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

1921年

李立三同趙世炎、陳公培、劉伯堅等醞釀建立共產主義同盟，組成勞動學會和勤工儉學學會，成立華工組合書記部，為華工謀福利。后與趙世炎、蔡和森等就建立了少年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9月至10月，參與蔡和森、陳毅等領導的留學生進駐里昂中法大學的鬥爭，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12月中旬，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回湖南，由中共湘區委員會派往安源路礦。

1922年 組織領導安源大罷工

在安源建立黨支部，並任書記。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當選主任。7月，成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兼任經理。9月14日，和劉少奇、蔣先雲等發動和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罷工勝利后，當選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參與他建漢冶萍公司總工會。在安源從事工人運動期間，常回醴陵縣立中學、開元學校、縣立女校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工人運動情況。同年9月，陪同毛澤東來醴陵師範講習所發表演說。

1923—1925 領導上海工人三次起義

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4年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武漢區代表，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旋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書記，同鄧中夏、劉華等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在小沙渡、楊樹浦、吳淞等地成立工友俱樂部和工人進德會。1925年1月，當選為中共“四大”代表。2月和鄧中夏等領導上海日本紗廠的“二月罷工”。在抗議日本紗廠槍殺工人顧正紅的鬥爭中，任上海市反帝大示威總指揮。“五卅慘案”發生后，當選為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曾遭奉系軍閥追捕。年底，與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的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6年

5月，在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任總工會組織部長，9月17日，任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

1927年 領導收回漢口英租界

1月3日和5日，武漢分別舉行10萬、30萬人的反英、反奉系軍閥示威大會，任大會總指揮。大會首次提出收回英租界口號。4月27日，出席在武漢召開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取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長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幹事會書記。6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和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倡議發起並參與領導南昌起義

7月12日，中共中央成立臨時政治局，李立三為5名常委之一。大革命失敗后，在九江與譚平山、鄧中夏研究當地軍事政治形勢后，向中共中央建議組織南昌起義，並任南昌起義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南昌起義部隊撤至潮汕突圍后赴上海。中共“八七會議”改選李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長。廣州起義失敗后，張太雷犧牲。12月18日李立三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赴香港重建廣東省委，恢復黨的工作，曾提出在廣大農村實行武裝割據，然後奪取廣州的戰略思想。

1928年

6月，李立三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擔任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8年—1930年

1928年—1930年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 和宣傳部長。在“六大”以後近兩年時間內，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貫徹執行“六大”決議，使全黨工作取得很大進步。

1930年夏，受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理論和反右傾鬥爭影響，錯誤估計革命形勢，於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對於中國革命形勢、性質和任務等問題提出一整套“左”傾錯誤主張，要求全國各地準備馬上起義。不久定出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和各級行動委員會。這種“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稱為“立三路線”，曾使革命事業遭到重大損失。9月24日，瞿秋白、周恩來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結束了它在黨中央的統治。李很快認識並檢查錯誤，全會改選中央政治局，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0年底，李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接受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並作自我檢查。李態度誠懇，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的讚許。

1932年—1935年

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5年，任蘇聯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並主編《救國時報》，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作出了貢獻。7月，出席共產國際“七大”。

1938年

2月23日，因“日特嫌疑”被蘇聯內務部逮捕。

1939年

11月4日，無罪釋放，仍被共產國際停止黨籍，便在莫斯科外國文學文籍出版局中文部擔任校對，為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作了大量工作。同時翻譯文學作品《考驗》、《俄羅斯人物》等書。李立三多次申請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均遭蘇聯內務部拒絕。中共“七大”選舉李立三為中央委員。

1946年

元月，離蘇回國，任軍調部東北3人組成員、首席代表，在哈爾濱同中國國民黨談判，同美蔣反動派發動內戰陰謀作針鋒相對的鬥爭。李立三化名李敏然與中國國民黨將領鄭洞國、廖耀湘談判。美國情報機關在報上一捅，中共談判代表就是當年赫赫有名的李立三，於是鄭洞國、廖耀湘以同鄉的名義會見李立三。次年5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敵工部、城工部部長等職，爭取滇軍六十軍起義，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東北根據地的開闢、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8年

8月1日，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1949年2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深刻檢討自己的歷史錯誤。李任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作組織準備工作。

1949年

10月後，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央人民防空委員會秘書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勞動部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央政策討論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在組織全國工人階級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回醴陵視察，並與中共醴陵縣委座談經濟建設工作。

1956年

9月23日，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發言，對過去的錯誤進行了“總清算”，誠懇坦率解剖自己，進行自我批評，受到全會好評，併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8年

率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部分幹部下工廠調查研究，召開部分省市工交部長會議，提出幹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領導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管理工業的思想，據此撰寫社論在《人民日報》發表。后毛澤東將其主要內容歸納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定為鞍鋼憲法，為促進中國工業體制的民主化和科學管理作出重要貢獻。

1960年

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1967年

6月22日去世。

李立三家是書香門第，曾祖父、祖父、父親都是秀才出身，李立三有個哥哥，四歲能背唐詩，由於才高命薄，不到五歲便夭折了，李立三1899年出生，當地秀才都來李昌圭家賀喜，請老秀才給李立三取正名叫李鳳生，小名狗妹仔。後來李立三回憶錄中寫道，我的父母怕我夭折，取我小名不但改變了性別，還把我叫做畜生。1906年七歲的李立三開始發奮讀書。父親李昌圭給他由李鳳生改名叫李隆郅。1921年冬到湖南湘區委員會，安排去安源搞工人運動，毛澤東給他改名為李能至。到1925年在上海閘北區去選舉，在路上鄧中夏提議李立三同志的名字複雜，換一個簡單的名字便於選舉，於是改名李立三。1930年李立三犯路線錯誤，黨中央決定他到蘇聯，要李立三改名，第五次改為亞歷山大拉賓。

1922年，他從法國留學回來，被毛澤東派到安源煤礦，後來毛澤東因他的名字太難叫，建議他改名，改成“能至”。後來，他到上海搞工運。一次，他與鄧中夏同去參加工會選舉。路上，鄧中夏抱怨“李能至”這個名字太文了，將他名字改為“立三”。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誕生在湖南省醴陵縣城郊的秀才李昌圭家。因逢他家的一株百齡鳳尾盛開，故他的第一個乳名叫鳳生。上私塾時，李昌圭按祠堂的字輩，將鳳生改名為隆郅。1919年，李隆郅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李隆郅回國，他找到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向他彙報了自己的認識和參加革命的決心，當即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派李隆郅到安源開闢工人運動。行前，分部主任毛澤東對他說：“你的名字難認又難寫，建議你改一改。”李隆郅到安源后，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能至。1923年4月，李能至調離安源后，到武漢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5年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了“五卅”運動。為了便於工作，他曾改名李誠，常用名還是李隆郅。

他之所以改名李立三，和鄧中夏有很大關係。據他在自傳中說：“我原叫李隆郅，這名字工人不容易認識。1924年11月左右，我與中夏同志去吳淞，在火車上，中夏又說我的名字不好寫，改一個吧！改什麼呢？剛好看見三個人立在火車門口，中夏就說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後我的名字就改為李立三。”從此，李立三就成了他的名字，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原來的名字了。

李立三同志一生開過三次追悼會。第一次追悼會是在法國召開的。1922年5月，法國勤工儉學支部有一小報報導了一個消息，朋友李隆郅在萍鄉搞勞務運動，因刺殺越行鐵未成被攔腰斬斷，於是在法國的勤工儉學負責人，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為李舉行追悼會。追悼會開過不久，從中國又傳出消息李立三在安源搞工人運動正搞得紅紅火火，組織俱樂部辦消費合作社等等。在法國的中國負責人得到消息後為之一笑。

第二次追悼會（八一南昌起義后），1927年8月7日李立三擔任保衛處長。部隊快離開南昌，李立三突然得到情況，發現敵情。李立三來不及請示，馬上派兵出擊，自己親自出發，結果與敵人接了一下火，敵人便逃跑了。當時時間很晚，走錯了方向，在外面一夜。起義總部得到情況，又是急行軍。李立三頭天未回來，被認為是犧牲了，結果部隊決定開個追悼會。會議剛剛開始，李立三他們回來了。李立三笑著說給我開追悼會還要幾十年。

第三次追悼會是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堂舉行，參加追悼會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胡耀邦、鄧小平、彭真、王震等，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詞，悼念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優秀共產黨員、中國工人運動領袖李立三（其實李立三同志1967年就去世了，由於四人幫的迫害致死，找不到骨灰，只有一副眼鏡放在骨灰盒內）。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潛的軍隊中擔任師部文書時，就曾經從事過破譯電碼的工作，並懂得編製密電碼。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了加強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江西省的中央蘇區的秘密通訊聯絡，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決定由張沈川、李強負責，在上海滬西極司非西路 (今萬航渡路）福康里9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安裝發報機建立地下無線電台。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鮮為人知的業績，那就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敵人破壞后的恢復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套無線電收發報機於1929年初冬由李強在上海研製成功，建立起共產黨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負責報務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設立了第二個秘密無線電台，1930 年1月上海與香港開始通訊。1930年10月，在蘇聯學成的一批無線電台工作人員相繼回國，同在上海培訓的報務員一起，先後被派往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在天津也設立了分台。這些電台，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也加強了中央對各蘇區工作的指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當時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李立三在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創辦了中共中央機關的第一所幼兒園——也就是後來被譽為“紅色搖籃”的上海大同幼稚園。

1927年後，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遺孤或革命者的後代流離失所，生活極其悲慘。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為了保護和撫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的烈士遺孤和革命後代，黨中央通過各種渠道千方百計尋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後代，經中共中央與蘇聯共產黨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和當時黨中央領導人的子女，為中國革命培養一批接班人。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決定：在上海創辦一所幼兒園，撫育好烈士遺孤和一些在上海的黨的領導人的子女。

李立三結過四次婚，一九一六年李立三才17歲，父親為了拴住李立三，給李立三娶了一個老婆，叫張氏，生了一個男孩叫李人俊。張氏生了小孩以後得了一個病，不久便離開人世。1921年冬。李立三從法國回來，由廣州到上海的火車上結識李一純，二人情投意合，結為夫妻。一九二四年生了一個男孩叫李人紀，1925年離開了李立三。1926年李立三在上海地下黨工作與黨內李崇善同志結婚，生了三個女孩，1930年到蘇聯學習，由於叛徒出賣，李崇善同志被捕，不久便犧牲了。到1936年李立三與蘇聯大學生李莎（俄羅斯人，她的原名叫莉莎·基什金娜）結婚。

李莎，俄羅斯人，她的原名叫莉莎·基什金娜，李立三的夫人。基什金娜是在莫斯科一位朋友家中初識李立三的。那時她是書報學校的畢業生，年僅19歲，正在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1936年，基什金娜已經考入莫斯科師範學院法語專業，芳齡22歲。當年，基什金娜決定嫁給李立三。兩人舉行了簡樸而洋溢著喜氣的婚禮。

1999年11月16日，在紀念李立三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尉健行指出：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國工人運動聯繫在一起的，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他在長期的白區工作和國外工作中，英勇奮戰，探索革命真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努力鑽研黨的方針政策，朝氣蓬勃，努力工作，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顧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誣陷迫害，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公正地為許多同志的歷史作證，堅決抵制對黨的老幹部進行迫害，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我們要學習他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對敵鬥爭堅決勇敢、不畏艱險的革命精神；學習他服從真理，謙虛誠懇，勇於自我批評，注意吸取歷史經驗的高尚品質；學習他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為人坦率的優良作風。