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

陳立夫，1922年畢業於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採礦系。

1925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採礦學碩士學位，9月回國，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隨侍蔣介石。

1928年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

1929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是國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

1931年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1932年7月，與厲麟似、朱家驊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共同創立中國第一個電化教育組織——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1934年任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8年—1944年任教育部部長。

1939年任（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

1948年6月18日—1948年12月22日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

1949年去台灣。

1951年定居美國，先後創辦養雞場、做皮蛋生意，同時還在家裡做豆腐乳和粽子賣給附近的中餐館以謀生。

1961年因其父親陳其業病重，首次獲准回台。

1966年賀蔣介石八十大壽，再次回台。

1969年返回台灣定居，歷任“總統府資政”、中央評議會主席團主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孔孟學會理事長等職。

1988年7月14日，陳立夫聯合33名中央評議委員，提出了“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劃”，建立共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案。”

2000年10月因為肺炎住進醫院、併發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時在台中市中國醫藥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101歲。

和蔣介石源遠流長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於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係。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9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為兄弟。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當時沒人敢去處理，只有蔣介石來為他收屍，在祭詞里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為“蔣三叔”（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陳其美為老大，黃郛為老二，蔣介石為老三）。

1917年，陳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后又赴美留學。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採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陳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陳立夫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為一名工程師，引為終生憾事。1925年，留美回國的陳立夫任蔣介石機要秘書 。1929年，29歲的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

陳立夫知道蔣介石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介石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幹。”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25年裡，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抗戰時期的教育部長

獲得美國碩士學位的陳立夫，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可謂是奇貨可居，從知識結構與對學術的修養來說，陳立夫無疑在當時的中國政界也是鳳毛麟角。也可能是這種特殊的才能，抗戰爆發后，陳立夫被蔣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長。

抗戰時期，正是中國社會步入最艱難的時期，而陳立夫確實竭盡所能，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時間，陳立夫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首先，適應抗戰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於戰時教育的制度與綱領。抗戰爆發后，為躲避戰火的災難，內地的高校紛紛內遷。但由於戰爭炮火的洗劫，內遷的高校幾乎都受到了重創。據不完全統計：戰前的108所高校，內遷的有94所。校舍圖書、儀器損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無法重開。另外，受抗戰的影響，教師、學生皆義憤填膺，反對上課，要求投筆從戎、血灑疆場。陳立夫走馬上任后，認為學生仍然應以讀書為職責，掌握知識，學就本領后再談救國與抗戰。於是，他親自擬定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針綱要》，包括“九大方針”和“十七項實施要點”。其中心是“為在德智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為國家衰亡之危機”。這樣，不僅將學生的抗日熱情作了肯定，而且還為戰時的教育指明了一個方向，從而使混亂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穩定與規範。

其次，勵精圖治，興辦中國的大學。中國的大學由於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響，實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學內容，缺少中國自己的有關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的教學內容。陳立夫將這種大學的反常現象斥之為“外國租界”。陳立夫下決心改變這一現象，他修改了大學的科目表，確定了大學里要必修中國人須備的知識。比如中國歷史科目中的中國法治史、中國政治史等等。還改革了過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學回國得學位者的制度，為那些本國大學畢業任教多年有成績、有著作，甚至所教學科與國外研究無關的教員提供了晉陞之路。

第三，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有招生制度、考試製度、訓育制度和貸金制度。以前，招生機構多方自招，陳立夫改變了這種雜亂無章的招生制度，使其為一家牽頭，統一招生；在考試上，陳立夫也下決心在後方的十九個省市分區舉行大學統一考試的辦法，使中國大學的入學考試與畢業考試有了統一的標準；訓育教育則是陳立夫在大學里的創造，他將蔣介石訓練國民黨的辦法放在了大學之中，將“三民主義”等內容作為學生必修的教學內容；貸金制度主要用以對青年的救濟和訓練，陳立夫用這個辦法來資助那些來自戰區的沒有經濟來源的學生。據統計，戰時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全部靠貸金或公費完成學業的，大約有l2萬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楊振寧這些後來的知名學者，順利地念完西南聯大，皆得益於貸金制度，這項制度，為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優秀高級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對於貸金制度的改革，陳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憶錄中，他津津樂道地寫到：

據1988年去美國參加第五屆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的劉廣定教授說：“我這次赴會，過數位六七十歲之大陸學者坦言：抗戰期中，得以公費就讀國立大學，實為陳先生之恩澤，特予稟告。”我認為我人在台灣，而在大陸上的學者，還懷念著我，這貸金制所產生的久遠影響，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進國民教育運動。國民教育以前皆為地方政府主辦，這種制度，使得小學不普及，學齡前的兒童就學率極低。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940年，在陳立夫的努力下，國民政府頒布了《國民教育實施綱要》，將國民教育的近期目標具體化。章程規定，國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進，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7月止，目標為：各鎮(鄉)均應成立中心小學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國民學校一所。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的65%以上，入學民眾總數要達到失學民眾總數的30%以上。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標為：保國民學校應逐漸增加，或原有的保國民學校增加班級。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的80%以上，入學民眾達到失學民眾總數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標為：保國民學校數繼續增加，以期達到每保一校。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的90%以上，入學民眾達到失學民眾總數的60%以上。從前四年的實施情況來看，計劃的目標基本實現，遺憾的是，在第三期計劃實施期間，陳立夫已離開了教育部。陳立夫一心想當個採礦工程師，夙願未成終成一生遺憾。撫今憶昔，他常常將七年的教育作為自己平衡得失的彌補。在自述中他這樣寫道：“我想我既無機會採煤礦，何不轉而開開‘文化礦’呢？”這對國家民族來說，倒是“從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憶及七年教育的歷史，他總覺得“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作為。

與周恩來正面交鋒

周恩來曾說過：在敵人之中，陳立夫這個人是值得重視的。1945年10月，國共兩黨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與陳立夫終於有了一次正面交鋒的機會，兩人唇槍舌劍，為了自己的理想與主義，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國共兩黨代表在重慶經過多天的談判，終於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 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承認民主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等。

《雙十協定》簽訂以後，中國共產黨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諾言，著手將長江以南--蘇南、皖南、浙東、浙西的新四軍撤往江北，再次用實際行動向全國人民表明和平建國的誠意。可是，簽字的墨跡未乾，蔣介石就在10月13 日向全國各戰區將領下達“剿匪”手令。

面對內戰陰雲密布的險惡形勢，中共代表為維護國內和平，於12月27日提出了關於無條件停止內戰的三條建議，國民黨也提出三項辦法作為對中共提議的答覆。 這時，美國政府採取了調解國共兩黨爭端的政策。11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批准赫爾利辭去駐華大使職務，並派陸軍上將馬歇爾為特使，來到中國，參加國共停戰談判。

經過商議，1946年1月5日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1月10日，又由張群、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由雙方所屬部隊發布停戰令，並規定於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時停火。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對於召開政協會議，陳果夫、陳立夫一直有抵觸情緒，甚至堅決反對。陳立夫多次提醒蔣介石“別上了共產黨的當”。

在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上，陳立夫與中共代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後人的回憶將這段會議中的辯論具體地描述了下來。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禮堂舉行。

由於停戰協定簽署的好消息已經傳開，參加會議的38名代表和列席會議的中外記者，個個喜形於色，興高采烈。而致開幕詞的蔣介石也發表了諸如確保人民自由權利、釋放政治犯等等，蔣介石的“誠意”使會場的氣氛充滿了喜悅。開幕式過後，政協會議便開始討論各項議案。

列入會議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組、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大議案。

五大議案一展開討論，立刻引起了激烈爭論，特別是國共兩黨的立場不同，分歧就更加明顯，尤其對一些重大原則問題，各方代表爭論相當激烈。爭論的焦點，實際上仍是能不能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及如何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

陳立夫躊躇滿志地參加了這次會議，上次遭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駁斥以後，他內心一直窩著火，今天，他要力陳自己的觀點，把面子挽回來，也給中共以有力的回擊。 會議剛一組織發言，陳立夫首先站了起來，慷慨陳詞道：“我極力主張首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陳立夫剛說完，還未落座，張群也跟著附和。

周恩來站了起來，義正嚴詞地對陳立夫說：“現在的政府還是一黨專制的政府，把軍隊交給政府，實際是交給了國民黨，人民的軍隊就等於變成國民黨的軍隊。故此，中共方面堅持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條件，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應同時進行，沒有先後。”

周恩來的話，一些代表們表示贊同。陳立夫和張群面面相覷，無話可辯。通過激烈的爭論，最終達成了折中的協議，確定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以及以政治軍，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的辦法。陳立夫要求中共將軍隊交給國民黨的企圖未能實現。

關於國民大會的問題，圍繞十年前國民黨包辦選出的舊代表是否有效問題，一黨專政還是多黨專政問題，關於憲章問題等，會議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陳立夫剛才在軍隊問題上被周恩來等擊敗了，現在到了黨的問題，陳立夫感到優勢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顯得十分活躍。

陳立夫說：“拿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必須實行一黨專政，如果多黨專政，勢必造成國家混亂，政權無核心無權威性。”陳立夫停了一下，又接著說：“我認為，舊代表仍然有效，不應有爭議。”

周恩來則針鋒相對：“陳先生，請不要言辭過激，舊代表是國民黨一黨創辦的，是在國民黨控制之下選舉的，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陳立夫辯解道：“有人批評國大選舉法有指定代表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見。其實，中國要進入民主，還要相當的時間，請各位代表要正確看待。”

陳立夫剛說完，中共代表鄧穎超馬上站起來反駁：“中國民主化進程固然要一定時間，但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陳立夫絲毫不讓，繼續辯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視這個問題，中國的國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願意選，須三顧茅廬去請，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這時，中共方面代表陸定一聽不下去了，也站起來反駁陳立夫：“陳先生認為，中國人民有不願意參加競選的習慣，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實，但數量極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說，當時青年黨是放棄競選的，中共更是被迫無法參加競選。如果中共有好環境，會不參加競選嗎?要說國情，國情主要的是在這裡，許多政黨都願競選，滿足這一要求很重要。”

面對中共代表的夾擊，陳立夫無話可說了，他在等待著下一個問題的爭論。

關於實施政治制度問題，爭論仍然十分激烈。

陳立夫又首先發言：“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仿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制的理論來批評一黨制，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認識一黨制的實際情況。”

接著，陳立夫還對中共解放區實行三三制政權，提出指控：“眾所周知，相信國民黨代表在國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說的'三三制'還要少。”

陸定一又站起來反駁陳立夫：“國民大會舊代表的名單已經發表，據說國民黨員佔半數，加上當然代表與指定代表，合計起來，如說國民黨代表在國民大會中的數目比‘三三制’下中共黨員在民意機關中所佔人數還少，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陳立夫還要說什麼，陸定一接著說下去：“我們認為蘇聯制度的特點是使無數的工農知識分子有權。國民黨學習這一制度，如能使工農知識分子有權，那就不勝感激，而事實確是大家共見的。不是嗎，陳先生？”

陳立夫被陸定一駁得無言以對，他不得不胡亂為自己辯護：“學習蘇聯，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嗎？”

陸定一打斷陳立夫的話，繼續道：“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由黨包辦，而是由黨領導人民工作。在中國則一黨專政，這是辦不通的，中國應實行多黨政治。”

陸定一還回顧了過去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戰中，國民黨有其功績，但所能有其功績，乃因實行了兩黨或多黨合作，這一點，陳先生不能不承認吧？”

陸定一的發言，得到了多數代表的贊同，陳立夫一時無言可辯，默不作聲。

在中共和多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國民黨內民主主義分子的積極努力下，政協會議就大多數問題達成了協議。

陳立夫有些悶悶不樂。於是，他三番五次找蔣介石，聆聽他的指示。蔣介石命令陳立夫對政協決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鑒於蔣介石已決心發動內戰，聯合發起組織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由馬敘倫、胡厥文、鬍子嬰、雷潔瓊等為代表，於6月23 日赴南京請願。然而，當他們到達南京下關火車站時，陳立夫早已布置好的CC特務們蜂擁而上，對代表們圍攻毆打。馬敘倫、雷潔瓊等多人受傷，陳立夫又釀成了“下關慘案”。後來，陳立夫曾對自己的部下說：“對付共產黨，我什麼都不怕！”

流亡美國養雞賣蛋

由於陳立夫與蔣介石的另一心腹、台灣省主席陳誠不睦，為防止內鬥，敗退台灣之後的蔣介石決定清除陳立夫這塊絆腳石。陳立夫察言觀色，明白蔣的用意，一次在跟蔣介石談話時主動表示：“總裁，大陸失敗，黨、政、軍三方面都應該有人出面承擔責任。黨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我覺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參加此次黨的改造。”蔣介石聽后，默不作聲。陳立夫知道大勢已去。不久，陳立夫得到了蔣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時內離開台灣。1950年8月4日，陳立夫帶著全家倉促離台。

離台後，陳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後遷往美國，最終定居在新澤西州湖林城外的來克塢鎮。此時的陳立夫，剛年滿50歲。雖被稱為“四大家族”之一，論資產陳家實際上根本不夠格稱作“大家族”，因此，謀生很快成為陳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題，於是陳立夫決定辦個養雞場。當時，在美國定居的江蘇醫學院前院長鬍安定準備投資辦個養雞場，需要合伙人，找到了陳立夫。陳立夫與胡安定考察了60個養雞場，挑一個便宜的買下來，成交價為4.7萬美元，可先付2萬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陳、胡二人翻箱倒篋，傾盡所有，只湊足8000美元，四下里告貸，經朋友援手，總算把雞場盤了下來。

陳立夫的這個養雞場，上上下下只有陳立夫和夫人孫祿卿兩人。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秤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這段生活雖然清苦，但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陳立夫的小兒子陳澤寵曾經回憶，陳家當時只有一間房子，雞兒就那麼在屋子裡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家人只好在雞群裡面跑來跑去。

那時候很多人去看陳立夫，有人看到陳立夫打著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隻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這個問題問過陳澤寵，陳說：“你太不了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帶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陳家養雞場最興隆時養了6500多隻雞。陳立夫的兒女曾問他：“你為什麼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陳立夫無奈地說：“雞不會像人那麼複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為節省開支，陳立夫的養雞場全部採用人工飼養，勞力支出很大，陳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來，養雞場利潤可觀。

好景不長，隨著橫貫美國東西的高速公路通車，西部地區大量廉價雞蛋源源而來，蛋價暴跌，直接威脅到了陳家養雞場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陳家養雞場附近的森林失火，陳家養雞場被燒了個一乾二淨。好在陳的長子、次子均在美國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找到了不錯的工作，陳立夫夫婦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些接濟。

雞場被焚后，陳立夫又把目光投向養雞業的“下游產業”———雞蛋加工上面。陳立夫家中有一個做皮蛋的秘方，陳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國的華僑之中，人稱“陳立夫皮蛋”。中秋節到來之時，頗有商業頭腦的陳立夫將2萬個鴨蛋製成鴨蛋黃供應，著實賺了一大筆錢。隨後，他又擴大業務，做湖州粽子、年糕、鹹鴨蛋等。

在當年唐人街，陳立夫家製作的辣椒醬也一度成了熱銷品。當時，陳家在美國有很多老朋友，經常到陳家聚會。陳夫人很會做菜，大家覺得她做的辣椒醬非常好吃，先是有人來要一罐兩罐，後來三五罐，越來越多，直到有人開始訂購。陳夫人後來說，她是盛情難卻。這種辣椒醬味道鮮美，有人美其名曰“陳立夫辣椒醬”。

立夫開養雞場、賣皮蛋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進了蔣介石的耳朵里，在雞場起火和出雞瘟的時候，蔣介石還曾秘密通過近臣俞國華給陳家寄錢，幫陳家渡過難關。陳誠死後，蔣介石派人赴美，讓陳立夫準備儘速返台定居，並指派專人在台灣為陳立夫督造官邸。當時已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親自出馬為陳宅選址。1969年國民黨開完“十全”會後，陳氏夫婦回台灣定居。

堅決維護祖國統一

遠在1973年，陳立夫便滿懷熱情地在香港《中華月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祖國統一。文中說：“中國統一的真正實現，使世界知道，中國人是不可欺的。”並尖銳地指出：“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願中國統一，要統一隻能靠中國人自己的覺悟。在雙方分裂對峙中，靠帝國主義在後撐腰，這些撐腰是為中國嗎？不，是為他們自己，這是很清楚的。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為了推動祖國統一，陳立夫先生不斷地探求溝通的途徑。他認為國共兩黨曾有過兩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贏得了抗戰最後勝利。特別是第二次合作，國共兩黨能從民族利益出發，顧全大局，捐棄十年內戰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麼，時至海峽兩岸如今隔絕幾十年以後，為了祖國的統一，國共兩黨應能實行第三次合作。1975 年春節后，蔣介石秘密找來已經從美國回台灣擔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讓他通過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請毛澤東來台灣訪問。陳立夫和談心切，在沒有得到迴音的情況下，就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一篇題為《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陳立夫在文中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陳立夫特別呼籲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先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時值大陸正處於“文革”，動亂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結果。

儘管他發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但陳立夫並不悲觀，仍在堅持探索祖國統一的途徑。這時，1976年10月，恰逢中國大陸粉碎了“四人幫”，接著召開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全會公報中，陳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沒有用“解放”台灣一詞，而代之以“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提法。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江澤民都先後用不同的聲音，呼籲國民黨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共同振興中華之大業。

這一切陳立夫先生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他對中國大陸對統一祖國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動。他覺得彷彿看到了兩岸言和的曙光。於是他在1988年7月14日，國民黨召開的“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會”上，聯合34名“評議委員”，提出了“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劃，建立自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的提案。提案明確指出“中國之統一為台灣海峽兩岸及海外全體同胞之共同願望”，提出了“以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提案在台灣引起震動，不少民眾和愛國人士紛紛響應。然而台灣當局卻無動於衷。 《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認為該提案是“順應兩岸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統一，振興中華歷史潮流的……這種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 台灣《新新聞》發表題為《反共老人要做聯共先鋒？》一文。文中稱這位公眾形象是常年滿口孔孟，“道貫高中”中華文化教材的89歲反共守舊老人，一下又躍居為“和平統一”的急先鋒，激進的程度真讓國民黨以開明自居的當權晚輩們瞠目結舌。

國民黨“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會見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代表時，陳立夫慷慨陳詞，他認為，海峽兩岸若通過合作而達到中國統一，中國必將壯大起來，在世界上發揮無比的影響力。這位90歲高齡的老人感慨萬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的統一。

1992年，在接見大陸首批訪台記者時，他說“若為了國家統一，只要兩岸人民需要我，我就會去大陸，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國家強盛，人民安樂。”

1994年陳立夫曾贈送親筆書法給前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內容是：“求統一不談小節，為和平先天志成。”

1999年在澳門回歸的時刻，101歲的陳立夫書寫了“雪恥榮歸”四個字送給澳門。

陳立夫一生歷經風風雨雨，卻身體安康長壽，享年102歲，其中確實有些養生之道。

1990年8月27日晚，陳氏家族在美國紐約舉行了一個盛大宴會，慶祝陳立夫和夫人孫祿卿90大壽。為了感謝前來祝壽的親朋好友、校友門生、國民黨元老，陳立夫以介紹他的養生之道作為答謝致辭。

陳立夫說，他的長壽之道分為四個“老”，共32字：“老健：養身在動，養心在靜；老伴：愛其所同，敬其所異；老友：以誠相見，以禮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會上，陳立夫的致辭如下：

人生活到90歲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尤其夫婦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謝諸位第一句話就是“祝諸位全體健康和長壽。”同時要乘此機會報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達到四大條件之要點如下：

老而不健康，是不幸福的，所以要保持健康為最重要。讓我奉贈你們八個字：“養身在動，養心在靜。”

古人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因為它常動之故。人體亦然，多動使其血液流通，增進健康，其理易明。人都了解自己身體方面的缺點何在，就得在這方面多做運動。我每天清早5時半一起身，就要淋浴，淋浴時當水衝到哪裡，就按摩到哪裡，從頭頂到腳心，每處用兩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鐘，連洗臉拭牙等約需1小時。早飯後，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來，已有28年，決沒有一天間斷。持之以恆為最重要，此之所謂“養身在動”。

養心在靜。首在不發脾氣，不尋煩惱，知足常樂。我隨蔣公服務25年，從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樂。他要我做這事做那事，我盡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非所學（我是學採礦工程的），非我之罪也。故心常安，所以睡眠甚佳，不厭不游，此之謂“養心在靜”。

中國人的夫婦觀念與現代美國不同，是要“白頭偕老”的。所以要慎擇於始而和順至終，惟如何能達到“和順”二字，必須做到下列八字：“愛其所同，敬其所異”。須知天地間沒有兩個全同的人，就是親兄弟姊妹，都是個個不同的，強人同我，就是自私，自私是爭吵之主因，為“老伴”之大敵。所以只要大體相同，不必求對方一定要同我，則得之矣。大同世界，如何達致，亦就靠上述之八個字，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相處的原理是一樣的。我與內人結婚已63年，從未吵過架，就是靠上面的八個字。夫婦和順，對於下一代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的兒孫，似乎亦沒有聽到有任何問題。這八個字是我創造的，謹供大家參考。

人不能孤陋寡聞，友直、友諒、友多聞，是人人應交的益友。昔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義之交，以文會友，交友輔仁為目的也。為欲維持長久友誼，亦有八個字，供大家作參考：“以誠相見，以禮相待。”

老本者，指老而有儲蓄也，亦即經濟方面有獨立能力，而無須求於人（包括兒女在內）也。於此我亦有八字奉獻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以上四點，僅述以往之經驗，僅供諸位之參考，仍請指教。

據採訪過陳立夫的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的描述，陳立夫“身體虛弱，面色清秀”。百歲壽誕時，陳立夫寫過一篇《我怎麼會活到100歲》的長文，文章開卷語寫道：“長命百歲，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達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屬於先天所稟賦、有屬於後天的保養、有災難而能逃過、有俗務而能減少。”在《我怎麼會活到100歲》的長文中，他談了自己獨到的體會：先天的稟賦，人人不同，而最可貴者，則具有四種 一、能熟睡。二、不發脾氣。三、記憶力強。四、有恆心。 長壽關鍵在於後天的保養,有七點為要。

養身在動，養心在靜。在上海進入中學受學時，各種球類運動均好參與。其他如賽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參與。年歲越老越不中斷。 養心在靜，要淡泊明志。余誠無志於仕途，對於勾心鬥角之爭，決不願見其出現。

飲食有節，起居有時。他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貧乏。因其二叔辛亥革命起義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復窮困。但不久反袁稱帝，又遭迫害，復歸於貧困。故飲食終歸貧乏之，其能維持學業不輟，則全賴其三叔在銀行服務以協助有以成之也，故飲食有節、起居有時二者勉強做到。

多食果菜，少食肉類。家貧其能不斷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從不分家，故能免於三餐不斷。祖母茹素，固然兩素兩葷，家裡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適合，其實正合乎養生之道。

物熟始食，水沸始飲。吃生牛肉、海鮮等已成為人類之普通習慣，認為好吃不問其他。他則認為癌症日見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終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飲”，從未破例破例。

頭部宜涼，足部宜熱。有一美國老年人活至120歲，究其長壽原因在於：“保持頭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與中國老年人睡眠前以熱水洗腳，非至極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知足常樂，無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難，求人更難。”故常以自立自強，好學博學誨人。“無求於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於人，不可稱為自主，欲求心之安樂必從知足無求做起。

減少俗務，尋求安寧。陳於80歲生日之起，自限“不為”之事如下：不剪綵；不證婚；參加婚禮及壽宴不發言；不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如此做法減少年高時之麻煩。

陳坦言，他的身體並不特彆強壯，自58歲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膽結石及膀胱結石，動過外科手術，其他的病亦曾生過，今居然能活到100歲，不亦樂乎。後天的保養是長壽的關鍵。 1949年冬，蔣介石逃到台灣后，為保住政權,先拿陳立夫開刀。陳立夫的原則是“不生氣”。他去了美國，隱居在新澤西州湖林鎮，埋頭研究起《易經》來。 為了維持生計，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萬美金，買了一個養雞場。沒有幫手，他就自己動手，餵食、撿蛋、買飼料、賣雞蛋、清理雞糞，肩挑背扛。他自學養殖專業知識，很快就學會了給雞喂葯、打針。 養雞不僅讓陳立夫擺脫了經濟上的困窘，還讓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奮。更令他高興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勞損，常年背部疼痛，從事體力勞動竟然治好了這個病。陳立夫還在家中製作皮蛋、鹹蛋、豆腐乳、粽子，為唐人街的中餐館供貨。 閑下來的時間，陳立夫和夫人讀書、寫字、繪畫，還擔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隔幾天就去大學講課，進入了無憂、無辱、常樂的人生境界。

陳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主要有根據共產黨“唯物論”撰寫《唯生論》、《生之原理》兩書，加以闡明並比較優劣。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至台灣后，1950年7月，因陳家失勢而退出政界。旅居美國近19年（1951年-1969年），並從事《四書道貫》一書之寫作，現已有英、日、韓文譯本。1969年返台，專事文化工作，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兼孔孟學會理事長。還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倫理道德思想》、《人理學》，並主編《孔子學說對世界之影響》、《中華文化概述》、《易學應用之研究》三輯，及主持譯印英人李約瑟所著《中國之科技與文明》。此外又主張改良中國醫藥，曾任台北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撰有《寒風集》、《苦笑錄》、《八年來的回憶》、《我的信仰和希望》、《中醫科學理論基礎之發現及中醫合作之必然性》與《中華醫藥專輯》等書。

立夫先生雖無心做書家，但自幼愛好書法，幾十年臨池不輟，畢生共創作書法3萬餘件。1999年百歲生日過後，陳立夫宣布正式封筆。台灣島內及美國等地收藏陳立夫先生的書作皆須支付潤筆費，而對於來自大陸的收藏他都是贈送。

陳立夫先生另一個永遠值得人們記起的，是他在多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方面所做的貢獻。他的許多經歷與話語，今天重溫起來仍然十分感人。

陳立夫認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為世人所共有，”“在醫學方面，如果中醫和西醫均有治一種病的特效藥和特效治法的發明，我們應該使其並存。如中醫有桑葉、薄荷發汗，西藥有阿斯匹林發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來打倒桑葉、薄荷，使鄉間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買西藥不可”。他堅決主張“道并行而不相悖”，並決心為融合中西醫兩種醫學理論體系而努力。他反對把“中醫現代化”看作是“中醫西醫化”，主張中西醫各取所長、攜手並進。“中西醫合作具有遠大的前景和意義，要在前進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誡中醫界必須虛心學習現代科學知識，不要自我陶醉；並要求西醫要相信中醫，不要妄自尊大。這樣“二者如能精誠合作，通力研究對方之所長，則能為創新世界上最新之醫學奠定堅實的基礎”。對臨床診療疾病的方法，陳立夫主張以療效為衡量標準。“登山千條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醫之法還是西醫之法，無論是藥物療法還是非藥物療法，都必須根據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輕視任何一種治病方法。

陳立夫最反對某些人把單味葯的某些成份當作該葯唯一功用的做法。並猛烈抨擊說這樣一來只能把中藥研究引向沒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時，他對把動物試驗強加於人體的實驗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見，認為動物試驗也有許多不科學之處，不能以此為借口來否定中醫。經幾千年對人來做臨床實驗所得的統計資料，就是今日之中醫；用老鼠、兔子等動物，經百十次的實驗所得到的統計資料，再用之於人，就是今日之西醫。前者缺乏數千年書面的統計，而其實驗對象為人；後者有數百次實驗的書面的統汁，而其實驗對象先為動物再及於人，後者其表面上較為慎重，而實際上動物與人究有不同，所以問題在於信仰與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瀉無疑，而對小白鼠來說則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試驗結果用之於人體，豈不謬哉！他始終認為，中藥的藥理研究必須從藥物配伍入手、從復方研究入手，利用現代先進的科學手段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從而使中藥的現代研究更具有中醫特色。

“我是採礦工程師，對於科學並不陌生，我深惡不學而好武斷的人，所以我反對對於未讀過一本中醫藥書籍的人，就一口認定中醫為“不科學”。科學必須根據事實，無事實而遽作結論，其本身頭腦就是不科學”。如中藥的花、葉、根、莖各藥用部位的藥用效能分得很清楚，這就是科學；又如大黃用得少會健胃，輕度利尿，過量又會引起腹瀉。這些都是累積幾千年的人身實驗所得到的科學實驗結果。我們老祖宗以生命換取的寶貴經驗，國人怎可將它看成一文不值，這點我不贊成。“中醫靠祖宗吃飯，西醫靠外國人吃飯”。我們要設法創造自己的東西不要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別人的東西來砸自己的東西，這是最不應該，最錯誤的觀念。我們千萬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們聰明，在人文科學方面，我們遠超過於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前認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現在經過英國李約瑟博士的發掘，證明許多東西，中國人早有發明，醫學亦然，西人的觀念都已經漸漸改變了，獨有我們的崇洋自棄者還在入迷。中醫之復興，是中華文化復興之一環，這絕對不是復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內，而是應融會中西醫藥學二者之所長，以創造世界最新最進步的醫藥學。真理無中西之分，文化成果應為全人類共享，西醫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為其它科學專家所發明，非西醫所可自詡為獨有，中醫盡可使用。

自陳立夫擔任台灣“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30年以來，大力促進台灣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大力推進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被譽為台灣中醫中藥事業的“守護神”。

抗戰時期，陳立夫時任教育部長，建立起貸金制度來資助那些來自戰區的沒有經濟來源的學生。像李政道、楊振寧這些後來的知名學者，順利地念完西南聯大，皆得益貸金制度。這項制度，為中國培養出大批優秀的高級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對於這段經歷，陳立夫頗感自豪，他這樣評價自己的功過：“我獻身黨國數十年，於黨政工作，多所參與，成敗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戰時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雖然未必能達到理想，總算對於國家，竭盡綿薄。我總覺得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義積極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業的興辦，乃是最有收穫的‘長途’的投資。”

陳立夫是20世紀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在100年的漫長生涯中，以20世紀50年代成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替罪羊為界，正好分前後兩個50年。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潛心於研究中國文化，著述甚豐，著作等身，再度引起華人學術界重視。但他對中華文化的摯愛以及期盼中華文化復興的殷切情懷，卻是當今海峽兩岸中國人共同的心聲。

有評論認為：“陳立夫眾多著述留給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也許是他對西方文明負面的嚴厲批判。他在西方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美國前後生活了20年，他對這個金元帝國可謂知根知底，他認為所謂美國模式決不可以成為世界的樣板。他對資本和商人統治這個世界感到憂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潤的驅使下，資本和商人是絕對不會考慮我們這個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無限的發展，為發展而發展，將把人類帶向災難的深淵。陳立夫呼籲人類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生存智慧，回歸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這種“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不僅體現在陳立夫的學術思想中，而且在他對人生、對健康養生的態度上，也無不閃現著崇仰自然、順應命運的智慧之光。

陳立夫與孫祿卿結為夫妻，育三子一女，孫祿卿為國畫大師劉海粟弟子。

陳立夫子女中唯一留在中國台灣的只有最小的兒子陳澤寵一家，其他人都在美國定居。

陳澤寵，曾接手擔任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2005年8月赴北京旅遊，因感冒不適到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檢查，卻被建議切除肝腫瘤，手術中大量出血，術后病情惡化，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卻無積極處理，轉至武警總醫院緊急換肝后仍告不治，享年六十四歲。其妻林穎曾為此，提出非常多的證據有關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嚴重失責並試圖隱瞞事實，據此提醒中國醫療水平讓人堪憂。

陳澤寵長子陳紹誠近來由於被中國台灣媒體報道注目而又引起一般民眾對陳家的好奇。

“養身在動，養心在靜” ——聽陳立夫談養生之道

魏秀堂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是2001年2月8日在台中市“中國醫藥學院”附屬醫院病逝的，享年一百零二歲。一個曾數十年深陷政治漩渦，卻能保持身心健康、長命過百歲的人，自然是很有資格談自己的養生之道的。

七十年代回到台灣后創立“中國醫藥學院”，開始研究中醫，並有專著面世。他還身兼孔孟學會榮譽會長。九十年代，他對自己基於中國傳統醫學和儒家學說的養生之道，第一次做了概括，這便是:“養身在動，養心在靜。”

陳立夫的這八個字，是在接受大陸記者採訪時公之於眾的。當時他已經是93歲的老人了。

“1992年9月5日，包括我在內的首批大陸記者抵達台灣進行為期一周的採訪。八日下午三點，其中的我們五人來到了台北郊區陽明山腳下陳立夫先生的家裡。

我那時在宋慶齡創辦的《今日中國》雜誌社任中文版編輯部主任。因為陳立夫曾為我們的刊物創辦四十周年題過詞，還為我們寫過文章，所以我很想用這個機會向他表達感謝和問候之意；又因為知道晚年的陳立夫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非常關注，也想就此向他請教。但是他應對記者有自己的風格，就是見面后全然不問記者想讓他說什麼，一下子就先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完，不允許記者打斷或岔開話題。於是我們只好耐心地聽下去。好不容易等他停了下來，到預定採訪結束的時間只有10分鐘了。我搶先提出了自己的問題:“請您談談自己的日常起居吧！”

當時的陳立夫，步履穩健，腰板挺直，別看滿頭白髮，卻氣色極好，真格是鶴髮童顏。而且，聽他談話，可以發現他思維敏捷、條理清晰，對幾十年以前的往事仍能如數家珍。

“這個我用五分鐘就可以說清楚！”老先生剛才一口氣說了半小時，但一點倦容也沒有，聽了我的提問，顯得更為興奮，一面說，一在舉起了右手。他說：“我至今不覺得自己老。”他概括為八個字：“養身在動，養心在靜。”

關於頭四個字，陳立夫是這樣說的：他每天晚上九點準時上床休息，早上五點就起床。起床后先用溫水洗澡，同時自我按摩身上穴位。水流到哪裡就按摩哪裡，每個部位反覆按摩一百次，共計用時四十分鐘。他認為這樣可以促進血液循環，而血液循環暢通的話，健康便得到了。他說：“這件事情看起來簡單，但貴在有恆。我已經堅持三十四年了，從沒間斷過。”他這樣做，當然和他對中醫的認識是分不開的。許多人都知道，陳立夫回到台灣后，曾致力於中醫學的研究。在場者，包括更多聞訊趕來的台灣同行在內，聽后都表示讚賞，還有人說要馬上付諸行動。陳立夫也就在得意當中打住了話語。我當然不會忘記他只說了前四個字：“您還有四個字沒講呢！”在嘈雜聲中又是秘書一番耳語，他抱歉地說：“我忘了……”接著又重新開講，興緻還是那麼高。

對於“養心在靜”這個“靜”字，他著重強調要淡泊名利，就是“不給自己找麻煩”。他自己的人生觀是以創造與服務為中心，並且引以為樂。“人生意義何由明？創造犧牲與服務”——在他八十歲生日時，他曾以此自勉。平時有親友求字，他也常題“創造與服務是人生兩大樂事”。服務社會中，尤其在政治鬥爭中，常有風雲變幻，何以能“靜”？他的回答是，除了社會發展、人民安樂，個人別無所求。他跟蔣介石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向他要過一個官，沒有主動向他要過一分錢。”

這次，他是真的講完了，恰巧預定時間已到，採訪結束。陳立夫站起來，主動邀我們到院里大榕樹下一一合影。當我在他身邊站好后，他突然側過臉來打量著我說：“我好像見過你。”我答道:“那就是神交了！”他笑了，我也笑了。這有當時的留影作證。

十多年過去了，但他的笑聲彷彿還在我耳邊迴響，更時常想起“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這八字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