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爾察·鐵良

鐵良早年在吉安讀書，祖父死後，他與父親服喪回京，由其母博爾濟吉特氏授學業。四年後父親去世，因家境艱難，鐵良放棄科舉，改而研究財經、軍事。學成后，鐵良入榮祿幕府，協助處理各種軍務，深得榮祿信任。榮祿將其舉薦入兵部，為兵部侍郎，會辦京旗練兵。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鐵良赴日本考察軍事，回國后擢為戶部尚書。不久，清廷設立總理練兵處，統一對新軍的領導，慶親王奕劻為總理，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為襄辦，協助袁世凱辦理各項練兵事宜，並暗中監視袁世凱。

1904年（光緒三十年）7月17日，朝廷頒布諭旨，令鐵良南下考察江南製造局移廠一事，“順道將各該省進出款項，及各司庫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

地方對其用意也心知肚明，在鐵良的第一站上海，當地的《警鐘日報》便以《民窮財盡何以堪此》為題，指責鐵良此行是為了“收括東南之財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揮霍”。兩江總督魏光燾還指示手下迅速造假清冊，彌補虧空。

8月20日，鐵良離京，先後前往上海、蘇州、南京、蕪湖、武昌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時，八個省份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土膏捐稅”已被鐵良收歸中央；張之洞、魏光燾等督撫的勇營武裝，或被改編或被解散；江南製造局的大筆經費及用人權亦被鐵良奪走。至此，地方勢力大為削弱，中央實力一時增強。回京后，鐵良復奏摺文長達萬言，詳明切實，得到慈禧的讚賞。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鐵良就任戶部尚書，隨即著手從財務上對北洋軍“鉤稽精核”，使得北洋糧餉捉襟見肘。同時，鐵良開始在軍中培養自己的勢力，他依靠留日歸來的多爾袞後代良弼聯絡士官學生，與袁世凱嫡系傾軋。對此，袁世凱大為不滿。不久入軍機處，升任軍機大臣。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兵部、練兵處和太僕寺統一為陸軍部，鐵良離任軍機，專任陸軍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凱尾大不掉，將北洋六鎮中的一、三、五、六鎮盡數劃歸鐵良統領，造成鐵良與袁世凱相抗的“均勢”。袁世凱隨後覲見慈禧，聯合奕劻參了鐵良一本：“若不去鐵，新政必有阻撓。”結果弄巧成拙，慈禧本來已經擬旨，不讓鐵良等“反對派”再參加御前會議，但袁世凱的表現，讓她馬上改變了主意，將此旨留中不發，貼上“野心家”標籤的袁世凱成了眾臣攻擊的對象。據說，在一次會議上，醇親王載灃甚至掏出手槍直抵袁世凱胸前大聲說：“爾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爾奸臣！”經奕劻勸解，方才作罷。11月，清廷頒布上諭，設陸軍部，一切軍務均歸其管轄，任命鐵良為該部尚書。袁世凱大勢已去，只得主動交歸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次年，袁世凱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後的軍權。

袁鐵之爭，鐵良已佔了上風。曾擔任鐵良幕僚的惲寶惠曾道，“鐵良敢於這樣做，仍由於宮廷之主持。慈禧太后之為人，陰鷙而多智謀，對滿漢大臣能恩威並用，權不旁落，絕非一般婦女所能及。”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光緒帝去世，鐵良因勸說隆裕太后訓政，企圖排擠攝政王載灃未遂。於是攝政王載灃免去鐵良陸軍部尚書之職，將兵權收歸皇室。

1909年（宣統元年），鐵良被排擠出京，1910年調任江寧將軍。

1911年（宣統三年），武昌起義爆發，南方各省紛紛響應，鐵良與兩江總督張人駿死守江寧。江寧陷落後，鐵良乘日本兵艦逃上海保得性命，被朝廷免職。

1912年，鐵良回到北京，與載洵、載濤、良弼等結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不僅反對袁世凱，反對南北議和，反對清帝退位。袁世凱組建內閣后，宗社黨作鳥獸散。鐵良寓居於天津，開始尋找日本這一“外援”，並時往來於青島、大連及日本等地，與肅親王善耆等策劃復辟清室。

1917年7月，鐵良積極參與“張勳復辟”。其間，溥儀命鐵良、張人駿等人為弼德院顧問。鬧劇收場后，鐵良又奔回天津租界寓居。

1931年參與策劃挾持溥儀前往奉天省。日本扶植溥儀成立偽滿洲國，鐵良也參與其中。

1938年，76歲的鐵良在天津英租界戈登道寓所病死，結束了他的一生。他的墓碑上刻著“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前江寧將軍予謚庄靖滿洲穆爾察公墓誌銘”。

鐵良長期與袁世凱負責新軍練兵事宜。1904年鐵良奉慈禧命令，南下考察江南製造局移廠一事，將八個省份的重要財政來源“土膏捐稅”收歸中央，又解散地方勇營武裝，增強了中央的實力。

鐵良堅定維護朝廷舊制。據說，鐵良執掌陸軍部時，有某司員彙報公務，說了當下最時髦的辭彙“改良”，鐵良立即問：“你剛才說什麼？”該司員“懼而謝罪”。

1904年5、6月間，湖北革命黨人張難先、胡瑛、呂大森等人成立科學補習所，在湖北新軍中宣傳革命排滿思想。科學補習所成立不久，就和長沙的華興會取得聯繫，準備積極響應長沙起義。正當各項工作積極準備之時，不料長沙事敗，消息泄秘，湖南巡撫急電湖北督都，查封科學補習所。科學補習所遭到破壞后，多數成員還留在當地，繼續活動。其中最為突出的事件是王漢、胡瑛謀刺清政府戶部侍郎鐵良。

科學補習所解散后，王漢、胡瑛把準備響應長沙起義使用的槍支、彈藥藏匿於漢陽南郊的鸚鵡洲，伺機再行動。時值外界風傳清政府為預備立憲，倚望江南財賦，充實內府。

1904年8月，鐵良以欽差大臣身份南下，巡查各省軍事財政，搜刮錢財。1905年1月下旬，鐵良由湖南到武漢經河南返回北京。得到此消息，王漢便向劉靜庵、胡瑛建議：“革命空氣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禍已亟，士大夫猶昏昏然無所知覺，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將以百姓為奴，猜疑防範之心，無時或竟。我欲拚卻一身，刺殺此獠，如何？”劉靜庵、胡瑛等，認為這是“國賊”，如不剷除則百姓更難生活，遂議決以暗殺的手段除掉這個清廷大吏。鑒於劉靜庵年老行動不便，最後由王漢與胡瑛二人擔任此使命。

王漢、胡瑛初步擬定的行刺地點在漢口大智門車站，但是二人達到火車站時，火車已經開走。王漢便與胡瑛商議，先赴河南彰德尋找時機，這是火車北上的必經站。二人遂攜帶鸚鵡洲所藏手槍，趕赴彰德預備行刺。

二人在彰德潛伏數日，而鐵良遲遲不至。胡瑛臨陣退縮，王漢說：“吾不敢強君懼死也，君可別寓一旅店，待吾死後，設法收吾屍，以死狀告武昌同志足矣。”遂獨承擔起刺殺使命。沒過幾日，鐵良乘車到達彰德，此時王漢早已攜槍候於站內。見鐵良下車，王漢選一有利地點，對準鐵良，便舉槍射擊。然而王漢平時缺乏射擊訓練，致連發不中。及至清吏四齣搜捕，王漢遂投道傍井自殺。次日，鐵良命彰德府打撈上屍體，在其遺骸上發現絕命書數千言，“皆闡明民族民權大義，及憤親貴亂政，願以身殉，為天下倡。”

無論對於貿易、稅收，還是陸海軍建制、訓練等，鐵良“皆深研之而沿窺其奧秘”。根據美國駐南京副領事Gracey的說法，鐵良是一位“能幹、頭腦清楚、聰明敏銳、性格果斷”的強勢官員。

鐵良，這位清廷能吏，終究被一個積重難返的專制政權，不分遠近親疏一併吞噬，其心跡如何，已不可知，耐人尋味的是他墓誌銘對此事的記載——“噎娼者以公門牆嚴峻，妨害其營私；憎惡者以公體性忠純，不與之朋比。於是機牙四齣，釣謗飛謀，足使機隍不安，退出樞府。”將被免原因歸於犯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