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

徠1871年12月8日唐群英於清國衡州府一武將門第出生。

10歲時，唐群英就央求父親教她劍法，勤學苦練之餘，她還常常組織周邊的孩童扮作宋軍、遼軍“打仗”，並自稱“穆桂英”掛帥出征，迎戰“遼軍”。當時，女子都要纏足，名門千金更得有一雙“三寸金蓮”。一開始，唐群英以為纏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沒想到哥哥居然不纏，而且健步如飛，認為是母親偏心，就聯絡兩個姐姐採取一致行動扯掉裹腳布。姐姐膽怯，她就獨自扯掉了。被母親發現，又強行裹了起來，幾經纏纏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蓮”，而是個半大腳。

之後，她開始攻讀中國典籍，以及《木蘭詞》、《烈女傳》、《精忠岳傳》之類的作品，既能寫一手好詩文，又能騎馬擊劍。望著這個果敢豪邁文武雙全的女兒，唐星照感嘆道：“如果是個兒子，必能光耀門楣。”唐群英聽罷反問：“是女兒，就不能光耀門楣嗎？”她能文善詩，15歲時曾寫過“鄰煙連霧起，山鳥放晴來”的詩句，被塾師稱為“女中奇才”。在四個姐妹中，群英最為父親所鍾愛。她也“嘗以不能易髻而冠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親去逝。1891年，20歲的唐群英遵父遺命（一說從母命）嫁與湘鄉荷葉曾國藩的堂弟曾傳綱為妻。可是剛過幾年，丈夫就病逝。按照當時的封建傳統和曾家的族規，她要在婆家守節，才不失為“名門閨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視舊禮教。她衝破夫死守節的封建桎梏，毅然“大歸”，定居於“是吾家”。當時，外侮頻仍，國勢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變法維新。唐群英在家中日習詩文，博覽群書，深受維新思想的影響。她在《讀大同書感懷》一詩中寫道：“斗室自溫酒，鈞天維換風？猶在滄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達了扭轉乾坤的革新壯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裡，有緣結識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暢之母），遂成知交，後來3個人被譽為“瀟湘三女傑”。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親，秋瑾嫁到湘鄉荷葉的王家以後，與唐群英毗鄰而居，親戚加鄰居，兩人來往密切，被後人譽為“辛亥革命的孿生女兒”。

1901年秋，她聽秋瑾談及親歷八國聯軍進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說道：“國之興亡，匹婦亦應責無旁貸。不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是人皆有責！”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衝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學。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應秋瑾之約，立即追隨而去，東渡日本求學。她先自費考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成為秋瑾的同學。兩年後，她又轉入成女高等學校師範科，因成績優異，由湖南當局改為官費生。

在東京求學期間，唐群英結識了劉揆一、劉道一、黃興、趙恆惕等湘籍人士。1902年5月，唐群英經黃興、趙恆惕介紹，參加了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的華興會，成為華興會唯一的女會員。對於華興會與興中會聯合一事，當時會員們意見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黃興的意見，贊同聯合，因而深得黃興賞識。1905年7月28日，黃興帶著唐群英去見孫中山。在交談中，她向孫中山談及自己對於男尊女卑的反感，表達了“天下興亡，人皆有責”的主張。孫中山當即贊道，“革命首先是喚醒四萬萬同胞，女同胞覺醒的還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個走進革命隊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樣，是二萬萬女同胞的帶頭人。” 1905年8月20日，華興會與興中會合併成立中國同盟會，她是第一個加入同盟會的女會員。由於唐群英比相繼加入同盟會的何香凝大3歲，比秋瑾大6歲，所以，同盟會的會員都尊稱她為“唐大姐”。

1906年7月，唐群英與王昌國發起組織的留日女學生會成立，她當選為書記。1906年10月，黃興和寧調元在日本創辦雜誌《洞庭波》，唐群英是該刊的積極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號上發表了八首七絕，一時在革命志士中廣為傳誦，深得孫中山和黃興的讚許。她在這組詩的前面寫道：“黃公克強組織同盟會於日本，與寧君太一等設立報館，顏曰《洞庭波》，徵集黨人詩文。余於課於擬絕句八章以附刊”。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學校師範科畢業。在畢業儀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詞，慨然寫道：“然女師女范，昭然於史冊者，若班氏木蘭伏女輩，當時輕視女學，猶能獨往獨來，卓絕古今，使有以提勵之，則其造詣又當何如也？無如積聵不振，女權陵夷，學識幽閉，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國運盛衰之際，又豈非我輩擔負女教責任之時耶？”充分表達了振興中國女學的決心。

當時，同盟會在橫濱設有彈藥製造機關，唐群英就前去學習製造彈藥和使用槍械，同在這裡學習的還有剛剛加入同盟會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陳擷芬、林宗素、蔡蕙、吳木蘭等人。之後，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樂坂武術學會練習槍法。

秋瑾就義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國。此行目的，一為探望生病的母親，同時也是受同盟會委派，回國宣傳同盟會主張並聯絡各地革命者發動武裝起義。臨別時，孫中山贈詩一首：“此去浪滔天，應知身在船。若返瀟湘日，為我問陳癲。”前兩句表達的是孫中山的關切之情，而後兩句則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國后開始在湖南聯絡革命同志，積極從事革命活動。不久，她“執教鞭於贛寧諸省”，迅速與正在長沙秘密活動的同盟會成員陳荊（即陳癲，字樹人）取得聯繫，並奔走於長江中下游一帶聯絡革命黨人。 1909年，唐群英先後組織了在湘鄉縣永豐鎮、湘潭縣花石鎮的兩地武裝起義。

1910年6月，由於國內環境惡劣，活動困難，按照黃興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東京音樂專科學校作掩護，深入開展留日女學生運動，動員女界“與男子奮袂爭先，共擔義務”，投身反帝鬥爭，以“救國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國向同盟會中部總會宋教仁報到，並隨即在上海發起並領導了多個女子團體，與張漢英在上海籌建女子北伐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首先響起槍聲，她設法將黃興護送到武昌，指揮戰鬥。接著，她與張漢英組織了“女子後援會”，向社會各界募集物資錢糧送往前線。隨後，又挑選青壯女子組成“北伐軍救濟隊”，奔赴戰地，救護傷兵。1911年11月初，江、浙兩省組織聯軍北伐。唐群英便將她率領的有400名隊員的女子北伐隊列入江浙聯軍編製。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圍時，聯軍主力擔負攻城主戰，女子北伐隊和何奇伍團奉命在玄武門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選8名精兵組成小分隊，混入城內，伺機殺死守門清兵，唐群英乘機帶領全體女軍士兵迎面衝擊，致使清廷兩江總督倉皇出逃，南京勝利光復。從此女子北伐隊聲名大振，“雙槍女將唐群英”名震一時。

1911年2月1日，在臨時政府召開的慶功會上，臨時政府慶功會上，她作為“女界協贊會”的代表，確為第一批授勛之開國功臣，受到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接見，被孫中山譽為“不愧是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並榮獲總統府“二等嘉禾勳章”，以表彰其功績。

1912年2月初，臨時參議院在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約法草案中沒有“男女平權”的條文。唐群英以女子後援會會長名義，與張漢英一道，於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聯合籌組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26日，她向參議院遞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參議院書》。在此期間，唐群英等先後五次向孫中山和臨時參議院上書，提案竟未被臨時參議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參議院開會之機，率領一群女子衝進會場，打碎參議院玻璃窗，踢倒警衛兵，造成轟動全國的“大鬧參議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北遷，女子參政代表也隨後聯合北上，繼續要求參議院承認女子參政權。同盟會內以宋教仁為首的改組派屈從他黨意見，公然將原同盟會政綱中“主張男女平權”的內容刪掉了。唐群英等聞訊，衝進改組會議會場，提出強烈抗議。 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時，新黨綱中仍未恢復“男女平權”條文，唐群英與沈佩貞、王昌國、伍崇敏、傅文郁 等十餘人盛怒之下圍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調停，還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隨即書寫《駁詰同盟會傳單》，抨擊宋教仁等。同時致信孫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謁孫中山，力爭男女平權。孫婉言解釋此事實行之難，兩人與他發生激烈爭執，沈佩貞悲憤之下，“哭聲震天”。 9月1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北京召開聯合大會，到會女子200餘人，公推唐群英為臨時主席。沈佩貞演說，反對宋教仁、張繼不遺餘力，甚至表示要繼續革命，以曾經組織之暗殺團、先鋒隊與彼等相見，以手槍炸彈對待之，與會者情緒異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參政運動“進”、“退”關鍵時刻，孫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無難處地說：“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乃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可能挽回。”他反勸唐群英，不如先通過提倡教育、普及知識的方式來大力發展女子團體，然後再來與男子爭權，而不是眼下依賴男子代為出力。唐群英聽到這番話後作何感想，後人不得而知。她的確幾次上書和面見孫中山要求修改《約法》，確立女子參政權，不過，最後她還是聽從了孫中山的勸導，暫將此事放在一邊，並迅速與宋教仁協調一致，把討袁計劃放在首位。

參政受阻后，唐群英變賣個人家產，大力辦報興學。 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參議院否決了她們遞交的要求補訂《女子選舉法》的意見，她言道：“袁大總統不贊成女子有參政權，亦必不承認袁為大總統！”后又在《女子白話報》上發表文章，抨擊袁氏政府。袁世凱遂令取締女子參政同盟會，查封《女子白話報》，禁止湖南《女權日報》在京發行，並懸賞一萬銀元通緝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內部情報，使她倖免於難。

1924年，主政湖南的趙恆惕推行立憲自治，唐群英與王昌國、葛健豪等人倡議恢復了湖南女界聯合會，最終使湖南省憲政委員會同意在《湖南省憲法》中列入如下條文：“無論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歲以上男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受義務教育以上的各級教育權”。

1912年10月到1930年，唐群英先後在北京、長沙、衡山等地創辦中央女學校、長沙女子法政學校、自強女子職業學校等近十家學校。唐群英創辦女學的目的，旨在豐富女界知識，喚起女子覺醒，使廣大婦女團結起來，衝破封建主義的束縛，實現自我解放，與男子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因此，她辦學的原則：一是在普及婦女教育過程中，努力提高她們的鬥爭意識；二是實行職業教育，增強婦女參加社會活動的本領。她創辦的岳北女子實業學校，其課程設置除和一般學校一樣外，還開設有實業課，分音樂、書法、刺繡、縫紉、編織、剪花等門類。學生上午學文化，下午學實業，可根據個人愛好，學習一門乃至幾門實業。由於課堂教學密切聯繫社會實踐，學以致用，頗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

在提高女生的鬥爭意識上，最為突出的成效是為1926年岳北農民運動培養出了一批敢說敢斗的有革命覺悟的娘子軍。她們在白果成立女界聯合會，剪掉長發，放開裹腳布，高舉紅旗，走向了革命。為鼓動女生放腳，唐群英還編了一首《放腳五字歌》，歌詞寫道：“女子最可憐，自小把足纏。痛苦又難看，行路實困難。父訓恪婦道，母命實難違。苦了我女子，有苦也難言。奉勸姐妹們，再勿把足纏。放足行千里，自強爭女權。”這首歌在白果一帶廣為流傳，為鼓勵婦女衝破封建羅網獲得自主的權利起到切實有效的作用。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消息傳到湖南，唐群英聞風響應，率領全校師生投入了這場反帝愛國鬥爭。經過實踐鬥爭的鍛煉，在她身邊學習過的女子，後來大都參加了革命，一些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農運、婦運的骨幹。

1926年，女界聯合會的進步女性和男子一道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會周圍，斗土豪，參加減租退押等一系列鬥爭，並大鬧祠堂，對封建族權族規展開了猛烈的衝擊，打破了“女流之輩不得進祠堂入席”的禁錮。當 時在湖南開展農民運動調查的毛澤東聽說后連聲稱讚“幹得好”。並說：“各地女界聯合會的幹部都像你們這樣，就能使成千上萬的婦女從封建桎梏里解脫出來，投入農村大革命的洪流。”這些當年參加岳北農民運動的婦女骨幹，絕大部分都是白果虹茶亭女校和岳北女子實業學校畢業的學生。唐群英的進步思想和鬥爭風格在她們身上得到了發揚光大。

一代雙槍女將 名震辛亥革命

1905年，唐群英積極促成華興會與興中會聯合成中國同盟會，參與了同盟會創辦的全過程。

1908年，唐群英受同盟會委派，回國宣傳同盟會主張並聯絡各地革命者發動武裝起義，奔走於長江中下游一帶聯絡革命黨人，相繼在湘鄉、衡山、醴陵及贛西等地，宣傳同盟會的宗旨，策劃武裝起義。

1910年6月，唐群英赴日深入開展留日女學生運動，動員女界“與男子奮袂爭先，共擔義務”，投身反清鬥爭，以“救國家之危亡”。

1911年10月10日，唐群英與張竹君設法將黃興護送到武昌，完成武昌起義大業。

1911年秋，唐群英在上海發起並領導了多個女子團體；與張漢英創建了“女子後援會”；募集糧餉軍資送往前線；挑選青壯女子組成“北伐軍救濟隊”，奔赴戰地，救護傷兵。

1911年11月初，唐群英率領400名女子北伐隊列入江浙聯軍編製，助江、浙兩省組織聯軍北伐；11月下旬，女子北伐隊奉命於玄武門助攻；南京城久攻不下，唐群英挑選8名精兵組成小分隊，殺死守門清兵，親自挎著雙槍帶領女兵攻陷城門，兩江總督倉皇出逃，南京光復。此役耗時近一月，既是革命軍對清廷的致命一擊，更堪稱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戰。

爭取男女平等 開創婦運先河

1912年4月8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正式成立，通過了由唐群英起草的《女子參政同盟會簡章》十一條政綱：（一）實行男女權力平等；（二）實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習慣；（四）禁止買賣奴婢；（五）實行一夫一婦制度；（六）禁止無故離婚；（七）提倡女子實業；（八）實行慈善；（九）實行強迫放腳；（十）改良女子裝飾；（十一）禁止強迫賣娼。會後，發表了《女子參政同盟會宣言書》，時人嘆為“五千年來女權之曙光”，“中國婦女運動的第一聲”。

1924年，在湖南主政的趙恆惕推行“立憲自治”時，唐群英與王昌國、葛健豪等首倡恢復了湖南女界聯合會，繼續為爭取女權而鬥爭，終於使湖南省憲政委員會同意在省憲法條文中載明了“無論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歲以上男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受義務教育以上的各級教育權”。開創了憲法收錄“男女平權”的先河。

致力女子教育 培養新型女性

從1912年10月至1930年的十八年間，唐群英以極大的熱情精力致力於普及女子教育，為爭取女子參政權作長期打算。她單獨或與友人合作，先後在北京、長沙、衡山等地創辦了中央女學校、長沙女子法政學校、自強女子職業學校等10所學校，其辦學熱情之高，辦校數量之多，在中國女子教育史上堪稱首屈一指。為籌措辦學經費，她除了爭取官費補貼，動員社會賢達捐助之外，還變賣了自己大部分家產以應所需。她的教育理論與方法，都從當時鬥爭的實際出發，喚起女界覺醒。她痛斥“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等謬論，她把愛國主義教育與女權啟蒙教育結合起來。她們爭女權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為自己爭得與男人等同的地位，並將此與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自立聯繫起來。

1926年衡山掀起農民運動時，她又支持原紅茶亭女校和當時岳北女子實業學校的學生們和其他婦女一起“鬧祠堂”，以實際行動為爭取女權而鬥爭，培育出了一批批有覺悟、有知識、有本領、精神獨立、自立自強的新型女性。

儘管後來同盟會籌備大會簽字的檔案材料丟失，早期公開見於記載的回憶與會人員名單里沒有唐群英，但唐群英晚年卻向後人回憶了這段歷史，只是到近 年才見記載。而另一同盟會早期女會員何香凝回憶自己是在8月7日加入同盟會，被多位史家認為是同盟會第一位女會員。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有學者提出同盟會第一位女會員應該是唐群英，當代衡陽學者盛明明提出，唐群英非但是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還是同盟會的創始人之一，因為她參與了同盟會創辦的全過程。

同盟會以華南為活動基地時，發現當地半數人口為婦女，為發展組織、吸收女學生和家庭婦女，遂於“驅除韃虜”等十六字政治綱領外，增加了諸如提倡女權、反對家庭專制、主張婚姻自由、反對做妾、反對纏足之類的新口號，並針對女性開展宣傳工作。對於飽受封建家庭壓迫、對舊式婚姻不滿的青年婦女來說，那些提倡女權的宣傳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辛亥革命以後，同盟會內出於私心並迎合封建勢力的需要，取消了同盟會政綱中“男女平權”的內容，不讓女子參政。由此，導致了一場全國性的論爭。唐群英“慨以女權運動領袖為己任”，以女子後援會會長名義，與張漢英一道，於1912年2月20日聯絡湖南的“女國民會”、上海的“女子參政同志會”等團體，在南京開會，決議成立“女子參政同盟會”，“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在此期間，唐群英等女界代表先後五次向孫中山和臨時參議院上書，請求於“憲法正文之內訂明無論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這些提案竟未被臨時參議院接受。

“女子參政同盟會”成立后，一再上書參議院，闡明男女平等大義，明確提出“於憲法正文之內，訂明無論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或不須訂明，即將本國人民一語，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釋宣布，以為女子得有參政權之證據”。可是，當年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竟對這個要求置之不理，女界憤慨萬分，1912年3月19日臨時參議院正開會，唐群英、張漢英率領一群女豪傑湧入議事廳，要求參政權。對此，當年《時報》有如下報道：

十九日南京參政同盟會唐群英女士等三十餘人，以武裝的狀態入參議院，要求女子參政權，聲勢甚為抗敵。參議院數十人均手足無措。旋告以現 在約法案系暫定，俟政府整理完全時，當局再議之，百方慰勸，諸女子始斂威以去。

二十日下午，唐群英等諸女士又往參議院，該院禁不令入，唐女士等遂將玻璃窗擊破，手皆溢血，警兵往阻，女士等足踢之仆地。

二十一日早九時，女子同盟會唐群英仍偕女同志等至參議院，該院落已派衛兵駐守，強不令入。唐女士等親至總統府謁見孫總統，備訴該院派兵阻止之事，謂該院用兵駐守，女同志等亦必請派兵保護女士等入院；并力邀孫總統出席議院，提議此事。孫總統允代向該議院斡旋，當即令女公子前往。……該院允許由女子同盟會再具一呈后，即將約法提議。

這個時候，廣東、湖北、淅江等地方性的女子參政活動也十分熱烈，廣東女子的參政要求因為得到了男性當權者——軍政府都督胡漢民的支持，臨時議會通過議決“許女子以參政權利，與之代議士員額十名，由女界自行舉出”。後來，因為受到《臨時約法》的影響，在正式公布省議員選舉法時女子的參政權又被取消。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簡潔而不失隆重，但同盟會的兩位大佬居正和宋教仁，也就是即將走馬上任的內務部次長和法制院院長，卻令人意外地遲到了。這真不能怪他們，都是一群女人鬧的。本來居正早早地就趕到了宋教仁住的龍公館，邀約他一起去參加大典。沒想到剛要出發，就被女子北伐隊隊長林宗雪率領女兵擋住了去路。林宗雪手按佩劍，要求宋教仁答應賦予女子完全參政權，否則便不讓他們出門。好說歹說，糾纏了許久，女兵們都置之不理，焦急的宋教仁忍不住大聲喝叱道：“大總統今日就職，你們不去排班護衛，已經失禮，向我要求，更是無理取鬧。快去總統府，高呼萬歲！”聽得他如此說，林宗雪冷笑幾聲，轉身率隊離開，兩位焦頭爛額的先生這才匆匆趕往總統府。

到了地方一看，就職典禮已經完成，現場早就人去樓空。好不容易找到秘書長鬍漢民，見面便詢問為何來遲，兩人少不得要把女將堵門的狼狽情形說與他聽。宋教仁余怒未消，憤然說道：“她向我要求參政權，豈不好笑！”胡漢民則以調侃回應：“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龍公館不比這處快活得多麼？”三個男人相視大笑，握手稱賀，共祝革命大業成功。女人們要參政權這點小“麻煩”，自然不再放在心上。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對於女子參政運動採取了更加富於彈性的、既壓制又安撫的態度。當得知唐群英、沈佩貞等人準備隨參議院北上請願時，袁世凱致電國務總理唐紹儀，認為女子參政權“可否遽行於中華民國，自應聽候參議員全體核議，該女子等不得有強制行為”，希望唐紹儀能夠阻止她們進京請願，“准其舉定代表一二人來京，不得令其全體北上，以免種種窒礙”。儘管如此，袁世凱對女權運動的頭面人物，還是採取了高調安撫的態度。呂碧城、唐群英、沈佩貞等人，都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的女性顧問。

相比之下，革命黨內部反而表現出更加頑固僵化的男權傾向。1912年3月3日，同盟會由地下秘密會黨組織改組成為公開政黨，其政綱第五條明確標榜“主張男女平權”。同年8月，同盟會在宋教仁、張繼等人的主持下，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全國聯合進行會組建作為現代議會政黨的國民黨，他們為了在重組整合過程中向其他黨派表示妥協，主動刪除了“主張男女平權”的政綱條款，此舉引起同盟會內一部分激進女會員的強烈抗議。8月25日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在這個本該喜氣洋洋的場合，卻發生了“掌摑宋教仁”事件。據稱動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國、沈佩貞等十餘人。林森出面調停，還未交口，也挨了一下。

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唐群英、沈佩貞、王昌國等人再到會場，“怒目戟手，勢甚洶洶”，嚴詞詰問何以將“男女平權”政綱刪除，認為此舉“辜負昔日女同盟會員之苦心”，強烈要求在國民黨政綱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權”一條。此議當場交付大會表決，因為只有極少數人表示贊成而沒有通過。孫中山在演說中專門說明國民黨新政綱未列男女平權，系合併各黨有不盡贊同之故。他認為男女平權“當暫緩”，奉勸女子當以國事為重：“男女平權深合真理，此時政綱雖未列入，若國家文明進步，必能達到平權之一境；如無進步，即男子尚恐失其平等之權利，況女子乎？”

在得不到在場人士積極響應的情況下，“唐等猶不甘服，謂男子挾私把持，壓抑女子，更向孫（中山）質問，其言終不得要領。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舉手抓其額，扭其胡，而以縴手亂批宋頰，清脆之聲，震於屋瓦。眾大嘩，斥其無禮” 。

上述文字出自國民黨系統的上海《神州日報》1912年8月28日的新聞報道《國民黨成立大會紀事》。在上海《申報》8月31日的新聞報道《二十五日之湖廣館》中，另有這樣的介紹文字：“唐女士牽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髮，而以手左右批其頰，全場大駭。”

為“誓以死力”達到此目的，1912年10月22日北京發起成立“女子參政同盟會”本部，各地設分部，唐群英被推舉為本部總理，王昌國等為協理。此時，在參議院擬定的《國會選舉法》中，只規定男子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女子全然沒有。唐群英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捍衛女權的要求與全國上下正在興起的“討袁”運動結合起來：“凡反對女子參政者將來必有最後之對待方法，即袁大總統不贊成女子參政權，亦不必承認袁者為大總統”。她們還創辦了以參政為主要內容的《女子白話報》，抨擊：“欺壓女界實在太甚，所訂的議院選舉權，沒有女子的選舉權，便是將吾二萬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籲婦女一次爭不到，二次再爭，二次爭不到，三次四次，乃至無數次，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此舉激怒了袁世凱。在下令解散國民黨之後，袁世凱又下令解散女子參政同盟會，懸賞一萬銀元通緝唐群英等人。在反對派的四面討伐聲中，婦女參政運動整體敗北，各種婦女參政團體開始煙消雲散，其領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捲中，迅速分化瓦解。不得已，唐群英離開北京，回到湖南繼續辦學、辦報，宣傳男女平權。中國婦女史上首次具有獨立意義的參政運動以失敗而告終。

唐群英故居位於衡陽市衡山縣新橋鎮黃泥村，始建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現僅存是吾家書屋。是吾家書屋是唐群英祖居“三吉堂”中建設最早的，也是現僅存的部分建築。最初為唐群英之父唐星照的住宅。“三吉堂”改建后改為書屋，曰“是吾家”，意為是我最初的家。這裡是唐群英青少年時代讀書的地方。晚年則居此整理詩文，著有《吟香閣詩草》四卷。

唐群英自幼在“是吾家”啟蒙並度過青少年時代，夫亡大歸后又在此博覽群書，接受新潮思想，晚年在此繼續倡導婦女解放，從事女子教育事業。“是吾家”與唐群英的一生有著緊密的聯繫。中置唐群英半身銅像，像座正面鐫康克清題書“唐群英，一代女魂”。花園兩側設置詩碑廊，分別鐫刻唐群英詩作和孫中山、黃興等的贈詩讚詞。書屋及小花園環以圍牆，正面槽門上懸掛匾額，上鐫“唐群英書屋”，楷書，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彭佩云為維修后的唐群英書屋“是吾家”所題。

唐群英墓位於衡陽市衡山縣新橋鎮黃泥村三眼塘山頂上，1991年重修。墓坐北朝南，石質墓圍，漢白玉墓碑，自右至左豎刻“中國女權運動先驅，唐群英女士之墓，衡山縣人民政府立”，碑兩旁刻聯“群傑功勛千秋頌；英模業績萬古揚”。墓地四周遍植青松、水杉，四季常青。

2011年12月8日，紀念唐群英誕辰140周年活動暨唐群英銅像揭幕儀式在衡陽市衡山縣新橋鎮黃泥村唐群英故居舉行。中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衡陽市人民政府市長，衡陽市政協主席，省政協副主席、民革省委主委劉曉，省委統戰部副部長鄧煥生，衡陽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統戰部長，衡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衡陽市副市長等領導、專家學者、唐群英親屬代表等出席。

2014年2月12日，長篇人物傳記《女權運動先驅唐群英》在衡陽市委宣傳部會議室舉行首發儀式，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全書40萬餘字，作者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研究室副主任、辦公廳副主任劉靜，唐群英嫡長孫唐存正。

唐群英及其領導的女子參政運動被讚譽為“五千年來女權之曙光”、“中國婦女運動的第一聲”。

1979年12月，在中國婦運工作史上第一次編纂工作會議上，鄧穎超特別提到她，稱其為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婦女界“英雄人物”，希望後人永遠記住她。

1991年10月，康克清為紀念她誕辰120周年，慨然題詞：“唐群英，一代女魂。”

1995年9月，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前夕，中國政府向大會推薦8位中華百年女傑，唐群英位列第四。

1997年，為紀念唐群英逝世60周年，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自台灣寄贈條幅“女權鬥士”。

她不僅是“辛亥革命功臣”（周鐵農語），“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孫中山語），而且是一位“辛亥革命婦女中很突出的代表人物”（黃啟璪），為“爭取參政”的一位“很知名”的“英雄”（鄧穎超語），頗具影響的女報人、女子教育家和“南社”著名女詩人（陳立夫語），更是高舉婦女解放運動大旗的“一代女魂”（康克清語）。

2018年11月6日，中國第一部全面反映女權運動和婦女解放的電影《一代女魂唐群英》在湖南衡陽首映，由田海蓉扮演唐群英該片獲北歐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最佳女主角獎、最佳服裝獎、最佳髮型和化妝獎四項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