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

1883年（清光緒九年）5月4日出生於一位汪姓客商家。

汪精衛原籍是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祖父以上的墳塋都在紹興。其祖父汪雲（1786~1844），字縵卿，號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舉人，曾在紹興中過舉人，后選授遂昌縣訓導，對當地教育事業頗有貢獻。至父親汪瑎時，舉家遷往廣東番禺。汪精衛父親汪瑎（字省齋）是個不得志的讀書人，年輕時先後在廣東三水、曲江、英德等縣做過幕僚，但薪俸不高，對外卻要保持著仕宦人家的體面，生活清苦。汪精衛十三、四歲，父母相繼見背，只得跟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生活，“衣食之費，都仰給於長兄”。幼年失恃，本是很憂傷的事，而“長兄為父，嫂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這種憂傷。從後來汪精衛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他心靈的憂傷。“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里。家計的艱難，以及在家族內所受的閑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湧現在我的眼前。

1922年，汪請溫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並為此作以下題圖：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家貧，雖老猶為客於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精衛通“四書五經”，得中秀才，說話時極注意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後的不如意和艱苦。

汪精衛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一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衛的性格起著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衛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汪家雖說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第。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一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衛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一家沿著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1902年3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才；同科還有二兄和一個侄兒，名列二、三名。一家兩代三秀才，可謂“玉峰雙秀，珠樹三花”。（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家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溫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后以“精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啟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6月畢業后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日語翻譯，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彙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后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此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后，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

汪精衛死裡逃生，幸獲自由，出獄后原來的個性特點卻更加強了。

一是人的生命畢竟只有一次而已，絕處逢生，難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復失，滋長戀生怕死的情緒，一想到被捕，就出現“莫向燕台回首望，荊榛零落市寒煙”的心境。

二是對清室難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我每當回憶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個革命者，擁護孫中山的初衷並沒有改變。

於是，他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出現低沉消極的情緒，詩中出現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語句，產生了妥協心理。

謀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性格有所發展，成為他在以後革命過程中的后制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后，汪出獄並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籲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后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衛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后，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后被孫中山急召回國。革命失敗后亡命法國。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建中華革命黨，由此孫中山和黃興分手。這一事件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是具有轉折點意義的，可惜汪精衛沒有意識到。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后回國參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說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衛署名季新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新評》，汪精衛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紅樓夢》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們讀《紅樓夢》大抵是用一種王國維先生所謂“考據眼”去讀，著重在考證小說中的人物是誰，很少有人從“家庭革命”這個角度去解讀它，這篇文章的出現可說是空谷足音，從此紅學中關於《紅樓夢》的解讀就有了一個“家庭感化說”。

1917年回國后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1922年～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后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3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后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6月26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被迫辭職，出走法國。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9月13日通電下野，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1929年回國后，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衛是有功績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他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寫了《民族的國民》等多篇文章駁倒梁啟超的保皇謬論，為革命大張輿論。二是在南洋各地發展組織和籌款。三是謀刺攝政王載灃，給滿清朝廷震懾不小。四是1920年歸隊后，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籌備工作，1925年隨孫中山北上，並成為中山“遺囑”起草人。

但是，基於他的性格，汪精衛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妥協性。這是他的致命弱點。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為領袖人物。廖因左派關係，得不到國民黨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帥，躍為國民政府主席，似乎順理成章；可是他對平定“劉楊叛亂”不力，得不到許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罵人，黨內惡感頗多，支持率也低。汪精衛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為人謙卑圓滑，長於調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敵對，所以被推為廣東國民政府的主席。

1926年3月，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反共，蔣無視汪的國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的地位，先斬後奏，給汪難堪。汪意識到：“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委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了嗎？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濟深扣留蔣介石，但指揮不動。事後自覺威信受損。五月，以“遷地就醫”為名秘密離穗。後來自嘲“責己不責人，所以引咎辭職”。這是一次政治上無能妥協的表現。

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由於性格軟弱，汪精衛一遇不利，動輒託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廣州，共產黨利用時機發動“廣州起義”，汪遭到國民黨各派指責，於是宣布隱退，悄然出國。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壓張學良進兵熱河，張不聽命。汪與張矛盾加劇，10月請病假赴德就醫。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精衛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大，卻看不到中國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註：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社會輿論嘩然。同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中央黨部被王亞樵派遣的義士孫鳳鳴刺成重傷，打進脊椎的子彈始終無法取出，醫生斷言：汪精衛活不過十年。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媚日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註：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於不顧，醉心主和。（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苟存。從此，他向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布，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願，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欲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於大義。陳為了取媚於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後的決定，陳璧君乃堅決主張就走”。（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於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內在余筆下產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最後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吧！”周在心裡卻怪“汪之性格，咸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註：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覆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裡。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向賣國求榮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裡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汪日勾結之後，西方國家紛紛發表聲明，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后通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於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願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捨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余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后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這一整年裡日本一直要求汪參加它對英、美的宣戰。汪的條件是廢除他所厭惡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條約，包括所有秘密協定及附件，而這些協定和附件曾使汪與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恥辱。他的條件最後得到了滿足，汪政權乃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對盟國宣戰。得到更多自治權后汪精衛表現得對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極盡奴顏婢膝之態。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布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一副不顧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臉。但是當日本進一步要求其派兵參與太平洋戰場時，汪卻找借口拒絕了這個要求。

汪精衛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汪精衛曾被王亞樵派遣的鐵血鋤奸團成員刺殺受傷，子彈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鉛毒逐漸擴散，終至藥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后寫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陳璧君相信中醫，貼了中藥膏藥，卻促使鉛毒擴散全身，才造成汪精衛病死。另一說則是汪精衛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精衛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何文傑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

汪兆銘與陳璧君夫婦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為：

長子：汪文嬰（1913年－）曾留學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後來任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軍需處處長。晚年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長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學習，後來在香港任教於多所小學。退休后定居美國新澤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亞政府醫藥部門高級主管，後來在印度尼西亞當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為父親汪精衛整理文稿，後來任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來在香港從事橋樑建築工作。

奴化人民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1）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竭力向他們灌輸“東亞聯盟”等親日賣國的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汪精衛等人在淪陷區各學校強制推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並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並決定在全淪陷區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進行對汪個人崇拜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在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幹部學校，實施法西斯式的訓練，培訓從事賣國主義奴化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利用報刊、廣播、電影、巡迴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大肆鼓吹和宣傳東亞聯盟等賣國主義的理論。汪精衛傀儡政權的要員們還經常在節慶日子利用報刊和廣播大肆販賣其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還舉辦“和平建國文獻展覽”、“和平建國攝影展覽會”進行奴化教育宣傳。

汪川蕤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本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抵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系”，“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儘力於物資之增益。”

組織偽軍

雖然根據李宗仁等人的說法，汪精衛並沒有主動招降過國軍將士。但是受他曲線救國幌子的蠱惑，不少雜牌國軍僅因在重慶國民政府手下過的不如意或為保存實力便投靠汪偽，完全不以降敵為恥。而汪精衛對於這些主動投靠他的國軍都表示熱烈歡迎。此外汪偽對於被俘國軍的影響更是巨大，汪精衛一直對國軍表現出一副偽善的態度。有時他甚至惺惺作態的保護一部分被俘國軍。許多國軍將士經得起敵人的拷打虐待，卻經不起汪精衛偽善面孔的迷惑。在汪偽政府成立之前被俘的國軍將士中寧死不屈者為數甚多，汪偽政府成立之後被俘的國軍卻基本上都降敵做了偽軍。據統計，1938年時，偽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8000人，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後投靠汪偽的國軍則前後多達五十萬人，

鎮壓地下抗日武裝

汪偽軍的來源原本就是戰鬥力較差的雜牌軍，再加上汪精衛那套貪生怕死的投降哲學影響，更加不是國民黨正規軍的對手。因此正面戰場上極少出現汪偽軍的身影。然而面對武器裝備簡陋、糧草彈藥缺乏的地下抗日武裝，汪偽軍便像瘋狗一樣呲牙咧嘴起來。汪精衛污衊地下抗日武裝為“匪”為“寇”，聲稱地下抗日武裝破壞治安，為和平的阻礙，號召手下偽軍齊心一意的鎮壓地下抗日武裝。偽軍們亦“積極響應汪主席號召。”鎮壓地下抗日武裝不遺餘力。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本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后，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艷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於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麼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最後吳佩孚拒絕後死亡。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里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裡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七七事變后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這兩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誘降主張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禎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衛的路線；今井武夫卻想直接和蔣介石談和。他認為：從清朝開始，中日之間所有戰爭或爭端最後的解決方式都是中國的“委曲求全”，現在日本對中國的打擊在歷史上是最大，中國面臨的危機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經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國全民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也來個扭轉乾坤……當汪精衛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國是”的時候，“桐工作”正在香港進行。蔣認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來打擊汪精衛在南京的“和平”運動，二來對日本軍部的戰略有個了解。了解日本軍隊的意圖就等於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圖。因為日本“二二六”事變后，政府的內閣陸相一定由日軍現役人員擔任。不管是誰來組閣，只要你的政策不合軍隊的意，那麼就不給你推薦陸相人選，內閣五相缺了一個，您還怎麼組閣？所以當時日本軍隊對政壇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日本的和平運動如果真的實現“從中國撤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日中經濟互相提攜”，那麼對於中國來說意味著較大的進步。汪精衛與日本媾和，正是基於這一目的，以使中國免遭更大的損失。

1939年初，汪精衛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至上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精衛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的傀儡政權。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1943年汪精衛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精衛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死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雙照樓詩詞稿》

《菊》

《被逮口占》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聞展堂死事，為詩哭之，才成三首，復聞展堂未死，遂輟作》

《自嘲》

《北宮丸上作》

《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

《寄感廣州之役》

《挫骨揚灰辭》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南京人民對汪精衛的墳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滿，紛紛要求剷除。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派何應欽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1946年1月21日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打開棺木時，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

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個汪精衛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精衛跪像，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而當他身處異地，臨死前曾說過：“我要回去中國。”

汪精衛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推翻腐敗的滿清為己志，行刺攝政王載灃。

孫中山逝世后，西山會議派試圖在國民黨內除去共產黨的勢力，後來蔣中正武力清黨，欲徹底剷除共產黨人，汪精衛卻堅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和平路線，造成了寧漢分裂。而當共產黨人開始武裝反抗之際，汪精衛亦即當機立斷進行掃蕩。由這些作為，有一些人認為顯示汪精衛有某種「尚和平，顧大局」的思想哲學；亦有人認為，這顯示了汪精衛的善變性。

從辛亥革命的英雄，變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變化如此之大。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寧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見是年青時的滿腔熱血，不能保證以後他不會為個人權力而犧牲整個國家利益。

之一（據說汪於1941年舊曆除夕在自家門口貼對聯“立民族民權民生之宏願，開為黨為國為民之大業”，結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權泯生之宏願，

開偽黨偽國偽民之大業。

之二（據說偽國民政府成立時，有人在送來的賀聯中混雜了一幅諷刺聯）：

昔具蓋世之德；

今有罕見之才。

之三：

近衛，汪精衛，你自衛，我自衛，兄魯弟衛；

陳群，李士群，來一群，去一群，狗黨狐群。

之四：

國祚不長，八十幾日袁皇帝；

封疆何仄，三兩條街汪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