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壽
周恩來的弟弟
清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4月8日）出生於江蘇淮安。他出生后因皮膚稍黑，家裡人便順口喊他“小黑子”算作乳名，取學名恩壽，字同宇，也叫過桐宇。
1928年一直以同宇二字為名。
周恩壽（右一）與周恩溥
這期間，從八叔和哥哥那裡學了一點珠算，也讀了些古書。后八嬸母實在無力撫養兄弟三人，就將年幼的恩壽託付給一位住於清江浦的姨娘家撫養。
1910年起，哥哥恩來轉到四伯父處念書。
1913年，考入南開學校后，因成績優異和堅持為學校刻鋼板，搞勤工儉學，生活已基本靠自己。四伯父曾先後娶過王、趙、楊三位妻子，皆未生育。周恩壽自幼忠厚老實，到天津后，讀書用功，頭腦聰明，接受能力比較強，他常常因成績好“跳班”升級，放學后還幫助四伯母做家務，深得老師、四伯父、四伯母的喜愛。
1921年，周恩壽考入南開中學讀書。
1924年，春即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且是哥哥創建的“覺悟社”的小交通員。同年冬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5年，周恩壽受黨組織派遣，以入北平宏達學院學習為掩護，到北平市做黨的地下交通和宣傳工作。10月，已與兄長結婚的鄧穎超根據黨組織決定從廣州發來電報，讓其陪同楊伯母一道去當時大革命的中心廣州。
1926年1月，經黨組織決定周恩壽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隊第一隊學習，同年6月畢業。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周恩壽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員。北伐軍攻打武昌城時，周恩壽隨攻城部隊在火線上採訪，不幸右腳被敵人炮火炸傷，由當時任總政治部秘書長的郭沫若和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抬下火線搶救脫險。一個多月後傷愈，周恩壽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勞資仲裁委員會代表。
1927年，春改任武漢郵電檢查委員會主任，並繼續參加北伐宣傳工作。
1928年初，周恩壽隨黨的組織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由於對上一次挫折仍耿耿於懷，遂向長兄周恩來提出自己讀書太少，想離開革命隊伍去念點書。於是他離開了革命隊伍，也自行脫離了共產黨。然後，他只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處。
在吉林時，周恩壽擔任吉海鐵路局檢查課的課員，過起了平民生活。
是年4月上旬，周恩來、鄧穎超從上海秘密乘船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船經青島時，受到日本偵探的注意，並跟蹤到大連，對他們進行盤查。經商量，周恩來一個人先啟程去哈爾濱的二弟恩溥處住下，翌日再讓周恩壽陪鄧穎超趕去哈爾濱會合，並由鄧穎超、周恩壽在哈爾濱火車站等候比他們晚啟程的李立三。在周恩壽的掩護下，周恩來、鄧穎超和李立三等便安全地去了蘇聯。
1934年，此後周恩壽先生在東北的吉林、哈爾濱和關內的太原、天津等地謀差做事，職及稅務、禁煙、證卷等多個行業。
曾任哈爾濱稅捐局課員、松江綏化稅務局課長、哈爾濱稅務監督署股長，哈爾濱濱江稅捐局課長，還在天津開過“天成益”布莊。
在哈爾濱做事時，通過周恩來的好友、同學張鴻浩(王士琴的大姨夫)夫婦的介紹，認識了在哈爾濱電業局工作的王士琴，他倆於1936年結婚。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不久，四伯父周曼青先生在當時的天津法租界33號路清河裡16號病逝，周恩壽主持料理了喪事。
1943年，周恩壽夫婦攜帶了兩個孩子，從哈爾濱遷到天津與伯母楊氏同住，在天津一個證券行當司賬員。
1945年冬，周恩壽經過多方努力，又與我黨組織取得了聯繫。
周恩壽一家
1947年，國民黨召開偽“國大”，最終關閉了國共和談的大門，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階段。國民黨政府行將垮台前夕，還在垂死掙扎，採取強化地方統治，實行保甲連坐的殘酷政策。周恩壽終於被一壞鄰居告發，理由是：他是周恩來的親弟弟。7月，周恩壽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逮捕。在獄中，周恩壽除了承認是周恩來的弟弟外，沒有暴露為黨工作的任何蛛絲馬跡。
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恩壽和王士琴夫婦便從天津前往北平(京)見兄嫂。周恩來派人到住處接他們到中南海，匆匆見面后又到香山宿舍。
45歲，在“華大”(指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一年。
1950年，畢業被分配到北京鋼鐵局當科長，後來又調到冶金部。他曾先後擔任過華北鋼鐵局工務處副管理師，重工業部鋼鐵局供銷處秘書，購運總站副部長，倉庫管理科科長等職。
1959年，周恩壽因身患胃病，年歲也較大，由組織上調內務部任專員。
1963年6月，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退休后的周同宇除了輔導孩子們的功課外，也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有時與社會主義學院的學友王光琦等人相約幾個人一起聚一聚，吃頓飯。
1968年2月，“文革”期間，江青為了整倒周恩來，想方設法找材料，當然也要“挖”到周恩壽身上，硬是無中生有地把周恩壽說成是個“劉少奇黑線上的人物”，把“神仙會”也誣衊為“反革命聚餐會”等等，被北京衛戍區“拘捕審查”，直到1975年4月末才經毛澤東過問批准，解放回家休養。
1979年中央組織部對周恩壽一案進行了複查，全部撤銷了1975年7月2日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強加在周恩壽身上的全部誣衊不實之詞，為周恩壽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1985年初，又被落實政策將退休改為離休，享受離休幹部待遇。
周恩壽和王士琴共有子女六人，均學業有成。其中大、三、六是女孩，二、四、五為男孩。目前，他們的工作單位分別是：周秉德(女)，中國新聞社；周秉鈞(男)，廣州保稅區；周秉宜(女)，國際貿易部；周秉華(男)，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周秉和(男)，從事私營經濟；周秉建(女)，國家財政部。
1985年5月13日，周恩壽同志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人世，享年82歲。
1982年，也就是周恩來辭世6年後，周恩壽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去中南海西花廳，看望當時健在的鄧大姐，談及家世時，鄧穎超同志對孩子們說：“你們伯伯(指周恩來)當時對同宇問題的處理，我都不清楚內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四人幫’發難。伯伯把同宇交北京衛戍區監護審查，是他採取的保護幹部的一種措施。如果讓同宇落在‘紅衛兵’或‘四人幫’手裡，那他就不會有今天，可能叫你死無對證了。”
據我們目前所掌握的零星資料看，周恩壽同志生前有兩件非常遺憾的事。
其一是未能為哥哥親自送別。1975年雖然讓周恩壽回家養病，但在當時“四人幫”極左思潮統治下，他仍由“群眾監督”，沒有讓他享有應該享受的公民權利。周恩來病重，不讓他去探望；周恩來去世后，作為一母所生唯一在世的胞弟，卻沒“資格”參加追悼會；他只能在家中設個靈堂，以淚水洗面，默默地悼念，與哥哥永別。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可以視“長兄如父”，周同宇也一貫敬愛自己的哥哥，而當哥哥告別人世時，他卻連見最後一面的“資格”都沒有，他內心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其二是未能回故鄉看看，人到老年，難免思鄉懷舊，周恩壽也不例外。前半生他由於顛沛流離，無法回到淮安。建國后他有機會想回淮安看看。卻又因周總理律己甚嚴，一次又一次不准他回故鄉，怕給故鄉帶來麻煩。特別是1965年春節前夕，退休不久的周恩壽得悉哥哥在安排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墳，但又擔心一直居住淮安的陶華(周恩來的叔伯兄弟周恩碩妻子、周爾輝母親)年歲大，想不通，需要有人去說服她。恩壽認為這是一個回故鄉的最好機會。趁一次去西花廳時提了出來：“哥哥，聽說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墳？讓我回去吧，十嫂(指陶華)的工作我一定能做好。””好呀——”周恩來開始很高興，可他轉念一想，馬上斬釘截鐵地說：“不行，你不能回去！”“為什麼？”一向敬重哥哥的周恩壽歸鄉心切，竟不顧一切地反問起來。“因為你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來目光炯炯地說，“你回去之後，江蘇省委、淮陰地委、淮安縣委要派人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費了地方的錢財，還要耽誤地方上的工作。”恩壽不敢再說什麼了。只聽哥哥周恩來繼續說，“還是等爾萃放寒假回去完成這一任務吧。他媽媽在淮安，年紀又輕，春節回去探家，不會驚動地方領導。”周恩來這麼一說，他還有啥辦法呢。“文革”開始以後的情況大家都已知道了，坐了七年半不白之冤的牢獄。到他完全恢復自由后，又身患重病，探望故鄉的身體條件又失去了。周恩壽臨終前曾動情地向他老伴王士琴說：“我死以後，你們無論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在我老家後院，小時種過菜的地方深埋，讓我回到家鄉去看看……”
周恩壽的—生是既為生活奔波勞碌，也為革命奔走的一生。他投身滾滾的大革命洪流，並曾在革命洪流的風口浪尖上拼搏、戰鬥。他雖後來被革命浪潮湧到了一邊，但他在哥哥的影響、教誨下，始終與中國的革命事業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應該說他是一個對祖國、對人民有過一定貢獻的人，也是一位一生坎坷的人。他生前的最後遺願體現著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也體現著他對故土親情的眷戀和對家鄉的熱愛。誠如周恩來1965年7月5日在新疆石河子對另一位淮安老鄉所說的“一個熱愛祖國的人是沒有不愛他的家鄉的”。周恩壽的故鄉淮安，更理解他並期待著他的“葉落歸根”夙願的實現。
註釋：①周恩來祖父曾做過山陽(淮安)知縣一說，根據《周恩來選集》。而《重修山陽縣誌》《續纂山陽縣誌》以及清光緒《淮安府志》均未見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