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爵

嘉靖十三年（1534年），七月二十一日午時，王錫爵生。其父王夢祥為南京國子監監生，其母吳氏為富家女。出生之前，一群雀在其家樓中鳴叫，當地“雀”字與“爵”字同音，故取名為王錫爵。

嘉靖十七年（1538年），王錫爵開始讀書，其過目成誦，被塾師稱為神童。

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錫爵中痘症險些喪命，經其母吳氏衣不解帶照顧一旬方才脫離危險。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錫爵隨其父在海濱居住，有族人兄弟倆爭奪家產。其兄以一錠白銀給王錫爵請他轉交其父，讓王夢祥在家產爭奪中偏袒於他。但王爵錫拿過銀子跑出門外，站在橋上對人說：“這是何物？這是對我的侮辱。”然後把銀子扔到河裡去。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一天早晨，王錫爵讀書，突然書寫了“會元”兩字粘在房樑上。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三歲的王錫爵補博士弟子員（秀才）。一天王錫爵穿的青布鞋破了，督學御史馮天馭摸著王錫爵頭道：“是不是你父貧，而憐惜一塊帛布？”學署中知道王錫爵家境的人告訴馮天馭，王錫爵家境富有。馮天馭讚歎道：“我失言了，這孩子不是紈絝，家裡如此有錢，還懂得節約，其前途不可限量。”

嘉靖三十年（1551年），王錫爵聘娶嘉定人朱氏為妻，朱氏為時任黃縣知縣朱邦臣之女。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錫爵科試名列第一，制藝被士人印成集子，奉為金科玉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這年科試王錫爵仍名列第一。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王錫爵參南京應天鄉試，以《春秋》中第四名。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次女王桂（即曇陽子）。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王錫爵赴禮部會試，被大學士袁煒，禮部右侍郎董份（註：原書記載為吏部侍郎，查閱明代職官表，當時應該為禮部右侍。十一月，董份才升遷為吏部左侍郎。故更正。）定為會試第一，會員。廷試名例第二。三月被授翰林院編修一職。九月初九兒子王衡出生。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年考滿，朝廷封其父王夢祥為編修文林郎，其母吳氏為太孺人，其妻朱氏為孺人。這年會試被任命為房考官，因為其弟王鼎爵參加考試，上書求辭。被派到開封公幹，順道歸回家給父親過五十大壽。

隆慶元年（1567年），王錫爵遷經筵講官，因為講得好，被皇帝和內閣嘉獎。

隆慶二年（1568年），王錫爵之弟王鼎爵中會試第五名，廷試賜進士第九名。

隆慶三年（1569年），王錫爵任南京國子監司業。

隆慶四年（1570年），王錫爵轉任北京國子監司業，不久升為右春坊右中允。

隆慶五年（1571年），王錫爵充當會試同考官。首輔高拱指使吏科都給事中以朝班不振，上疏要遷出午門內的史館，王錫爵據理力爭，由此得罪了高拱。接著高拱擬用王錫爵主武會試，被王錫爵所拒。再接著太子出閣讀書，眾人慾推王錫爵為東宮講官，高拱想用自己門生為講官，更是對王錫爵懷恨在心。於是王錫爵以右諭德被貶到南京翰林院掌翰林事。

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穆宗駕崩，萬曆登極。王錫爵被召回坊局充當穆宗實錄副總裁。恩封其父為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其母為太宜人，其妻為宜人。

萬曆元年（1573年），正月，王錫爵掌右春坊事。八月，王錫爵主試順天鄉試，選拔了不少賢材，對文章上佳的違式落卷的考生親自勉勵。

萬曆二年（1574年），三月，王錫爵被任命為會試同考官。七月，穆宗實錄成，王錫爵升為侍講學士，加四品服色。八月，王錫爵升為國子監祭酒。這一年，王錫爵次女王桂十七歲，訂婚於浙江人參議徐廷裸之子徐景韶，徐景韶死，女王桂未嫁守節。

萬曆三年（1575年），王錫爵在國子監欲推行國初積分法，讓那些貴胄子弟凡是十六歲至三十歲的都必須到國子監坐監學習禮和射，對那些貧寒子弟，王錫爵用自己的俸祿支助。

萬曆四年（1576年），王錫爵升為詹事府少詹事。王錫爵充任世宗實錄副總裁官，皇帝下旨限一月內成書。書如期纂成，王錫爵升為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萬曆五年（1577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為了討好張居正，提出“奪情”之議（即可以在職居喪不守孝），與封建思想不符遭到眾臣反對，神宗卻對翰林編修吳中行等奪職並廷杖，王錫爵求情皇帝與張居正均無效，並送禮為他們充軍餞行。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回鄉安葬父親，不少官員聯名請張居正回朝，錫爵拒絕簽名，卻申請回家探親，直到父親病亡。

萬曆十一年（1583年），王錫爵在家守孝。三月，張居正被奪官。往事成空。

萬曆十二年（1584），張居正被籍家，人們紛紛落井下石。神宗召回了一大批當初反對張居正的人。當時很多朝臣都以詆毀張居正為自己撈取名利，而王錫爵卻上書當權者，指出：張居正為相時幹了很多有益的事，是有政績的，不應該全盤否定。認為“江陵相業亦可觀，宜少護以存國體。”十二月，服闋，王錫爵以禮部尚書銜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一上任便奏請神宗：疏遠諂媚之臣，禁止鑽營求官，戒除虛浮，節約開支，廣開言路。這些建議均被採納，並受到神宗的褒獎。

萬曆十三年，二月五日，葬父。原定四月十六日啟程上京，因其弟王鼎爵生病，推遲到四月二十八日。王世貞作詩相送。大旱，天子步行求雨，王錫爵提出自己的政策。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人相謀划，認為王錫爵在朝廷內外頗負時望，而且過去與張居正不合，所以力推王錫爵加入內閣。待王錫爵入閣后，與申時行十分投機，反而出疏竭力排擠李植等人，李植等遂去。當時申時行為首輔，許國次之，王錫爵位在第三，三人同為南方人，而且王錫爵與申時行又是同科，同郡，然而申時行生性柔和，而王錫爵性剛負氣。九月十二日，賜羅衣兩件。二十七日，稱病請假。二十九日，賜羊一品，甜醬瓜茄一壇，白米二石，酒十瓶。十月十日，以生病求退，不許。十四日，派太醫院院判朱儒等五員來診病。十一月十五日，收到其弟原河南提學副使王鼎爵於閏九月二十五日病故消息，上書求退侍奉老母。

萬曆十四年，王錫爵被任命為會試主考官。

萬曆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萬曆皇帝駁回王錫爵辭呈。大明會典成書，王錫爵官晉一品。封太子太保，王錫爵上書請辭，改封太子少保。

萬曆十六年，江南大荒，請旨免江南部分稅糧。免四分，改折六分。六月八日，萬曆皇帝王錫爵二品俸三年考滿，賜原封鈔兩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吏部奉旨，以考勞績茂，加太子太保，余官如故，蔭一子入監讀書，照新銜給浩命。王錫爵上疏請辭，不許。八月，王錫爵子王衡參加順天府鄉試，名列第一。言官彈劾御史馬象乾，皇帝知道馬象乾與張居正關係緊密，下旨把他送到鎮撫司。王錫爵與眾官具陳上救，得免。巨鐺張鯨挾東廠橫行，王錫爵和申時行決定除去他。十二月十二日，給事中李沂彈劾張鯨，萬曆皇帝下旨杖李沂六十，革職。王錫爵上疏反對所大臣交給鎮撫司。這年冬有人提議開礦，王錫爵與申時行上疏反對。王錫爵的兒子王衡，參加順天府鄉試，位列第一。禮部郎官高桂、刑部主事饒申上章奏論，以為此科大臣子弟連連中選，恐有不公，請複試舉子。王錫爵十分氣憤，連連上章為自己申辯，言語十分激憤。複試結果，王衡仍排第一。因此，饒申被逮下獄、除名，高桂貶斥邊方。御史喬璧星請皇上戒諭王錫爵，務必要寬洪大量，作一個“休休有容”的大臣。王錫爵又上書為自己辯白。此事對王錫爵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使他的威望有所降低。

當時群臣紛紛上書請神宗早立皇儲，以定國本，神宗皆不聽。王錫爵上疏建議神宗“勤御朝講，日親大臣，經常披閱章疏而早定根本”，神宗“溫旨報聞”。萬曆十八年（1590）元日，神宗駕御毓德宮，召內閣輔臣進見。神宗牽著皇長子的手，用以說明他們父子二人關係很融洽，沒有廢長立幼的意思，大臣們連忙跪拜。神宗於是手諭各大臣：“倫序已定，朕何敢私？特以皇長子羸弱，待十年後，大典并行。”

萬曆十九年（1591年）夏，以母親患病，王錫爵請假探視，滯留不歸。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申時行、許國、王家屏相繼離開內閣，宰輔乏人，神宗遂又召王錫爵回朝，拜為首輔。此前神宗曾答應於二十一年春舉行冊立大典。朝臣們都在拭目以待。王錫爵密請皇上早做打算，神宗想出新的拖延理由，將三位皇子並封為王，數年後，如果皇后仍未生育，再行冊立。王錫爵順從地奉詔擬旨，提出了“三王並封”之說。即將長子常洛、三子常洵、五子常誥同時封為藩王，虛太子位以待。此說一出，舉朝嘩然。大臣們把矛頭直指王錫爵，群臣彈劾之章如雪片般飛至，造成內閣與部臣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次，王錫爵對顧憲成抱怨：“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立即反唇相譏道：“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后迫於公論，神宗不得不取消“三王並封”。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秋，皇太後生辰，神宗接受群臣朝賀后，獨召王錫爵於暖閣，王錫爵再次力請早定國本。神宗說：“中宮有出，奈何？”錫爵言道：“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神宗聽了很感動。萬曆二十二年（1594）神宗終於下詔，請皇長子出閣讀書。禮節依太子出閣的舊制，舉朝上下一片欣慰。

王錫爵在任首輔期間，曾奏准停止江南織造和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庫錢糧賑濟河南饑民，神宗全都照準。但在考察在京官員時，考功郎中趙南星因秉公罷黜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員，這其中有大學士趙志皋的弟弟，也有王錫爵的舊屬，於是內閣與部臣的關係再起衝突，結果神宗下旨將趙南星先是降三級，調外任用，后竟革職為民。連一大批為他上章呼冤的大臣也都受到貶謫。朝臣們自然把這些都算在首輔王錫爵的身上，認為是他一手操縱的，因此對他十分憤恨。王錫爵多次上書申辯無效，遂連上八疏辭去了相職，回鄉養老。七年後，皇太子冊立東宮，神宗特遣官賜敕存問，言：“冊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郁於懷，今已冊立、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心良切，特諭知之。”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廷推內閣大臣時，神宗雖然任用了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但仍惦念王錫爵，特加少保銜，遣官召他赴任。王錫爵三次婉辭不就，神宗堅持任用。當時言官們的勢力很強，每日奏章不斷，王錫爵遂進密帖給神宗，讓神宗“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言官們聽說后，引起公憤。紛紛上章彈劾，將此前舊賬又都搬出。王錫爵本不準備就職，於是更加決心杜門養老。神宗雖然越加眷顧，王錫爵就是執意不出。三年後，病逝於家，享年77歲。朝廷贈他太保銜，賜謚號文肅。

王錫爵仕途三十餘載，入閣多年，還擔任過首輔。王錫爵一生勤於政務，他的主要成就也就反應在政治上。申時行曾評價王錫爵的勤政之舉，認為王錫爵在擔任不到兩年的首輔中處理的政務比他這個前任首輔在近十年內處理的事務還要多出數倍，感嘆王錫爵的敬業。

王錫爵的大的政治成就，主要體現：一、力主對倭一戰，保證大明外部環境的安全。二、防治災害，救護民眾。三、對皇帝貽政和朝臣結黨互攻，政令不通的擔心，並為之改革。

王錫爵在內閣首輔任上，曾經指揮過萬曆“壬辰抗倭援朝戰爭”。

萬曆二十年（1592年，壬辰）五月，日本關白（相當於中國的宰相）豐臣秀吉遣倭兵十數萬攻朝鮮，陷王京（即漢城，今首爾），朝鮮國王李昖奔至鴨綠江中朝邊境，向中國求援。當時，王錫爵尚在太倉家中，故萬曆帝連召催促王錫爵速速入京，籌畫軍國大事。

倭寇侵朝前兩月，寧夏致仕副總兵、蒙古族人哱拜也起兵造反，氣勢頗為猖獗。同時面對東、西兩場戰爭，明朝政府應當將主要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朝廷內部對此意見不一，缺乏共識。因萬曆帝此時非常擔憂寧夏戰事，故王錫爵在赴京途中，即發書告知皇帝和內閣，稱哱拜之亂不足為慮，倭寇實為勁敵，應將明軍主力開赴朝鮮戰場。後來戰爭形勢的發展，果如王錫爵所料，哱拜之亂不久即被平定，而抗倭戰爭前後持續了七年。

王錫爵回京蒞任后，多次發書給在朝鮮的明軍統帥宋應昌、主將李如松等高級將領，指授機宜，懇加申誡，要求他們扼險居要，捕捉戰機，殲滅敵人，但不可輕敵，不可硬拼，務期全勝；同時，告誡他們要整頓軍紀，不可欺侮朝人，更不可濫殺日軍俘虜。

在明軍的強有力打擊下，日本侵略軍敗退到朝鮮半島東南沿海一帶。明軍收復包括平壤、漢城在內的朝鮮主要城市和絕大多數國土，使朝鮮李氏王朝存亡繼絕，起死回生。經中、朝與日本兩方談判，日軍同意撤出朝鮮。為了防止日軍捲土重來，王錫爵支持採納宋應昌所提出的關於明軍留駐朝鮮，並在朝鮮屯田、開礦，以解決入朝明軍每年龐大的軍費、軍糧供給問題的方案。由於朝鮮方面對這個方案持保留意見以及明朝自身的邊患防衛需要，和國內中原一帶發生嚴重的水災，財政極為困難，明軍被迫撤回國內。

王錫爵辭相歸隱后，仍密切關注著朝鮮局勢的後續發展。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萬曆帝向國內各地派出礦稅太監，四處橫徵暴斂，造成民間擾動不安。王錫爵當時便指出倭寇可能趁此機會，再度發動侵朝戰爭。果不其然，當年九月，豐臣秀吉再次出兵朝鮮。

王錫爵在內閣次輔、首輔任上，非常關心普通民眾的生計冷暖，盡量為他們減輕壓在身上的沉重經濟負擔。王錫爵曾一再上疏萬曆帝，勸諫皇帝不要催錢催糧，聚斂財富；又說：“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懇求皇帝深體民生之艱難，多施行一些恩惠澤民的德政。

王錫爵身為吳人，出於身份迴避的考慮，他一般不為家鄉江南地區謀求特殊照顧。但是，每當家鄉一帶，如太倉、嘉定、上海、蘇州等地發生較大的自然災荒，他又必當上疏朝廷和皇帝，懇求寬免錢糧，桑梓賴以更生。從王錫爵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在萬曆十六年（1588年）、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六年(1608年)等年份中，王錫爵都曾遞交過請求減免江南錢糧的奏疏和公牘。王錫爵還在公文中特別指出，自明初以來江南賦稅甲於天下，人民負擔最重，平常年份尚可勉強應付，而一旦遇有天災人禍，百姓則窮困交迫，難以為生，祈請朝廷“別求理財足用之術，不必盡仰江南”。萬曆三十六年，江南一帶發生大水災，王錫爵因此致書三位內閣大學士及戶部尚書，為遭受嚴重水災的家鄉太倉一帶懇求減免稅賦，云：“敝鄉（指太倉及周邊府縣）積雨連月，大浸稽天，不佞日耳號痛之聲，日睹顛連之狀，身雖在野，不忍坐視”；“敝鄉故稱水國，總不若今年之甚也。草野病人，雖一步不能出門，而窮民慟哭鼓噪之聲，日徹於耳，不得不據實上聞，以祈哀恤，乃朦瞽愚計獨以為救災而不及救亂，議賑而不及議蠲，議蠲而止寬積逋，不及現征，恐元元喘喘之命終無全理。目前桑梓嗷嗷大亂，則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門下，伏乞酌量邊腹之重輕、軍民之緩急，別求理財足用之術，不必盡仰江南”。

王錫爵還曾經認真負責地親自領導過萬曆二十一年的中原特大水災的賑災工作，挽救回成千上萬的災民性命。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河南大部、蘇北、魯南連旬大雨，洪水泛濫，造成當地糧食絕收，廬舍蕩然。至該年年底和第二年上半年，災區出現大範圍的饑饉狀況，大批災民因飢病死亡。王錫爵為此憂心如焚，他連上數疏，請求蠲免當地原應繳納的賦稅，並籌措了數額巨大的賑災錢糧派發災區。此外，王錫爵還帶頭率百官捐獻數月官俸賑災，並懇請皇帝、太后、皇后及後宮儘力捐款，以緩解賑災經費不足之困。據欽差賑災官員鍾化民《救荒圖說》的統計，該次受賑濟災民人數達到4746萬人之多。由於王錫爵對賑災的強烈呼籲和積極有效領導，終於使河南、蘇北、魯南災區最終幸運地度過這次劫難，挽救回災民性命以數百萬計。

王錫爵是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赴京途中，被任命為大明王朝的首輔大學士的，在任期間，他被晉陞為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作為一名忠君憂國的首相和一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針對當時朝廷中出現的爭論紛囂、上下抵觸、政事荒怠的亡國敗象，提出了進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希望通過改革，更化朝政，再度迎來大明王朝的中興時代。

王錫爵的政治改革思想集中反映在萬曆二十一年及次年所上的《定國論一政體疏》、《因言辨論並勸錄用人才疏》、《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等奏疏中。王錫爵主張：第一，萬曆帝應當銳意思治，勤政寬仁，協和上下，改善與朝臣們的關係，使朝廷上下形成和衷共濟、勵精圖治的良好政治氛圍；其次，適當地強化內閣作為一個強有力的中樞領導機構的權力，合理劃分內閣與其他中央政務部門的權責界限，整體上提升明代中央政府的效能；然後，再進一步整頓吏治，肅清政風，改善民生，使天下得以大治。

加強閣權（相權）是王錫爵政治改革方案中的核心。在他看來，加強相權，樹立內閣及大學士的威望，不僅可以解決明朝中央政府各部門互相牽制干擾、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而且，在皇帝長期荒怠廢政的情況下，只有鞏固和強化強有力的相權，才能有效遏止后妃、外戚之權，尤其是宦官之權的迅速膨脹，防止他們把持、篡奪國家政權。後來明熹宗（即天啟帝）時，魏忠賢閹黨輕易奪取了國家最高權力，大肆迫害包括東林黨在內的大批朝廷官員，就是因為明朝的政治制度設計中缺少強有力的內閣和宰相。歷史最終證明了王錫爵的苦諫和忠告是非常具有遠見卓識的。

王錫爵積極呼喚改革，推動改革，想做張居正之後的又一位傑出有作為的大明首相。但萬曆帝此時不願真正實施王錫爵的改革方案，群臣亦對王錫爵有所誤解，因此改革缺乏實際開展推行的條件，王錫爵雖再三努力，但難有顯著成效。

王錫爵家有“賜書堂”，其收藏頗豐，書畫甚富。

王錫爵著有《奏草》二十三卷、《牘草》十八卷、《文草》十二卷加《附錄》兩卷合編成《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分別收錄於《四庫存目叢書》135、136和《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7、8。

王錫爵筆法秀穎，依稀有翡翠蘭苕狀，著名的書法家董其昌稱他“深於書。書尤深於唐碑。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小楷清整秀勁，大可徑寸者尤骨重脈和。”

明清兩代，王姓為太倉第一大姓，蓋始於王錫爵與王世貞。兩人同姓不同宗，王錫爵始於“太原王氏”，而王世貞始於“琅琊王氏”。

王錫爵這支始祖為唐代滑州黎陽縣令王言。王言生子王徹。王徹之子王祜在後漢後周任官，宋代時在太祖朝任監察御史，宋太宗朝官至兵部待郎。王祜次子王旦為宋真宗宰相，封魏國公。王旦第三子王素，官至工部尚書。王素第三子王鞏，任宗正丞。

王鞏第四子王皋隨宋廷遷入江南，定居無錫。王皋長子王易遷入婁東。王易長子王繪。王繪子王巘。王巘次子王述祖。王述祖子王竺。王竺子王壽三。

王壽三長子王榮官河南元帥府保義副尉，遇紅巾起義棄官逃入澄江（今太倉東北沿江一帶）。王榮長子王求一遷入嘉定縣樂智鄉（今太倉瀏河鎮）。王求一子王伯皋。王伯皋子王道昭。王道昭子王瑁。王瑁子王瑾，字有謙，任福建莆田縣丞。王瑾子王侃。王侃子王銑。

明朝嘉靖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元1534年8月30日）午時，王錫爵出生在南直隸太倉州婁江與長江交匯處（在今太倉瀏河鎮）的一戶中產之家。因為當日王錫爵出生前，有數以萬計的麻雀飛來，匯聚在王家宅上，故王錫爵父親王夢祥便為兒子起了“錫爵”的名字。（在古代漢語里，“爵”與“雀”互為通假字。）

王錫爵的父親王夢祥幼時警穎善誦，聲聞里中。十六歲時便考取太倉州學生員，后曾貢入南京國子監深造，頗具才學。母親吳氏出生於嘉定縣塘南鎮的一戶富庶人家，為人善良，知書達理，勤勞能幹，見識不凡。父母身上的優秀品格對王錫爵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王夢祥教育兒子王錫爵、王鼎爵兄弟潛心讀書，抵禦外界誘惑，故而王錫爵兄弟一生品行淳厚正直，從無驕奢淫逸的行為。

為了讀書上進，王錫爵曾投拜在寓居太倉三家市的舉人潘子祿的門下，深得其在《春秋》學上的真傳，從而打下了一生學問的根基，後來王錫爵曾編撰有多部《春秋》學的著作。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錫爵十三歲時便考取太倉州學學生，即“秀才”。此後幾年，他曾多次獲得州學科試第一，所寫的試文被同窗奉為“金科玉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秋八月，王錫爵又以《春秋》經中南京應天鄉試，名列第四，成了一名舉人。四年之後，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十九歲的王錫爵赴京參加會試、殿試。他會試中第一，殿試中第二，一舉獲得了“會元”、“榜眼”兩項殊榮，令人稱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榜眼王錫爵與同科狀元申時行、探花余有丁被分別任命為翰林院編修、修撰，從此他步入政壇，開始了三十餘年的仕宦生涯。此後二十年間，王錫爵先後擔任過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右侍郎和《世宗實錄》、《穆宗實錄》副總裁等要職，在明代嘉靖後期、隆慶和萬曆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初露頭角。

王錫爵任事勤勉、才華出眾，故得到萬曆初年的當朝宰相（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的重視，並一再委以重任，王錫爵也對張居正開創的加強中央集權、推動富國強兵的改革予以堅決的支持。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逝世之後，張居正被皇帝和朝廷徹底否定。王錫爵當時雖然在野，仍秉公心，持正論，要求客觀評價張居正的偉大功績，並說：“江陵相業仆始終不甚非之”。後來，王錫爵為相之時，亦力求通過改革救國治國，其精神實質確與張居正改革一脈相承。

王錫爵為人剛烈正直，不阿權貴，他曾經因為論辨朝中政事而得罪過前後兩任當朝宰相高拱和張居正。

隆慶五年（1571年），王錫爵因指責吏科都給事中言事不當，結果被首輔高拱貶謫到南京翰林院的閑散職位上。

萬曆五年（1577年）九月，首輔張居正的父親因病去世，張居正不願按朝廷制度離職守孝，竟反而使用廷杖等高壓手段來壓制朝臣們的反對聲音，用重刑杖打趙用賢、吳中行等官員。對於張居正暴力鎮壓朝臣的舉動，王錫爵持保留和反對的意見，並不畏監視和威脅，同情、照顧趙、吳等人。第二年六月，王錫爵以回鄉省親為由，毅然退出了張居正掌控下的北京朝廷，回到太倉瀏河家中閑居。

《王文肅公傳》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四《王錫爵》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七、四十八

《罪惟錄》列傳卷十一《王錫爵》

《明史稿》列傳九十六《王錫爵》

《明史》卷二百一十八《王錫爵》

《國朝列卿記》卷九《殿閣大學士年表》

1966年12月，蘇州市郊虎丘公社新莊大隊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座明代墓葬。墓葬位於蘇州城西約五公里左右，在虎丘山的西南，楓橋的東北，南向楞伽山離運河約半里許。蘇州市博物館在貧下中農協助下，進行了清理。確認此墓為明代萬曆四十一年（1613）王錫爵夫婦合葬墓。該墓出土了官員的忠靖冠服，衣長128厘米、袖長116厘米、寬44厘米，胸前綴有補子。同時出土的還有忠靖冠、瑪瑙發簪、銅香爐、小臉盆架、小木床、小馬桶、小木椅等，文物現藏於蘇州博物館。

蘇州博物館展出王錫爵相關資料檔案。

王錫爵官至明朝內閣首輔，是太倉歷史上官位最高的人物。王錫爵故居位於江蘇省蘇州太倉市城廂鎮新華東路60號，與張溥故居同在一條街上。一幢門頭掛有一塊“大學士第”橫匾，高高的門檻前立有一對石獅，便是王錫爵故居了。

進入大門，首先看到一張“大學士第示意圖”，圖上標明大學士第內建有澄觀堂、鶴來堂、燕喜堂、三餘館四幢主體建築，西側是王氏小祠堂，東側是王氏大祠堂。

祭殿現為王錫爵生平事迹展廳。粗粗瀏覽一遍才對這位大明首輔有個大概了解。太倉王氏源於太原王氏。據王氏譜牒記載，王錫爵為北宋真宗時宰相王旦後裔。元初，王氏族人為避戰亂而南下，其中一支遷徙到太倉瀏河，王錫爵為太倉王氏第十一世孫。

《明史》之《王錫爵傳》：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振河南飢，帝皆無忤，眷禮逾前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為世所稱。

明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今上（指萬曆帝）輔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潔、嫉惡之嚴，無如王太倉相公（即王錫爵）。

明代陳繼儒《王文肅公荊石先生像贊》：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海之文，挺然弦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發白。人以為不貪不謠，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之卓識。而無若召對之面褒曰“忠孝兩全”，召起之溫旨曰“時懷明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拱手嘆服而不敢及者耶！

晚明史學家、崇禎朝署南京戶、工部尚書何喬遠《王文肅公像贊》：赤眼黃須，病鶴瘦龜。胸富萬有之藏，如金流鐵液，□□而是；文□千丈之焰，如利刀快劍，望空而揮。立朝有砥柱之正色，奉親有孺慕之極思。心雖不諒於當世，而忠誠孚夫人主。澤雖未究於斯民，而聲稱浹乎於茲。知難而退，成功不居，夫雖古之名臣，則將斯□□□。

明末清初查繼佐的《罪惟錄》：荊石牗主無不至，誠得古大臣體，而無如鄭昵堅何。防黨禍最先，言黨禍最痛悉，此後且五十年坐黨敗，而早如燭計！古論朋黨有及此者乎？哲人知幾，吾頓首其學矣！至於論“邊事三反”，明季坐是而窮，迄窮時，尚未有知其故者。如文肅者，昔“三楊”猶未能望其項背也已！彼得為，而此在能為、欲為之間，嗟乎時為之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