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周恩來，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

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並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

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

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於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

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繫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並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

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成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后，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先後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並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1946年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

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並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並

擔負了後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

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越南（除南方外）、寮國、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後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於他一貫勤奮工作，嚴於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幹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並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創建革命統一戰線、創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領導了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成為我們黨最早認識武裝鬥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后，他領導發動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黨的六大以後，他作為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機智勇敢地保衛黨的中央機關，保護黨的大批領導骨幹，發展黨在白區的秘密工作，支持工農武裝割據。他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新經驗。

紅軍長征途中，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在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黨，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爆發后，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根據黨中央的既定方針，前往西安，在極端複雜而艱難的環境中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戰爭中，他代表我們黨長期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廣泛團結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堅持並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勇有謀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他陪同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爾後又率領我黨代表團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有理有節的政治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同志運籌帷幄，在推動第二條戰線的形成、轉戰陝北、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籌備召開新政協、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同志先後擔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長達26年，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各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他強調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於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獨立。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係，做到統籌全局、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強調“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後代的事。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規模科技攻堅取得重大突破，極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他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調“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他高度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經常傾聽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意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和國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遵照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推動我國積極發展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在國際社會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在“文化大革命”極端複雜的特殊環境下，周恩來同志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盡一切可能減少損失。他保護了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幹、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糾正極左思潮的錯誤，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決策積極促成和落實鄧小平同志復出並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領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他身患絕症，仍頑強堅持工作，並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鼓舞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同志參與領導了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各項重大工作，為黨的每一個重大勝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長期實踐中，他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認真總結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入進行理論思考，深刻闡釋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作出了理論建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後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周恩來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發揚光大。

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這是他畢生奮鬥的力量源泉。周恩來同志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之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從不動搖。他說：“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在確立革命理想信念的過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又有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既重視對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又注重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科學理論；既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又注意吸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是堅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誓言。

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僕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覆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他心繫人民，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只要是關係群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逢年過節，他總是關心在生產一線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頓餃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線、地震現場，哪裡有災情，哪裡群眾有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裡。

1973年，他重返延安時，目睹群眾生活仍然貧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痛心地自責對不起老區人民。

1975年，大手術之後，他依然牽掛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雲南錫礦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懇懇、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一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後時期，他還抱病操勞國事。他說：“死我並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裡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後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周恩來同志深知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始終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他把增強黨的團結、反對個人主義提到“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事業都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特別告誡：因為我們黨是勝利的黨、執政的黨，尤其要警惕種種破壞和危害黨的團結的行為。他堅持民主集中制，強調“特別是要在高級領導同志中間加強集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保證我們黨的團結”。他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自己言行的準則，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說、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不說、不做，講黨性不徇私情，講原則不講關係，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把個人榮辱置於身外。他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方面堪稱楷模。

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緻，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際工作。他一貫倡導實際工作者要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強調“單靠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是不行的，問題在於實踐”。他善於把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結合起來，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處變不驚，善於化解錯綜複雜的矛盾，善於應對險象環生的局面，又能夠極為周密和細緻地考慮和處理問題。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覆倡導要“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要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幹勁要大，步子要穩，既要有雄心壯志，儘快趕上先進水平，又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注重總結實踐經驗，考慮問題時總是力求在分析、綜合、比較上多下功夫，主張“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正因為如此，在組織領導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決策創造性地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深得毛澤東同志的倚重。

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功勞越大，他越是虛懷若谷。他常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麼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認為做工作“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他認為“不僅要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因為領導者本身知識還不完全，經驗還不夠，領導地位並不能使你得到知識和經驗”。他善於啟發和傾聽不同意見，即使是普通幹部或群眾講的意見都認真考慮。他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他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充分發揮每個同志的聰明才智，自己卻從來不居功、不諉過。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誠同各界人士廣泛交往，從不以領導者自居。他經常說：“一個人站在領導地位，不虛心，不平易近人，自以為了不起、什麼都懂，只要有這種思想並且在作風中表現出來，就危險了。”周恩來同志以其謙虛謹慎、廣納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風範，贏得了黨內外由衷的信賴和愛戴，是中國共產黨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優良作風的最好榜樣。

周恩來同志始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集中表現為他無私奉獻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畢生嚴以律己、艱苦樸素，只求奉獻、不思回報。他說：“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經常告誡領導幹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他對自己的工作，總是經常進行反思，自覺開展自我批評、自我總結、自我考察、自我完善，從不文過飾非。他身居高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凡要求黨員和群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說：“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補了又補。他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給他們訂立了“十條家規”，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他和鄧穎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資積蓄都交了黨費，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後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範。

周恩來紀念館於1988年3月在周恩來故鄉江蘇省淮安市興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對外開放。1998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和周恩來銅像廣場。周恩來紀念館館名由鄧小平題寫。

紀念館館區由紀念島、寬闊的水面和湖四周環形綠地組成，總面積有四十萬平方米，其中百分之七十為水面。紀念島上的主館和附館，是由東南大學齊康教授負責設計。主館高26米，與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紀念館為同一等級高度。主館呈四方形，內八角。四方八面體寓意著周恩來的精神普照著中華民族。四根花崗岩石柱支撐著四坡屋頂，使人聯想起江淮平原上提水灌田的牛車棚，寓含著周恩來為人民服務的孺子牛精神。四根花崗岩石柱寓含著周恩來生前曾先後於1954年、1962年、1964年和1975年四次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設想。主館坐落在綠色草坪的基台上，象徵著周總理是中國人民忠實的兒子，他將永遠紮根在祖國的土地上。

主館分三層。沿南邊51級台階就來到了主館第二層的瞻仰大廳。51級台階寓意：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時年正好是51歲。瞻仰大廳內設周總理全身漢白玉坐像一尊，連基座高4.7米。瞻仰大廳的藍色天棚可以讓陽光直接射到四米多高的漢白玉座像上，寓意著周恩來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偉人。主館底層原為陳列廳，2008年改造成了影視大廳，放映周恩來生平業績的影視片。主館第三層為觀景台，遠眺可望古城和館區風景。如果向北鳥瞰，則可見牌樓式的景門和人字形附館合起來，正好是“八一”的圖型，寓意周恩來領導八一南昌起義。附館建築呈人字型，面對主館呈拱衛之勢，體現了周恩來是人民的好總理，他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2008年新建的周恩來生平業績陳列館就在這裡。陳列館陳列面積2500平方米，分為四個部分：立志求索——為了中華之崛起，艱辛奮鬥——為了新中國的誕生，鞠躬盡瘁——為了祖國的昌盛，風範長存——為了永遠的懷念。

瞻台位於主館南面，與主館隔湖相望，是由廊亭和東、西兩側各一座高達16米的劍碑組成。劍碑由四根柱子組成棱形劍頭，看似無形勝有形。

附館向北便是周恩來銅像廣場，廣場上的周恩來銅像高度為7.8米，寓意周恩來走過的78個光輝的人生春秋。基座上“周恩來同志”五個金字是由江澤民同志於1997年題寫。銅像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李守仁教授設計，由南京晨光機械廠鑄造，重量兩噸多。其姿勢取材於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來與工人、農民親切交談時的習慣動作：雙手叉腰，面帶微笑，顯現出周恩來平易近人的風範。

銅像廣場位於文渠南岸，文渠是貫穿淮安城的一條古老的小河，它溝通城內的勺湖、蕭湖、月湖三湖，流經周恩來故居門前。周恩來童年常在這條河裡划船，到城北河下古鎮去訪古問今。1960年，周恩來在接見淮安縣委領導劉秉衡時說：“文渠沒有堵塞吧？小時候我和小夥伴們常常在那裡划船打水仗……”

仿中南海西花廳是經中共中央批准，江蘇省委省政府向周恩來百年誕辰的獻禮工程，建築面積6200平方米，1998年3月5日對外開放。它與瞻台、主館、周恩來的銅像位於同一軸線上，建築面積有六千多平方米。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原是晚清攝政王載灃的王府，在袁世凱北洋政府時期，成了國務院；到了國民黨時期，又成了北平特別市市政府。周恩來是1949年11月住進去西花廳的，直到1974年6月病重離開，住進三零五醫院。

仿西花廳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晚清風格的北方四合院，按照北京中南海西花廳格局，以一比一比列設計和建造，再現周恩來生前工作、休息和會見國賓的場景，陳列周恩來生前的遺物。前客廳是周恩來當年會見外賓、舉行重要國事活動的主要場所。院內由西向東依次是周恩來的活動室、辦公室、總理衛士值班室、后客廳、鄧穎超卧室、鄧穎超辦公室和周恩來卧室。東西兩側廂房分別為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周恩來親屬和烈士子女的用房。下層為紀念館文物庫房和辦公用房。

在仿中南海西花廳西側，是2008年建成的西花苑碑園。西花苑碑園佔地面積26畝，基本按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前面兩進園子布局設計，曾是攝政王府的西花園，有亭台、水榭、盟鷗館等。碑園陳列了周恩來總理的手跡石刻10處、書法家等各界人士書法作品碑刻100塊，暗寓碑園是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10周年興建的。鐫刻總理手跡的景觀石選用了產於安徽廣德的花崗岩水沖石，最重的一塊重26噸，位於碑園入口處，上面鐫刻著周恩來的手跡“為人民服務”。

海棠林位於銅像廣場西側。海棠林里100株海棠是1998年周恩來百年誕辰之際，來館參加演出的中央電視台“心連心”藝術團百名國內著名演員集體栽植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園內也栽種很多海棠。1997年，鄧穎超的遺作《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公布。這篇文章是鄧穎超1988年創作的，表達了鄧穎超對周恩來的思念：“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開放的時候，常常有愛花的人來看花。在花下樹前，大家一邊賞花，一邊緬懷你，想念你，彷彿你仍在我們中間。你離開了這個院落，離開它們，離開我們，你不會再來。你到哪裡去了啊？”

2016年新建的情歸廳也位於銅像廣場西側，文渠北岸。這裡收藏了1976年“十里長街送總理”的靈車，並設有《情歸大地》專題展。

仿日本京都嵐山詩碑位於銅像廣場東側。石碑上刻有1919年4月5日周恩來遊覽京都嵐山所作的幾首感懷詩中的一首，詩名叫《雨中嵐山》。這首詩第一次發表是在覺悟社1920年出版的《覺悟》第一期上。1979年4月，在嵐山龜山公園，日中友協等10個友好團體自發集資建造了嵐山詩碑。詩碑是一塊深褐色的鞍馬石，高1.3米、寬2.2米。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鄧穎超親自為詩碑揭幕。這座詩碑是世界上第一座周恩來詩碑。1995年4月，日本關西日中朋友會在周恩來紀念館仿建了這座詩碑。

櫻花路位於紀念館東湖東側，因路的兩旁栽植了千株日本櫻花而得名。這些櫻花是日本友人在1992年紀念館開館時栽植的。春天，櫻花流光溢彩，環湖邊碧綠的垂柳婆娑多姿，構成了一幅周恩來16歲時曾在詩中描繪的秀美畫卷——“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紀念館館區建築為花崗岩貼面，地面由青灰水泥方磚鋪蓋，全部採用青、白兩種顏色，象徵周恩來一生兩袖清風、清清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