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生，先世原居蘇州，后落戶於東台安豐場，以燒鹽為生，始祖名王伯壽為“灶丁”（燒鹽的苦力）階級，世代為灶戶，“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兄淋鹽。

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在山東拜謁孔廟時，得到很大啟發，在十多年的自學中，一方面不恥下問，一方面“不泥傳注”，強調個人心得。因善經營，“自是家道日裕”，成為富戶。

38歲時遠赴江西往游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意思的“艮”字；有一次坐“招搖車”（蒲輪）招搖過市，遭陽明指責。

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制裁”，但已鞭長莫及，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

嘉靖五年（1526）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沓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

嘉靖十八年（1539）57歲已病魔纏身。

嘉靖十九年（1540）年冬病重彌留之際，對兒子王襞說：“汝知學，吾復何憂！”他希望泰州學派能延續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數百人之多。

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傑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具體如下：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聖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於“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餘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正己”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滿清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維護百姓利益的“絕唱”。

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貪生求安”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么？在社會政治極端黑暗的明代中後期，王艮目睹權臣奸宦對上層官吏動輒殺頭、剝皮、廷杖、充軍種種可怖景象（對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殘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他十分憧憬、嚮往“羲皇”、“三代”聖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盪議》並帶頭踐議，將多餘的草盪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佔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裡，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裡，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麼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覆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泰州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諸種條件，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業說：“心齋先生毅然崛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泰州學派的形成、發展過程，可大體歸納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王艮開門授徒，逐漸形成泰州學派，是為開創時期；

第二階段徠，經過王艮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王棟、王襞、何心隱等的闡述、繼承和傳播、發展，是為泰州學派的興盛時期；

第三階段，再經過四傳、五傳，以李贄為代表的思想、文藝領域、以徐光啟為代表的科學領域，對泰州學派思想的發揚光大，掀起了一股股聲勢浩大的早期啟蒙思潮，是為泰州學派的頂峰時期。

泰州學派對晚明社會在思想、文藝、科學、文化等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輝煌的、為世人所稱道的和永難磨滅的。據記載，泰州學派從王艮開門授徒至明末，五傳，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達487人。其中載入《明史》者20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30餘人。

《鰍鱔歌》《復初說》《明哲保身論》《樂學歌》《天理良知說》《孝悌箴》以及《安定書院講學別言》《格物要旨》《勉仁方》《與南都諸友》《大成學歌》《均分草盪議》《王道論》《答徐子直書》等名篇。

《三賢全集》

《王心齋先生全集》

《王文貞公集》

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來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來，他只是個無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為這位仁兄的打扮實在驚人，據史料記載，他穿著奇裝異服，戴著一頂紙糊的帽子，手裡還拿著笏板，放在今天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當時，就算是引領時代潮流了。就穿著這一身去見了王守仁，很多人並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後面，其實隱藏著另一個目的，然而他沒有能夠騙過王守仁。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這個人，與他討論問題，招待他吃飯，他對王守仁的學識佩服得五體投地，便想拜入門下，王守仁答應了。不久之後，又換上了那套行頭，準備出去遊歷講學。

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顏，極為冷淡的問他，為何要這種打扮。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麼破除理學陋規，講求心學真義之類。

王守仁靜靜地聽他說完，只用一句話就揭穿了他的偽裝：“你只不過是想出名而已。”眼見花招被拆穿，也不好獃下去了，拿出了自己最後的一絲尊嚴，向王守仁告別，準備回家。王守仁卻叫住了他，對他說，他仍然是自己的學生，可以繼續留在這裡，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此人終於明白，所謂家世和出身，從來都不在王守仁的考慮範圍之內，他要做的，只是無私的傳道授業而已。收起了自己的所有偽裝，莊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禮，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學。

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後來成為了王守仁最優秀的學生，並創建了泰州學派。

王氏家族墓

王氏家族墓地座落於安豐鎮的下灶村。當年墓共八座，東西排列。中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為王艮墓，余為王艮兄弟墓。墓後有弧形小土山，長約30米，高20餘米，名“賢人山”。墓前有兩塊石碑：一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為王艮次子王東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學貞儒崇祀鄉賢八世祖王公東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間，均遭平毀，蕩然無存；僅遺的兩塊墓碑也被生產隊挖去做了水溝上的踏腳板。撥亂反正後，石碑為安豐鎮文化館收藏。安豐鎮人民懷著對鄉賢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鎮公園內辟“心齋園”，重建王艮、王東崖父子墓於其園內。

安豐王氏宗祠

王艮在安豐場月塘河有園一所、講堂三間。門人林東城、御使洪垣（覺山）助銀為王艮增益講堂三間，東西掖房各五間，構成“東淘精舍”，命名講堂為“勉仁堂”，供先生講學和來訪學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東檯布衣學者、詩人吳嘉紀（其祖父吳鳳儀是王艮的學生）曾寫有《謁勉仁堂》詩。這些建築，隨著歲月的流逝，已逐漸煙沒無存。安豐鎮人民正著手重建“東淘精舍”，以資作為對王艮的永久紀念。

此外，安豐鎮文化館內，遂豎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泰州崇儒祠

位於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側。始建於明萬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後多次修葺、擴建，數百年來，一直為講學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復崇儒祠，進行了大修：第一進是重建的，其餘三進均系原房修復。主要建築四進：第一進為大門，上嵌“崇儒祠”石額，門外兩旁立石鼓，砌八字牆；第二進為“立本堂”；第三進為“樂學堂”，東牆廊壁上嵌萬曆七年（1579年）《心齋先生祠堂記》石碑，西牆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殘碑；第四進為“賢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質王艮《樂學歌》等。泰州學派紀念館設於此十多年。

姜堰王氏宗祠

位於姜堰鎮東後街。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年），以後重修過。祀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棟。祠堂軸線建築為三進：第一進為門廳；第二進為大廳；第三進為大殿。“大殿”的西側遂有一進配殿與大殿並列，為“三賢祠”，祀王陽明、王艮、王襞。祠堂內曾刻有王棟像，泰州學派重要傳人羅近溪（汝芳）曾有像詩，像早已煙沒無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舊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領導批示對王氏宗祠這所明代建築予以保護，正著手修復為研究泰州學派和紀念王棟的活動場所。

出身貧苦勞動人民，他終身布衣不仕，始終保持了勞動人民的本色，他是與下層勞動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他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具有反封建專制、反封建道德傳統、反正宗聖教的戰鬥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學說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會平等、個人自由、個性解放等思想主張。王艮是我國“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者”；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王艮與泰州學派的這種思想特徵，對於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鴉片戰爭以後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改良運動，也不無受到泰州學派思想的影響。

當然，由於時代、階級以及認識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與泰州學派也存在一些弱點和缺陷，如對封建專制認識和鬥爭的不徹底性、對傳統聖學的妥協、對社會活動和鬥爭方式方法上的“怪異”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與泰州學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間的。

《明史·儒林傳·王艮》：“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王）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

《續藏書·王心齋公艮傳》：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為黃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說：“蓋心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明儒學案》中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指王艮）、龍溪（指王畿）而風行天下……泰州以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

《中國史綱要》中說：“以王艮……等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不僅對程朱理學更加反對，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理教也給予尖銳的抨擊……他的學說……甚至被統治者目為‘異端之尤’。”

《中國通史》中說：王艮“創建的泰州學派，是我國學術史上第一個具有早期啟蒙色彩的學派”。“他所創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論，雖不能摧垮專制的封建統治，亦無力衝決封建倫理綱常的藩籬，但是他的閃爍著啟蒙色彩的理論，他以‘萬世師’自命的‘狂者’風格和鼓動家、傳道者的熱忱，以及從事平民教育、傳道講學而終身不入仕途的‘氣骨’，卻深得下層百姓的擁護，而且成為泰州學派的思想傳統”。

《中國思想通史》中說：王艮“這種學說在下層社會廣泛傳播，其學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非常明顯的。”又在《中國思想史綱》中說：“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啟蒙學派。”

《中國哲學史》中說：“以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沿著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向更徹底的方向發展……它的社會作用是消極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學說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傳播，為統治階級在勞動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於勞動人民，他……明確地站到大地主階級立場上去了”。“王艮這樣的階級調和論……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鬥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階級”。“王艮的學說，……不觸動封建主義一根毫毛，……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王艮他們這夥人，……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是明朝中葉的一個‘武訓’”。“泰州學派……他們的哲學思想，本質上是反動的”。

《簡明中國哲學史》中說：“王艮思想有接近勞動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的若干願望和利益，但是有嚴重的弱點，就是對統治階級仍然存在幻想，宣揚階級調和論的觀點。……因此，不管他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是起到麻痹勞動人民革命鬥志的作用”。

《中國哲學史綱》中說：“王艮的門人所謂泰州學派，尤勇於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為。此派流弊則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憑意見。這些王學左派又多好禪學，結果流為狂禪。但是，張岱年在《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後期的一個獨特學派。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個平民思想家”。

《中國邏輯思想史》中說：“李贄和王艮都是所謂‘王學’的左派。他們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反對盲目‘願學孔子而不問是非’的虛偽傳統，認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現實生活的認識中”。

《中國哲學史》中認為：泰州學派“閃爍著主體功能性的思想光輝”。

《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中葉崛起於民間的一個儒學派別。”有人稱之為王學左派，也有人稱之為民間儒學派，我們稱之為平民儒學派。它的創始人王艮，“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終於成為著名的泰州學派的開山祖，這不單在當時儒林中獨樹一幟，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