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首輔
內閣中位列第一的輔臣
內閣首輔,即內閣中位列第一的輔臣。在明代,“首輔”是對內閣大學士(少數以翰林學士入直內閣)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稱,與內閣”次輔“、”群輔“相對,一說大致產生於明英宗天順年間,始自李賢;另有從明仁宗時大學士初兼師保之官的楊士奇起算、從明成祖創建內閣時起算、從明世宗在位期間起算 等說法。
內閣首輔並無明文規定,而是政治實踐的產物。嘉靖、隆慶與萬曆初年,首輔、次輔界限嚴格,首輔之權最重,主持內閣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擬權,次輔不敢與之抗衡。在內閣之外,內閣首輔也已成為文臣之首,並能有力地影響六部,其中張居正還嘗試通過考成法以使對六部的控制得到制度化。張居正之後,內閣首輔權力趨於衰落。
對於內閣首輔的性質和地位,存在“顧問”、“宰相”、“開府之書記”、“輔相”等多種說法,當代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其並非宰相。嚴格意義上,在明代內閣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強調內閣大學士職權差別的時代,不存在”內閣首輔“的概念。
內閣官員的名稱,如“某某殿大學士”、“某某閣大學士”等官名,始創於唐朝。但唐朝的集賢殿學士的職責主要是編輯圖書、發現推薦文學賢才,不是掌握行政權的中央機構。宋朝設立的“殿閣大學士”名目繁多,如“觀文殿、端明殿、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等學士,但多是作為榮譽銜,無實際職責,與宰相不一定重合。
明成祖像
朱棣篡位后,於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員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此後秘書官員常設,漸有“內閣”之稱。內閣中的官員一般以“某殿或某閣大學士”作為官職名,但該“大學士”僅作為兼銜,其正式職務仍為翰林院官員,品級不過五品,其下不設置新官署,職權受到限制,其性質也仍屬“顧問”。然而,閣臣們憑藉接近皇帝,對皇帝的決策仍有重要影響力。洪熙、宣德年間,多人內閣逐漸簡為“三楊”輔政,而閣臣官階、內閣權力都開始快速上升。
“三楊”畫像(《古聖賢像傳略》)
在永樂年間,七人內閣組成之初,成祖對內閣有所命令,就會說“解縉等”;解縉被貶滴后,就改說“胡廣等”。宣德、正統時,閣臣論事,經常是以楊士奇領銜,羅汝敬稱其為“四朝耆臣,二聖元輔”(《明史》中“耆”作“老”)。王世貞在追述史事時,也將楊士奇稱為內閣首輔。但這個時侯,各位閣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議事,首次尚無明顯區分。
正統、景泰之際,閣臣議政票旨皆在文淵閣,當時楊溥已逝,由陳循主議。葉盛攻擊陳循,說他“謬當內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諭陳循說“朕任卿掌內閣事”:這些都體現了陳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景泰年間的內閣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陳循;在內閣外,六部分權、直屬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堅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書于謙也遠遠超過閣臣。曾有御史建言“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被于謙依據祖制駁斥。
李賢像(《三才圖會·人物之八》卷一第三頁,萬曆三七刊)
隨著位居第一者開始有了”首輔“的尊稱,其次的閣臣就稱為次輔,餘人稱群輔。內閣首輔的人選,依閣臣的入閣先後、資歷、才能、聲望及皇帝旨意來確定。英宗天順之世,李賢為內閣首輔;憲宗時,萬安等為內閣首輔;武宗時,有李東陽、楊廷和等為內閣首輔。
這一階段,圍繞內閣首輔之位展開的黨爭已經出現,例如成化年間著名的“紙糊三閣老”中,首輔萬安與南人結黨,閣臣劉珝則與北人結黨,相互傾軋,最後以萬安和劉吉獲勝、劉珝致仕而告終。內閣首輔也對內閣之外的牽制力量進行打壓,例如弘治初年,劉吉曾對彈劾自己的言官進行陷害。
明中後期部分內閣首輔像(《古聖賢像傳略》)
這一階段,閣臣之間圍繞首輔位置的傾軋爭奪愈演愈烈,既存在內閣首輔頻繁更換的情況,也出現了多位強勢的內閣首輔。首先,張璁借大禮議取得明世宗信任,排擠楊廷和、楊一清;其後,夏言與嚴嵩、嚴嵩與徐階相繼展開了激烈的爭鬥,其中夏言成為明代首位棄市的內閣首輔,嚴嵩則開創了利用內閣首輔的票擬權處死輔臣和諫官(楊繼盛)的先例。
張居正像
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期間,所受優待,在明代是罕見的。與他同時在內閣的閣臣先後五人,都是由他疏薦入閣的。神宗命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入閣諭旨是:“著隨元輔等入閣辦事。”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南歸葬父,神宗命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勿得專決。仍馳之江陵聽先生處分。”至比,首輔成了內閣的長官,閣僚則降為首輔的屬員。至於部院員缺,特別是吏、兵二部尚書的推用,實際均由居正決定。這樣,六卿對首輔也只有“同色探旨”,唯唯聽命了。張居正利用難得的政治機遇推行改革(見張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統治一度出現振興跡象,其本人也成為明代歷史上權勢最重的內閣首輔。內閣制度至此也發展到高峰。
申時行像
明神宗親政后,張四維、申時行相繼任內閣首輔,期間,內閣在各方玫擊中勉強維持現狀。當時廷臣群起追論張居正,集中攻擊內閣侵奪吏、兵二部用人權和用考成簿挾制科臣二事違背祖制,應永為禁革,而張四維、申時行先後引嘉靖以來朝政的成例加以申辯,閣權得以苟延殘喘。嗣後,內閣又與吏部就人事權展開長期鬥爭,內閣首輔張位成功排擠多位吏部尚書,但人事權之爭還是以吏部的勝利告終。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之後,因閣臣得不到補充,以至於朱賡、葉向高、方從哲都曾一度成為內閣中的“獨相”。又因為處於皇帝怠政時期,閣臣往往只能通過票擬與皇帝進行文字聯絡,長期不能見面。
天啟年間,閹黨權盛,阿附魏忠賢的魏廣微為了獲取更大權力,通過魏忠賢嘗試分割了內閣首輔韓爌的部分票擬權。不過,方誌遠認為在顧秉謙擔任內閣首輔后,首輔“主批紅”的權力應該得到了恢復,但其原因恰恰在於顧秉謙也是閹黨分子,主票擬不過便利了他為魏忠賢服務。這期間,閣臣們也被譏諷為“魏家閣老”。
清代內閣大學士中雖仍有所謂“領班大學士”(有時亦被稱為首輔),但與明代內閣首輔不可同日而語。清代曾在內閣任職的席吳鏊說:“明重首揆,次輔幾不敢與齒,本朝閣臣少所差別。”(《內閣志》)具體分析清代閣臣狀況可知,清朝大學士的班次權力意義不甚明顯,閣臣彼此在職權上接近。在更嚴格的意義上,“首輔”成為對”領班軍機大臣“的稱呼,不再存在”內閣首輔“的概念。
明代內閣大堂舊址
其一,票擬權。票擬權起初並非由內閣輔臣獨享,更不為首席內閣大學士壟斷。但後來,票擬權逐漸專歸於內閣,在內閣之中又由內閣首輔執筆主稿,首輔委託則其他閣臣可以執筆。嘉靖以後,首輔趨於專斷票擬,不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閣臣置喙。一方面,首輔極力維護其“主票擬”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閣臣一旦受命與首輔共主票擬,則意味著他將取而代之。此後,首輔對票擬權的主掌,在天啟、崇禎年間先後受到過魏廣微和倪元珙上書的衝擊,但大體維持了下來。
其二,對六部的影響力。嚴嵩、張居正等內閣首輔在事實上控制了六部,張居正還試圖通過”考成法“使這種控制正規化。
其三,位次。隨著地位的提升,閣臣常擁有各部尚書的兼銜,雖起初與六部的實任尚書仍不可同日而語,但其後則慢慢反超,科舉讀卷時的次第反映出了這種微妙的變化,朝會位次亦然。此外,自李賢以後,內閣首輔的加官都在正二品及以上。概括而言,內閣首輔一般官以“少師太子太師兼吏部尚書”(但不絕對),位列文臣之首。
萬曆十五年版《大明會典》關於內閣的部分規定(哈佛大學藏本)
內閣首輔的實際職權因人、因時而異,其行使職權的效果也是如此。嘉靖以後,內閣首輔已具備皇帝之下、七卿以上的輔政大臣的地位,然而,明廷典制對此始終未明確承認,在《明會典》中內閣也僅被附於翰林院之下(其中也未明確規定“內閣首輔“之職)。總體上,閣權依附於皇權,並受到司禮監,外廷部院、科道等官的牽制。
• 制度萌芽期:解縉,楊士奇,陳循;
• 初創發展期:李賢,商輅,萬安(“萬歲閣老”),劉吉(“劉棉花”),劉健,李東陽;
• 嘉萬鼎盛期:楊廷和,張璁,夏言,嚴嵩(“青詞宰相”),徐階,高拱,張居正;
• 動蕩衰敗期:申時行,王錫爵,葉向高(“獨相”),方從哲,顧秉謙,溫體仁,周延儒。
儘管明代中葉的內閣出現了多位“無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實”的權臣,而且閣臣也常常被俗稱為相,但從嚴格意義上說,內閣仍不能與過去的宰相等同。有明一代一共有160多位閣臣(包括50餘名內閣首輔),像張居正那樣勇於任事者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作為十分有限。
王世貞著《嘉靖以來首輔傳》書影(四庫全書版)
王世貞:髙帝之罷設丞相,著為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於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恆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
申時行:夫閣臣之參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餘年,天下之政出於一,自古記之矣。······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勢必不能安。
葉向高:①我朝閣臣,只備論思顧問之職,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權勢稍重者,皆上竊君上之威靈,下侵六曹之職掌,終以取禍。臣備員六年,百凡皆奉聖斷,分毫不敢欺負,部務盡聽主者,分毫不敢與聞。②然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於謀議。今之閣臣,虛冐相名,自票擬而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而默無一言,是並謀議而失之矣。
馮元飆: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
黃宗羲:或謂后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
張廷玉等《明史》:①迨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雖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時召見,得預各部事,然希闊不敵士奇等親。自是內閣權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長與執持是非,輒以敗。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然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間有賢輔,卒蒿目而不能救。②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
紀昀等《欽定歷代職官表》:惟是大學士委寄雖隆,而終明世,秩止正五品,故其官仍以尚書為重,其署銜必曰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本銜在下而兼銜反在上,此則其沿襲之失,而名實不能相副者也。
趙翼:①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②案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為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尚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
錢穆: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論,張居正是一內閣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領袖,不得以內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異於漢唐宋傳統的。張居正要以相體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雖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樹,但當時清議,並不講他好話,這就因為認他是一個權臣,非大臣。······我們詳細講述這一層,正為闡明制度如何牽制著人事,而明代此項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論定了。
黃仁宇:①經過一個時期,內閣大學士在某種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職權。但從制度上來說,這種做法實有曖昧不明之處。②大學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後朝臣之間的更加複雜的糾紛局面。③從理論上講,皇帝的大權不應旁落,但這種理論並不總是能和實際相一致的。
成為專制工具
內閣制及內閣首輔的產生,源於君主專制的加強及丞相的廢除,也成為強化君主專制的手段。例如,明世宗有意識地整頓內閣人員和完善內閣制,提高大學士的地位和權力,尤其是強化內閣中位居首席者的地位,其目的在於使內閣能在自己身體欠佳又難以信任宦官的情況下,有效發揮輔政作用,更好地為君權服務。另一方面,控制首輔,便控制了內閣,也就能將閣許可權制在君權許可的範圍之內。
促進社會改革
在中國古代史上,改革與權力尤其是集權之間往往有著密切的關係,改革的進行常以集權為條件。內閣首輔的產生,客觀上為才大志大的內閣大學士施展抱負創造了條件,從而促使明中後期特殊歷史條件下一系列社會改革的展開。例如,楊廷和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利用明武宗去世後起草遺詔、主持朝政的機會展開改革,內容包括裁撤錦衣衛、打擊宦官、恢復民力、加強邊防等,其後世宗繼續與費宏、楊一清、張璁、桂萼等幾任大學士先後主持一系列興利除弊活動,即“嘉靖新政”。高拱作為明穆宗親信,也曾展開吏治、兵制、財政等多方面的改革。內閣首輔張居正更是利用明神宗年幼的機會,“包攬了明神宗的皇權、李太后的訓子權以及馮保的司禮監權”,使權力集於張居正一身並通過張居正的行使而顯現出來,由此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一系列改革(有學者概括為“嘉隆萬改革”),對於明王朝統治的重振起到了積極作用。
加劇黨爭政爭
隨著內閣首輔制度的發展,首輔一職成為官僚們最大的目標,內閣成員的鬥爭趨於激烈,內閣呈現混亂局面,並與黨爭交織在一起。這些政治鬥爭,在一定歷史時期、一定程度上使得內閣首輔制度走向衰落並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東林書院
明代內閣首輔,自李賢計,共76人次,56人,以公曆記(1457年7月-1644年3月),平均任期為3年4個月。重複出任首輔的,次數最多的是四任首輔的李時和夏言。任期達到十年的有:嚴嵩,15年8個月(兩任合計);萬安,10年4個月;張居正,10年。以翰林學士銜成為首輔的有天順年間的李賢,成化年間的陳文,但在任首輔期間也都提升為大學士。
若自仁宗登基后的楊士奇計,則內閣首輔中任職最長者為楊士奇,任期達19年6個月,以翰林學士銜成為首輔的除李賢、陳文外,還有正統年間的曹鼐、陳循,天順年間的徐有貞、許彬,其中除曹鼐、許彬外亦皆提升為大學士。
下表依《明史·宰輔年表》,自明成祖建立內閣時起算,開列內閣中位居首位者的名單。關於清代領班內閣大學士(亦稱“首輔”或“首揆”),參見詞條清朝大學士列表。
人次 | 姓名 | 上任時間 | 離任時間及事由 | 公曆任期 |
1 | 黃淮 | 建文四年八月 | 建文四年十一月降 | 1402年 |
2 | 解縉 | 建文四年十一月 | 永樂五年二月罷 | 1402年-1407年 |
3 | 胡廣 | 永樂五年二月 | 永樂十六年五月卒 | 1407年-1418年 |
4 | 楊榮 | 永樂十六年五月 |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降 | 1418年-1424年 |
5 | 楊士奇 |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 正統九年三月卒 | 1424年-1444年 |
6 | 楊溥 | 正統九年三月 | 正統十一年七月卒 | 1444年-1446年 |
7 | 曹鼐 | 正統十一年七月 | 正統十四年八月,土木之變,遇難 | 1446年-1449年 |
8 | 陳循 | 正統十四年八月 | 天順元年正月,奪門之變,罷 | 1449年-1457年 |
9* | 高榖 | 天順元年正月 | 天順二月致仕 | 1457年 |
10 | 徐有貞 | 天順元年二月 | 天順元年六月罷 | 1457年 |
11 | 許彬 | 天順元年六月 | 天順元年七月罷 | 1457年 |
12 | 李賢 | 天順元年七月 | 成化二年三月丁憂 | 1457年-1466年 |
13 | 陳文 | 成化二年三月 | 成化二年五月降 | 1466年 |
14 | 李賢 | 成化二年五月 | 成化二年十二月卒 | 1466年 |
15 | 陳文 | 成化二年十二月 | 成化四年四月卒 | 1466年-1468年 |
16 | 彭時 | 成化四年四月 | 成化十一年三月卒 | 1468年-1475年 |
17 | 商輅 | 成化十一年三月 | 成化十三年六月致仕 | 1475年-1477年 |
18 | 萬安 | 成化十三年六月 |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罷 | 1477年-1487年 |
19 | 劉吉 |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 | 弘治五年八月致仕 | 1487年-1492年 |
20 | 徐溥 | 弘治五年八月 | 弘治十一年七月致仕 | 1492年-1498年 |
21 | 劉健 | 弘治十一年七月 | 正德元年十月致仕 | 1498年-1506年 |
22 | 李東陽 | 正德元年十月 | 正德七年十二月致仕 | 1506年-1512年 |
23 | 楊廷和 | 正德七年十二月 | 正德十年三月丁憂 | 1512年-1515年 |
24 | 梁儲 | 正德十年三月 |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降 | 1515年-1517年 |
25 | 楊廷和 |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 | 嘉靖三年二月致仕 | 1517年-1524年 |
26 | 蔣冕 | 嘉靖三年二月 | 嘉靖三年五月致仕 | 1524年 |
27 | 毛紀 | 嘉靖三年五月 | 嘉靖三年七月致仕 | 1524年 |
28* | 費宏 | 嘉靖三年七月 | 嘉靖六年二月致仕 | 1524年-1527年 |
29 | 楊一清 | 嘉靖六年二月 | 嘉靖八年九月致仕 | 1527年-1529年 |
30 | 張璁 | 嘉靖八年九月 | 嘉靖十年二月易名張孚敬,七月致仕 | 1529年-1531年 |
31 | 翟鑾 | 嘉靖十年七月 | 嘉靖十年九月降 | 1531年 |
32 | 李時 | 嘉靖十年九月 | 嘉靖十年十一月降 | 1531年 |
33 | 張孚敬 | 嘉靖十年三月 | 嘉靖十一年八月致仕 | 1532年 |
34* | 李時 | 嘉靖十一年八月 | 嘉靖十二年四月降 | 1532年-1533年 |
35 | 張孚敬 | 嘉靖十二年四月 | 嘉靖十四年四月致仕 | 1533年-1535年 |
36 | 李時 | 嘉靖十四年四月 | 嘉靖十四年八月降 | 1535年 |
37 | 費宏 | 嘉靖十四年八月 | 嘉靖十四年十月卒 | 1535年 |
38 | 李時 | 嘉靖十四年四月 |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卒 | 1535年-1538年 |
39 | 夏言 |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 | 嘉靖十八年五月致仕 | 1538年-1539年 |
40 | 顧鼎臣 | 嘉靖十八年五月 | 嘉靖十八年五月降 | 1539年 |
41 | 夏言 | 嘉靖十八年五月 | 嘉靖二十年八月致仕 | 1539年-1541年 |
42 | 翟鑾 | 嘉靖二十年八月 | 嘉靖二十年十月降 | 1541年 |
43 | 夏言 | 嘉靖二十年十月 |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罷 | 1541年-1542年 |
44 | 翟鑾 |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 |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罷 | 1542年-1544年 |
45 | 嚴嵩 |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 |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降 | 1544年-1545年 |
46 | 夏言 |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 |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致仕 | 1545年-1548年 |
47 | 嚴嵩 |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 |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罷 | 1548年-1562年 |
48 | 徐階 |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 | 隆慶二年七月致仕 | 1562年-1568年 |
49 | 李春芳 | 隆慶二年七月 | 隆慶五年五月致仕 | 1568年-1571年 |
50 | 高拱 | 隆慶五年五月 | 隆慶六年六月罷 | 1571年-1572年 |
51 | 張居正 | 隆慶六年六月 | 萬曆十年六月卒 | 1572年-1582年 |
52 | 張四維 | 萬曆十年六月 | 萬曆十一年四月丁憂 | 1582年-1583年 |
53 | 申時行 | 萬曆十一年四月 | 萬曆十九年九月致仕 | 1583年-1591年 |
54 | 王家屏 | 萬曆十九年九月 | 萬曆二十年三月致仕 | 1591年-1592年 |
55 | 趙志皋 | 萬曆二十年三月 |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降 | 1592年-1593年 |
56 | 王錫爵 |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致仕 | 1593年-1594年 |
57 | 趙志皋 |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 | 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卒 | 1594年-1601年 |
58 | 沈一貫 | 萬曆二十九年九月 |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致仕 | 1601年-1606年 |
59 | 朱賡 |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卒 | 1606年-1608年 |
60* | 李廷機 |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 萬曆四十年九月致仕 | 1608年-1612年 |
61 | 葉向高 | 萬曆四十年九月 |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致仕 | 1612年-1614年 |
62 | 方從哲 |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 | 泰昌元年十二月致仕 | 1614年-1620年 |
63 | 劉一燝 | 泰昌元年十二月 | 天啟元年十月降 | 1620年-1621年 |
64 | 葉向高 | 天啟元年十月 | 天啟四年七月致仕 | 1621年-1624年 |
65 | 韓爌 | 天啟四年七月 | 天啟四年十一月致仕 | 1624年 |
66 | 朱國禎 | 天啟四年十一月 | 天啟四年十二月致仕 | 1624年 |
67 | 顧秉謙 | 天啟四年十二月 | 天啟六年九月致仕 | 1624年-1626年 |
68 | 黃立極 | 天啟六年九月 | 天啟七年十一月致仕 | 1626年-1627年 |
69 | 施鳳來 | 天啟七年十一月 | 崇禎元年三月致仕 | 1627年-1628年 |
70 | 李國 | 崇禎元年三月 | 崇禎元年五月致仕 | 1628年 |
71 | 來宗道 | 崇禎元年五月 | 崇禎元年六月致仕 | 1628年 |
72 | 李標 | 崇禎元年六月 | 崇禎元年十二月降 | 1628年 |
73 | 韓爌 | 崇禎元年十二月 | 崇禎三年正月致仕 | 1628年-1630年 |
74 | 李標 | 崇禎三年正月 | 崇禎三年三月致仕 | 1630年 |
75 | 成基命 | 崇禎三年三月 | 崇禎三年九月致仕 | 1630年 |
76 | 周延儒 | 崇禎三年九月 | 崇禎六年六月罷 | 1630年-1633年 |
77 | 溫體仁 | 崇禎六年六月 | 崇禎十年六月致仕 | 1633年-1637年 |
78 | 張至發 | 崇禎十年六月 | 崇禎十一年四月罷 | 1637年-1638年 |
79 | 孔貞運 | 崇禎十一年四月 | 崇禎十一年六月罷 | 1638年 |
80 | 劉宇亮 | 崇禎十一年六月 | 崇禎十二年二月罷 | 1638年-1639年 |
81 | 薛國觀 | 崇禎十二年二月 | 崇禎十三年六月致仕 | 1639年-1640年 |
82 | 范復粹 | 崇禎十三年六月 | 崇禎十四年五月罷 | 1640年-1641年 |
83 | 張四知 | 崇禎十四年五月 | 崇禎十四年九月降 | 1641年 |
84 | 周延儒 | 崇禎十四年九月 | 崇禎十六年五月罷 | 1641年-1643年 |
85 | 陳演 | 崇禎十六年五月 | 崇禎十七年二月罷 | 1643年-1644年 |
86 | 蔣德璟 | 崇禎十七年二月 | 崇禎十七年三月罷 | 1644年 |
87 | 魏藻德 | 崇禎十七年三月 | 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亡,遇難 | 1644年 |
上表參見《明史·宰輔年表》、相關人物傳記以及對《宰輔年表》的考訂文章。說明如下:
(1)表中上任時間,如其人於詔書下達時尚在外地,而詔書下達當月未能應召到京的,以應召到京時間為準;
(2)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按照加官則徐有貞在前,按照殿閣則高榖在前,一說按實際情況首輔當已為徐有貞(本表序號9);
(3)嘉靖五年(1526年),《宰輔年表》將楊一清列為內閣首輔,系就該年五月至七月而言。但即使這一期間,楊一清的官銜為“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費宏則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而太子太師高於太子太傅,且《明實錄》亦將費宏列於楊一清前(例如),據改(本表序號28);
(4)嘉靖十二年(1533年),《宰輔年表》將方獻夫列為內閣首輔,據《明實錄》及《嘉靖以來首輔傳》改為李時(本表序號34);
(5)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朱賡卒后,繼任首輔存在爭議,《宰輔年表》采李廷機,《明實錄》在此期間亦仍將李廷機排在葉向高之前(例如),姑依《明實錄》(本表序號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