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漢

18歲時，由父母做主，許配給兩廣總督洋務委員李慶春的次子李晉一為妻，生有一女一子。

幾年後，李晉一病逝，徐宗漢並沒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脫離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時，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大姐徐慕蘭。徐宗漢在大姐徐慕蘭帶動下，逐步成長為一個追求進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徐宗漢年輕時就很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她經常外出參加社會上的進步活動。

1901～1902年之間，在廣州女醫師張竹君所設的福音堂里，經常參加兩廣志士胡漢民、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會，“或議論時政，鼓吹新學”。

1906年，徐宗漢應二姐許佩瑤的邀請，到馬來西亞半島的檳榔嶼協助橋校教學。8月，孫中山委託新加坡華僑陳楚楠、林義順等在檳榔嶼籌建檳城的同盟會分會，徐宗漢“聞而善之，亟投身為會員。

1908年秋，回國路經香港，拜訪了馮自由，介紹了幾位親友加入同盟會。以後，她又接受同盟會組織的委派，與高劍父、潘達微等在廣州組織同盟會分會，發展黨務。

1909年秋冬間，同盟會南方支部為籌劃廣州新軍起義，徐宗漢來到香港馮自由家。與孫眉（孫中山的哥哥）、楊德初、陳淑子（胡漢民夫人）、盧桂屏（馮自由的庶母）、李自屏（馮自由夫人）等、用縫紉機製成青天白日旗百餘面，準備在起義時使用。起義前夕，與陳淑子、李自屏攜帶軍火由香港乘船到廣州。

1910年2月11日，同盟會會員、廣東炮一營左隊三排長倪映典率領新軍起義，遭清軍圍攻、捕殺，因準備不足而失敗。當時，徐宗漢與其侄李應生等奉同盟會南方支部命令，在廣州高第街宜安里設立機關，相約於舉義之時分頭縱火，以亂清軍耳目，與大塘鄉李福林部聯絡策應。徐宗漢按約定在宜安里縱火，但很快被清軍撲滅，機關內藏在被褥里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漢為探聽信息虛實，托庄漢翹到警署去領取，警吏傳言須物主親自前往領取。宗漢知道事情暴露，與庄漢翹趕緊逃往香港。

辛亥年（1911年）三月，孫中山、黃興在廣州策劃武裝起義。起義前，徐宗漢率同一批親友，其中有其侄兒李應生、李沛基和女友庄漢翹、卓國華、卓國興、黃悲漢等，在香港擺花街同盟會機關里製造炸彈，並將起義需用的槍械彈藥秘密運到廣州河南的溪峽。她們以溪峽的一間顏料商行為鋪面，門外貼上大紅對聯，假裝娶親辦喜事，將武器彈藥分別運到小東營各起義點。這天，由徐宗漢扮作主婦，卓國華扮作新娘，熱熱鬧鬧地“乘坐花轎，身穿紅袍”，轎內“儘是大小炸彈之類”和當晚起義所需的武器。大姐徐慕蘭也在組織接應等方面作了周密的布置，出色完成這次明辦嫁妝，暗運軍械的任務。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爆發。黃興率敢死隊進攻兩廣督府，與清軍血戰，身負重傷，脫險后回到溪峽機關，正好遇見徐宗漢，徐宗漢急忙為其裹敷傷口。4月29日，徐宗漢為黃興改裝，避過清兵盤查，與女醫師張竹君一起護送黃興乘船到香港，進入雅麗氏醫院治療。醫師在為黃興動手術前，須經其家屬簽字，徐宗漢在張竹君慫恿下，以妻子名義簽字，手術后又盡心照顧。黃興與徐宗漢兩人志同道合，從此成為革命夫妻。

黃興出院后與胡漢民等移居九龍，在香港組織“東方暗殺團”，策劃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新任廣州將軍鳳山，以配合武昌起義。徐宗漢與李應生、李沛基兄弟等積極參與其事。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義並獲成功。10月17日離港赴滬，前往武昌指揮革命軍戰鬥。10月28日，到達武漢參加指揮戰鬥。11月27日，清軍反攻，漢陽失守，長江被清軍封鎖。與張竹君借紅十字會的渡船，冒險護送黃興從漢陽渡江到武昌。11月28日，黃興即與徐宗漢等離開武昌到上海。12月31日隨黃興到達南京，參與籌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未幾，黃興因討伐袁世凱失敗，經由上海逃往香港，繼而避難日本，第二年避居美國費城，此時患上了肝病。徐宗漢聞訊趕赴美國照料黃興並協助其工作。

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國的討伐聲中暴卒。7月8日，徐宗漢隨黃興回國抵達上海。這時候，黃興已病魔纏身，加上回國后工作操勞過度，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終年42歲。黃興去世后，徐宗漢一度住在滬濱，撫養遺孤。

1919年“五四運動”席捲全國，徐宗漢與上海博文女校校長李果等共同發起成立“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領導上海婦女投身愛國運動。被推為該聯合會會長。不久，天津各界聯合會代表劉清揚等人抵達上海，她們呼籲成立全國各界聯合會，得到徐宗漢等人的熱情支持。徐宗漢以上海各界聯合會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全國聯合會的籌備工作，並擔任全國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資各愛國團體開展工作。“五四”運動后，許多有志青年為追求真理，紛紛赴法國勤工儉學，徐宗漢也儘力資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間，耗盡家財，不得不變賣住屋，生活陷於困境。

1921年，上海成立了“俄災賑濟會”，徐宗漢擔任該會的演講部主任，到各處去呼籲捐資救濟蘇俄難民。

1922年2月李達和王會悟受黨組織的委託，與徐宗漢合作以“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的名義創辦一所培養婦女幹部的平民女校上海平民女校。

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發展，徐宗漢與廖仲愷、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真誠地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南京，徐宗漢又去接辦她於1912年創建的貧兒教養院，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解決數百貧苦兒童的溫飽與教育問題。她還在安徽創辦了一所農場，以作為貧兒勞動的實踐場地。

1931年，為了籌措貧兒教養院的經費，她不顧自己體弱多病，遠涉重洋，赴美國向華僑募捐。時“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東北三省，為了救亡圖存的迫切需要，她把為貧兒募捐擴大到為東北義勇軍募捐，為收復東北而奔走呼喚。以後，她又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魯等國向各地華僑募捐，疾病染身仍四處奔波，幾致不起。她向華僑演講，激昂慷慨，聲淚俱下，表現出真摯的愛國情感，使華僑們深為感動而踴躍捐資，僅在墨西哥一地就募捐到45萬比索。她以個人名義，募捐到一架價值2000美元的教練機，讓人帶回祖國作為航空學校教學之用，以弘揚孫中山“航空救國”精神，激勵國人為航空事業獻身，奮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徐宗漢又帶著有嚴重心臟病的病弱之軀，率領部分貧兒到暹羅募捐，向華僑宣傳抗日救國。回國后，她在雲南雞山創辦貧兒院，但因經費不足，又不得不將那些流亡的貧兒送回安徽貧兒農場安置。

1940年，徐宗漢移居重慶。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心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讚佩，同時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表示憤恨和譴責。在重慶期間，她經常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一些愛國進步人士。她與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常有往來。她真誠愛國、堅持革命和不斷追求進步的思想行動，博得中國共產黨和社會進步力量的高度評價。

1944年3月8日，徐宗漢因肝病不治逝世於重慶，享年68歲。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組織廣州同盟會分會，宣統元年（1909）籌備廣州新軍起義。

清宣統二年（1910）初，在廣州高第街宜安里建立秘密機關，並任聯絡工作。

清宣統三年（1911）春，參與籌劃黃花崗起義，製造炸彈並將槍械彈藥秘密運進廣州。

武昌起義1911年10月17日，偕黃興去武漢指揮作戰，投入救護傷兵工作。

民國元年（1912）元月，參加女界政治活動，推動中國女權事業；成立南京貧兒教養院（開國紀念第一貧兒教養院），開展中國貧兒教育事業。

民國5年（1916）6月，歸國討袁，成為反袁政治活動主力之一。

民國8年（1919）“五四”爆發，參與領導上海婦女投入愛國運動、支持學運，推動五四運動發展。

抗戰時期，為東北義勇軍募捐資金與武器，弘揚航空抗日；與共產黨領導階級接觸，實施促進第一次國共合作。

1907年，在丈夫去世之後，徐宗漢揮淚作別一對兒女，到南洋檳榔嶼與二姐徐佩瑤會合。在中華女子學校里，為了更好地與孩子們與家長交流，徐宗漢開始自學馬來語。就像當年學英語一樣，沒有任何基礎，談不上有什麼正規的指導，全憑一腔熱情。不到半年，能以馬來語與人交流會話。二姐許佩瑤讚賞：“小妹，你不愧是語言天才啊！”

如果不出意外，徐宗漢本可以在杏壇耕耘。在檳榔嶼，徐佩瑤、徐宗漢與孫中山邂逅了，巧合的精妙一如他們曾經在澳門的不期而遇。孫中山是來向華僑籌款的，同行者是他的朋友和戰友黃興—也就是後來與徐宗漢成了伉儷的那個湖南人。

未及正題，徐宗漢首先要作翻譯。孫中山、黃興人生地不熟，又聽不懂馬來語，她自然成了嚮導；黃興聽不懂華僑的廣州白話，徐宗漢便不厭其煩地翻譯；孫中山經常聽不明白黃興的湖南官話，又逼著徐宗漢學會了湖南話，像模像樣地作同聲翻譯。孫中山讚不絕口，黃興感激不盡。臨別的時候，孫中山對徐宗漢說：“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應該滿天飛，去籌錢，去革命！”

身負孫中山信任和重託的徐宗漢在1908年秋取道香港返回廣州。為穩妥、高效地開展革命活動，徐宗漢在李家附近自辟門面，與高劍父、潘達微等創設審美畫會、受貞閣裱畫店。1909年秋冬間，為籌備廣州新軍起義，受黃興派遣，徐宗漢與陳淑子（胡漢民夫人），李自屏（馮自由夫人）由香港出發，取水路秘密攜帶軍火前往廣州。上船后，大量行李堆放在船艙女客室旁，行囊中裝滿了炸藥子彈，被褥內藏有青天白日旗。陳淑子、李自屏提心弔膽、坐卧不寧，徐宗漢為了安撫她們，同時避免敵人懷疑，於是滔滔不絕地論服裝、講化妝、談姨太太爭風吃醋一類的市並話題，表現得安之若素。在運送的這批槍械彈藥中，以體積較大，又不可重壓的手榴彈、大型炸藥的裝運較為麻煩。徐宗漢靈機一動，將手榴彈取出后成捆成捆地包好，藏在一隻只馬桶內。有一次碰上突然檢查，倉皇中徐宗漢只得一屁股坐在馬桶上，叫隨行的冒充自己兒女的孩子們對檢查人員說“媽媽在上馬桶”，騙過了敵人。

在隨後的黃花崗起義中，徐宗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起義前，她率領侄兒李沛基、李應生等人在香港擺華街機關負責全部炸藥及軍械的保藏運送工作。槍械購自日本，因為秘密交易時來不及驗貨，運送過程中又有磕磕撞撞，很多槍械，手榴彈在拆卸過程中出了毛病。徐宗漢敢為天下先，自己找來一些技術書籍研習修理技術，不斷進行參考比照，後來連炸藥製造、炸彈裝配這些專業技術也都瞭然於胸，成了自學成才的炸彈專家。臨近起義時，為了將彈藥順利運進廣州市內，徐宗漢又導演了一出“革命新娘”的經典鬥爭故事。在廣州河南西峽，她借一顏料作坊為掩護，自己則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兩百多號革命戰士扮作迎親的隊伍，在喧天的鑼鼓和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取出已先期裝在顏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凈后以明辦嫁妝、暗運武器的辦法，先將武器運送至大石街一所秘密機關，再由別的同志將武器彈藥分送至廣州各處。黃花崗起義中的絕大部分炸藥都是由徐宗漢領導的分機關組裝及運送的，孫中山，黃興知道后無不以她為奇女子。特別是她作革命新娘的傳奇故事很快傳到了當時的敢死隊隊員耳中，極大地鼓舞了他們必勝的信心和決死的鬥志。

中國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生髮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湧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蔡鍔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后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於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麼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爭的巨大啟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

徐宗漢與黃興的愛情故事頗富傳奇色彩。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爆發。黃興作為起義的總指揮，率隊進攻兩廣總督府。由於寡不敵眾，起義失敗。在與清軍的血戰中，黃興身負重傷。在機關隱蔽時遇見在此接應的女同志徐宗漢，並得到徐宗漢悉心關照。4月29日，徐宗漢為黃興改裝，避過清兵盤查，從十字碼頭護送黃興乘船到香港。黃興在香港動手術時，醫院需要病人家屬簽字，徐宗漢無奈只好以妻子名義簽字。在徐宗漢的細心照顧下，黃興身體逐漸恢復。在此期間，他們兩人感情日增，最後終於結為夫妻。

1911年武昌爆發，黃興接宋教仁急電，急忙與徐宗漢一道離港赴滬，前往武昌，準備親自指揮革命軍戰鬥。然而這時滬、寧及沿江口岸的清軍查驗極嚴，很難過關。徐宗漢只得求助於在上海開設醫院的張竹君。張竹君立即出面組成赤十字救傷隊，黃興和徐宗漢喬裝打扮成醫療人員混入其中，與宋教仁、陳果夫等一道開往武漢戰地。到達目的地后，黃興立刻投入了戰鬥，而徐宗漢則冒著炮火救護傷兵，並協助張竹君在漢陽設立臨時醫院。11月27日，清軍反攻，漢陽失守，長江被清軍封鎖。徐宗漢與張竹君借赤十字會的渡船，冒險護送黃興從渡江到武昌。此後，徐宗漢又陪同黃興前往光復后的上海、南京，並參與籌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13年“二次革命“期間，黃興在南京主持討袁工作，他在繁忙中還寫信給在上海的徐宗漢：“弟（宗漢）在家保育兒輩，我極心感……吾責至大、至危、至暫，汝責至細、至久、至難，然則汝之責任艱巨於吾乎！”

戰火成就了一雙患難夫妻，鬥爭自始至終貫穿於二人的愛情和生活中。黃興在病危時對探望的朋友說：“她不是內助，她根本是並肩作戰的夥伴、戰友，而且，她的能力比任何男人都強，尤其是比我強。”

對於徐宗漢的逝世，各界表示了沉重的哀悼。柳亞子先生為其寫下輓詩：“南社湖湘幾雋流，兼資文武克強遒。頗聞儷侶儕蘄國，曾共潛師襲廣州。白髮今悲辭濁世，黃花昔與賦同仇。周嫠恤緯艱危甚，病榻巴渝積憤留”。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她被家鄉選為“百年最具影響力珠海女性”。

宣城茆市沖農場是辛亥革命先輩徐宗漢女士在南京白下路創辦的“開國紀念第一貧兒教養院”的實驗基地，也是中國較早的寓教於農的社會救濟性質的農場之一。

徐宗漢認為，中國幅員遼闊，土地資源豐富，農、林、牧業亟待發展，迫切需要這方面的建設人才，遂決定創辦宣城茆市沖農場，為教養院學生提供生產實驗基地，把教學理論與生產實際相結合，從而達到勤工儉學，以場養院，培養人才的目的。1932年，徐宗漢女士通過與安徽省第九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宣城縣長周君南（黃興的學生、同鄉）的關係，在宣城縣境內尋找場址。周君南選擇了縣內茆市沖為場址，建議徐宗漢女士前往考察。徐女士實地勘察后認為：這裡地勢開闊，氣候溫和，土質肥沃，雨量充沛，宜農、宜林、宜牧、宜養殖，有發展前途，遂接受周君南意見，決定在此建場。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軍佔領宣城，鄉親父老紛紛逃離家園。徐宗漢女士避居重慶，蔡乾九先生去了雲南，章祥齋避難於雙橋。為了支撐農場事業，徐宗漢女士又派黃興先生舊部陳冶青先生來到宣城農場主持場務。不料日軍再次佔領宣城，人心惶惶，農場無法恢復。徐宗漢女士1944年去世后，宣城茆市沖農場一直無人問津。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機關複員，徐宗漢之子，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的黃一美先生，遵母遺囑，從南京來到宣城農場，意欲重振先人事業。當時由章祥齋後人章永年、章永中兩人陪同察看，久經戰亂，農場荒蕪，但田園、山林、湖泊的舊跡仍在，面對這種物故人非的荒涼景象，一美先生嘆息不已。回到南京以後，擬將農場的土地、山林、湖泊移交給政府部門管理，繼續造福於社會。後來社會部門派人前來察看，認為農場荒廢太久，沒有人力物力去開發利用，拒絕接收。黃一美先生只得另行委派原教養院孤兒出身的盧繩圃先生來場主持恢復。直到1949年4月，宣城解放以後，盧繩圃先生才離開農場。新中國成立以後，宣城市人民政府將這一帶地方闢為國營高山洪林場，繼續造福社會。

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知識女性掙脫了封建桎梏，走向社會，投入洶湧澎湃的民主革命洪流。徐宗漢是其中的傑出人物。她追隨孫中山革命，不僅是辛亥革命的女傑，而且成為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是著名革命家黃興的伴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晚年，她致力於社會公益事業，傾力支援抗戰，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拯救中華民族，做出了卓著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