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芳

李春芳生於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1月14日）。

嘉靖十年（1531年），中舉人。中舉後勤學不倦，先後拜歐陽德、湛若水等大儒為師，又“請益”於王艮，受學於丁養晦。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擢進士第一，以鼎甲第一成丁未科狀元，與張居正同科。

授翰林院修撰，被挑選入西苑撰寫青詞，甚得明世宗朱厚熜賞識，與翰林侍讀嚴訥一同被破格提升為翰林學士，旋即升為太常少卿，任禮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像之前一樣到西苑值班。

後來佐理禮部事務，升任禮部左侍郎，轉任吏部侍郎。又代嚴訥出任禮部尚書，后升為太子太保。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兼任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任職，與嚴訥一同參與機密大事的處理。世宗很寵愛身邊值勤的大臣們，他們的升遷任命都出自特旨任命。李春芳自任學士到執政，共六次升遷，未有一次是由大臣推舉的。入閣時，當時徐階任首輔，很得世宗倚信。遇事必抬徐階，徐階因此對他頗為器重。

隆慶元年（1567年）春，穆宗下詔修造翔鳳樓，李春芳說：“皇上剛剛即位，就大興土木，說得過去嗎？”修樓事就這樣停止了。

隆慶二年（1568年），接替徐階升任內閣首輔，成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狀元宰相，后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升任吏部尚書，改中極殿大學士。

最初使李春芳萌生退意的，應該是他被捲入徐階、高拱之間的漩渦之後。高拱一黨的監察御史齊康，彈劾首輔徐階及次輔李春芳在內閣中狼狽為奸弄亂朝政。當年，兩次乞休，奏疏沒有提齊康彈劾的事，只講了“親老身衰”的兩個理由：父母親“年並七十有七，景逼桑榆，命同風燭”；自己年齡也大，精力衰減，“目花生而莫辯，心血耗而善忘”，不能再承擔內閣重務。皇帝當然知道乞休的原因，當即下旨安慰挽留：“卿德望素著，年力未衰，朕方切倚任，用圖治理，豈可遽求休退。宜即出供職，以副眷懷，不允所辭。”

過了兩年，又上疏乞休，這一次當是徐階罷相他繼任首輔之後，即明史中所指的“始階以人言罷，春芳嘆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奏疏中提出的理由是“血疾陡作，不能供職”，左鼻幾次衄血如注，醫生認為“病起積勞，非旦夕可愈”，希望皇上能夠“憫臣多疾，放歸田裡”。皇上派了太醫診治，仍然不允所求：“卿輔弼之臣，忠勤素著，朕所倚任，豈可以微疾輒求休致。宜用心調理，痊可即出供職。”

李春芳最後比較集中地提出乞休，是在隆慶五年。當時南京的給事中王禎揣摩高拱的意圖，上書指責李春芳“親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職而非分希恩”，是為“不忠不孝”。李春芳在乞休奏疏中也提到：“臣果忠實乎果欺詐乎，皇上聖明內蘊，無微不照，自然辨察”，但“忝居丞弼，既經醜詆，豈可復玷班行之首”，要求皇上將其“即日放歸田裡”。隆慶皇帝很快下旨挽留：“卿輔弼之臣，忠誠體國，朕所眷倚，豈可以人言輒求休致。宜即出安心供職。不允辭。”這一次李春芳鐵了心，連續上了4封奏疏，弄得皇上很不耐煩：“卿昨具辭已有旨勉留，何又有此奏？”“機務繁重，方切倚毗，豈可堅於自遂。宜即出輔理，慎勿再辭。”“卿屢疏求退，已屢有旨慰留，宜體聖懷，勉出輔政，勿再固辭。”等到上了第5封奏疏，隆慶皇帝沒有辦法，只得下了一道《賜大學士李春芳歸田敕》，“特從說請，用遂雅情”，並賜馳傳遣官護行，“有司歲給輿隸八人，月饋官廩六石”。

還鄉后，父母還都健在，一家人從早到晚擺酒食娛樂，鄉親們對他艷羨不止。父母謝世后數年才謝世。

萬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1585年4月18日），逝世，享年七十五歲。六月，明神宗賜祭葬，並加祭四壇，又追贈他為太師，謚號“文定”，蔭封一子為尚寶司司丞。

萬曆十八年（1590年）五月，加贈特進。

曾著書，嚴格規定有關宗室吉凶大禮及逢年過節的賞賜，獲明世宗賜名為《宗藩條例》。今存《貽安堂集》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行於世。《皇明經世文編》輯錄有《李石麓文集》一卷。

萬曆年間的首輔王錫爵寫的《太師李文定公傳》，記載了李春芳退休生活的幾個方面：

一是奉親養老，“公既歸，則角巾私第，歲時伏臘，群諸子姓，緋衣蟒玉，奉觴尊人前壽。”歸鄉后，父母身體尚好，李春芳得以服侍將近十年，逢年過節或者父母生日，李春芳“率諸子姓次第上壽，二尊人顧而色喜”。隆慶皇帝頒給李春芳的《歸田敕》里有一句“展至樂於家庭”，這一點李春芳做得很好。《明史》里也說：“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為樂，鄉里艷之。”

二是交友論道，“從里中鴻生巨儒及諸後生講論道藝”，與一些老朋友“歡續舊遊”。李春芳的《貽安堂集》里有很多文章和詩歌反映出這樣的交往，如《夏日同諸會丈燕集墀石劉丈草堂》等。劉墀石就是宗臣《報劉一丈書》中的劉一丈，宗臣的父親宗周與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的同年進士，交往也很多。此外，還有解宋、袁懷堂、陸西星等人，《貽安堂集》以及《興化縣新志》里都有提及。歸鄉后的十幾年，李春芳還為興化以及周邊州縣寫了不少文章，如《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重修煙雨樓記》《重修泰興縣儒學記》等等，有些文章里提到泰州與興化的關係：“海陵去吾興百里而遙，風氣習尚大相類也。士人尚廉恥之行，閭閻敦簡樸之風，而人生其間，往往多壽”；提到高郵交通的發達：“夫郵四通九達之逵也，凡吳楚閩越轉輸筐篚之賈，朝覲聘問之使，南北交馳無虛晷”，至今，這些文讀起來也很有趣味。

三是關心民事，“間或婆娑里社從三老問年穰匱”。儘管曾經貴為首輔，但歸鄉后李春芳很快融入民間，除了關注年歲豐歉之外，對地方的風俗教化也很重視。目睹當時興化棄禮相凌、縱情自侈的奢靡現象，李春芳親訂《鄉約事宜》，從婚嫁、喪禮、序齒、稱呼、壽誕、相見、分資、柬帖等方面，訂立了一些讓鄉人遵守的條款，希望能夠“迴風俗之一端”。此外，興化縣誌里還有李春芳贈送《杜氏通典》、《十三經註疏》、《性理》等書籍給縣學的記載。“由狀元為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漙見容於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之”，這是《歸田敕》里對李春芳致仕的評價。王錫爵《太師李文定公傳》里也對李春芳這種優遊林泉、巢雲終老、“不復知人間事”的生活態度很欣賞，認為李春芳“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耦矣”。

題壁土神祠

李春芳赴京會考時，途中宿土神祠。晚餐后浮想聯翩，為卜考運，遂賦詩題壁，詩云：

把徠筆殷勤問土神，生平事業在明春。

雉雄未卜昆明戰，好露玄機入夢頻。

是夜，得夢“劍中鹿頭”。翌年，他果然狀元及第。

賦喜鵲詩

李春芳幼時，與同邑人宗周同學。其師為測二生未來前程，命其各以鳥為題賦“七絕”一首。李春芳奉命以“喜鵲”為題，賦詩云：

羨爾靈禽殊羽族，日傳好事向寰中。

主人憂樂關天下，但報時和與歲豐。

宗周以“斑鳩”為題，賦詩云：

機巧原非造化心，拙鳩飲啄自深林。

一經呼喚能為雨，起作商家恤旱霖。

其師觀詩后內心甚喜，由此便知春芳日後必登台閣。

登金山感賦

李春芳退居林下時，聞時政乖舛，每燕居竊嘆而不言。某日，適登金山，有感而發，賦詩云：

誰將一卷石，點破波心碧。如彼浮雲起，太虛生障隔。

我欲遣天丁，鏟此塊然跡。頓令如掌平，悠悠無喘激。

著名書畫家董其昌亦游金山，觀其詩讚不絕口，遂提筆手書，后被勒石壁間。過客傳誦，為金鰲題詠第一。

《太師李文定公傳》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五》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

李春芳為人恭敬、謹慎，從不氣勢凌人。在政府任職，論議平正，不說偏激的話，當時人們把他比作嘉靖時宰相李時；他的才能本就不及李時，但廉潔過於李時。與嚴訥、郭朴、袁煒同有“青詞宰相”之稱。

王錫爵：予以史官事太師者五年，觀其凝立微睇，於智勇爭勝之中，唱而後應，其卒以功名終始。夫水決捩石，山靜出雲，大人之道，則元氣乘之顧，豈在聲色問哉？

張惟賢：春芳為人醇謹，闊大有聲，詞林典禮，佐銓建樹，表表其入綸扉也。當分宜（嚴嵩）專恣之後，一以忠誠鎮靜劑之，而事先帝五年。代華亭（徐階）秉政，同事為新鄭（高拱）、江陵（張居正），而能上成君德，中恊寮友，下輯庶司，寅恭匪懈，默贊昇平之治，稱太平宰相雲。

張廷玉：顧鼎臣等（顧鼎臣、嚴訥、袁煒、李春芳等）雍容廟堂，可謂極遭逢之盛。

近代學者胡適與魯迅曾論證出《西遊記》作者是淮安人吳承恩。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沈承慶遺作《話說吳承恩——〈西遊記〉作者問題揭秘》，提出《西遊記》的作者不是吳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詞宰相”李春芳，史學界對此尚有爭議。

李春芳少時曾在江蘇華陽洞讀書，故又號“華陽洞主人”。《西遊記》第95回有一首詩：“繽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沈先生髮現，這首詩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跡”，與卷首“華陽洞天主人校”相一致。

胡適與魯迅主張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的根據是明天啟間《淮安府志》。經沈先生考證，吳承恩寫的是《西湖記》，而不是《西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