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
中國民間信仰的一種占卜方法
扶乩，是中國民間信仰的一種占卜方法，又稱扶箕、抬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等。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這種人被稱為鸞生或乩身。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寫出一些字跡，以傳達神明的想法。信徒通過這種方式，與神靈溝通，以了解神靈的意思。
其實所謂的扶乩的可信度是存在很大的爭議的。
扶乩，是中國民間的一種占卜方法，又稱扶箕、抬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等，扶，指扶架子；乩，謂卜以問疑。
扶乩，其實是扶褉。扶乩要準備帶有細沙的木盤，沒有細沙，可用灰土代替。乩筆插在一個筲箕上，有的地區是用一個竹圈或鐵圈，圈上固定一支乩筆。扶乩時乩人拿著乩筆不停地在沙盤上寫字，口中念某某神靈附降在身。術士制丁字形木架，其直端頂部懸錐下垂。架放在沙盤上，由兩人各以食指分扶橫木兩端，依法請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畫成文字，作為神的啟示，或與人唱和，或示人吉凶，或與人處方。舊時民間常於農歷正月十五夜迎紫姑扶乩。
扶乩
所寫文字，由旁邊的人記錄下來，據說這就是神靈的指示，整理成文字后，就成了有靈驗的經文了。扶乩來源於古代占卜問神術。人們有了疑難，就通過龜卜、蓍筮向神祈禱，請求神靈指示，預測吉凶，再根據神的指示去辦事。
結果通常扶鸞得到結果，都是極為古典的詩詞或文章，占卜者聲稱那些訊息由神靈發出。一般來說，儒教儒經與道教道經的撰寫，或與神仙的問答都常採取此法，扶乩的成果也因個人的文化修養而又所高低。其中以《上清經》、《太乙金華宗旨》、《唱道真言》、《呂祖全書》、《關帝全書》、《大成捷要》、《古書隱樓藏書》理論水平與思想價值最高。
扶乩，乃靈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薩、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爾應機，恐千百不得其一，況佛菩薩乎？以乩提倡佛法，雖有小益，根本已錯，真學佛者，決不仗此以提倡佛法。何以故？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靈鬼，尚可不致誤事。若或來一糊塗鬼，必致誤大事矣。人以其乩誤大事，遂謂佛法所誤，則此種提倡，即伏滅法之機。汝以為失利益，而問有罪無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義，可嘆孰甚？（復江景春居士書二）
可嘆孰甚：有什麼比這更可嘆的。
扶乩一事，皆靈鬼依託扶者之智識而為。亦或多由扶者自行造作而成者。且非全無真仙，殆百千次偶一臨壇耳。至言佛菩薩則全是假冒。但扶乩者多是勸人為善，縱不真實，因其已掛為善之名，較之公然為惡者，當勝一籌。又可證明有鬼神禍福等事，令人有所畏懼。所以吾人亦不便故意攻擊。奈因其所說，不拘與佛法合不合（稍知佛法之人扶之，即能常說淺近相似之佛法。不知佛法之人扶之，則全是胡說巴道），終多是以魚目為明珠，壞亂佛法，其害甚大（真知佛法之人，決不附和扶乩。佛制三皈，即已分明詳切告誡，何況深義）。故凡真佛弟子，切不可隨便贊同。（復李慰農居士書一）
不拘：不論，不管。
摘自印光大師《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1、《異苑》：“世有紫姑女，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家（曹夫人）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氣憤而死）。”
2、《夢溪筆談》中說：“舊俗，正月望夜迎廁姑，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為嬉笑……”“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
3、明末《帝京景物略》卷二記載：“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鄉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沖而仆。”
4、葉紹袁《續窈聞》
5、《列朝詩集小傳·葉小鸞》
6、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為諫官，嘗扶乩問壽數。仙判某年某月某日當死。計期不遠，恆悒悒。屆期乃無恙。后入本朝，至九列。適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無驗。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府仰沉思，忽命駕去。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按察宋蒙泉說：某公在明朝時做諫官，曾經舉行“扶乩”向神仙求問自己的壽命，神仙判斷他當死於某年某月某日。某公計算日期，已經不遠了，因此常鬱鬱不樂。可是，到了他當死的那個日子，卻安然無恙。後來進入本朝，官至九卿。一次遇上同僚家舉行“扶乩”，當年在明朝告訴他壽數的那個神仙又降臨下來。他乘此機遇，叩問當年判斷沒有應驗的原因。神仙給他的判語說：“你不去死，我有什麼辦法？”某公仰首沉思，恍然大悟，急命備車告退。原來，神仙所判的某公死期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這天正是明朝覆亡，崇禎皇帝自縊煤山，明朝百官從主赴難的日子，某公沒赴難才存活下來。《閱微草堂筆記》
7、子不語“關神下乩”：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堂，壽止六十。’后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后，某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某人自以為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跪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公大書曰：‘某生平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正公之六十時也。
8、宋劉斧《青瑣高議》載：杭州知府遇一對“雪消獅子瘦”對不出，遍請飽學之士也無對，於是請教扶乩大師沈延年，須臾，沈延年對出下聯“月滿兔兒肥”，對仗工整，令人嘆服。
9、《紅樓夢》第九四回：“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清昭連《嘯亭續錄·彭氏科目之盛》：“余素惡扶乩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
10、魯迅《花邊文學·偶感》：“五四時代，陳大齊先生曾作論揭發過扶乩的騙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卻用碟子證明了扶乩的合理，這真叫人從那裡說起。”
我國歷史上，民間扶乩多在正月15日夜裡，迎請紫姑神，並卜問來年農耕、桑織、功名之事。
南北朝以後，產生了大量的讖緯書，道教法師們承襲其技，扶乩降筆，依託神靈造作的道教經書，在南北朝時期開始大量湧現。宋、元、明、清，占卜扶乩之風愈盛，偽托神靈之作，在現存道經中佔有相當一部分。紀曉嵐在其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數十例扶乩事例。紀以為：“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託”，但他也不否認有扶乩者系“煉二話手法而為之”。
上清經系，以魏華存為第一代真人。實際上清經系是由天師道祭酒魏華存從天師道分出而始，而大部分乃是楊羲、許謐、許翔等所共同作，它的實際開創者是陶弘景。他們在京都建鄴《今南京》和句容茅山中的雷平山（長史許謐的家宅與別墅》設立了乩壇，許謐為壇主，楊羲是乩手，又是記錄。他們以扶亂為手法，假託“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以經法，實際上是楊羲所造作。楊許用扶乩的手法，假託“眾真降授”，造作大量經書，形成了以《上清大洞真經》為主的上清經系。他們所傳授和造作的道經大抵為三部分：一為《真誥敘錄》之中所說的《上清經》、《黃庭經》、《七元星圖》、《靈寶五符》、《西嶽公禁山符》、《中黃制虎豹符》;二為《雲笈七七簽·上清經述》中所說《太上寶文》、《太素隱書》、《靈書紫文》、《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虎真文》、《高仙羽玄》等；三為《茅山志》中所說《太上三天正法經》及《上清經述》中所說正一真人別授的《治精製鬼法》。南朝陶弘景曾有纂集之上清經目，已亡佚。晉代王靈期也造作邊上清經書。故楊羲、許謐所造作上清經書的具體經目、卷數，現在難以考定。北周武帝天和年間（566一569），甄鸞上《笑道論》謂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雲:“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大既那時行世的共有127卷。
他們在京都建業（今南京）設立乩壇，許謐為壇主，楊羲為乩手兼紀錄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經》31卷，就這樣出自他們扶乩之手，但後世多疑他們假託神明自己造作。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間（公元五六六至五六九年）時，有一位叫王靈期的道徒通過扶乩，增修《上清經》達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經印行，成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義，可見道教歷史上扶乩活動之盛。
在1700年前的東晉年間，扶乩就已經進入了非常成熟的應用階段，這樣看來，扶乩存在於我國民間，應該有2000年的歷史了。兩千年來，扶乩的用具幾乎沒有變化，一般有專用的木製沙盤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籮、篩、籮等，而降臨乩壇的角色卻隨著時代變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4考證：降臨乩壇的一般為鬼、神、仙等角色。
上清經系的代表性經典為《上清大洞真經》，此經是《黃庭經》內煉身神思想的發展，重“存養神肖”及“吟詠寶章”，輔以服氣、咽津、念咒、佩符，宣稱這是飛升成仙之道。上清經系的出現，表明以符篆為主的天師道，正在轉向煉養，有與丹鼎派相融合的趨向。這既是受葛洪神仙理論的影響，同時也是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舊的在逐漸擺脫易為群眾暴動所利用的低俗的符水咒術等宗教形式，提高道教的宗教品位。
宋代民間流行扶乩，以文為盛。陸遊在《箕卜》詩描述說：“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相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評，對不順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陸遊以扶乩作為娛樂，一笑了之。扶乩的興起與科舉有關，讀書人臨考前心中空虛，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陸遊在詩中說的“豈必考中否”就是預測科舉事。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中也有“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的詩句，而宋代洪邁《夷堅志》則詳細描述了扶箕的情形。南宋大詩人陸遊在《箕卜》詩中也有對“扶乩迎請紫姑神”境況的描述。
從明末開始，扶乩對我國佛教的發展開始產生重大影響。清朝中葉時扶乩對佛教的影響，出現又一個鼎盛期，各地紛紛設立乩壇。到民國初年，北京城裡乩壇林立，甚至出現了專門刊載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
與紀昀同時的江南才子袁枚，其書《子不語》中亦不乏扶乩事，如其中名篇“關神下乩”，記敘了關帝君藉由乩筆，以幽默的口吻，責備士人不夠盡忠的故事。
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壇的有孔子、老子、關羽、釋迦牟尼、青華老人、呂祖（呂洞賓）、、穆罕默德、耶穌、拿破崙、華盛頓、托爾斯泰等等”。人們對扶乩的真假與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待扶乩的態度長期莫衷一是。
說起民國初年的扶乩，不能不提到一件趣事。民國七年（1918年），諦閑法師應北京徐蔚如居士之邀，到北京講經說法，當時北京乩壇很盛，曾經有白城隍（舊時城市的守護神叫城隍）降鸞自稱要去聽諦閑法師講經，如果有不懂之處，還要請諦閑法師解說。後來，諦閑法師應邀而至，白城隍和關聖帝君相約如期降鸞，並對諦閑法師大加稱讚，當時這件事在北京社會引起很大反響。
早在1934年上海灘就曾經流行過碟仙，近年來，在一些大學校園裡，流傳著碟仙、筆仙、銀仙、筷仙等，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現形式。
1945年夏初，重慶成立了國際宗教研究會，發起人為了撰寫宣言，便組織扶乩，請濟公降臨乩壇為研究會題寫宣言，曾經出任中國駐印度等國外交使節、信奉基督教的盧春芳先生，親眼目睹並記錄下濟公降臨乩壇題寫的乩文，濟公以“鍾靈毓秀”為韻，題寫了中英文對照的《國際宗教研究會宣言》。
古代學子以乩仙示題。《子不語》卷二十一記載了二樁偶合之事：“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眾人大笑，以仙為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三節。又甲午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眾秀才若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眾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乩仙的手法很模糊，這是其高明處。學子很會聯想，以“不知”為“不知命”，以“不可語”為“不如好之”，“署”是四個“者”，這些都與考題應驗了。如果實在應驗不上，乩仙說的“不知”、“不可語”也算是實話。
學子還以扶乩問前程。《閱微草堂筆記》卷四記載：“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卻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萬壽恩科登第，方司萬年之說。后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並前程萬里之說變驗。”乩仙說：“萬年。”可以作多種解釋，遙遠無期；此途不能；萬歲（皇帝）開恩之時，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與其中的一種解釋巧合。紀昀對這個故事論述說：“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蓍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人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扶乩還教人們如何處世，戒貪、克淫，以謹慎行事。《閱微草堂筆記》卷十記載：“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由此可見，扶乩有時並不全是迷信。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記載：“太原府純陽宮在貢院東天衢，明萬曆年建。凡起造規劃，偕仙乩布置。內八封樓、降筆樓，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對額皆乩筆所題，碑記乃李太白乩筆也。用醉翁亭體，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築師，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產物。
扶乩術受到統治者青睞。明憲宗時，李孜省為了拉攏勢力，通過乩仙說江西人赤心報國，啟用了一大批親信，顧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
扶乩術用於官場上的明爭暗鬥。《明史·藍道行傳》記載：藍道行以扶乩術得幸，他為了搞垮政敵嚴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於是遣放了嚴嵩。嚴嵩就與道士田玉勾結，田玉擅長扶乩術，誣藍道行，藍道行下獄死。另一個大臣徐階極力反對扶乩術，他對世宗說：“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失，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心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後來，世宗殺了田玉等人。明俞如楫的《禮部志稿》載有馬文升《復奏四事疏》：“宜令各該巡城監察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逐一搜訪，但有扶乩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可見，扶戰術已經對社會發生很大危害，不然，馬文升怎麼會如此鄭重地上疏？
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為業。《子不語》卷二十二記載：“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並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陽、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扶箕的地點可以是廟宇，也可以是家中，清中葉名臣葉名琛之父葉志詵篤通道教，愛好扶乩，葉名琛特建長春仙館（今廣州應元路市二中附近），供奉著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事無大小都要問於乩手。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葉名琛親自扶乩，得呂洞賓語“十五日後便無事”，因此既不與聯軍交涉，也不防守，最後戰敗被俘，時人譏之“六不總督”。箕仙不單預告事情，更能與文人對唱。近代文學家巴金在《家》《春》《秋》中寫道：“覺新由於思念亡妻作扶乩，所思之事得以慰藉。如今扶乩已近失傳。”
扶乩也有預言國家大事的，例如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七，在燕京西山碧雲寺旁高靜涵居士家中，天台步虛祖師（隋代高僧）的飛鸞訓文，預言中國的百年大事，從光緒帝的死期（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宣統帝的三歲即位（三歲孩童三載福），大清的滅亡（月中無主水空流，萬頃煙波一旦收），以及孫文，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朱德等等的相繼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一直到近代（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丘滿崗陵，相將玉兔漸東升），並且預言未來的中國將會有聖君出現，首都將會在南京（南朝金粉太平春，萬里山河處處青）。
扶箕形式分為兩種，分別是單人箕及雙人箕。扶乩盛行於現代某些民間道教與一貫道團體。扶乩目前主要在台灣、香港等地的道觀中仍舊存在和活動。
載稱：“扶乩：〔扶箕、抬箕、扶鸞〕舊時迷信，假借神鬼名義，兩人合作以箕插筆，在沙盤上划字，以卜吉凶，或與人唱和，籍以詐錢。因傳說神仙來時均駕風乘鸞，故名。起於唐代，明清盛行於士大夫間。《紅樓夢》：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她問一問？”
一種迷信，扶即扶架，乩指卜以問疑等，也叫扶箕、扶鸞，與扶乩相似的迷信，世界各地都有。
中華道教大辭典
扶乩是古代“天人交通”術的一種，又名扶鸞。
英文為Sciomancy或PlanchetteWriting意即箕占、篩占、乩占等。扶乩的最早紀錄見於我國東晉時期，唐時傳入日本，由日本傳入荷蘭，再由荷蘭傳入歐美各國，在日本叫做“靈子術”，西方國家稱扶乩的板為“維吉板”，研究扶乩的組織叫“靈學會”，能夠組織扶乩和與神交流的人稱“神媒”或“靈媒”。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生前篤信扶乩，有一次乩盤上寫出了許多古代希伯來文，當時在場的人都不認識；英國著名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哥哥伊拉斯馬斯·達爾文堅信扶乩，經常在自己家裡組織扶乩會，達爾文曾經參加了一次扶乩會，但中途退場了，達爾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對扶乩雖然持懷疑態度，但經常參加扶乩會，而達爾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學家華萊士卻是扶乩的堅決擁護者。
1.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清順治辛卯年（1651年）時，有個雲間（今上海松江）男子扶乩。“乩仙”降臨后，該男子問：仙從哪裡來？乩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塘，曾有詩篇號斷腸。”該男子又問：仙是何姓氏？乩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因為該男子不知道有《斷腸集》，看見乩文有“兒家”兩字，知道“乩仙”肯定是女子，便猜測道：“仙莫非是蘇小小嗎？”乩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士，”該男子還是不解又問：“莫非是李清照嗎？”乩書又曰：“須知清照易貞娘，朱顏說與任君詳。”該男子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朱淑真降壇，於是一問一答，“乩仙”寫成《浣溪紗》等詞后離去。因為該男子不通詩文，不知道朱淑真的詩作《斷腸集》，所以這裡“乩仙”的文采，明顯高於該扶乩者，乩文由扶乩者造作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