬斯·達爾文堅信扶乩,經常在自己家裡組織扶乩會,達爾文曾經參加了一次扶乩會,但中途退場了,達爾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對扶乩雖然持懷疑態度,但經常參加扶乩會,而達爾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學家華萊士卻是扶乩的堅決擁護者。

研究書目


1.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神話傳說


清順治辛卯年(1651年)時,有個雲間(今上海松江)男子扶乩。“乩仙”降臨后,該男子問:仙從哪裡來?乩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塘,曾有詩篇號斷腸。”該男子又問:仙是何姓氏?乩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因為該男子不知道有《斷腸集》,看見乩文有“兒家”兩字,知道“乩仙”肯定是女子,便猜測道:“仙莫非是蘇小小嗎?”乩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士,”該男子還是不解又問:“莫非是李清照嗎?”乩書又曰:“須知清照易貞娘,朱顏說與任君詳。”該男子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朱淑真降壇,於是一問一答,“乩仙”寫成《浣溪紗》等詞后離去。因為該男子不通詩文,不知道朱淑真的詩作《斷腸集》,所以這裡“乩仙”的文采,明顯高於該扶乩者,乩文由扶乩者造作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曾有人扶乩,迎來呂洞賓降乩作詩云:“此間雞犬亦神仙,信是桃源別有天。覺得春風都著意,綠楊如畫柳如煙。”似乎仙界也一樣的擁有雞犬、春風、楊柳等人情風物,炫耀之色溢於言表。另外還有人在扶乩時,遇到譚嗣同降壇作詩:“亞陸已無華世界,輪迴尚有淚汍瀾。這回莫問人間世,渺渺天風送玉鸞。”譚嗣同參與戊戌變法失敗遇害,死後似乎也陷入悲苦無奈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